箅歷史舊帳，向惡鄰索賠

東海一梟

一、無恥的文章

早就想就放棄對日戰爭賠款一事寫一篇東西了。這一事件如一面照妖鏡，令與之有關的各方面勢力和人物露了原形，令人感慨：國民黨真冷（血）、共產黨真狠（心）、日本政府真聰明、老蔣（介石）老周（恩來）等輩真“高尚”！同時令人羨慕日本人民真幸福，先後得到咱們蔣總統、周總理無微不至的體貼關懷：一個高喊以德報德，因為“發動這場戰爭的是日本軍閥，要求日本人民賠償戰爭損失是不公平的。”；一個生怕“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生怕“他們將因此長期被迫過着艱難的生活”。而中國人民真命苦真老實，一次次被賣還一次次為賣家喝彩、為買賣雙方數錢！

日前在《文摘周報》（2002、7、29）上看到一篇轉載自《黨史文匯》（2002年第7期，作者王先勇）的文章：《中共黨史刊物披露中國放棄對日戰爭賠償要求始末》，真為作者的無恥臉紅：

國民黨“放棄”了，就是“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令每個正直的華夏子孫羞愧”。中國政府放棄了，就成了“從大局出發，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博大襟懷，也代表了一個泱泱大國的寬容大度和長遠眼光”。

這????是什麼邏輯？這是婊子邏輯，強盜邏輯，王八羔子王八蛋邏輯！國共兩黨為了一黨私利，爭相表演以德報怨的“博大襟懷”，“勒斷國民的飢腸,硬充政府的虛胖”（草蝦），先後把國家、人民的利益廉價而堂皇地出賣了！

日前在罕見論壇重睹此文，萬感填膺，不吐不快！有網友敦請老梟先生寫文，要求日本政府付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固所願也，當仁不讓。同時，老梟還想藉助有關資料，趁機回過頭來為大夥算一算歷史舊帳呢。

二、近代中國的戰爭賠款

按國際慣例，在每一份戰後簽署的和約中都包括戰爭賠償的內容。這種由戰敗國向戰勝國繳納的賠償，款額往往極大，如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甲午戰爭，戰勝的日本就通過《馬關條約》以戰爭賠償的名義從戰敗的中國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銀兩億兩。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的《近代中國陳列》中，展示着一幅“近代中國戰爭賠款統計表”。自鴉片戰爭開始，近代中國的對外賠款計有百餘次，戰爭賠款總值多少？由於計值單位、計值尺度、計值範圍的不同，說法有七、八種之多。其中，數值最高者為銀19．53億兩，最低者為10餘億兩，被史學界廣泛採用者為近13億兩。

不論採取何種統計，數額之巨都是驚人的，這些還不包括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軍在定海、廈門、寧波、鎮海掠取的官銀數，以及在廈門、舟山、寧波、鎮海等地搶劫後變賣財產的值銀數，不包括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焚掠圓明園給中國人民造成的損失。據相瑞花先生《試析近代中國的戰爭賠款》一文介紹：

在近代戰爭史上，中國償付的賠款有：（1）第一次鴉片戰爭賠款，含《廣州和約》規定的贖城費600萬銀元，英國商館損失費62372銀元；中英《南京條約》中規定的鴉片煙價600萬銀元、商欠300萬銀元、軍費1200萬銀元。（2）第二次鴉片戰爭賠款關平銀1600萬兩，含中英《北京條約》中規定的英軍軍費銀600萬兩、商虧銀200萬兩；中法《北京條約》中規定的法軍軍費銀700萬兩、商虧及撫恤費銀100萬兩。（3）1874年琉球事件賠款庫平銀50萬兩，含中日《北京專條》中規定的日本修道築房費40萬兩、撫恤費10萬兩。（4）1876年馬嘉理事件賠款關平銀20萬兩，含中英《煙臺條約》中規定的軍費、商欠、撫恤費。（5）1881年伊犁事件賠款900萬銀盧布，含中俄《改訂條約》中規定的軍費、商虧、撫恤費。（6）1895年甲午戰爭賠款庫平銀23150萬兩，含中日《馬關條約》中規定的軍費2億兩、威海衛駐軍費150萬兩；《遼南條約》中規定的贖遼費3000萬兩。（7）1901年庚子賠款，含《辛丑各國和約》中規定的償付諸國賠款關平銀4．5億兩；地方賠款16886708兩。（8）1906年拉薩事件賠款，含中英《續訂藏印條約》中規定的250萬銀盧比。共計八大筆。

近代中國戰爭賠款總值約為庫平銀956814007兩，合關銀941375451兩，合1326323847銀元。相當於1901年清政府財政收入的11倍。巨額戰爭賠款，猶如套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枷鎖，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和深重的災難，嚴重地阻礙了近代中國的社會進步。

甲午戰爭賠款在中國財政史上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中國為支付日本賠款舉借了龐大的債務，列強通過借貸攫取了中國大量利權，控制了中國部分財政主權。近代中國的財政經濟自此一蹶不振。庚子賠款又是對中國人民最大的一次勒索，清政府的財政經濟陷入全面崩潰。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二日，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在關於各省分派賠款數額巨大，請減免四成以紓民力電中稱：“各省分派賠款為數過巨，籌措萬難。方今民生困窮，商業凋弊，經去年之變，各省商民元氣大傷，種種籌款之法，歷年皆經辦過，久已竭澤而漁，若再痛加搜括，民力既不能堪，賠款仍必貽誤。”。張之洞等並指出：“無論如何，籌加籌捐，無非取之於民。當此時勢，民心為國家第一根本。以民窮財盡之時，倘再盡力搜括追呼，以供外國賠款，必然內怨朝政，外憤洋人，為患不堪設想”、“若百事俱廢，專湊賠款，將興學練兵，農工商務，一切養民治民衛民之自強要政，概行擱置不辦，則民心日渙，士氣日離，國勢日微，外侮日甚，內亂將作，大局亦必難支。”

張之洞等揭示了當時地方各省的財政困境及其後果。清政府的財政已經到了無財可言的地步。但是，為了能夠“湊足分派之數，如期匯解”，各省、關仍然不得不傾力搜刮。主要辦法是加重舊稅、開徵新稅。計有地丁、雜賦、租息、糧料、耗羨、鹽課、常稅、厘金、洋稅、節扣、續完、糧捐、鹽捐、官捐、雜捐、節省和賠款捐等項。在這些名目下，各省的籌款方法雖不盡相同，但沉重的賦稅負擔，都毫無例外第這些名目下，各省的籌款方法雖不盡相同，但沉重的賦稅負擔，都毫無例外地加在百姓身上。結果，中國的社會經濟愈加停滯落後，人民的生活狀況愈加貧困不堪。

近代歷史上，列強發動多次侵略性的對華戰爭，強加給我國一份份掠奪性、強制性、奴役性的不平等條約。每一份條約中都規定了戰爭賠款。從現代國際法的角度看，一些條約是無效的。然而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清政府事實上依約償付了列強索要的賠款。後來的中華民國政府、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繼續償付了清政府積欠下來的剩餘賠款額。

當時，列強政府，尤其是日本政府想到中國人民了嗎，想到他們“如果要求中國對他們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到廣大中國人民的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列強包括日本的賠償，中國人民將長期被迫過着艱難的生活”了嗎。（此章資料取自相瑞花先生《試析近代中國的戰爭賠款》一文）。

三、爭比肚量大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那些受戰爭破壞遠較中國為輕的東南亞國家，都不同程度地獲得了賠償，其中緬甸、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所得賠款分別為２億美元、５．５億美元和２．２３億美元，甚至連當時尚未統一的越南南方吳庭艷政權也獲得了賠款３９００萬美元。此外日本還向老撾、柬埔寨、新加坡等許多受害國家提供了戰爭賠償。同時，蘇聯從德國獲得120億美元的戰爭賠償；猶太人從德國獲得600億美元的賠償…。

從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造成的損失是死傷軍民3500萬人，經濟損失6000億美元以上。要求戰爭賠償，原是合情合理也合國際法的。

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初，作為當時國民黨政府首腦的蔣介石，曾有過對日索賠的打算。後來為得到美國的支持和幫助，在日本賠償問題上一改原來的積極立場，轉而專看美國的臉色行事，對美國對日和約七原則和備忘錄採取“無可奈何”的態度———關於賠償問題，台灣當局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最後，為求得一個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委曲求全，徹底放棄了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不久，田中角榮出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隨着邦交正常化時機的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又一次擺在中日兩國政府的面前。

日本前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60年代訪問中國時，曾與毛澤東談起過賠償之事。在田中訪華之前，佐佐木把毛主席和周總理後來對這件事的態度告訴了田中後說，我認為對方不會要求賠償，可是既然去，還是得作好萬一對方提出賠償要求時的準備。對此，田中回答，如果對方提出賠償，只要數額適當，我打算賠。

然而，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台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台灣斷交。中央鑑於日本與台灣的關係，在賠償問題上採取了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到廣大日本人民的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着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這就是專制之國的歷害：如此重大的關係億萬人民歷史苦難、慘痛記憶、生命尊嚴、未來發展的“國家大事”，居然由一兩個人在暗室里談笑間作出了決定，指示一下就搞定了！

於是，《中日聯合聲明》有了這一條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1978年，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批準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再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確認了放棄對日戰爭賠償要求的決定。

據說日中友好協會會長宇都宮德馬說過這樣一番話：“假使要日本拿出500億美元的賠償，按當時的日本經濟能力來說，也需要用50年才能支付清，那肯定會阻礙日本經濟的成長發展，結果也不會有今天的日本，這一點是不應忘記的。”

中國人民作出如此巨大的犧牲，“長期被迫過着艱難的生活”，可是，“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達成了嗎。

四、關於以德報怨

以直報怨以德報怨是孟子的原話，蔣介石卻強姦聖人，歪用其言。1945年8月，蔣委員長發表講話，號召中國人民“對戰敗的日本，要以德報怨"。於是，一系列前無古人的怪招出手：

1、將120萬罪惡累累，此時已成為中國俘虜的在華日本軍人，和80萬其他日本人，在短短幾個月中“禮送出境”。

2、當有人提出，應將日本天皇裕仁，作為頭號戰犯處以絞刑時，蔣介石在各戰勝國領袖中第一個提出反對，且建議美國人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的元首，希特勒自殺身亡，意大利國王戰後經公民投票被廢黜，並被永遠驅逐出境，只有日本的裕仁不但毫髮未損，且繼續任君主直至1988年才壽終正寢。裕仁死後有英國報紙說：他早就該下地獄了！

3、蔣介石反對向日本索取戰爭賠款。他說：“發動這場戰爭的是日本軍閥，要求日本人民賠償戰爭損失是不公平的”

4、反對分割占領日本。1945年美國要求中國派軍隊占領日本的九州島，被蔣介石拒絕。

老蔣的慷慨大度，前無古人，倒是有來者。在以德報怨、發揚風格方面，我黨堪稱後來居上。戰爭賠款當然是放棄了，而且放棄得更主動更大義凜然。

眾所周知，日軍侵華期間燒殺、搶劫、姦淫，惡行累累，欠下了多少血債！1956年6月至7月，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瀋陽和太原開庭，對日本侵華戰爭中的戰犯進行了審判，結果被起訴的36人並未被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最高判處監禁20年，不久大部分被提前釋放。另外1016人免於起訴，分3批送回日本。多麼仁義禮智信啊。

我們總是強調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總是說，發動這場戰爭的責任主要是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廣大日本人民也是戰爭受害者，戰爭責任應由一小撮日本軍國主義者承擔。我們黨和政府歷來主張把少數軍國主義分子與廣大人民區分開來。請問，如果沒有廣大日本人民的縱容、鼓勵、支持、捧場，少數軍國主義分子能“進入”中國八年之久？

我們總是基於中日人民發展友好關係的大局考慮，處處與人為善，換來的是什麼？是真的“明確表示痛感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責任並對此深刻反省”嗎？不是。而是日本在教科書問題和歷史認識問題上屢挑事端，是以“新歷史教科書”為代表的美化侵略戰爭的風潮突起，日本是首相一次次執意參拜靖國神社，是強占釣魚島，是說南京大屠殺屬於“虛構的故事”，是為頭號戰犯東條英機歌功頌德的電影《自尊——命運的瞬間》，是憤怒質問“我們要一再道歉到什麽時候？”，是江澤民訪日時數十個右翼團體的示威高叫“停止對華貸款”，“醒醒吧，外務省”…。他們難道不屬於“日本人民”？

哦，日本多年來給予中國低息貸款了。可是，請問，一、貸款等於戰爭賠償嗎；二、日本通過貸款賺了中國多少錢？三、如果日本不是資金過剩，而中國開放以來經濟形勢還不錯，正好是投資的好去處，日本還會貸款嗎？居然還多次以減少或者完全停止貸款要挾我國！

這就是以德報怨、做濫好人的結果！

五、民間索賠

曾在3個納粹集中營待過的倖存者尤金·紐曼說過：“金錢永遠是個好東西。我可以擁有它，但是，我永遠不能讓我的父母和祖母復生，永遠不能撫平我心靈的創傷，永遠不可能讓我得到過去曾經擁有的一切。”

然而，在和平年代，以什麼來償還血債呢？金錢畢竟是對愛害者的一種無奈的補償和安慰，是對施暴犯罪者的一種象徵性的懲罰，是遲到的一點公正。德國二戰勞工賠償基金會在給納粹受害者的最後一次賠償時，德國媒體有文章說：“受害者得到了足夠的傷害，而德國人卻享盡風光。如今，在過去半個世紀之後，大多數德國人都認為至少應該還納粹勞工一點公正” 。

而當日本人享盡風光時，中國廣大受害者怎麼辦？亡羊補牢，民間索賠！

　 1990年8月，九名已過古稀之年的日本老人收到了每人兩萬美元的受害賠償及一封布什總統言辭懇切的致歉信。這是二戰發起國之一的日本僑民向美國政府索要的12.5億美元受害賠償的一部分。1991年初，經過46年的努力，數以萬計的日本僑民及加拿大的日裔也向加拿大政府要回了3億加元的受害賠償。

飽受日本侵華戰爭迫害的中國平民，更有權利和理由向日本索賠！日本侵華戰爭遺留下來的種種問題，如日本遺棄在我國的化學武器、強征我國婦女充當侵華日軍“慰安婦”及強征勞工等，日本必須予以賠償！我們和日本之間放棄了國家之間的賠償，但是並沒有放棄民間索賠的權利。

1992年3月11日，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發表講話時說：二戰中的“民間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賠償損失” 。江澤民總書記在赴日訪問前答日本記者問時，也闡述了中國政府的立場：“放棄國家要求日本給予戰爭損失賠償。但是，對民間要求賠償的動向不加限制”。

日本的侵略給我國造成3000萬生命消亡和無數財富毀滅，據有關專家估算，日本對我國的戰爭賠償應不少於3000億美元，其中政府索賠1200億，民間索賠1800億。

　 1988年9月，山東省茌平縣張家樓村200多村民，通過日本駐中國大使館向日本政府轉呈了中國公民的第一封索賠書。1992年3月21日，童增、陳建、楊頤、陶國峰等一萬名中國公民在北京發出了致日本國會的公開信，強烈要求日本國向遭受巨大生命財產損失的中國人民進行謝罪和賠償…。90年代以來，中國百姓對日本戰爭行為的民間索賠不斷，然而，據有關人士透露，目前我國戰爭受害者在日本打的索賠官司有60多個，迄今除“花岡事件”索賠案達成和解外，幾乎全部敗訴判決。

日本政府認為，根據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國政府已放棄了戰爭賠償權。日本法庭還有形形色色的理由：超過訴訟時效，個人不能作為國際法庭的訴訟主體，民間無資格把政府作為被告，個人行為不應由政府承擔賠償，日本現有法律不支持賠償，地方法院無力追究政府的賠償責任，被告否認事實，法庭也不予認等等。拖延審理周期也是日本應對民間賠償案的一個手段，如花崗事件起訴時有11名原告，到了庭外和解時只剩下二人。戰爭受害者均年事已高，戰爭留下的創傷之外，曠日持久的訴訟又成了他們的一種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

1951年8月在美國舊金山簽訂的《對日和平條約》第14條規定：“日本應對它在戰爭中所引起的損害與痛苦給以賠償”。當時的客觀事實是日本戰後的確沒有賠償能力，《和約》又規定：有關國家可以直接和日本舉行談判，日本可以給以必要的勞務賠償。根據日本民法的有關免責規定，遭受不法行為侵害20年內不提起訴訟，其損害賠償請求權將自動喪失。我國法律界人士分析說，這些規定是不適用於戰爭賠償的，與國際法的相關規定也是相違背的。既然當時有關的國際法規已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責任（包括對民間受害者的賠償責任）已明確確定，既然日本憲法規定日本“必須誠實地遵守其所締約的條約和被確立的國際法則”，那麼，這些國際法規範可以也應該構成日本國家賠償法的內容和原則要求，而直接成為日本對中國民間受害者作出賠償的法律依據。關於“個人不能作為國際法庭的訴訟主體”問題，中國的民間受害者大多提起的並不是國際法上的訴訟，而是依據日本法律的涉外訴訟。因此，日本法院的觀點即使能成立但也不適用中國民間受害者的賠償訴訟。

基於已有的判例和日本的現狀，專家們普遍認為各類民間賠償案在日起訴均前景暗淡。因此紛紛選擇新的策略，在第三國起訴。

由孫靖律師擔任中方法律顧問的中國二戰勞工索賠團，已於去年8月23日在美國加州法院對日本三菱、三井兩公司提出賠償訴訟。孫律師介紹說:去年美國加州通過了《強迫勞工賠償法》和《日軍戰爭責任道歉議案》，美國國會最近也通過了《日軍檔案公開法案》,這些議案、法案為各國勞工起訴日本企業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因此，去年至今，各國勞工在美國法院起訴日本企業的案件目前已達20多起。

孫律師說，在第三國提起訴訟，對在日本本土進行的民間索賠案也起到了積極作用，比如花崗事件的庭外和解，以及731部隊細菌戰受害賠償案在拖延了幾年之後進入調查取證階段，都和日本法院感到了壓力有關。日本法院畢竟不希望越來越多的民間索賠案跑到美國去打。

　　據了解，孫靖代理的另一起對日索賠案——潘家戴莊村民集體訴訟案也可能選擇在美國起訴，孫律師說，這亦和美國有巨大的華人社團支持有關。孫靖律師說，我們從個案入手，將要謀求的是全中國近40000勞工問題的整體解決。

　　林曉光副研究員說，在第三國起訴，即使勝訴，能否在日本執行也還是個問題。但從索賠想要達到的目的來看，我們不僅要求實際的賠償，更注重法律過程。如果法庭判決對罪行後果進行賠償了，那就意味着法庭首先認定了犯罪事實。

無論結果勝負如何，民間索賠可以通過訴訟讓法庭見證戰爭的罪惡，讓日本正視其犯罪的事實，有助於事實真相的揭露和正義聲音的傳播。

納粹戰犯的戰爭罪責曾經也未被充分揭露和普遍認可，但猶太人不依不饒、窮追不捨，終於使戰犯受到了應有的審判。我們對日索賠的法庭戰爭也將是一場持久戰。應得的權益，應得的賠償，我們已放棄得太多了，我們為了面子，為了充大頭充胖子，為了一黨私利，當過太多的冤大頭、迂夫子、、濫好人、鄉愿，這最後一張牌，我們不能再放棄了。

南方都市報等媒體曾說：“按照國際法的規定，2010年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最後期限” ，而德國就解決二戰期間對猶太人戰爭賠償問題的最後期限是2010年，美國加州就解決二戰期間戰爭賠償問題的最後期限也是2010年。離2010年為時無多了，索賠事宜更形緊迫。又有法律界人士分析認為，二戰結束後的國際立法明確確定了“戰爭犯罪沒有追訴時效限制”的原則，民間受害者的戰爭賠償也不應受時效的限制。而美國加州等地方性法律法規，並不能作為整個二戰期間遺留問題的最後時間期限的定論。

但是，無論如何，時不我待，事不宜遲----當年侵略戰爭受害者在世的已愈來愈少，少數倖存者也年事日高。老梟建議，由有關當事人和海內外各界社會知名人士、熱心俠義之士成立一個“中國人民對日索賠委員會”，將各省市地方鬆散的索賠組織和個人團結起來，變散兵搏鬥為大兵團作戰，統一指揮，迅速行動，向日本政府討還宿債，向右翼分子討回正義，向國際社會討個說法，給子孫後代一個負責任的交待！

日本人民是人，中國人民也是人！

東海一梟200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