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力,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博士。與那些狂妄自大的美國右派智囊相比，他的觀點更趨近現實和理性。

相互依存是全球化的核心內涵，因此，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不再是一種非輸即贏的“零和關係”，追求單贏的政策很難取得成功，國家之間必須走合作共贏的道路。合作共贏意味着，國家的對外政策目標必須讓參與方都獲利（至少不受損）才能順利達成，這就極大限制了國家在對外政策中使用非和平手段――除非獲得足夠的合法性，
如安理會授權。和平手段因而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可行手段。所謂和平手段，主要就是談判。因此，世界已經進入了談判的時代。這對中國外交意味着什麼呢？

談判是一門妥協的藝術，要求參與者區分不同國家利益的重要性、選擇可用於交換的利益、運用議題關聯、善於做到進兩步退一步，等等。

國家利益依據重要性可以分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次要利益。核心利益指事關國家生存的利益，重要利益是事關國家發展的重大利益，一般利益是國家在沒有明顯國際威脅環境下追求的利益，次要利益是對國家安全與戰略經濟利益沒什麼影響的利益。屬於核心利益的有領土保有、主權維護、民族生存、政權持續等，因其重要性而成為國家堅守的底線。

但核心利益在國家利益中僅占少數，而占國家利益大部分的重要利益、一般利益和次要利益並不是國家堅守的底線，因此通常成為妥協與交換的對象。談判的目的就是：確定並守住核心利益，在其他利益上用對等的或儘可能少的妥協來達成協議。運用議題關聯、進兩步退一步都只能用於非核心利益。我們通過一些例子來說明。

從較遠的歷史看，拿破崙戰爭失敗後，維護國家的生存是法國的核心利益。而精明的外長塔列朗在維也納和會上提出了“正統主義”原則（其核心是：保持法國等“正統”歐洲大國的地位有助於維持歐洲的均勢），法國因此不但避免了被肢解的命運，還大致上保有了日後繼續參與歐洲協調的大國地位。這是談判中精於算計、善於妥協的一個經典案例。而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後，對於清政府來說，保住江山與慈禧的性命是核心利益，《北京條約》雖然保住了清廷的核心利益，但條約施加給中國人民的沉重負擔實際上加速了清廷的滅亡，因此，從談判的角度來說，這不能算成功。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除了“弱國無外交”的因素外，還因為當時的中國外交經驗不多，尤其缺乏像塔列朗那樣的外交人才。

中國奉行改革開放政策，實際上也是因為意識到只有融入現有體系才能發展自己。妥協是韜光養晦的題中應有之義。據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Alastair Ian Johnston）的研究，中國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的總數是美國參與數的80％，但就有資格加入的國際組織而言，中國的參與率甚至高於美國、加拿大、法國、英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坦率地說，每參與一個國際組織，都是中國向現存國際體制妥協的過程。3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昭示，奉行“在守住自己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向國際體制妥協”的道路是成功的，中國是公認的全球化主要受益者之一。

反觀21世紀以來的美國，作為冷戰後唯一的超級大國，認為憑自己的實力就可以最有效地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這種毫不妥協的單邊主義政策給美國帶來了什麼呢？雖然美國的軍費開支占全球一半，但民調顯示，美國人的安全感反而下降了；“伊戰”初期無視大多數國家的意見，在陷入“伊拉克泥潭”後卻不得不要求聯合國施以援手。

可以說，以談判為媒介，通過相互妥協實現合作已經是時代要求，任何國家概莫能外。中國應該在總結既往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確定下一步的對外關係框架，在堅持核心國家利益的同時，走出“妥協就是挫折、投降與失敗”的誤區。在現在的國際條件下，國家之間互相妥協是正常的、必需的，妥協的主體內涵是建設性的、光榮的、智慧的；妥協不是軟弱，也並不屈辱，相反，它符合建設和諧世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中國不能放棄自己的核心利益，但對核心利益的堅守應該注意策略，僵化守舊的做法不能真正捍衛國家的核心利益，“變中求守”才是有效的方法。勇於和善於參與多邊和雙邊談判則意味着中國將成為國際制度的建設者與提供者。

總之，隨着國力明顯增強，中國的自信心也在提升，但風雲激盪的20世紀令中國積攢了過於豐厚的鬥爭哲學傳統，因此，現在應在對外交往中突出妥協的必要性與重要性，這可能有助於更好地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也有利於和諧世界的塑造。因為，21世紀的特徵是以合作求發展，多邊與雙邊談判是實現國家利益的主要外交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