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初，大國合作的步子加快，建立戰略信任與合作的力度大大加強，中、美、俄、歐四大力量之間在國際安全問題上保持合作，其中以美俄、俄歐和中俄的合作最明顯

　　●在未來10年大國關係調整過程中，最不確定的也許是中美關係，由於意識形態差異和台灣問題，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合作就不如美俄戰略合作那樣充實。但是，“9·11”事件為中美戰略合作與建立戰略信任提供了新的契機

　　●大國合作在未來10年左右的發展前景對於塑造21世紀的國際格局來說至關重要。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外交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近來，美俄關係出現大幅調整，美國的全球主導優勢進一步顯現，俄羅斯的“西進”戰略越來越清晰。世人都很關心，這一國際政治發展過程中的重大事件對21世紀國際格局的走向和中國的對外戰略會產生什麼影響。

　　實際上，美俄接近也不是近期才有的事情，而是俄羅斯長期“西進”和美歐逐漸接受俄羅斯這兩種戰略意識共同作用的結果。“9·11”事件和持續至今的“反恐戰爭”不僅凝聚了世界上所有大國在國際安全問題上合作的決心，更為重要的是加速了美俄戰略合作的進程，加速了國際格局的演變。“9·11”事件是判斷國際政治走向的分水嶺，而美俄關係的調整標誌着大國合作進入了新的階段。

　　美俄關係調整標誌大國處理相互關係的基調發生本質變化

　　“9·11”事件使大國間過去10年的戰略摸底過程趨向終結和明朗化，尤其在國際安全領域。在調整關係的過程中，大國之間的動機越來越明顯：大家都有意保持長期合作的局面。美俄關係調整標誌着世界上主要大國之間處理相互關係的主基調發生了本質變化。結合冷戰後大國合作的發展趨勢，我們可以發現，在新世紀初，大國合作的步子在加快，合作的內容在逐步深化，合作領域在不斷擴大，大國之間建立戰略信任與合作的力度大大加強。大國在處理相互關係時主基調是尋求合作，而不是追求對抗；是減少糾紛，而不是增加矛盾；是建立戰略理解和信任，而不是製造戰略誤解和誤判。在大國關係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美、俄、歐四大力量之間在國際安全問題上保持持續合作，其中以美俄、俄歐和中俄的合作最明顯。

　　以2002年5月底美俄簽署《關於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和《美俄新戰略關係宣言》、俄羅斯和北約簽署《羅馬宣言》並成立“俄羅斯—北約理事會”為標誌，美俄關係和俄歐關係進入了新的戰略互信與合作時期，對抗時代已經成為歷史。在打擊恐怖主義、國際維和與防擴散等領域，他們之間的軍事合作還會繼續加強。雖說三方相互之間不乏芥蒂，但戰略疑慮的減少和戰略信任的增強是顯而易見的，而且這種主流還會繼續下去。

　　中俄兩國自冷戰結束以來一直在追求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01年兩國領導人簽署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和創建《上海合作組織》就是這種努力的具體成果。俄羅斯的“西進戰略”並不影響中俄戰略信任與合作關係。中俄雙方在維持全球戰略穩定、建立多邊軍備控制和裁軍以及防擴散等領域有着廣泛的合作空間。在俄羅斯奉行的外交政策中，對俄美關係和俄中關係採取“不偏不倚”的中間路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普京總統將中俄關係比喻為“一架調整好的大機器”，它的零部件就是在各個領域不斷擴大的聯繫和交流，而且“發動機”的工作靠自己的“能源”，並不取決於外部因素的影響。這也許是對中俄關係未來發展方向的最好定位。

　　在未來10年大國關係調整過程中，最不確定的也許是中美關係了。由於存在着意識形態差異和台灣問題，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合作就不如美俄戰略合作那樣充實。美國對中國的崛起抱有戒心，導致中美建立戰略互信的難度增加。但是，“9·11”事件為中美戰略合作與建立戰略信任提供了新的契機。迄今為止，兩國在打擊恐怖主義、維護地區安全和世界經濟穩定方面，合作還是比較默契的；在雙邊關係中，不斷進行的高層互訪和中美軍事交流的恢復都將為中美兩國建立戰略信任創造條件。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不僅會加強中美兩國經濟相互依存的程度和美國對中國崛起的理解，而且有助於提高兩國共同關心世界和平與安全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中美建立戰略合作與互信有着內在的發展動力，中國作為地區大國不僅不會因外部因素（如美俄關係調整）而被邊緣化，相反，由於參與大國合作，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反而會提高。

　　在打擊恐怖主義成為國際政治中的一種主導潮流和大國合作的主要內容時，大國間的摩擦與地區衝突也會受到壓制。在新世紀初，大國領導人四處奔走，競相斡旋民族矛盾和宗教衝突。這在中東危機、印巴衝突等地區安全問題上表現得非常明顯。與反恐合作有密切關係的防擴散等跨國界問題也將是未來一段時期大國加強合作的領域。從這種意義上講，“後冷戰時代”已經結束。

　　目前大國合作現象有着不同於往昔的新特點

　　曾有學者將目前的大國合作與19世紀的“歐洲協調”相提並論。後者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沙皇俄國、英國、奧地利、普魯士和法國五個主要歐洲國家之間的安全合作。但是，與100年前的歐洲大國協調相比，21世紀初的大國合作有着新的特點：

　　第一，目前存在着一個具有長期絕對優勢的超級大國———美國，其他國家的實力此起彼伏，變化明顯，這是一種非傳統的大國均勢局面。這種大國關係調整背景下的合作是歷史上沒有過的，而且在可預期的時間內，大國之間發生戰爭幾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數字化時代，大國間相互依賴程度要遠遠勝過100年前。國際貿易和技術的發展帶動了國際分工，也帶動了資本、人才和資源的跨國流動。沒有人會否認“9·11”事件對國際政治、經濟和軍事形勢造成的全方位衝擊。這些特點構成了目前大國合作的基礎。

　　第三，21世紀初的大國面對着共同的挑戰：那就是全球性或稱跨國界問題，包括恐怖主義、有組織跨國犯罪、環境保護、經濟安全等等，它們構成了大國合作的條件。

　　第四，大國安全集團與局部整合局面在發展。繼續擴大的北約和歐盟將涵蓋幾乎整個歐洲地區。美歐關係的成熟對形成大國安全集團更加有利，俄羅斯的“歐洲情結”也促使它向西方接近。從全球層次上看，這是一種不均衡的國際政治格局。

　　“單邊主義”仍是大國合作中面臨的主要問題

　　當前的大國安全合作局面很不穩定，有許多未知數。例如，大國合作力度是否會繼續增強？大國合作會持續多久？如何看待大國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大國合作的勢頭中斷，國際政治是否又要回到20世紀？這些問題如何發展將決定21世紀的國際格局走向。要回答它們首先要分析下列幾個主要因素：

　　第一，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走向。由於具有其他大國不能匹敵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優勢，美國在“9·11”事件發生後，強力推行單邊主義政策，“反恐”與部署導彈防禦體系“雙管齊下”，已取得了成效，迄今未遇到大的國際阻力。最近美國政府又拋出了“先發制人論”，更加凸顯單邊行動的意志。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約瑟夫·奈最近撰文指出，美國的外交政策中有時需要“單邊主義”，但首先要推崇“多邊主義”。目前還很難判斷“先發制人論”是一種單邊主義的軍事策略，還是美國國防政策的基石。

　　第二，中、美、俄、歐、日等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如何演變和調整。就中美俄三國關係來說，美俄、中美、中俄相互保持合作勢頭，而且其中任何一種雙邊合作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不會針對第三方。然而，在“中國威脅論”囂張的情況下，中國可能不得不更多地面對來自美國的壓力，而俄羅斯則有意在全球大國政治中“退居二線”。在亞太地區，中美日三國關係有所不同。中國影響力的增強、日本在大國政治中的“懷舊情結”以及美國軍事戰略重點的轉移，都可能為該地區大國關係的順利調整增加難度。一旦地區熱點問題發生重大危機，難保不會出現局部的大國對抗局面。

　　第三，地緣政治形勢的走勢。自美國打響阿富汗反恐戰爭以來，以歐亞大陸為中心的地緣政治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已經開始“立足”中亞地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對抗更加顯現南亞地區重大的地緣政治作用。朝鮮半島南北雙方的政策取向涉及到大國利益。中國的台灣問題也越來越影響到該地區大國關係的調整。大國合作如何，取決於地緣政治的變化。

　　如果說冷戰時期大國政治和軍事關係的明顯特點是充滿敵意和緊張對抗，20世紀最後10年的特點是消除敵意和減少對抗的話，那麼，在21世紀初，大國關係開始進入了建立戰略信任和避免對抗的時代。根據目前大國合作的現狀和存在問題判斷，大國合作在新世紀初葉仍會繼續下去，但並不順利。如果大國間在處理相互關係和地區安全問題方面找到進一步協調和解決糾紛的辦法，這種大國合作局面仍會持續發展下去，否則，大國實力興衰可能引發的大國摩擦會增多，甚至導致大國合作局面結束。大國合作在未來10年左右的發展前景對於塑造21世紀的國際格局來說至關重要。

　　在新世紀初，美俄關係的變化預示着的大國合作趨於加強，大國政治的調整速度加快。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外交是可以大有作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