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體系、中美關係和中國的戰略考量

作者 鄭永年

　　20世紀如年代初冷戰結束以來，中美關係已經走過了從"倒退"到"穩定"，再從"穩定"到"倒退"的循壞。這就是所謂的"中美關係壞不到哪裡去，也好不到哪裡去"主流說法的來源。但必須清醒地看到，每次"倒退"都是美國方面採取新的進攻性政策動議或政策的結果。"穩定"並不是說兩國之間找到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而只是把衝突暫時壓制或者往後拖。　

　　中國應當怎麼辦?等待主義不是上策。冷戰結束已十多年，現在也應當是嚴肅反思中美關係、中國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的時候了。中國要進行戰略調整，就不能象從前那樣光對美國的中國政策作被動的反應，或者說是擺脫眼前的危機達到兩國關係的穩定化。這樣的反應都會是救火式的，不會導向宏觀戰略的形成。戰略的形成要跳出對具體事件的反應，要從更具根本性的問題人手。而正確認識中美關係的本質是進行戰略調整的關鍵。本文是筆者對目前中國的國際環境和中美關係的一些思考，希望為關懷中國的國際關係的人們提供一種參考。限於篇幅，本文省略了大量的文獻引述和對一些理論的繁瑣的論述。　

　　一．世界體系和美國新戰略　

　　1．世界體系的擴張性和國際關係的本質　

　　現代國際關係的本質是什麼?簡單地說，主權國家間的利益的不可調和性，由不可調和到衝突甚至戰爭，這就是現代國際關係形成以來的規律性現象。儘管隨着時代的變遷，會有新因素的產生來調和國家利益或者遏制衝突，如國家問的相互依賴性和經濟的世界一體化。但所有這些新生因素並不足以改變現代國際關係的衝突本質。　

　　決定這一本質的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形成現代國家關係的經濟基礎是資本主義，輔助於資本主義的則是現代形式的民族國家。從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到現代新馬克思主義如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學派的國際關係學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我們展示了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這兩種制度因素對於現代國際體系形成的獨一無二的作用。　

　　無論是資本主義和現代民族國家，都起源於西歐，然後再擴展到世界的各個角落。資本主義先於民族國家而生，民族國家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了資本主義區域市場乃至全球市場形成和擴張的需要。資本主義本身包含有巨大的擴張動力。但在其擴張過程中，資本經常在國內市場上遇到地方化的政治權力(如封建權力)的阻礙，在國際市場上則遇到他國政權的阻礙。如何克服這樣那樣的阻力，民族國家的作用就在這裡顯現出來。國家的本質就是權力，用民族國家的權力應付資本主義擴張過程的權力阻力就成為了現代國際衝突的主軸。可以說，資本主義構成了現代世界體系的主動力，但沒有民族國家，現代世界體系就不會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形成。基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上的現代民族國家或者基於現代民族國家之上的資本主義體系具有無限的擴張力。自由派經濟學家認為，資本主義本身的擴張是和平的，因為每一國家都可或多或少地從國際經濟交往中獲得利益，問題就出在民族國家的干預。但經驗證明，這至多是一種理想的理論假設。資本主義和現代民族國家在本質上是同一件事，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在早期，當資本主義的擴張遇到障礙時，民族國家從一開始就或者輔助資本的擴張，或者直接參與擴張。而對後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國家本身就推動本國資本的向外擴張。有學者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就認為，後發展中國家所經歷到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實際上只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國內民族主義在海外的表達。　

　　2．民主的擴張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不僅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在擴張，民族國家本身也在擴張，那就是民主的擴張和輸出。迄今為止，大多數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國家形式，儘管民主政治的擴張仍然落後於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擴張。但從長遠來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逃避資本主義和民主的擴張。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動用國家的權力從資本主義的鏈條上掙脫出來，建立了不同於西方國家的獨一無二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但現在這些國家都已經無一倖免地納入了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國家體系中去了。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的擴張已經引出了所謂的"第三次浪潮"理論。有人甚至樂觀地宣稱"歷史的終結"，相信資本主義式的民主必然是世界最後的一種政治形式。"　

　　人們強調資本的擴張性的時候，往往忽視了民主的擴張性。實際上，不了解民主的擴張性，就很難理解當代世界體系的形成。根據美國學者亨廷頓的研究，民主化至今已經經歷了三次浪潮。第一次發生在1828-1926年間，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阿根廷等國和英國的諸多海外殖民地獲得了民主的政治形式。之後在1922-42年間，這些國家中發生了民主的第一次回潮，包括意大利、德國和阿根廷。民主的第二次浪潮時間較短，發生在1943-62年間，西德、意大利、日本、印度和以色列等國獲得了民主的形式，但在1958-75年間，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國發生民主的回潮。最近一次也就是民主的第三次浪潮發生在1974年以後，這次浪潮中，很多國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及其拉丁美洲、亞洲、非洲和東歐的許多國家獲得了民主的國家形式。從下表中可以看到，權威政體從1975年的68.7％下降到1995年的26.2％，在同一時期內，民主政體從23.8％上升到47.6％，部分民主的政體從7.5％上升到26.2％。　

　　那麼，為什麼民主會象資本那樣具有向外擴張性呢?這裡有幾個主要的動力源。第一是來自"供給"方面的動力。如果說政治力量輔助資本的輸出，那麼也可以說政治力量的組織形式也是隨着資本而輸出。這在帝國主義和殖民地時期表現得最為明顯。歐洲、美國和日本等殖民國都對被殖民的國家的政治形式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實際上，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民主政體特別是後發展中國家的民主都是西歐美國殖民者輸出的結果。"在殖民地時代結束以後，民主國家特別是歐美國家就通過其它種種方式來輸出民主政體形式。儘管輸出的途徑不同，但目的是一樣的，即要用民主這種特定的政治組織形式來保護資本國在海外的經濟利益。西方國家決策者相信在民主國家之間不發生衝突或者少衝突就是這種目的在意識形態上的表達。美國等西方國家不知疲倦地在中國建立"法治"也是基於保護其在華的經濟利益。　

　　但是對"供給"方面的動力不能過於誇張，否則就會走向極端的思維方式，認為民主政治的擴張是西方世界的另一類殖民主義。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夠擴張有更重要的"需求"方面的動力。法國學者貝蒂(Benrand Badie)在這一點上有個較為中肯的說法。他把政治方面的全球化定義為政治秩序的西方化，認為西方輸出國的權力和霸權不能解釋其政體之所以能夠輸出到其它國家，他認為，"西方政治模式的傳播和全球化是因為-主要是因為-它們被進口。西方模式被追求和內化，因為它們滿足了進口者的戰略需求，是基於動力和回報、期望和展望之上的個人選擇的結果"。"對很多後發展中國家來說，民主不僅是他們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也是迄今為止人類發展出來的治理社會的較好模式。在後殖民時代，很多後發展中國家反對西方霸權，但並不反對西方國家留下來的民主形式，這是有其統治和理想方面的考量的。在今天，民主政體已經成了很多後發展中國衡量一個國家現代性的最重要的一個政治指標。儘管民主政治的消極方面也在不斷暴露，但這些國家仍楔而不舍地追求民主政治，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民主作為理想的內在動力。　

　　民主的"需求"方面的動力最重要的莫過於資本主義式經濟和民主之間的因果關係了。為什麼民主和資產階級的發展分不開?我們可以從邏輯和經驗根據兩方面來看這個問題。從邏輯上說，資本主義是一種建立在私有財產制度上的經濟制度，它是對國家權力的一種最根本的制約。資本主義產生出一種和"公共領域"分離開來的社會經濟上的"私人領域"。這種"公""私"領域的分離是民主作為一種有限政府形式最重要的原初條件。　

　　再者，資本主義導致富裕，而財富有助於緩解統治精英和大眾之間的矛盾和緊張。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及其所創造出來的財富為現代福利國家打下了基礎，福利國家反過來緩和工業化資本主義的階級衝突。財富也緩和了精英之間的衝突。政治遊戲中的失敗者可以轉向尋求經濟社會方面的成功，這樣，就不會把所有賭注都放在政治遊戲中。就是說，參加政治遊戲並非是一個人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徑。政治遊戲因此不是一種零和遊戲或者你死我活的遊戲。在這樣的情況下，失敗者就不太可能去做那些對政治穩定不利的事情，例如組織示威、暴動和參加地下反政府活動等等。就是說，財富為政治家們的活動提供了一個界限，防止他們超過這個界限，超過這一界限就會對現存制度的運作和生存產生破壞性的影響。　

　　 從經驗上說，民主政治的發展實際上是多種權力之間的制約。先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對政治權力的制約。資產階級的興起與民主政治的產生和發展密不可分。新崛起的資產階級成功地馴服了君主專制國家。君主專制國家的統治原則是基於出身背景之上的政治等級。資產階級認為這種政府形式不"自然"，所以要由基於財富之上的統治原則而取代之，因為財富比出身更為"自然"一些。　

　　但是，光強調經濟權力對政治權力的制約是遠遠不夠的，不足以理解當代民主政治的運作。還有另一類重要的制約就是人民的"人數"權力對政治和經濟權力的制約。早期資產階級是爭取民主政治的主力，但後來普通人民的力量也不可忽視。資產階級只是為資產者本身爭取到了民主，資產者不會自動地把民主權力送給普通人民。資產階級的統治生產出了一個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最終用組織的力量和資產階級分享政治權力，建立了代議制度。如果沒有工人階級的參與政權，資產階級的政體就會是一個"右派"專制政權。如果資產者的權力基礎是經濟，那麼工人階級權力的基礎就是人數。實際上，代議制度的本質就是根據人數來統治。不僅工人階級在建立現代大眾民主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方世界後來的民權運動也是現代民主政治的一部分。應當指出的是，根據人數來統治不僅因為是普通人民對民主的爭取，而且也是因為基於人數的統治符合統治者的利益。如同專制的政治權力，資產者經濟力量也是毫無節制的。人民的"人數"是制約資產者經濟力量最有效、最重要的力量。在現代社會，所有的民主都是精英統治，即使在最民主的國家，人民也不能直接統治自己。但人民人數的力量對統治者是有很大的制約力量的。在很大程度上說，現代民主政治是三種力量之間的平衡和制約，即統治者的政治權力、資產者的經濟權力和人民的人數權力。只有在這三種權力之間保持相對的平衡，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才能達到穩定。　

　　民主和經濟之間的關係，對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而言就是民主的政體必須隨着資本在海外的擴張而擴張，但對後發展中國家而言，問題就變成了：在接受和容納西方資本的同時能夠拒絕用來保護和節制資本的民主政體嗎?對這個問題沒有絕對的答案。這不僅是因為資本的經濟權力到了後發展中國家以後，其對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而且後發展中國家的統治者經常動用政權的力量來抵制民主的傳播。但是，正如"第三次民主浪潮"所顯示的，總的趨勢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推動民主政治的產生。可以說，資本不能沒有民主而生存，不能沒有民主而得到節制。　

　　資本主義和民主政體的擴張既造就了全球化，也製造出了國家內部及其國家間的糾紛、衝突，甚至戰爭。在早期，馬克思批評他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的擴張充滿着血腥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因為福利國家形式的出現，在先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這種血腥味大大減少，但當資本主義傳播到後發展中國家時，馬克思所描述的世界一如既往。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仍然是世界衝突的主要根源。再者，即使人們相信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但民主的擴張是個充滿暴力的過程。　

　　3．世界體系和美國的國際戰略　

　　在十八、十九世紀，英國扮演了資本主義和民主政體擴張的主要領導者，自美國進人世界體系以來，就替代了英國，一直是推動世界體系形成的一個主力。資本的本性就是擴張，美國一直在領導國際資本的全球性擴張。這種擴張主要是因為美國及其資本主義世界從中獲得的巨大經濟利益。同樣，美國也在領導着民主政體的擴張。儘管美國在民主政體的擴張方面付出了極高的代價，但美國認為，這是必要的代價，通過民主擴張可以保護和輔助其經濟利益的擴張。　

　　今天的中國就處於這樣一種國際環境。中國外在的挑戰首先並不是美國，而是現代資本主義和民主政體合二為一的世界體系。這個體系所具有的無限擴張力正在毫不留情地把世界上各個不同類型的經濟體和政治體吸納進去，變成其內在的部分。而美國剛好處於這個體系的中心，是這個體系擴張的領導者。或者說，美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霸權。　

　　美國在世界體系中的霸權位置決定了美國的國際戰略，那就是用霸權的方式去領導這個世界體系。美國這樣做，其背後是存在着巨大的動力的。首先，對更大的國際權力的追求迫使美國這樣做。資本的唯一目的是獲得更多的資本，權力的唯一目的就是更大的權力。沒有任何理由去相信美國已經滿足了其追求國際權力的欲望。第二，維持這樣一個霸權地位給美國帶來無限的政治、經濟、安全等各個方面的利益。美國人領導世界，到處有它的力量。但是要認識到，美國人並沒有做仁慈的世界警察，它這樣做只不過是為了保護其在海外的經濟利益。經濟利益走到哪裡，政治軍事力量就跟到哪裡。第三，在這一霸權狀態下受益的很多國家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推動美國這樣去做。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體系是非常等級化的，各方面的利益的分配是極端不平等的，一些國家獲得很大的利益，一些國家獲得較少的利益，而另外一些國家則根本就沒有任何利益可言。這也就是今天的世界富者越富，窮者愈窮的原因。富者要繼續保持或者追求更多的富裕，強者要繼續保持或者追求更強大。要維持既得利益，這些國家就要努力維持這個世界體系，或者使得這個體系更等級化。而美國則當仁不讓地被這些既得利益者推為領導。　

　　4．美國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的中國認知　

　　要保持霸權地位，領導世界體系，美國就要防止任何形式的挑戰者的出現。冷戰結束以後，這個潛在的和現實的挑戰者就是中國。前蘇聯一經解體，美國沒有花很多時間就找到了一個替代品，即中國。遏制中國也就成了美國的國際目標。但美國到底對中國實行怎樣的一種遏制呢?什麼樣的方法更有效呢?這就取決於美國對中國的認知(perceptions)，意識形態就開始發揮其作用。不管美國的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者在這些問題上有多大的分歧，但遏制中國、防止中國成為挑戰者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共識。九十年代初，美國和西方就有很多人主張用圍堵蘇聯的辦法來制約中國，乘勝追擊，取得自由民主的全面勝利，讓歷史終結。克林頓總統最初幾年的對華政策就是這種情緒的反映。但中國畢竟不是蘇聯。中國經歷了八十年代的改革，其經濟體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也開始很快地和西方世界體系整合。較之蘇聯，中美關係無疑是互惠互利取向的。經過多年的調整，克林頓政府終於確立了對華的"接觸"政策。確立了以經濟擴張為中心的全權策略，取代了冷戰時期的軍事擴張。克林頓的選擇多少和他的自由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價值相關。但這一戰略並不是說美國可以不關心中國的民主人權等問題了，而是說通過把中國整合到世界體系裡面，更能有效地在中國實現西方價值。　

　　美國的自由主義想象了一個理想的國際政治格局。民主、和平、平等共存、相互依賴等等主導着美國理想主義者國際關係的話語(discourse)。表現在中美關繫上，理想主義相信中美兩國之間的國家利益存在着很大的調和空間，兩者之間的合作與和平是可能的。所以，理想主義者強調中國經濟的自由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強調自由和民主是中美兩國合作和和平的基礎。克林頓政府相信，中國和世界經濟體系的整合必然導致中國政治的深刻變化，最終導向一個民主的政治體系。應當指出的是，克林頓所謂的自由主義對華政策並沒有妨礙其對美國利益的現實追求。例如，在克林頓期間美國政府賣給台灣的武器並不比美國歷任政府少。　

　　在中美關繫上，美國理想主義越來越被認為是面臨着破產的命運。儘管中國政府在人權等政治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遠遠沒有滿足美國理想主義者的期望。"六四"事件是對美國理想主義的第一個打擊。鄧小平南巡後，理想主義又得到恢復。但在美國人看來，中國政府近年來不僅沒能改善人權，在民主政治的方向上有所作為，反而變本加厲，情況有惡化的趨勢。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理想主義者在中美關係上的聲音漸弱，在國內很難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一部分理想主義者甚至開始轉向現實，認為要對中國施加外在的壓力，迫使其政治發生變化。　

　　小布什一上台就改變了克林頓時代的局面。他信仰的是冷戰時期的現實主義。現實主義的核心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任何外交政策的起點就是美國利益，而非其它任何因素。如果說克林頓的自由主義是在各國的相互依賴性關係中來考量美國的國家利益，再從這種國家利益出發來考量和他國的關係，那麼可以說小布什是從直接從冷戰繼承下來的較為抽象的國家利益的觀念出發來考量美國和他國的關係的。這種思維方式的不同使得小布什政府較之克林頓政府更為自私自利。這種思維的形象表達就是，"我是美國"，"美國就是世界"。意識形態的變化已經充分表現在布什政府的實際決策中。不管外界包括美國傳統的盟友的反應如何，布什政府一直在強調全國導彈防禦系統。這樣的做法雖然引起了美國盟友的不高興和中、俄等國的強烈反對，但美國還是繼續根據自已的意願行事。　

　　在對華政策上，"戰略競爭"的概念已經成為了布什政府制定對華政策的理論起點。克林頓政府的對華政策有點"求同存異"的味道，就是說強調兩國利益的共同性，用發展共同性來減小或者遏制差異性。布什的現實主義反其道而行之，新政府的中美關係的邏輯是：中美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與其說是用"合作"來掩蓋"衝突"，倒不如承認衝突，在"衝突"的基礎上來追求儘可能的"合作"，這樣做較之理想主義更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現實主義者從來就沒有對中國抱任何幻想。從尼克松時代與中國的戰略性合作到現在布什的新冷戰主義，美國的邏輯是一樣的，是對其國家利益的赤露露的考量，只不過是不同國際格局之下的不同表現罷了。不管誰當總統，都改變不了美國資本主義及其民主政體的擴張性質。所不同的是，以怎樣的方式來擴張。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說，較之克林頓，布什更接近於國際關係的真理。　

　　但這並不是說，中美兩國之間一場美蘇冷戰式的新冷戰甚至公開衝突成為不可避免。中國畢竟和前蘇聯不同。布什政府對這一點是清楚的。如果布什政府要發動一場新的冷戰，這場新冷戰也是有限度的。這裡所說的限度指的就是今天和當年美蘇冷戰的不同的時代背景。新背景有兩個特點，即美國的霸權地位和經濟的全球化。美蘇冷戰時，天下一分為二，美國只得到半邊天。在蘇聯的範圍內，美國很難發揮其影響力。而現在則不同，美國要的是領導整個體系。美國絕對不會容許中國再象當年的蘇聯那樣組織一個自己的勢力範圍。相反，美國人要求中國繼續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體系，成為其勢力掌控之下的順從者。　

　　再者，和蘇聯不同，中國的經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並且越來越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一個動力。不管國內外的情況如何，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起飛，市場經濟制度本身就包含着一種巨大的發展動力。這種情況使得美國對中國的任何形式的孤立政策都將不那麼有效。用經濟整合來制約中國，這一點布什和克林頓時期並沒有多大的區別。只不過是對布什來說，自由貿易必須達致中國的政治變遷，否則的話，中國就會成為美國的挑戰者。這些形成了布什時代美國對華新戰略的背景或者說是美國組織新冷戰時所必須考量到的因素。　

　　5．美國對華關係的內部張力　

　　中美之間幾乎在兩國關係的所有方面都存在着潛在的衝突，包括硬力量(hard power)方面的地緣政治、資源和市場到軟力量(soft power)方面的意識形態、文明和文化價值等等。這方面的研究已經很多，這裡不再重複。這裡要討論的主要是這些潛在的衝突會怎樣通過美國國內的各種制度途徑而表達出來。美國國內導致中美衝突的內在制度動力主要包括美國對中國在美國國際戰略棋盤中的角色的認知、意識形態的差異、美國內政的性質等等。首先，在美國的戰略棋盤中，中國仍然會扮演過去蘇聯所扮演過的角色，即成為美國的對手。實際上，隨着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國家力量不可避免地會增強。儘管中國在總體上還是貧窮，不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但和美國在經濟政治方面的競爭性也在逐漸提高。在中國還是很貧窮的時候，中美兩國的國家利益存在着很多可以調和的地方。但當中國富裕起來以後，兩國國家利益的不可調和性就增加。退一步言，即使中國實際上不是美國的競爭對手，美國也要把中國塑造成這樣一個對手。自九十年代初以來，中國被一次又一次地塑造成"國際威脅"。中國是否是"敵人"，不僅僅取決於現實，也取決於人們的概念，而概念是可以構建出來的。　

　　其次，中美兩國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和美國國內的政治因素更會強化上述概念的現實性。中國現在成了世界共產主義的"最後堡壘"，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或者說在美國人的心目中是這樣。自九十年代以來，在美國的多次民意調查中，越來越多的普通美國人認為，中國正在變成美國的主要對手或者潛在的敵人。敵視中國的人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政權沒有可能接受西方的價值，而同情中國的人則相信，中國總會有一天會變成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國家。只要中國的共產主義存在一天，美國就不會停止認為中國是其潛在敵人。　

　　這樣的民意進而為美國政治提供了資源。無論是在兩黨政治中，還是在議會政治中，中國已經也必然繼續會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焦點。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表明美國政治話語中政治和經濟的分離。經濟問題沒有新的內容好談了，美國人的經濟槓桿的分量少了好些。但這並不是說中美兩國的經濟問題已經解決了。相反，經濟問題剛剛開始。美國拉中國加入世貿，中國努力加入，在這個過程中，兩國領導人強調的是利益方面的積極因素，但一旦中國加人世貿，潛在的經濟衝突無疑會浮上檯面。一旦衝突成為現實，也就為美國的政治提供了塑造中國是"敵人"的資源。當經濟槓桿不夠有分量的時候，政治外交方面的手段成為主要的了。民主、自由和人權必然再次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話語。　

　　考慮到中國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的反應及中國本身的成長，中美之間的衝突似乎更具有了現實性。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曾經表示，美國和中國之間存在着巨大的經濟利益，所以美國必須和中國交往，和中國合作，但是中國應當向美國認為是正確的方向前進。必須強調的是，美國要求中國的變化必須朝着美國人所希望的方向發展。如果是這樣，那麼將受到歡迎，否則美國就不會樂意。換句話說，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美國要求中國充當一個聽話的"順從者"，而不是一個不聽話且有能力挑戰美國的世界權力。自然，這種設想只是美國的一廂情願。中國是一個正在迅速順起中的大國，不可能完全聽從於美國的安排。更為重要的是，和美國一樣，中國也是一個具有自己的道德標準和理想的國家。　

　　現實的利益和道德理想的雙重衝突使得中國很難受美國的擺布。而美國最恐懼的也就是這一點。美國可以容忍中國的經濟發展，因為這對美國是有利的，但美國不想看到中國發展對其所產生的挑戰。自鄧小平以來，中國一直不想太出頭露面，在外交政策上採取低姿態，在很多重大的國際問題上和美國實際上也是保持相當一致的，只是當美國的行為直接危害到中國利益時，中國才作出並非過分的反應。但即使是這樣，美國人也對中國憂心仲仲，擔心中國的發展正在使得中國成為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力量。美國感覺到，如果不從現在開始圍堵中國的崛起，將來來自中國的危險就會變得難以遏制。美國的遏制就會導向中國的反遏制。一旦兩國進入這種遏制和反遏制的惡性互動，新冷戰就走上了不歸路。　

　　6．美國經濟政治雙贏戰略的第三條道路　

　　在正在形成的新冷戰中，美國的對華政策的目標有三：1)繼續和中國交往以獲取經濟利益；2)擴張西方政治價值；3)要圍堵中國對美國的可能的和潛在的或脅。首先，美國是不會放棄在華經濟利益的。高經濟增長，眾多的人口，新生富裕階層，中產階級，這些使得中國成為任何一位資產者都嚮往的市場。作為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必然在資產者爭搶中國市場中扮演頭號先鋒的角色。小布什儘管反對克林頓政府的中國政策，但並不反對競爭中國的經濟利益。作為商業階級代表的共和黨，在這方面會比克林頓政府更加努力。很多人相信，小布什政府的這種經濟考量會軟化其對華政策，就是說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會制約美國政府在和中國的關係上對軍事政治方法的訴求。這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但不能強調過分。中國本身的經濟已經高度依賴於國際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在美國對中國採取非經濟手段時，中國很難象從前那樣不顧經濟利益來反擊美國。經濟上的高度依賴性對中國本身也是一種很大的制約。　

　　美國人也不會放棄在中國擴張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及其制度表現形式。按照克林頓政府的理想計劃，通過把中國整合進世界經濟體系的方式，美國可以更加有效地把民主等價值傳播到中國。這是克林頓政府論證其對華經濟戰略的正確性和合理性的最有效的話語。小布什無疑在這方面更進一步。這也就是美國政府所謂的中國應當順從"正確"的發展方向。美國人希望隨着中國經濟和世界的整合來帶動民主化，但顯然是過於理想主義的。中國不會按照美國人的意圖而進行政治民主化。如果是這樣，美國人對中國政治的情感方面就會突顯出來。反映在議會政治上，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會把重點轉向人權民主等政治問題。

　　既不要孤立和放棄中國，又要中國服從美國的領導；既要中國的經濟開放而從中國獲得利益，又要防止中國的崛起而挑戰美國。這需要小布什政府走一條與克林頓時代不同的路線。實際上，改變克林頓政府的以經濟交往為主的中國政策已經成了布什新政府的當務之急。美國已經開始全面反思克林頓時代的對華政策。簡單地說，對小布什政府來說，舊式的"圍堵戰略"不太現實，而克林頓的"接觸戰略"又太理想。結果就是所謂的"第三條道路"(third way)的出台。　

　　 "第三條道路"就是一種介於"圍堵"和"接觸"之間的戰略，或者說是"圍堵性接觸"(congagement)。這種理論提出後，經美國一些戰略研究機構的研究和論證，已經比較系統化，也為小布什政府所接受。這種理論的大致內容是：在努力推動中國和世界經濟體系的整合的同時不放棄使用政治甚至軍事的方法來遏制中國，避免中國對美國構成任何形式的威脅。　

　　在圍牆中國的"威脅"方面，美國新政府主要集中在兩大方面，即發展自己的力量和結盟。美國要保持其霸主及其領導世界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發展自己的力量，因為一旦美國國內的各個方面的發生衰落，其地位必然受到消極的影響。美國會繼續努力保持其在高科技方面的領先地位，用高科技來促進經濟和軍事的發展。在有關國家安全方面，美國會進行諸如建立國家導彈防禦系統等項目。　

　　結盟正在成為美國遏制中國的重要手段。結盟至少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指鞏固原有的聯盟，二是指建立新的同盟。結盟對美國的意義重大。第一，當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不再僅僅是美國的御用工具時，美國就要考量另外的手段來擴張其影響。自卷人世界事務以來，美國一直在組織國際秩序方面起着一個重要的角色，許多國際組織是在美國直接的參與和領導下產生的。同時這些國際組織也一直是美國用來擴張其影響力的重要工具。但是，這種情況也在發生變化。漸漸地，美國發現這些國際組織內部的"異見"聲音越來越多，用這些組織來達到自己的目標並不象以往那樣得心應手了。儘管美國還不會放棄利用這些國際組織來擴展本身的影響力，但是在一些很關鍵的問題上，美國很顯然地向同盟政策傾斜，即通過和美國的盟友合作而非聯合國來達到其目標。　

　　第二，結盟是美國讓其盟國分擔新冷戰所需要費用的重要手段。聯盟對其受惠者來說就是一種公共物品　(public good)，要維持這種公共物品需要大量的費用，但正是因為公共物品，各成員國都不願意提供應當所分享的費用，而只想得到更多的服務和利益。對聯盟盟主的美國來說，能否維持這種聯盟，不僅取決於其是否有能力不斷提供費用來支持公共物品，而且在於其是否有能力讓其成員國來分擔維持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費用。在分派費用方面，美國迄今為止還是相當成功的。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亞洲，美國都是讓其盟國分擔着維持美國影響力的費用。如果美國要開始新冷戰，結盟還會得到加強。　

　　第三，結盟可以起到直接圍堵中國的目標。美國的做法是想和中國周邊所有的重要國家結盟(至少是改善關係)，並且考慮把軍事重點從世界的其它地區特別是歐洲轉移到亞太地區。這種新同盟一旦形成，中國勢必成為美國的掌上之物。在冷戰結束後，美國已經確定了影響亞太地區安全的四個主要熱點，即台灣海峽、朝鮮半島、南中國海和南亞。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是直接的中國問題，而其它兩個熱點也直接和中國有關。要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保證該地區的和平和穩定，就要解決中國問題，這是美國各方面的共識。　

　　那麼，如何聯合亞洲其它國家來圍堵中國呢?這裡有幾層意思。首先當然是和美國傳統的亞洲盟國，主要是日本、南韓、菲律賓和澳大利亞。小布什已經表示要重新評估和日本的關係，強化和日本的關係。第二層是美國和台灣的關係。鑑於中國的重要性，美國不會一邊倒向台灣，就是說不會為了台灣而犧牲和中國的利益。但同樣，美國也不會對中國同情多少。美國的最好政策是保持台灣海峽的現狀。只要台灣保持現在這樣的事實上的獨立，美國就達到了制衡中國的目標。第三層就是聯合中國周邊其它國家，如外蒙古和印度等來制約中國。實際上，對這兩個國家的關係，美國在近年來已經花費了不少的精力。小布什上台以來，美國這方面的努力在得到加強。　

　　二．中國應對策略中的幾個問題　

　　如何響應世界體系和美國的挑戰?對中國來說是個極其重要的和艱難的課題。應當指出，中國政府對中美關係的現狀作冷靜的觀察並不是沒有理性。美國新政府似乎做好了和中國進行新冷戰的準備，但在很多方面部是遠離現實。中國沒有必要對美國的任何動作作立刻的反應。但這絕對不是說中國不應當就其國際戰略做什麼。現在正是反思中國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的時候了。中國必須建立自己的戰略，必須獲得一種遠視(vision)。　

　　鄧小平以國內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際戰略為中國贏得了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有力地推動了國內的現代化建設。沒有鄧小平的這種具有遠見的戰略，中國不可能取得象今天那樣的建設成果。但在這種戰略下，中國長期以來實行低姿態的外交政策，其外交越來越充當一種可以稱之為"救火隊"的角色。在大多數場合，都是中國政府調整外交來迎合他國的需要。並且隨着時間的推移，對具體問題的反應替代了對長遠外交戰略的追求。而缺乏一個與時俱進的總體外交戰略，對具體外交問題的處理往往不得要領，失去方向。這種情況的繼續只能使得中國在國際社會處於一個越來越被動的地位，中國不僅很難得到中國應當得到的國際空間，更嚴重的是，其本身的發展會受到強有力的遏制。中國應當、能夠制定什麼樣的國際戰略不是筆者力所能及的，這裡只就一些中國無論如何也迴避不了的問題進行一些討論。　

　　1．中國和世界體系問題　

　　在中國制定國際戰略時，中國首先要處理的問題是和世界體系的關係問題。中國面臨的不是應當接受這個體系還是拒絕這個體系。在這方面中國的選擇可說是極其有限，除了接受這個體系外，中國別無他途。中國所有的選擇就是在接受的前提下考量如何接受及其它的問題。　

　　自改革開放以來，和世界體系的整合是中國領導人一貫的政策。中國領導人主動接受這個體系，並且推動國家和這個體系的整合。這樣做使得中國在以往很長一段時間內從和世界體系的整合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和世界上其它拒絕這個體系的國家相比，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說明了"拒絕"和"接受"之間的巨大差異。中國不僅已經或者即將加入所有重要的國際經濟組織，而且也加入了所有主要的政治、社會和軍事組織。中國甚至已經簽署了歷來非常敏感的聯合國的兩個人權公約，即《經濟文化權利公約》和《政治權利公約》。其中《經濟文化權利公約》已經經全國人大批准而生效。　

　　但是，中國進入這個體系不是只有利益而無代價。在中國努力進入這個體系的過程中，這個體系的現存領導者美國和西方紛紛向中國漫天要價。這就引出了中國各方面對中國要不要加入這個體系的疑問。不過，我們要問的是：因為美國是這個體系的霸權式領導者，我們就要拒絕這個體系嗎?中國能夠拒絕這個體系嗎?且不說拒絕這個體系所帶來的經濟代價，中國要這樣做面臨着巨大的和非常現實的困難。這個體系的領導者美國不會容許中國這樣做。不管人們喜歡與否，美國這樣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履行這個體系的"使命"。美國不這樣做，另一個國家也會這樣做。在蘇東共產主義解體之後，作為唯一霸權的美國是絕對不會讓中國這樣一個共產主義的和擁有可以威脅其安全的核武器的大國獨立於這個體系之外的。美國的目標是在體系內遏制中國，防止中國挑戰美國，對其霸主地位構成威脅。　

　　退一步言，即使美國容許，中國也沒有條件來退出這個體系。中國有過去深刻的歷史教訓。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既不滿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體系，也不滿於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體系，而是想通過輸出中國式共產主義革命的方法來建立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准世界體系。建立這個體系的努力的代價是極其巨大的，且它所留下來的陰影到現在也沒有完全消失。毛澤東建立自己體系的實踐和鄧小平和世界體系整合的實踐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不同的實踐傳達給我們這樣的一個信息，即只有進入這個體系，然後再努力往這個體系等級的高處爬，這是中國能夠臍身於世界強國之林的唯一的途徑。 中國也不可能象前蘇聯那樣組織屬於自己的國際空間。中國沒有足夠的經濟技術實力和美國搞美蘇冷戰那樣的新冷戰。美國或許希望中國能夠象前蘇聯那樣，通過無限的軍事建設和擴張，最終走向經濟的衰退。實際上，這是美蘇冷戰結束後，一部分美國人的設想，而鄧小平的遠見沒有使中國走上這條充滿危險的路線。除了有限的經濟和技術資源以外，在"軟權力"方面更不能和美國相比。"軟權力"指的是意識形態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要組織以自己為中心的國際空間，軟權力在很多方面比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力量更重要。沒有軟權力，就很難在國際社會產生共識和認同，就不會有任何凝聚力。不管我們是否喜歡美國式的價值觀，美國也是今天世界軟權力的中心。現實地說，我們要讓國際社會接受我們的價值觀可能還需要很大的努力。　

　　不管怎麼說，中國既不能退出這個世界體系，但也不能完全無條件地接受它，中國理性的選擇是"表達"。就是說，中國接受這個體系，但要改革這個體系，讓這個體系更能符合中國的利益。這樣做，既可以避免和美國進行美蘇冷戰式的新冷戰，又可以在體系內和美國進行或者是合作，或者是對抗。進入體系並不是說中美之間就不會有衝突了，即使中國成為了美國所希望的民主自由國家，中美之間的衝突還會存在。只要存在着國家，衝突就會不可避免。中國進入體系的主要目標一方面是避免被孤立的危險，另一方面是為了擴大自己的陣地，結成體制內的"統一戰線"而抗衡美國。一個顯見的事實是，在體制之外，中國很難利用美國和歐盟、日本等其它國家之間的矛盾，而進入體制後，中國的能動的餘地會比現在大得多。　

　　問題是中國如何表達自己的"聲音"?從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案例上，我們已經看到，儘管中國的經濟力量迅速崛起並對世界經濟體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因為身在體制之外，中國很難對國際體系發揮很大的影響力。中國所能運用的策略是有選擇地接受，或者說，在總體接受的基礎上，拒絕一些明顯對中國國家利益不利或者中國目前不具有條件接受的規則。總體說來，經濟接受多於政治接受。隨着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及其本身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經濟上和世界的整合已經是不可扭轉。中國政府不僅接受了世界體系的價值和規則，而且早已經開始調整和改造中國的經濟制度以適應世界體系。在政治上，儘管中國接受了聯合國兩個權力公約，但在制度建設層面還是流離於世界體系之外。這在人權和民主相關的問題上表現得很明顯。在政治方面，中國並不能對世界體系全盤照收，但這並不是說中國不需要調整自身的政治統治體系。調整統治體系的需要並不在外來的壓力，而是內部需求。很顯然，如何調整統治制度使其和新興市場經濟制度相適應乃是中國所面臨的挑戰。　

　　2．經濟優先、政治組織和國際空間問題　

　　中國的國際戰略只有考量到了接受世界體系這個條件，才和中國領導人一貫以來的經濟優先戰略並行不悖。中國如果要繼續發展國際空間，在國際社會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主要還是取決於國內的經濟發展。經濟的發展也直接會影響到中美關係或者中國和其它大國的關係。經濟力量為中國贏得了國際影響力，沒有一個大國會看重一個經濟蕭條的中國。再者，不僅中國能否最終成為世界強國取決於持續的經濟發展，許多國內問題的解決也取決於此。如果經濟發展出了問題，許多內部問題和潛在的矛盾就會浮現出來，對內部秩序產生消極的影響，從而影響中國的外部影響力。　

　　但是，應清楚地意識到，經濟發展並不自然地給中國帶來國際影響力和國際空間。中國的國際戰略要以經濟為中心，這並不是說只要經濟發展了，中國就會成為世界強國了。前面所討論的資本主義加民族國家在西方力量的擴展過程中的作用無非是想說明單一的經濟因素不足以爭取中國的國際空間。當我們說經濟的發展擴展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的時候，指的是由經濟因素所產生的自然的影響力。這種自然的影響力缺乏國家的發展目標，從而對外在世界產生消極的影響。經濟的發展要由政治來保護，經濟的擴展要由政治來組織。　

　　提出這個問題已經具有了現實性。中國的資本和美國的資本並不會有本質上的區別，中國市場經濟的擴展性最終並不會比美國的遜色多少。當中國大力吸收外國資本的同時，中國本身的資本也在加快流向海外。只要哪裡有利可圖，資本就會流向哪裡，這是不變的真理。中國能怎樣保護我們的海外的利益呢?這個問題的尖銳性會隨着中國國內經濟的深度發展和資本的外流越來越突出。　

　　外界的概念是，隨着中國的崛起，中國一定會在世界舞台上有所作為。再者，中國經濟力量的外部影響也已經在客觀上向中國政府提出了做什麼的要求。但是中國政府並沒有做什麼，一向都採取低姿態的政策。這使得外在世界不知道中國要做什麼。於是，就有各種"中國威脅論"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和重複。　

　　如何在經濟力量發展的基礎上使用政治組織的手段，一方面防止外在的威脅，另一方面來發展中國的國際空間?中國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難。首先是力量組合方面的困難。一個大國在國際上的力量的包括硬力量諸如軍事、技術和經濟力量，也包括軟力量如意識形態和大多數國家認可的價值觀等。中國在這些方面的力量組合的不足是顯見的。中國如果一方面不能創造出可以讓國際社會認同的價值觀，另一方面又拒絕接受國際社會認同的價值觀，那麼，在軟力量建設方面會變得極其困難，其國際影響力也會受到諸多制約。現在，很多國家只是把中國認同為一個可以獲得巨大經濟利益的市場。這種認同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方面的認同不是可以同日而言的。　

　　其次是力量組織方面的困難。美國等西方大國非常清楚國際力量是需要組織的，也懂得如何組織其海外力量。美國人經常在鑑定和其國家利益相關的國家和地區，積極從事合作、聯盟的事宜。但中國在如何組織國際力量方面顯然是很貧窮的。例如在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這對遭受危機影響的亞洲國家無疑是重要的。當時很多亞洲國家都認為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也希望今後中國至少在地區事務上起更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國不知道把已有的影響力加入組織化和制度化。結果是讓其它國家特別是美國占據了本應當屬於中國的國際空間。　

　　再次是現代國際關係思維方面的不足。基本上，中國人還是受中國傳統國際關係的道德優先思維的影響，對現代國際關係權力政治既不屑一顧也不加以重視。這本身並沒有什麼錯，但當所有其它國家都順從權力政治的時候，中國就很有可能淪為自己傳統的受害者。現代國際體系的形成是各主權國家競爭國際空間的結果。中國顯然沒有這個概念。當其它國家競爭國際空間的時候，中國時常把應當屬於自己的東西謙讓給他人，企圖從中得到道德上的回報。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當其得到中國"謙讓"出來的國際空間以後，非但不會回報中國，反而用此來懲罰中國。又舉國際或者區域組織來說，中國很少採取動議。當一個國際或者區域組織成立之時，中國往往首先採取抱怨的態度或者反對。但是一段時間以後，中國最終還不得不接受這一組織，甚至加入這一組織。這些行為表面上呈現為中國的戰略考量，實際上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反映。　

　　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中國在國際政治中的經驗不足，可以說，中國現在是首次以一個大國的身份進入國際體系。在數千年的歷史中，中國曾經有輝煌的時期。但近現代國際關係完全不同於中國占主導地位時期的情況。當中國在近代開始和這個體系打交道的時候，遇到的是西方列強的侵略和羞辱。在上一個世紀裡，中國政治人物所關心的主要是防衛國家。中國相對的獨立於世界體系的現實也不需要我們去考量體系內部的事情。但現在則不同了。中國已經發現自己不僅在急劇地進入這個體系，而且要開始處理這個體系內的紛繁的事務了。但是我們還沒有經驗。如何處理經濟發展和國際空間的關係問題，如何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用政治組織的力量發展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並把此種影響力制度化，已經成為了中國在制定國家戰略過程中不可迴避的問題。

　　3．聯盟和國際統一戰線問題　

　　和組織國際空間相關的另外一個問題是聯盟問題。當美國人用聯盟的方式來圍堵所謂的"中國威脅"的時候，中國怎麼辦?儘管還很難說，美國的結盟政策最後是否會達到美國人設想的目標，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不能這樣坐以待斃。要避免這一結局，中國對聯盟問題應當有新的考量。　

　　中國的結盟的前提是接受現存世界體系。這一點很重要。體系之外的結盟是危險的，要麼導致美蘇冷戰那樣的新冷戰，要麼導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大東亞共榮圈"那樣的敵視性的聯盟。中國如果要保持和平的建設環境，要在維持世界和平方面發揮作用，這些都是必須努力避免的。而體制內的聯盟則是包容性的。更確切地說，是一種區域性或國際性的"統一戰線"，來防衛美國對中國的遏制，追求一個更公平的國際秩序。　

　　在國際層面，中國不可能象前蘇聯那樣到處建立自己的力量。中國所能做的就是和世界上儘可能多的國家維持或發展良好的關係，結盟很少可能成為現實。現實地說，中國的力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區域性的。中國既無擴張的野心，也就無需把手伸得那樣長。中國國際戰略的起點應當是亞洲。中國如果在亞洲就被美國所圍堵，其未來的發展和國際影響力就是成問題的了。　

　　多年來，中國致力於發展和周邊國家的關係，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績。但這可能還不夠。進一步的發展逃避不了體系內的聯盟和統一戰線。中國的經濟力量對亞洲國家的影響已經大大超越了國內很多人所能想象的程度。這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後變得非常明顯，很多國家希望中國能夠在亞洲至少在經濟領域扮演一個更為積極的角色。換句話說，中國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實力在亞洲國家有所作為。中國如果要打破美國的圍堵中國聯盟，就要重新考量自己在亞洲的角色。如果被動等待，讓美國人享受本來中國應當享受的，那麼最終受害的還是中國自己。　

　　4．國際關係和國內秩序問題　

　　對國際關係來說，最重要的國內秩序莫過於經濟秩序和政治秩序了。經濟為先。中國已經確立了市場經濟發展目標。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一種巨大動力。但是，市場經濟本身對國家力量的影響力是非常複雜的。如果要市場經濟對國家力量，特別是國際關係中的國家力量有積極正面的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就變得重要起來。這對後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從這方面來說，我們有必要檢討以往的國家經濟發展戰略。　

　　中國的經濟發展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是通過一種可以稱之為"民生經濟"的發展模式取得的。這種模式有幾個主要的特點。第一，發展經濟的主要的目標是解脫人民的貧窮，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加強國家本身的力量是次要地位的。第二，經濟增長是通過急進的分權達到的，即國家把重要的經濟決策權下放給各級地方政府、企業和個人，給於他們充分的自主權來發展經濟。第三，國家在一些重要的基礎研究或者工業部門不再象以前那樣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轉向投資於國際採購和技術引進。　

　　這種民生經濟發展模式取得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成績，但也產生了諸多問題。國家能力的衰落自九十年代以來一直是人們熱衷於討論的話題。因為國家能力的減弱，不僅使有效的收入再分配變得不可能，更重要的是不能組織有效的產業政策。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央政府努力調整經濟制度，增加中央的權力，但收效並不很顯著。要扭轉實際上的分權趨勢非常困難。可以想見的是，沒有一種調和"民生經濟"和意在提高國家本身能力的產業政策，中國的經濟秩序很難在國家力量的外部投射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一些外國專家對中國國家組織經濟生活能力的不足情況已經表示了擔憂。誠然，中國必須避免象美蘇冷戰時期蘇聯式的軍事經濟，但另一方面也應該考量在提高民生和國防力量的同時也能保護海外經濟利益的經濟發展戰略。　

　　在政治秩序方面，恐怕除了接受體系，沒有其它更為有效的選擇。當中國的經濟進入全球體系的時候，其政治必然要受到這個體系的影響。當經濟因素市場化的時候，政治體系方面的調整就成為必要。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民主因素的產生，但另一方面也只有民主這一政體形式才能有效地統治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治社會。接受民主的世界體系並不是說中國一定要全盤接受美國西方式的民主。中國已經走上了一條中國式市場經濟的道路，在政治上也會這樣。接受體系意味着中國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的挑戰。　

　　在全球化的狀態下，不僅內部經濟的發展具有國際影響力，內部的政治變遷也是如此。中國政治改革的問題不僅僅是我們的內政，在一定程度上也正在成為一個國際問題。正如經濟上我們要考量外部影響一樣，在政治改革問題上，我們也必須考量到外部因素。當中國的政治發展走向很不明朗的時候，外部世界對中國的擔憂成為必然。　

　　在民主政治道路上，中國已經邁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各個方面的民主實驗正在進行。可以說，中國式的民主政治形式正在試驗過程之中。但是，民主政治的發展僅僅是中國政治秩序建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政治秩序的建設過程是包括發展民主政治在內的一個更為廣泛也更為深刻的政治轉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有可能發展一種既包含了民主政治所包含的一般價值，又發展了中國本身的價值的政治制度。這樣做，是非常有利於中國"軟權力"方面的發展的。一種非西方式中國民主政治可望成為發揮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政治秩序基礎。

原載"戰略與管理" 上網日期 2002年07月15日 --------------------------------------------------------------------------------Copyright©2000 csdn618.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 中社網信息產業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