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來美國教會在中國積極推行的所謂傳教事業，從一開始便和美國資產階級政府的對華侵略發生了難解難分的關係。美籍教士從最初便和他們的政府勾結在一起，甘心充當侵華先鋒，用詐騙手段和政治壓力，巧取豪奪，在我們歷史上留下永洗不淨的丑劣事跡。對於這批穿着道袍，利用宗教作幌子的黑衫黨徒的真面貌，我們必需認識清楚。 第一個來到中國的美籍基督教士是裨治文(E.C.Bridgman)，他在一八三○年二月到達廣州。一八三二年他獨力創辦了一種期刊，名稱是“中國叢報”(Chinee Repository)，自任編輯兼主要撰稿人，內容專門向外國人尤其向美國人“介紹”當時中國各方面的情況，特別着重鼓吹侵略思想，以中國通的資格提供侵華具體方策，不僅外國商人曾從這個刊物中受益很多，甚至連當時對中國的認識還很模糊的美國政府，也曾深受“中國叢報”的教益。我們不當忘記，中美望廈不平等條約中許多款項，就是根據“中國叢報”所提供的意見擬定的。㈠

注釋： ㈠Tyler Dennett，Amerieans in Eastern Asia，頁557。

一八三四年廣州又來了一位美籍教士伯駕牧師(Rev，Peter Parker)，他不久便在當地開設了一座眼科醫院，生意一天天興隆，於是伯駕便藉此廣交中國各階層的人士，放手大做其收買人心的工作。伯駕在中國所作所為，一切都從“開放中國”，設法使美國經濟政治勢力侵入中國這一動機出發。鴉片戰前他就已向林則徐很“懇切”的建議，說只有和西方國家結個條約才能徹底解決中西間的糾紛。這就是說，不如自動用和平方式去滿足他們的要求。戰事發生後，伯駕見英國已先動手，便趕快跑回美國，向范布倫總統(Van Buren)及國務卿福賽斯(Forsyth)呼籲，說應該“直接並且毫不遲疑地派遣全權公使到清廷去”。但是當時美國國內正忙着選舉總統，大家都沒有太多的餘力來注意這事。新政府成立後，伯駕復向新國務卿威伯士德(Daniel Webster)屢屢提起，不久南京條約的消息傳來，美國政府認為時機已至，決定依照伯駕的辦法遣使來華締約，設法取得與英國同等的利益。㈡ 一八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顧盛(Caleb Cushing)率領美國訂約使團抵達澳門，伯駕、裨治文及另一個美籍教士衛三畏(S.Wells Williams)都先後欣然就任顧盛的秘書與翻譯員。㈡在他們三人的協助下，中國被迫締結了比南京條約更為苛刻的中美望廈條約。前面已經說過，該約的若干款項都是根據裨治文主編的“中國叢報”所提供的意見擬定的，單就這一事實來看，也可推知美籍教士在望廈條約中起着如何重要的作用了。 在鴉片戰爭期間，許多美籍教士曾經趁火打劫，緊隨英國軍隊的後面，利用侵略者的武裝力量來擴張教會的勢力，鼓浪嶼、香港、舟山、寧波各地在戰事尚未結束時，就先有了美籍傳教士的足跡。㈢美國教會在中國所採取的傳教方式，就是這樣一種與侵略者武裝力量相配合的可恥方式!

注釋： ㈠K.S.Latourette，The Histor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頁128——130。 ㈡Dennett，前引書，頁142。 ㈢K.S.Latourette.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頁245。

南京與望廈兩個條約簽訂以後，傳教士不僅得到在五口傳教的“合法權利”，並且獲得了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所謂領事裁判權，他們這時的興高采烈，是完全可以想象的。美籍浸禮會教士沙克(Shuck)就會在當時這樣描寫過內心的喜悅，他在給所屬教會的信中寫道：“我此刻得能向你報告一個光榮的消息，大不列顛已經和中國簽訂和約，這個異教的國度，現在終於被攻打開了”。伯駕也情不自禁，宣布“一個嶄新的時代現在已經來臨”。㈠中國人民吃了侵略者的苦頭，被迫締結喪權辱國的條約，而美國教士反倒從中漁利，為中國的災難歡欣鼓舞，偽善者的面貌，不是暴露得清清楚楚了嗎？

注釋： ㈠K.S.Latourette The Histor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頁120。

望廈條約締結後，伯駕侵華有功，於次年榮任美駐華使館秘書。同時他的妻子又是威伯士德的親戚，靠着這一層裙帶關係，他得以在外交界中漸露頭角，終於在一八五五年九月正式就任駐華使節。擔負起侵華的總責以後，他的第一件任務便是設法修訂望廈條約，擴大美國在華既得利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曾親赴歐洲向英法當局表示美國願和他們在中國充分合作的誠意。但大大使伯駕掃興的則是自他從歐洲反華以後，接二連三碰了幾次不小的釘子。首先葉名琛不但不和他商談修約，連面也不願一見。接着伯駕去到福建，不料福建官吏也退還了美總統給咸豐的函件。從此以後，伯駕便撕下假面具，露出強盜的真面貌了。一八五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向國務卿麥西(Marcy)提出一項惡毒的建議，主張由美國去占據台灣，法國占據朝鮮，英國重占舟山，待修約問題滿意解決後再“歸還”中國。麥西回答說，美國海軍力量現在還不允許這樣做，最好忍耐些，不要嚴重妨害中美間的“友好關係”。 事實告訴我們，伯駕是連這種偽善的“友好關係”也不惜破壞的。當時皮爾斯總統(Pierce)任期將滿，伯駕風聞自己不久也將被免職，因此更急於在卸任之前做出一番“英雄事業”。一八五七年二月十二日他向國務院建議說： “台灣在目前已經成為我們許多商人的一個極有興趣的題目，它理應從這個偉大的西方商業國度得到比過去更多的注意才對；切盼合眾國政府不要在這個關繫着人道、文明、航業及商業各方面利益的、關於台灣的行動上退縮不前……”。 明明只是為了美國資產階級的利益而陰謀侵占中國領土，卻還說這也是為了維護“人道”，增進“文明”，天下能找出比這更無恥的花言巧語嗎？ 在三月十日的一件標明“秘密”字樣的公函中，伯駕再一次露骨地表明了他的野心。他寫道： “若一旦在加里福尼亞、日本及中國之間開闢了航線，這個媒的供應地(指台灣)將是非常有用的；顯而易見，這些島嶼並不會長久隸屬這個帝國，如果它一旦在政治上象在地理上一樣脫離這個帝國，合眾國就顯然應該據有它，特別是因為關繫着勢力均衡的偉大原則的緣故”。 伯駕這時只顧說得高興，只顧追求“勢力均衡”，把他最初的主張，即待修約問題解決後仍將台灣歸還中國那回事早已忘到九霄雲外去了!他甚至決定在未得本國政府同意前就派遣軍官到台灣去，先在那兒升起星條旗來再說，他還說那樣做“可能對未來有重大的關係”!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對這個問題則另有打算。皮爾斯和麥西都考慮到美國在遠東海軍力量太弱，占領台灣一時不易辦到。因此儘管伯駕如何慷慨陳詞，說得如何天花亂墜，結果卻不曾得到充分支持。並且不久布卡南(J.Buehanan)當選總統，列衛廉(William Reed)就任駐華公使，伯駕牧師終於快快而去。㈠

注釋： ㈠Dennett，前引書，頁279——291. 一八五八這一年，美國利用英法聯軍侵略中國的機會，強迫清朝政府簽訂中美天津不平等條約，取得內地“遊歷”，增開口岸，改定關稅，自由“傳教”等特權。在這次訂約過程中，美國教士也如在簽訂望廈條豹時一樣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美公使列衛廉當時最重要的秘書一個是衛三畏，另一個是丁韙良牧師(W.A.P.Martin)，中美天津條約中，差不多每一款當擬草時都曾參考這兩個美籍教士的意見，尤其第二十九款從起草到簽訂完全是兩人一手包辦的傑作。這項宗教條款中規定“……嗣後所有安分傳教習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欺侮凌虐，凡遵照教規安分傳習者，無論其為美國公民抑系華籍教徒，他人毋得騷擾”。清政府鑑於經驗的教訓，對傳教士早存戒心，所以最初總是不肯同意，列衛廉對這一款原也並不熱心。最後全由於衛三畏和丁韙良二人堅持不讓，威逼利誘，清朝全權大臣經不起他們恫嚇，終於被迫接受。㈡ ㈡W.A.P.Martin，A cycle of Cathnay頁181——182. 這樣一項條款，首先當然是徹底改變了美籍教士在中國的地位。從此他們有條約作護符，有本國的炮艦作後盾，可以大搖大擺到中國任何地方去傳教，干各種各樣中國人民嘗夠了的好事去了!美籍教士只顧擴張他們傳教的道路，竟不惜利用政治壓力，斷送掉中國的主權。既然明文規定“凡遵照教規安分傳習者，無論其為美國公民抑系華籍教徒，他人毋得騷擾”，也就等於把中國的教徒從此劃歸美國保護，這不僅嚴重的破壞中國政府的管轄權，離間中國人民的團結，對於中國的教徒說，這尤其是不能忍受的誣衊!再說美國教會所保護的事實上並不全是“遵守教規安分傳習”的好人，美籍教士作惡，中國政府固然因為受治外法權的束縛不敢過問，就是中國籍的教徒觸犯了法律，政府往往也還是管不着。許多流氓壞蛋曾經依仗美國教會的庇護，做出各色各樣欺壓善良的罪行。這些事實，即使美國教士也不得不承認的。㈠

注釋： ㈠American Relations With China，A Report of the Conterence Hela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25，頁111. 另一方面，衛三畏和丁韙良的這一傑作，同樣也得到了英國侵略者的賞識。中英天津條約中關於宗教的規定，事實上完全是美約的再版。事後香港英國主教曾在其致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信中，深深表示過對他們兩人的感激。㈡ ㈡Martin，前引書，頁182. 裨治文、伯駕、衛三畏、丁韙良等美國教士，就這樣忠心耿耿充當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的走狗，殘酷無情地把中國人民釘上了十字架!對於他們的“功績”，一八五八年的時候美公使列衛廉曾在給國務卿蓋斯(Cass)的信中作過一個總結。他寫道： “……此外我必須提及，傳教士及與傳教運動有關係的那些人，他們所作的努力，對於我國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若沒有他們充當譯員，公事就無法處理。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在這裡就簡直無法履行我的責任…… “一八四四年的情形亦復相同，當時幫助顧盛處理公務的譯員和助手全都是這些教士。曾在一八五三年及五四年擔任過馬沙利(Marshall)和麥蓮(Mclane)主要助手的裨治文，現在仍舊極有貢獻。為了他的幫助和經常的可貴忠告，我願意乘此機會向他表示謝意……。” “美國人在東亞”的作者德涅特從這兒又接下去說道： “列衛廉所描繪的情況以後仍在繼續，直至十九世紀末年，差不多經常有一些美籍教士在駐華公使館或各領事館中擔任重要的職務。在極大多數的情形下，真正和中國官吏接觸的人與其說是這些教士的名義上的上峰，毋寧說正是這些美籍教士。”㈢ ㈢Dennett，前引書，頁556. 當然，在這段時期中，美國教會也曾在中國辦過一些醫院和其他的“慈善事業”。我們應該知道，他們之所以向中國人施小惠不是為別的，而正是為了“釣大魚”。美國教會在華“慈善事業”的鼻祖，第一個在中國開設醫院的伯駕牧師就曾說過，他們開設醫院的目的，是為了想要“用刃針來開放中國”。㈣這一句話，無疑是值得我們反覆體味的。 ㈣Arthur H.Smith，The Uplift of China，頁129. 最後必須指出，雖然也有一部分美籍教士或許確是為了傳教而來到中國，但不管他們主觀的願望如何，仍舊是被美國政府利用來充作侵略工具了的。曾在華南傳教四十年之久的美籍教士斯皮丘(J.Speieher)坦白供認了這一事實。他寫道： “在美國領事與傳教士之間有一種明確的了解，後者奉命將他們所居地的情況隨時報告領事。”㈤ ㈤T.Speicher，The Conquest of the Cross in China，頁175。

這豈不已經說得明明白白，差不多每一個在中國的美籍教士都有意無意充當了他們政府的情報人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