特稿／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利茨專訪：為什麼美國資本主義運轉不靈了？

駐巴黎記者帕特里克專稿／美國經濟模式“被串通作業、混□利益以及缺乏透明度給蠶食了；變成了一種幫會資本主義，一種串通勾結的資本主義”。至於國際金融機構，“抨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決定，就等於反對美國財政部，也就是反對靠否決權實際領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美國國家財政機構。”誰敢質疑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擁有的獨家否決權？“誰公開提出這種質疑，誰就等於引火燒身，就會引發與華盛頓的一場重大外交危機。誰願意去冒這個險呢？”法國《新觀察家》周刊最新一期刊登了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前白宮經濟顧問、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約瑟夫．史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專訪，談以美國經濟模式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為何突然運轉不靈。史蒂格利茨自90年代中期以來多次公開揭露大企業和國際金融機構的內幕，其經濟學觀點屢遭拒絕，而其新近出版的《大幻滅》一書更被視認為一部嚴厲批評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專著。《新觀察家》周刊在該專訪的按語裡寫道：“當一個諾貝爾獎得主拍案而起，應該聽一聽！”。下面是史蒂格利茨專訪全文：(

新觀察家（以下簡稱N.O.）：安隆（Anron）、世通（WorldCom）、安信（Anderson）……為什麼美國資本主義運轉不靈了？(

史蒂格利茨（以下簡稱史）：因為它被串通作業、混□利益以及缺少透明度給蠶食了；變成了一種幫會資本主義，一種串通勾結的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狂熱支持者們相信市場可以自動調節的“無形之手”理論。可是現在大家都看見了，這種自動調節完全是一個神話。經濟界太不透明了，太複雜了。要想讓資本主義保持高效和“廉潔”，須由國家制定一些規則並予以嚴格執行。1906年，美國作家辛克萊（Upton Sinclair）發表一部叫做《屠場》的長篇小說，書中描繪了芝加哥肉食加工過程極不衛生的駭人聽聞的情況。這部小說引起很大轟動，導致整個美國罐頭食品一時間銷量劇跌。您知道當時肉品加工行業是怎樣反應的嗎？他們要求聯邦政府給他們制定嚴格的衛生標準。在他們看來，這是讓美國人恢復信心、重新購買牛肉罐頭的唯一辦法。今天的情況也是如此：為了讓持股人放心，國家應該頒布新的規則，當然不是新的衛生條例，而是會計條例，尤其是有關企業股票的條例。在我看來，企業股票問題是最近金融風波迭起的主要原因。(

N.O.：您在擔任克林頓總統的經濟顧問時，就已建議過推行類似改革……(

史：是的，當時我就說過，企業股票不列入企業正式賬目是不對的。這筆錢雖然不出現在資產賬目里，但它畢竟是有來源的：它來自股東們的荷包！而且，某些受惠於企業股票的企業管理人並以不發展本企業為第一要務，而僅僅是想方設法怎樣讓本企業的股票在股市升值（這樣做固然是必要的，但也是非常人為的），而他們的目的說穿了就是為了增加個人的資本。當時，華爾街的銀行家正得勢，加上我們美國財政部的壓力，那場戰役我打輸了。

N.O.：那麼目前這場金融危機，您認為會嚴重到危及整個體制的地步嗎？

史：不，我不這樣認為。我們市場經濟的基礎很牢固。只不過它需要一個更有約束效力的法律框架。 N.O.：總的來說，您認為某些大企業扮演了損害公民的角色嗎？

史：是的，尤其在這些大企業插手政治決策程序的時候。這種情況很多國家都有，包括我們美國在內，美國的某些公司藉助提供兢選資金向華盛頓施加過份的影響。此外，這種危險也來自小部分渴望權力的商人對電視的控制。譬如俄羅斯的情況就是如此，幾個控制了電視的財閥在1996年成功促成葉利欽再次當選。在許多私有化倉促胡來的前共產黨國家，視聽權力集中落到幾個人的手裡，在我看來是這些年輕的民主國家面對的最嚴峻的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此負有部分責任，因為是它強迫前東歐集團實施這種著名的“休克療法”，結果是導致某幾個人暴富，大部分人則一無所有。

N.O.：在您剛剛出版的那本很有趣的新作（指史蒂格利茨的新書《大幻滅》）里，您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其高級職員描繪了一幅可怕的肖像，並把他們稱為“這些自由主義的布爾什維克們”。您指責他們被意識形態蒙住了眼睛，參與製造了第三世界很多國家的混亂和悲劇。您是什麼時候發現這種狂熱主義的？

史：那是1997年3月，也就是我到了世界銀行之後一個月吧。我當時被任命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師。我的第一個任務是去埃塞俄比亞，在那裡我第一次領教了國際貨幣經濟組織人員的工作方式。

N.O.：在此之前您不是已經知道外界對他們的批評了嗎？

史：當然，我知道有人指責他們強迫實施過份的財政撙節措施，但在詳察他們的工作方式之前，我想他們開出這種強瀉方子必有一定理由。但是在埃塞俄比亞現場，我吃驚地發現，除了意識形態之外，沒有任何理由。埃塞俄比亞雖然是個很窮的國家，但它的宏觀經濟管理卻堪稱典範：幾乎沒有通貨膨脹，經濟持續增長。可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些官僚們的眼裡，在那些市場布爾什維克們的眼裡，這麼傑出的成績還不足以向埃塞俄比亞提供援助！而這個災難重重的國家，剛剛從可怕的內戰走出來，剛剛結束了血腥的暴政，它是多麼需要開放它的基金融市場啊！可他們卻說，不行，必須經過那一關！你們知道嗎，埃塞俄比亞的全部銀行系統加起來還不如美國的一個小城市，當時緊迫的事情是讓這個國家的金融體系自由化！經過艱苦而漫長的戰役，我和世界銀行的同僚終於迫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些人後退了一步。只此一遭，下不違例。後來出現了亞洲金融風暴，我又看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些極端分子捍衛一些沒有道理的立場，但這次還是他們嬴了。(

N.O.：事情的經過是怎樣的呢？(

史：1997年底，一切跡象都顯示東南亞將陷入經濟蕭條，必須採取擴張型（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的稅收政策來設法阻止這一勢頭。但他們根本聽不進去。在他們看來，只有強瀉型財政撙節措施能夠挽救這樣的局面，尤其是確保（東南亞國家）按期償還外債。在我們之間，我很快就注意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些人縈繞腦際的主要想法就是這個，因為他們首先要捍衛的是國際私人大銀行的利益。1997年12月，在吉隆坡召開的G7和亞洲主要國家財長會議上，我直截了當地跟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大老闆康德蘇斯（Michel Camdessus，法國人）說了我的看法，我把我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些建議的不好看法都說了。他反駁說，要讓一個民族在經濟上重新站起來，必須先讓它“喘口氣”。於是我問道：“為什麼要強迫別人接受這種痛苦，既然沒有這必要，而且也違反生產力？”我當時還補充說：“你們的措施不可避免要導向暴亂，而暴亂永遠都是反生產力的。”康德蘇斯冷冷地回答：“如果我們發現錯了，我們會撤回。”我於是問：“什麼時候？要過多少年？到那時就晚了。有些痛苦是沒法補救的：等到一個孩子餓到不成樣子，或者離開了學校，那大錯就已經鑄成；等到一個企業破產，不是一兩天就可以重新把它扶起來。”說實話，這種冷漠，這種無力把握經濟問題中的社會和人性方面的姿態，令我非常難過。再說，您也許注意到了，國際貨幣經濟組織的指數中只有外匯儲備或通貨膨脹率，從來沒有貧困者數字……我輸了這場戰役，東南亞尤其印尼也經歷了眾所周知的悲劇處境；而那些西方的大銀行得到了還債，至少部分得到償還。至於我本人，我決定辭去世界銀行的職務，以便能夠公開表達我的意見，批評國際金融機構的失誤。

N.O.：聽您說話，就好像聽一個反全球化活動家在說話……

史：您錯了！我認為全球化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契機……如果是由民主的國際機構來引導，而且是在大家都執行的遊戲規則框架之內。話雖這麼說，反全球化大眾運動，如人們在熱那亞或西雅圖所看到的那樣，在讓人意識到問題的視野內，還是扮演了一個完全積極的角色。當然羅，反全球化活動人士中有一些極端主義者和貿易保護主義者，這類人我是加以譴責和反對的。但大部分人還是善意的，他們知道全球化按現在這個方式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可能持久的。

N.O.：您是說“民主的”國際機構嗎？

史：是的。現在是時候了，美國應該明白國際金融機構並不是“美國的東西”，國際金融機構的決策應由各方，包括發展中國家，來共同討論，不應該在華盛頓第十九街的辦公室里秘密裁決。

N.O.：對您批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政治家又是怎麼想的呢？ 史：很多人私下振奮，尤其是社會民主黨人。他們認為我完全有道理，認為應該改變規則。但是在國際會議上，他們還是不敢挑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N.O.：這種膽小心態這麼解釋？

史：抨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決定，就等於反對美國財政部，也就是反對靠否決權實際領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美國國家財政機構。有哪一個歐洲政治家願意與美國財政部較勁呢？

N.O.：所以不會有人去質疑這種只有美國獨家擁有的否決權？

史：有人想過……但只是私下裡想一想而已。因為公開提出來，就等於引火燒身，會引發與華盛頓的一場重大外交危機。誰又願意去冒這個險呢。（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