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已經或者很快會融入西方？

　　鄭羽

　　●決定俄羅斯是否能夠西方化的關鍵因素並不在於政治經濟制度和意識形態，也不在於宗教文明的差異，而在於俄羅斯國際角色的自我定位和國家安全的一些基本理念

　　●在當今的國際政治體系中能否融入西方，首先遇到的問題是是否願意承認美國的單極領導地位，在國際政治權利的體系中甘於作一個次要的和輔助性的角色。俄羅斯民族一直沒有放棄稱雄意識和自我中心的民族價值認同

　　●俄羅斯具有一個較為獨特的安全概念，即本國的國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在周邊地區是否存在着安全緩衝帶或對本國友好的國家

　　近一年以來，俄羅斯一系列迎合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的實際舉措和政策取向，消除了科索沃事件以來俄羅斯與西方在一系列問題上的僵持狀態，大幅度地改善了俄美關係，以至於關於“俄羅斯實際上已經成為美國的盟友”，“俄羅斯已經或很快會完全融入西方”的觀點甚為流行。筆者認為，在判定俄羅斯是否已經融入西方或者在討論俄羅斯能否很快融入西方的問題時，需要明確界定“融入西方”這一概念的內涵。

　　“融入西方”不等於“西方化”

　　所謂“融入西方”與“西方化”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從西方化的角度來說，蘇聯解體之前，謀求獨立的俄羅斯已經放棄了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經過獨立後十餘年來的體制轉軌，俄羅斯在政治、經濟制度和主流意識形態方面，已經基本實現了西方化。至於融入西方，本人認為這是一個更大和更寬泛的概念，它除了涵蓋上述西方化的內容外，還應該包括在國際行為上，也就是對外政策上對西方一邊倒，在一系列全球和地區事務的重大問題上以西方集團的政策為自己的政策，至少是處於沒有原則性分歧的狀態。如果在這一意義上使用融入西方的概念，本人認為，俄羅斯不僅現在沒有融入西方，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也不可能融入西方。

　　從獨立後十餘年的歷程來看，俄羅斯政府在政治和經濟制度轉軌的基本取向上一直以西方化為目標，但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特別是作為這種關係標誌的俄美關係卻一直處於動盪狀態，甚至在科索沃事件之後的一段時間內處於真正的冷和平狀態。看來，決定俄羅斯是否能夠西方化的關鍵因素並不在於政治經濟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西方化，也不在於所謂的東正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差異，因為，很顯然，日本的大和文明和土耳其（1952年加入北約）的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有着更大的差異，而這兩個國家卻早已不折不扣地融入了西方。本文試圖從俄羅斯國際角色的自我定位和國家安全的一些基本理念來分析俄羅斯能否融入西方的問題，這一定位和若干基本理念與俄羅斯的傳統外交文化有着深刻的內在聯繫。

　　不會放棄在國際政治權利體系中的自我定位

　　在當今的國際政治體系中能否融入西方，首先遇到的問題是是否願意承認美國的單極領導地位，在國際政治權利的體系中甘於作一個次要的和輔助性的角色，而對於俄羅斯民族來說，稱雄世界和領導世界的國際定位曾經存在於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社會體制之下，即使是在蘇聯解體後國力急劇衰落的時期，俄羅斯也沒有放棄建立多極世界的政策主張。

　　俄羅斯民族領導世界的思想源遠流長。早在15世紀80年代，也就是莫斯科大公國剛剛擺脫了蒙古韃靼人的統治，獲得獨立之時和東羅馬帝國滅亡不久，俄羅斯東正教中的知識精英即開始宣揚莫斯科大公國是第三羅馬帝國的思想：“兩個羅馬帝國都滅亡了，而這第三個卻巍然屹立，而且再也沒有第四個來臨”，莫斯科大公被認為是“全世界基督徒唯一的沙皇”。（赫克：《俄國革命前後的宗教》）沙皇這一稱號不僅為後來的統治者所接受，而且，這種以第三羅馬帝國自居所表現出來的大一統思想和救世思想成為俄羅斯東正教思想的主脈之一，在後來的幾百年中培育了俄羅斯民族的稱雄意識和自我中心的民族價值認同。

　　隨着在對外擴張中版圖的不斷擴大和國家實力的增強，19世紀初期的俄羅斯已超越了彼得一世和葉卡捷林娜二世時期向西歐學習的階段。在拿破崙1812年入侵俄羅斯失敗後，1815年建立起來的“維也納體系”和“神聖同盟”奠定了此後40年俄羅斯在整個歐洲的霸主地位，同時也進一步滋養了俄羅斯民族及其領導人稱雄世界的民族心理。

　　1919年到1943年存在的第三國際，不僅將十月革命的思想傳遍了全世界，而且也使這一思想的承載者———俄羅斯民族在實現世界大同的過程中的領導地位和中心地位在全世界得到了廣泛的認同，1945年衛國戰爭的勝利則進一步增強了俄羅斯民族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戰後幾十年蘇聯取得的經濟成就，特別是軍事技術進步，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作為另一個超級大國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歷史，進一步鞏固了俄羅斯民族不肯甘居人後和俯首稱臣的外交傳統文化和民族心理，構成了歷史久遠的稱雄世界的本民族國際定位的當代傳承，並且深刻影響了獨立後俄羅斯外交的戰略選擇。

　　俄羅斯獨立後，經過了短暫的對西方一邊倒的時期（1992—1994），開始提出以“恢復大國地位”為核心的新的外交政策構想。1999年下半年，美國卡內基基金會莫斯科辦事處組織撰寫的《世紀之交的俄美關係》長篇報告指出，俄羅斯的職業外交官大多數贊同多極世界的觀點，主張應該同其他大國合作，反對建立單極世界，保持俄羅斯的大國地位，為未來俄羅斯恢復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作準備。

　　“9·11”事件後，出於改善對美關係的考慮，俄羅斯的官方輿論大為淡化了關於多極世界的提法，但實質上並沒有放棄這一基本理念。例如，2002年5月15日在莫斯科召開的上海合作組織國防部長會議發表的宣言，重申了“建立多極世界”的主張。2002年5月30日，普京總統在聖彼得堡會見來訪的人民日報社社長時強調，俄中兩國的戰略協作對在“冷戰”結束之後建立新型的多極化國際秩序作出了巨大貢獻。

　　建立環繞本國周邊地區的安全帶

　　在俄羅斯民族國家對外交往的歷史中，形成了一個較為獨特的安全概念，即本國的國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在周邊地區是否存在着安全緩衝帶或對本國友好的國家。

　　美國一位歷史學家在談到這一思想的來源時指出：“既然莫斯科國沒有防禦的天然疆界使它能夠得到合理的安全，既然莫斯科國同它的鄰國有不能和解的緊張狀態，那麼，它在為政治生存而鬥爭的少數選擇中，就選定了在它和它的敵人之間保持儘量大的距離。”（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羅斯帝國主義》）尋找天然疆界以抵禦外部進襲的安全理念，是歷代沙皇瘋狂對外領土擴張的重要動機之一。這種安全理念在近現代民族國家基本形成，國家疆界基本固定的條件下，進一步演化為在鄰國扶植對本國友好的政府和建立安全帶的思想。

　　十月革命勝利之初，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認為蘇俄政權面臨的安全形勢“最主要特徵是孤立無援”，指望喚起和推動世界革命以確保本國安全。斯大林執政時，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蘇聯乘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之機，迅速出兵波蘭，然後又相繼出兵羅馬尼亞、波羅的海三國和芬蘭，建立了圍繞整個西部邊界的安全帶。根據這一安全理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先後在東歐建立了共產黨情報局和華沙條約組織。

　　俄羅斯獨立後反對北約東擴的一系列方案的核心思想，是在歐安組織的框架下，由俄羅斯和北約共同維護中東歐地區的穩定，使該地區成為屏蔽北約勢力的緩衝帶。因而，甚至在2002年5月14日建立俄羅斯—北約“20國機制”的會議上，俄羅斯外長仍然表示反對北約東擴。俄羅斯仍將北約視為潛在的安全威脅。

　　對等裁軍和對等安全的核安全觀

　　俄羅斯聯邦從蘇聯時期繼承下來的核安全理念，雖然與上述兩個方面相比具有較短的歷史，但它更明顯和具體地體現了其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防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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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蘇美兩國開始進行的核裁軍談判歷史，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1979年以前是限制核軍備的階段，其後是實際裁減的階段。1972年和1979年的兩個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和1972年的《反導條約》所體現的安全原則是核軍備平衡、核技術平衡和以此為基礎的核恐怖平衡，1991年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所強調的是對等裁軍和對等安全。葉利欽在1993年匆忙簽署的第二階段條約部分地背離了這一原則，因而受到了國家杜馬的長期抵制，表明了俄羅斯決策層對上述核安全理念的繼承。2002年5月末俄羅斯同意簽署新核約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可以不再執行必須拆除全部分導多彈頭導彈的第二階段條約，而這是美國籌建中的NMD系統最忌憚的武器。

　　俄羅斯的知識精英和領導人在目前不時提及1240—1480年在韃靼人統治下莫斯科大公國如何養精蓄銳和19世紀50年代其外交大臣哥爾恰科夫韜光養晦的政策主張，恐怕不能認為其意圖在於融入西方。俄羅斯關於本國的國際角色的定位和若干基本安全理念與西方的矛盾和對西方的防範，不僅是其融入西方的現實障礙，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難以改變。

　　在重新成為舉足輕重的大國過程中，俄羅斯有足夠的人口和地理幅員，足夠的資源潛力、技術潛力和智力潛力。▲

　　《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