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中國不斷有“崛起”、“躍進”乃至 “盛世”之說，而 “一衣帶水”之隔的日本----離我們最近、唯一被視為“崛起大國”的東方國家，卻似乎與我們的心態不盡相同。上個世紀70年代初，正是日本戰後崛起、第一次超過所有西歐列強、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之時，日本舉國卻並無“崛起”之類的議論。相反，更多人在談論《日本沉沒》。這是一部日本作家小松左京的科幻小說。小說上冊共售出204萬本，下冊售出了181萬本，作者由此獲利1.2億日元。而由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則獲得約40億日元的票房收入，觀眾累計達 880萬人次，震動了東瀛列島。一時間，“日本沉沒”成了當時日本最走紅的話題。

三十多年過去，“彈指一揮間”。2006年日本經濟已連續5年保持增長，許多人都認為這是難得的佳績。但日本又重新拍攝《日本沉沒》，新版影片中電腦特技製作的地震和海嘯場面極具現場震撼力。7月15日起，該片在日本316家影院放映，上映3天即有90億票房收入，再次在社會上引起轟動。與《日本沉沒》同時代，還有小說《平成三十年》、《日本封印》等渲染日本危機的作品推出，呼喚人們的憂患意識。

日本這種憂患意識的渲染、灌輸由來已久。日本政府和社會各界經常向國民提出日本存在的危機，諸如列島沉沒論、資源匱乏論、生存危機論等，以激勵國民奮發圖強不甘落後的憂患意識。日本的憂患意識中存在不必要的過度抑鬱及排外情結，有的甚至成為日本當年走上戰爭道路的間接誘因，這當然是不可取的。但日本在“崛起”----經濟發展“又好又快”時，往往少見熱火朝天的宣傳陣仗和大張旗鼓的自我頌揚，反而是愈加冷靜、謹慎的自省與憂患。這無疑是值得我們借鑑的。可能這就是日本經濟不斷克服種種困難，在歷經“日元升值”、“泡沫破滅”、“平成蕭條”等之後，仍能保持自身優勢的原因之一。

近年來，日本媒體的保守化浪潮日盛，政治上的膨脹令人側目。但在面對日本經濟發展的報道及評論方面，卻大都仍保持着近乎苛責的態度，在新年社論等應該“鼓舞民心”的文告中，也是“警告”連連，不斷敲打着身經百戰的日本經濟。那些世界一流的日本大企業“老總”們的自謙，常使人忽略這其實是一個每年人均 GDP4萬美元的國度。當國際業界都看好日本經濟終於走出10年不景氣、冀望其在亞洲一展身手時，前豐田董事長奧田碩馬上潑了一盆冷水：“日本要當亞洲盟主？沒品格也沒力量啊！”“照現在這樣，日本一定會沉沒！”

其實，日本即使沉沒，也是猴年馬月的事。將這樣的“遠慮”作為“近憂”不斷營造自己民族的憂患意識，固然與日本經濟界本身的成熟有關，但作為國民整體，尤其與精英層的認知方式也是不無關係的。特別是在整個國家形勢較好、國民情緒偏熱時，日本精英層中總會有人發揮其“穩定閥”的平衡作用。

三種日本憂患意識

日本的憂患意識大致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來自生存環境的憂患意識。即通常所說的“國土狹小、環境惡劣、資源匱乏、災害橫行”等。這種憂患意識在日本無所不在。例如，日本總是舉國炒作能源緊張的話題，不少高收入的人卻在一滴水、一度電上精打細算。今年夏天酷熱，於是有人為了節電倡議空調不要低於28度，結果走到哪裡都是28度，有的地方乾脆將降溫的按鍵用膠紙貼住，不讓人動。其實日本幾乎從來不停電，用電也無限制。日本這種憂患意識不僅是客觀國情的“加工型”反映，而且是日本人認識、約束自我的思維方式的展現，是日本國民意識及價值觀的基石。日本許多為人敬重的優點及令人厭惡的缺點都是以此為基礎的。

第二種是來自社會壓力的憂患意識。例如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日前公布的“日本將來人口推測”報告顯示，到2055年，日本人口將減少至 8993萬人，其中老齡人口將達到40%， 是目前的2倍。對於倚重人力優勢的日本，這種壓力的沉重與深刻是可想而知的。

再如周邊各國對日本所構成的外在壓力：朝鮮的“核武”、韓國的“反日”，俄國的“四島”，中國的“崛起”，都使日本難以安眠。而美國駐軍日本已60年，別人似乎已經習以為常，但在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承受的綜合壓力，只有日本人自己感受最深。也可以說，在日本面對的所有外來壓力中，美國駐軍是造成悲情最嚴重且最應予以改變的，但它對於今天的日本又是帶來利益最多並最難改變的一項。處於這樣壓力下的日本人，與雖不夠發達，但國際地位一直穩步上升的中國人相比，憂患意識有很大不同。

第三種是來自文化傳統的憂患意識。日本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大量吸收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結合自身的國情形成特有的文化傳統。例如孔子“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孟子“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的教誨等，似乎就是針對日本而言，使日本人受益極多，非常推崇。這種文化理念與上述客觀依據相契合，使日本的憂患意識不僅具有應對災難等臨時性事件的功能，而且逐漸成為日本民族獨有的性格特徵；它不僅具有現實性品格，而且具有很強的理論性品格，因此具有一定的獨立性與穩定性，即使在環境好轉時也不會輕易丟棄。與許多雖有現實壓力但無文化傳統薰陶、“聽天由命”的民族，或雖有文化背景但少現實壓力、“坐吃山空”的民族是難以比擬的。

日本發展過程中的三大教訓

要充分理解日本的憂患意識，不僅要挖掘其現實及文化來源，而且更要探究日本近代化的坎坷歷程，這是最具日本特色的獨有因素。

百多年來，日本民族在實現近代化的過程中經歷了三次大教訓。第一次是自鴉片戰爭至明治維新前後，從西方列強靠實力打開中國大門，到美海軍將軍佩里闖入江戶 (現東京)附近的浦賀灣(黑船事件)，日本人看到強大的中國在列強攻擊下似乎不堪一擊，於是自己選擇了俯首稱臣、虛心就教的態度。列強入侵中國及日本的教訓，作為日本近代化的第一課，深深印刻在日本的民族性格之中----歷史教訓直接轉化為強烈的憂患意識及奮發圖強的作為。但是，隨着日本綜合國力的增強及對外擴張的得逞，日本終於走上了全面發動戰爭的道路。在此期間，日本國內一片“聖戰”“大捷”的喧囂，軍事獨裁的言論管制與媒體的過熱炒作，使日本國民情緒從當年的憂患迅速轉為膨脹，而且越是到後來戰事不利時，政府及媒體的宣傳越發燒，軍國主義的動員越狂熱。以至戰後至今，日本一直有人撰文反省戰時的各界精英缺少冷靜、客觀、自省的態度。大概正是這種不自量力的心態，使日本以全人類為敵，最終落得戰敗的可悲下場。二戰戰敗，就是日本民族接受的第二次歷史教訓，正是這次失敗，使日本從此離開了世界政治大國的行列。儘管日本的綜合國力特別是社會經濟的基礎要素並未遭到徹底摧毀，戰後又受到美國大力扶植，但日本民族在這次失敗中得到的懲罰及教訓，是日本人永遠不會忘記的。因此，二戰後的日本，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從零開始”，忍辱負重、埋頭苦幹，在戰後的廢墟上重新啟動了自己的國家建設，而且一直保持着這種憂患的心態。其間爆發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世界石油危機”等，都使日本更加強化了這種心態。

但隨着日本經濟持續高速成長，到了1980年代末，在日元急劇升值的背景下，日本經濟的泡沫開始膨脹，一些大公司開始在美國大肆收購包括洛克菲勒大廈在內的名貴地產，其勢似乎要把整個紐約和芝加哥都收入囊中，美國人驚呼“珍珠港事件又來了！”這次日本的“冒進”直接導致了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大公司相繼倒閉，銀行破產、股市、房地產暴跌，日本經濟從此進入長期的停滯和衰退期，即所謂“失去的十年”或“蕭條的十年”。----這就是日本民族接受的第三次歷史教訓，也是最近的一次挫折。而與此同時，和日本關係最密切的兩個大國----中國與美國，卻出現了少有的高速成長，使日本人的頭腦再次冷靜下來，憂患意識再一次得到強化。

日本在百年發展中經歷了諸多坎坷，但每次的失敗都被轉化為日本民族喚起憂患意識、凝聚國民精神的良機。日本近代歷史證明：每當頭腦發熱、不自量力、浮誇冒進時，整個民族就會碰釘子、摔跟頭、吃苦頭。每當實事求是，冷靜自省，埋頭苦幹時，這個民族就會有起色、有出路、有發展。日本近在我們身邊，是中國發展最好的一面鏡子。許多日本經歷過的，我們也以不同方式經歷過。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鄰人的經驗更需要引起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