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台灣熱和台灣的上海熱，這是一段時間以來兩岸的熱點話題。台灣的《商業周刊》曾搞過一個“年度風雲產品”評選，十位評選人竟然全數通過，把“去上海”選為2000年最熱門的“商品”。在上海的台商中，有這樣一種說法頗為流行：兩個台灣商界的驕子在台時，互相只聞名，從未謀面，但誰也沒有想到，他們平生第一次見面，卻是在上海的古北 新區，原來，他倆已雙雙移居上海。
據權威部門統計，目前在上海市區的常住人口中，外地、外籍人士已達30%，而其中，台商的數量更是不下20萬人。來自上海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的統計數字顯示：截至2001年11月已有4200家台企在滬投資，總投資額達66億美元，僅2001年，上海就吸引了3億多美元的台商投資。雖然，無論從投資額，還是投資主體的數量，台資與美資、歐資，甚至港資都不能匹敵，但或許是兩岸分離得太久，或許是台商在滬的起起伏伏，滬上台商已成為眾人的焦點。

為什麼有如此多的台商選擇上海？上海到底有什麼在吸引他們？他們又是如何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

冬日裡，徜徉在淮海中路，和煦的陽光時常被與日俱增、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遮擋；夕陽中，漫步在外灘黃浦江畔，陸家嘴的繁華讓老一代上海人乍一看有如海市蜃樓。的確，十年間，上海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僅從城市建設來看，十年前，上海要落後台北30年，而今天，它已遠遠超過台北了。”作為台商，好易通科技(中國)有限公司總經理胡牧群坐在自己位於中環廣場寬敞的辦公室里，指着窗外的繁華對記者說。

上海為何如此多嬌？

在回答這個百問不厭的問題之前，不妨簡單掃描今天的台灣經濟。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台灣GDP基本上維持了5%～10%的高速增長，但隨着天災(地震、颱風)不斷，台灣的人禍(主要指政局不穩)更是迭迭不休，台灣經濟開始風雨飄搖，2001年，終於難逃負增長的惡運，失業率上升，新台幣貶值，股市更是一瀉千里。一位長期研究台灣經濟的人士用“陣痛”一詞概括了今天的台灣，在他看來，台灣正在為台獨付出代價，這種代價是痛苦的，也是有盡頭的。但商人永遠是逐利的，台商也不會例外。但在台灣為台獨而激烈動盪的今天，商人們在內地，尤其是上海更能找到商人的感覺——一種帶有些許特權階層味道的感覺。畢竟，中國在發展，上海更在成長。在上海採訪台商，本來對困難有着充分的估計，但現實讓我倍感欣慰，所有接受採訪的台商都不約而同地表現出對祖國的認同，對內地的稱讚，更有對上海的流連。“上海雖沒有悠久的歷史，但上海有獨特的文化。”中芯國際公關部管理師黃貴美將這種她和許多台商都格外讚賞歷史淵源的。

另一方面，由於皇權的真空，輕鬆、戲謔、玩世、自私的小資產階級情調在上海大有市場。無論衡山路上的文化稱為“異文化”。“各國人、各地人都能在上海找到與自己相親近的文化，有了這種‘大同’的感覺，也就擁有了一種可貴的平等。”黃貴美的話，平凡但卻充滿真諦。

平等的商業文化

歷史上的上海是沒有厚重可言的。自1843年開埠以來，這個位於長江入海口處的小漁村便成為西方列強覬覦東方睡獅的跳台。高鼻藍眼的英國人經過鴉片戰爭，終於在籠罩大清帝國的、壁壘森嚴的帷幕的最薄弱處，撕開了一個破口。今天的上海便是在這個破口處逐漸成長的。

這的確是一個微小的破口，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至高無上的皇權甚至不屑去彌補(其實也無能力彌補)。但對於西方列強們，這卻足以是一個巨大的突破，在以後的一個多世紀裡，市場經濟與自由貿易的觀念加雜着炮艦的轟鳴魚貫而入。

就這樣，皇權的不屑，當權者的逃遁，與侵略者卑鄙的自私，為上海作為一個城市奠定了發展的基調：契約式的平等與充滿私慾的小資情調。

“歷史上，無論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還是外國列強、國內商賈，各方在上海都沒有絕對的權威，如何相互共處成為棘手問題。這時，規則就顯得非常重要，大家只能通過平等談判得來的契約關係來維繫各自的商業利益。因此，上海人最守規矩，講究按規則辦事。”上海經濟發展研究所所長、《經濟時刊》雜誌社主編沈晗耀在回答上海為何備受台商青睞的記者提問時說。

“這種建立在契約關係上的平等，形成了今天上海商業文化的主要內容。誠實守信，平等互利，今天對上海人發展上海經濟功不可沒，更對諸如台商這樣因特殊政治原因而有天然戒備心理的商業群體起到了安撫、鼓勵的作用。”在沈晗耀看來，台商之所以在上海成就了一番大氣候，上海人的平等觀念、包容性實為關鍵。

其實，上海本身就是一座移民城市，據歷史考證，真正的上海“土著”居民只生活在今天南匯一帶，而其餘地方的上海人，均是近百年來從江蘇、浙江等地移民過去的。可見，上海人的平等與包容是有歷史淵源的。

另一方面，由於皇權的真空，輕鬆、戲謔、玩世、自私的小資產階級情調在上海大有市場。無論衡山路上的酒吧，還是淮海路上的商鋪；無論陸家嘴的現代，還是城皇廟的古樸，上海的一切都是那樣小巧，那樣別致，而這種小巧別致中所透射的詼諧與無畏，正是詮釋小資情調的註腳。

雖然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小資情調總讓人有些不屑，但又有誰真正思考過，現代商業文明難道可以沒有小資情調這道絕美的調料嗎？商業不是政治，商業就是要逐利；商業更非真正的戰爭，輕鬆幽默應該成為它永恆的基調。

總之，在張愛玲與白先勇所精心營造的“上海神話”中長大的一代台商們，在上海經商所要完成的文化跨越，較之他們在任何地方都要簡單。

上海的地利與人和

如果說一視同仁、輕鬆逐利的商業文化吸引了一批批台商登陸上海，那麼，上海優越便利的地理位置則足以讓他們流連忘返。

如果仔細端詳中國“雄雞”狀的版圖，不難發現：從遼東半島的鴨綠江口到廣西防城港市的東興鎮，綿延18000多公里的大陸海岸線輪廓，正恰似一張拉滿的強弓。弓弦是南北交通大動脈——京廣鐵路，滾滾東去的長江則是那支着力待發的利箭，而上海，這個遠東最大的城市，就位於這支利箭最鋒銳的前沿。而台灣則是“雄雞”高高邁向太平洋的前足。

今天，這兩個中國面向藍色海洋最前沿的地帶，正涌動着一股熱潮：“利箭”的“鋒芒”已日益受到“雄雞”前足的青睞。

今天，上海作為中國大陸海岸線的中心，長江經濟帶的龍頭，正在與北京、廣州形成大陸沿海金三角，更與高雄、深圳連為兩岸新三角。上海地區公路四通八達，鐵路縱橫交錯，航空運輸更是力拔頭籌，規劃中的浦東國際機場將成為亞洲最大的國際航空港。

此外，上海與台北氣候的驚人相似，也在客觀上給予眾多台商賓至如歸的感覺。在採訪中，幾乎所有台商都認為北京太冷，廣州太熱，成都太潮，西安太燥......，惟有上海，最適宜創造事業，享受生活。

有人說，上海人是水做的，因為這裡河湖廣布、氣候濕潤。而水最大的特性是包容一切，因此，在水邊長大的上海人自然包容成性。但水也有它的劣性，人們常說，水往低處流。的確，今天的上海人確實自視不高，因為他們深知：海之所以能納百川，是因為它最低。

還有一點足以說明上海人的包容。在上海，橫七豎八的街道絕大部分是用全國各地地名命名的，這多少讓人有一種“天南海北”的感覺。不是嗎？如果上海人容不下那些天南海北的聰明人(當然也包括台灣人)，又哪裡有上海繁榮的今天？

台商的困惑

上海備受台商之青睞已有一段時間，但隨着兩岸先後加入WTO，台商的困惑也與日俱增。

首先，由於歷史及政治的原因，到上海投資的台商多是以服務業和製造業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而面對入世後在國民待遇原則之下的國內外資本的雙重衝擊，大多數台商面臨着日益嚴重的產業升級換代問題。因為，兩岸入世後，台商原先引以為榮的國際營銷渠道、營銷經驗的優勢，將隨着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萎縮，取而代之的將是效益更高的國內外新生力量。

除此之外，上海國際化大都市的城市定位也越來越不適合從事低附加值產業的台商的生存，一部分台商在面臨產業升級的同時，也將不得以面對經營場所的遷徙。顯然，安土重遷，但窮則變，變則通，通則達，今天的台商註定要比他們的先輩付出更多的艱辛。

其次，大多數台商在面臨產業升級的同時，也遇到了資金短缺的困擾。早期來滬的台商，多是小本經營，自有資金與國外借貸是主要資金來源。因為在內地現有的銀行借貸體制下，台商無論在身份和規模上都不能滿足內地銀行的規定。本文所列舉台商中，除富貴集團每年有不定額的內地銀行借貸外，其餘台商均從不向內地銀行伸手，甚至交往也很少。“不是我們不需要，也不是我們不想要，而即使是上海本地的國有銀行，向我們這樣的企業貸款也比登天還難。”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台商無奈地向記者發着牢騷。

近日，有消息稱，上海國有銀行已進一步放鬆了對台商貸款的審批條件，但目前，記者尚不能確認這一說法。

第三，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台商在內地能夠涉足的產業仍有諸多限制，如證券、廣告等，有些甚至與外資所享待遇有明顯的不平等。“政府應該注重事後的監管，而不應在事前設置重重障礙。只要不違法，就應放手讓我們去做。”這位台商有些激動。

最後，台商在上海的生活還有後顧之憂，台商在內地的身份前景仍不明朗。後顧之憂主要是台商子女入學問題。由於兩岸經濟發展水平及意識形態的差異，基礎教育的進度及內容存在鴻溝。如：一位台商在台灣上小學二年級的女兒進入上海的一所小學後，校方非要她重讀一年級，否則不准入學。至於為子女請家教專門教授簡體漢字的台商，則比比皆是。

此外，目前幾乎所有台商均持台胞證進出上海，所謂的移民上海，只是台商青睞上海的情感化表達，台商在獲得上海身份的問題上仍有諸多障礙。“雖然在上海這座移民城市中，我們幾乎沒有異鄉的感覺，但每每想起我們的身份，一種難以名狀的傷感便不期而至。”一位台商低沉地對記者說。

儘管未來有着太多的困惑，儘管明天可能重新奔波，儘管……，但台商作為一個群體，依然難解悠悠上海情，上海作為一個城市，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仍將成為海峽那邊深摯的最愛。(中國經營報 崔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