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戰後時代跌宕起伏的中美關係發展中，人們看到的一個重要現象是，繼台灣問題之後，西藏問題已成為中美關係發展中的又一重要問題。我們看到美國政要包括總統，國務卿會見達賴喇嘛，美國國會討論我們中國的西藏問題，舉行聽證會，美國的國務院還要任命一名“西藏事務特別協調員”。鑑於此，中國學者有必要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與探討[[1]]。

　　自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涉入西藏問題以來，美國政府一直沒有放棄“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則立場。但美國在堅持這一原則立場的同時，在不同時期，基於不同的國際國內形勢及政治需要，捲入西藏問題的的方式與程度又大不相同。

一、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逐漸捲入西藏問題。

　　美國政界關注中國西藏始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確切的應該說始於著名學者外交家柔克義（William.Woodville.Rockhill）（1854.4—1914.12）。《紐約時報》評論部前成員卡爾.E.麥爾稱是柔克義“開始了美國人從情感與政治上捲入西藏的世紀”。[[2]]

　　柔克義是美國傑出的學者外交家，是華盛頓門戶開放政策的起草人之一。精通英，法，漢，藏等多種語言。是第一位到過中國西藏的美國外交官，也是第一位與達賴喇嘛（十三世）相見的美國政客。他1884年出使北京擔任公使二秘，1886年擔任一秘。1888-1889年及1911-1912年兩次到蒙古與西藏探險。1905-1909年擔任美國駐中國公使。1914年他接受袁世凱的邀請出任總統顧問，但在來華途中於12月8日在火奴魯魯病逝[[3]]。

　　柔克義所生活的時代是美國全力擴張時期。當時的中國則處於被列強瓜分的狂潮之中。美國對他在中國的預期收益充滿了狂熱。1898年美國國會討論合併夏威夷時眾議員威廉·蘇爾澤（William Sulzer）宣稱：“一百年之內，美國的大部分貿易是在西部而不是東部，是越過太平洋而不是大西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國會的講話中說：“基於我們國力的增長及在太平洋的利益，對在中國發展的任何事情必須引起我們國家的密切關注。”基於這一歷史背景，柔克義主張美國對中國實施門戶開放政策並保持中國的領土完整，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於柔克義堅持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一原則立場，西方很多學者在研討西藏問題時很少談及柔克義。實際上作為一個中國通及美國政府的外交官，柔克義的這一觀點不但代表美國政府的觀點[[4]]，而且與美國的國家利益也是相一致的。

　　第一，保持國家的領土完整是當時美國國內政治的主要基調，也是美國對華政策的歷史傳承。亞伯拉罕·林肯時期的駐滿清大臣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就持這一立場[[5]]。1865年爆發的南北戰爭主旨即在於維護國家的統一及領土完整。這和中國面臨的西藏問題非常相似。

　　第二，當時列強正在瓜分孱弱的中國，而英，俄，日等老牌帝國主義在中國已經占有較為固定的勢力範圍，且英，俄都在覬覦中國的西藏。與之相比，美國在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處於劣勢，所以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外交政策。其堅持中國領土完整即是這一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目的在於在中國獲得最大政治，商業利益。所以雖然這一時期及其之後的一段時間裡中國政局極為混亂，1911年中國革命，1931年日本侵華，美國從未動搖“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則立場[[6]]。

二、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美國開始插手中國西藏問題。

　　四十年代是美國插手西藏問題的關鍵時期。主要有兩件大事：一為1942年美國派遣兩名戰略情報局（OSS-中央情報局前身）人員入藏，一為1945年美國接受西藏貿易使團訪美。

　　在西方諸列強中，美國是較晚插手中國西藏問題的。四十年代以前，雖然已有美國人到過西藏考察，美國駐華公使亦有與達賴喇嘛相見[[7]]，但由於那時美國在西藏幾乎無任何利益可言，既沒有美國公民及旅遊者、又沒有財產在西藏，所以美國幾乎沒有什麼興趣來插手西藏問題。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這種狀況。四十年代的國際政治存在兩大聯盟，一為法西斯集團，一為反法西斯集團。三十年代初日本入侵中國，美國並未因此而認清日本對世界秩序的威脅。但是之後日本加入法西斯軸心聯盟，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迫使美國重新審視中國的戰略地位。於是幫助中國抵制日本就成為聯盟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1942年日本占領緬甸，切斷中緬陸上運輸通路，美國開始考慮經過喜馬拉雅山由印度運輸戰爭的必須物資（美國學者Tom Grunfeld對此曾提出異議）[[8]]。為此美國戰略情報局於1942年底派遣上尉伊利亞·托爾斯泰（Ilya Tolstoy）和中尉布魯克·多蘭（Brooke Dolan）出使拉薩[[9]]。這是有史以來美國第一次由官方派出的使藏團。這個行動計劃代號為FE_2,是由羅斯福總統在1942年5月12日批準的。正式名稱是“經由印度進入西藏的偵察訪問”（Reconnaissaince mission via India to Tibet）[[10]]。目的為：“尋找一條穿越西藏進入中國重慶的道路，觀察藏人的想法；尋找盟友發現敵人；確定戰略目標，勘察可能成為未來活動的地區。[[11]]” 1942年7月2日，戰略情報局長多諾萬(Donovan)在華盛頓就此事正式給國務卿寫了一封信，告知他們計劃派兩人經由印度、西藏進入中國內地，請求美國外交機構駐新德里的外交官們提供必要的幫助。多諾萬特別強調，這次出行具有戰略上的重要性，而且高度機密（most secret），絕不能讓人知道他們的軍人身份[[12]]。國務卿於次日給總統寫了一封信請求總統協助。信中說，戰略情報局要派兩人經由印度、西藏去中國執行一項特殊而秘密的使命，如果您能給達賴喇嘛寫一封介紹信的化將給這次西藏之行以極大方便。信中多諾萬特別強調要把達賴喇嘛寫成是西藏的宗教領袖而非世俗領袖以避免引起中國政府的不滿，因為西藏是包括在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之內[[13]]。羅斯福寫給達賴喇嘛的信函全文如下：

　　至尊陛下：

　　我的兩個同胞伊利亞.托爾斯泰（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孫子）和布魯克.多蘭想要拜訪您本人及歷史名城拉薩。在美國有許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對您的土地和人民嚮往已久並懷有極大興趣。我們非常珍視這個機會。

　　如您所知，美國人民正聯合其他27個國家一道進行一場由侵略成性的國家所強加於世界的戰爭，他們意欲摧毀整個世界的思想、宗教和行動的自由。聯合國家正在為保衛自由而戰，並且相信我們會勝利。因為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我們的力量是充足的，我們的決心是不可動搖的。

　　我請伊利亞·托爾斯泰和布魯克·多蘭帶一點禮物給您以表達我的友好情誼。

　　誠摯的問候。

　　　　　　　　　 　　　　 羅斯福

　　　　　　　　　　　　　　　　　　　　　　1942.7.3[[14]]

　　由於當時的西藏對遊客關閉，在美國拿不到入藏的許可，所以羅斯福寫給達賴喇嘛的信件就成了這次旅行能夠得到的最好的護照。他們帶着總統的信件及給達賴喇嘛的禮品於七月份首先乘飛機由華盛頓來到印度新德里。在這裡他們得到了美、英、印外交人員的幫助於九月底獲准進入西藏。在新德里他們還找到了一位懂英語的西藏人成為他們拉薩之旅的得力幫手和翻譯。十月初他們從印度啟程前往西藏。12月上旬托爾斯泰一行到達拉薩。12月20日上午達賴喇嘛在布達拉宮接見了托爾斯泰和多蘭。托爾斯泰把羅斯福總統的信及其禮物（羅斯福的照片，一塊金表，）交給了達賴喇嘛。兩人在拉薩滯留約3個月，拍攝了一部關於拉薩的影片，這是同類眾多影片中的第一部。1943年2月他們獲得嘎夏的特別邀請與藏人一起度過了藏曆新年[[15]]。最為重要的是他們和西藏政要包括達賴喇嘛、嘎夏及其“外交局”進行了廣泛的多方面的接觸[[16]]。

　　雖然美國提出的開闢經由喜馬拉雅山通道的要求被拒絕，但兩人卻受到了達賴喇嘛的熱烈歡迎。兩人在經由印度進入西藏境內不久就遇到了達賴派來的迎接人員。離開時他們又得到了西藏政府頒發的進入結古多（Yekundo）和西寧的特別許可，這種許可從前從未頒發給過外國人[[17]]。托爾斯泰—多蘭拉薩之行雖然不是美國與西藏的首次官方接觸[[18]]，但對日後美國插手西藏問題影響深遠。第一，托爾斯泰—多蘭之行拉近了雙方的距離，藏方還向兩位提出購買手提式無限發報設備建立西藏傳播網。美國戰略情報局對此表現了濃厚的興趣。他們認為，如果美國滿足了這一要求，將對華盛頓在這一地區的利益大有好處，他們認為這一地區在未來具有重要戰略價值[[19]]。第二，托爾斯泰與多蘭對此行接觸到的藏人極盡同情。托爾斯泰到重慶時曾對美國使館的官員講，他感到華盛頓應該支持西藏。當時駐蘭州的美國使館官員也曾提過兩人的這種想法。而且托爾斯泰給西藏人留下了這種印象：美國會支持他們從中國獨立出來的願望。他們將來若要獨立，會有外來的幫助[[20]]。

　　學界對於美國方面在戰爭期間繞過與其關係密切的盟國中國政府而秘密派遣戰略情報局官員入藏一事頗多異議，美國著名藏學家譚·戈倫夫認為，這一出行本身並不必要，因為經由喜馬拉雅山運輸戰爭物資從技術上並不可行，而且當時美國與蔣介石的聯盟關係非常密切[[21]]。無論原因何在，托爾斯泰—多蘭拉薩之行打開了中美關係中的“西藏問題”這個潘多拉盒子，自此西藏問題成為影響中美關係發展的一個非常敏感的重要問題。

　　由於托爾斯泰—多蘭拉薩之行給藏人留下了“可以得到美國的支持”的希望，所以很快出現了藏獨方的積極回應。1947年西藏組成了一個以夏格巴為首的四人貿易代表團訪美。他們在印度新德里的美國使館得到????-257簽證[[22]]，帶着達賴喇嘛及大札攝政寫給杜魯門總統的信件於1948年7月到達美國。這次美國之行的公開理由是促進西藏與美國的貿易。夏格巴告訴美國駐新德里大使說，這次美國之行的任務就是研究改善與美國貿易的可能性。[[23]]但非常明顯此行的使命是由政治驅動而非商業關切。夏格巴在其所著的《西藏政治史》一書中說：“此行任務就是要表明西藏的獨立地位。”因為他們拿的不是中國政府護照，美國政府當然也明白他們的真正意圖。美國知道他們不會從與西藏的貿易上得到多少好處，美國也清楚中國作為美國的戰時盟國其重要性遠遠高於西藏，所以在其與西藏使團交往時不斷向中國強調美國對於“中國擁有西藏主權的政策沒有改變”。[[24]]而且當夏格巴提出會見美國總統討論政治經濟問題時，美國應中國大使意見提出應有中國大使在場，使夏格巴被迫放棄會見美國總統的想法[[25]]。

　　但托爾斯泰—多蘭拉薩之行及西藏使團的訪美激起了美國民眾對遙遠西藏的興趣。8月，著名廣播評論員，在哥倫比亞廣播系統工作的勞威爾.托馬斯與他的兒子得到了去西藏的許可，據說“他在美國有一大批聽眾”，而且“與很多高級官員關係密切”，這被西藏嘎夏看成是一個美國了解西藏問題的絕好機會，因而他們在西藏得到了非常友好的接待，並被允以很多特權，包括給達賴喇嘛拍照，錄像[[26]]。托馬斯父子在途中停留印度期間曾幾次通過印度媒體發表聲明，闡釋西藏強有力的反共產主義作用。當他們與10月7日返回美國時，在機場舉行了新聞發布會，號召美國人民幫助西藏反對共產黨中國，援助西藏游擊戰，派遣美國使團去拉薩[[27]]。之後托馬斯又拜訪了美國總統杜魯門勸說總統援助西藏[[28]]。不過一位英國外交官這樣評價托馬斯：“顯然他是一個聰明的觀察着，但好像缺乏對亞洲事務的背景知識”。“他好像全然不知美國對西藏的政策，不了解國務院把西藏看成是中國的一部分”[[29]] 。

三、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西藏問題成為美國對華冷戰的一個組成部分。

　　（一）美國考慮修改對藏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這使美國對中國西藏的政策產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早在1949年春天，美國駐印大使洛伊·亨德森就曾建議如果毛澤東的軍隊在中國取勝，美國就應準備把西藏看成一個獨立國家。亨德森是國務院的蘇聯東歐問題專家，1933年美國承認蘇聯時他被任命為美國駐莫斯科使館高級政治官員。他認為蘇聯政府的制度是獨裁政治，與法西斯國家有很多共同之處，是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威脅。所以他建議，鑑於亞洲形勢的變化，美國應重新考慮對西藏的政策。據此，國務院東亞事務辦公室對美國的外交政策進行了一次全面詳盡的重新審視，包括對亨德森建議的正反兩面都進行了研究。他們得出的結論認為：如果共產黨控制中國，那麼西藏就將是亞洲大陸僅存的幾個非共產主義堡壘，因此在意識形態及戰略上具有重要意義。但國務院分析人員同時指出，由於西藏地理位置上的遙遠及政府與社會的落後性，在實際操作上其意識形態及戰略上的重要性是有限的。所以這時美國暫定的對藏政策是“等等看”(wait _and _see)。因而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至1950年初中蘇簽訂同盟條約期間，美國對藏方提出的一些要求如西藏加入聯合國，西藏派出一個旨在獲得美方援助的特殊使團去華盛頓，邀請美國使團訪問西藏等都予以婉拒。美國的一些外交官認為，這時承認西藏獨立不但對與美友好的國民黨政府是一種羞辱，會加速其滅亡，而且會刺激中國共產黨迅速採取行動控制西藏。而且西藏加入聯合國的努力也不會成功，因為蘇聯和中國（國民黨政府）必然行使否決權。美國希望印度作援助西藏的領頭人，但遭到印度拒絕。印度不希望因為西藏問題而損害與鄰國共產黨中國的關係[[30]]。

　　（二）美國積極尋求英，印合作援助西藏抵抗中共。

　　1950年2月底中國政局塵埃落定，中蘇同盟條約簽訂，華盛頓開始對幫助西藏給予了更多的考慮。3月1日，國務卿艾奇遜指示亨德森收取關於印度軍援西藏，拉薩抵制共產主義入侵的計劃，及西藏所需軍援類型等的信息。艾奇遜還徵求亨德森關於印度與英美聯合共同完成此需要的反映。對此，亨德森在3月8日給艾奇遜的報告稱，印度不肯同美國一起反對新中國，而英國亦強調“其在藏利益極其有限” [[31]] 。英印在西藏問題上不願與美合作的態度降低了美國助藏的熱情。4月，美國務院接到來自西藏的消息稱:西藏人對西方不能提供有效援助非常失望,他們正在考慮轉向蘇聯尋求幫助. 艾奇遜認為,這個信息可解釋為,是西藏加速獲得西方援助的一種努力。也可能是藏人的真正意圖.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艾奇遜告訴亨德森國務院不希望西藏人錯誤解讀這一時期的美國沒能有效援助西藏,認為這是美國對西藏不感興趣,對他們的痛苦與困境缺少同情。艾奇遜重申美國的主要考慮是這時如果積極公開的支持西藏,只能刺激共產黨中國對西藏採取不利行動[[32]]。與此同時國務院與英國的華盛頓駐美使館討論如何鼓勵西藏抵制共產黨控制。但英國外交部的答覆是,西藏由於地理地形地貌的緣故很難進入，任何捲入的努力都不可行，也不明智。

　　美國並沒有放棄。朝鮮戰爭爆發後，國務院和一些其他機構，如美國中央情報局又考慮同在印度的夏格巴使團接觸，承諾美國秘密幫助西藏人抵制共產黨的“侵占”。他們詢問駐印度大使亨德森印度當局是否會因為朝鮮戰爭而轉變態度認為其有義務幫助西藏。亨德森回復，他沒看到任何印度轉變態度的可能性。印度政府將會反對任何其他大國特別是美國對西藏提供任何的軍事援助。但他說，如果西藏人自己向印度提出請求印度會很難拒絕。他同意如國務院的建議，與西藏使團接觸，告知美國已原則上做好準備援助西藏。

　　6月22日，艾奇遜命令亨德森與西藏使團聯繫，通知其美國計劃，美國已做好準備援助西藏，西藏應與印度政府接觸詢問印度是否同意運送物資，如果印度完全否定事情就完全結束，如果積極回應，美國將進一步研究運送計劃。

　　6月24日，美國政府通知英國大使館美國援藏計劃。英國在華盛頓的參事在28日回復，因為印度已自英國獨立出來，因而英國政府對此持被動態度[[33]]。

　　8月4日，美國參事勞埃德（Lioyd Steere）告訴夏格巴如果西藏打算抵制共產主義入侵而需要幫助，美國準備在物資及財政上予以幫助。夏格巴問這是否意味着一旦共產黨入侵美國就會派部隊和飛機幫助西藏。美國方面回答：美國的計劃只涉及戰爭物資和財政援助。美國不會與共產黨中國交戰，也沒有足夠的兵力。勞埃德向夏格巴大致描述了援助規劃，並強調印度合作的必要性。

　　10月上旬，嘎夏又派出兩個代表到新德里（Rimshi Surklang,Lobsang Tsewang）協商美國與印度的軍事援助。他們首先拜訪尼赫魯，尼赫魯告訴他們西藏要從印度購買武器是犯了個大的錯誤，因為這會激起中國的攻擊。兩位代表得到的清楚的印象尼赫魯不會幫助西藏。這樣他們也就沒繼續尋求在印度的美國人的軍事支持。駐印美國使館對此評論道：西藏人由於印度政府的態度而完全失掉了信心[[34]]。

　　（三）美國積極促動達賴出逃。

　　1950年11月，達賴逃往亞東，考量是出國“避難”還是回到拉薩。1951年3月，十七條協議在北京簽訂，這時美國政府力圖勸說達賴不承認十七條和平協議，出國避難。[[35]]

　　華盛頓認為達賴突然出逃將是一個重新聯合達賴的亞洲佛教徒，反對共產黨擴張的象徵。負責遠東事務的國務卿迪恩.臘斯克說，他和它的同僚認為這個年輕人出走並宣布獨立會導致充分的國際反應，促使中國共產黨考重新考慮占領他的國家。無論如何這適合美國的需要和目的。臘斯克確信美國支持西藏獨立符合正在歐洲實行的杜魯門主義，符合堅決反共的現實主義者國務卿艾其遜的想法。總統杜魯門同意將杜魯門主義延伸至西藏。這是一個與國內政治相聯繫的遏制中國的政策。在國際上他披着威爾遜理想主義外衣，在國內政治上他可以保護自己免於被責備為對共產主義軟弱。這樣，1951年夏天，美國與達賴喇嘛的顧問們經過談判出台了一個主要含有四點內容的承諾。前提條件是西藏領導人尋求國外避難。

　　第一個承諾是：合作的一個基本部分就是美國公開宣布達賴是自治西藏的領導人，美國將幫助他作為領導人回到一個自治而非共產黨控制的西藏。

　　第二，為在西藏境外的達賴喇嘛及有一定數目限制的隨從人員提供資金資助。

　　第三，支持西藏人向聯合國提出的任何呼籲。

　　第四，對由於達賴出逃引起的任何西藏內部抵抗運動予以支持。

　　美國國務院四點承諾明確的傳達了美國支持尚未有解放軍進駐的西藏的獨立。但這個計劃由於達賴1950年8月回到拉薩而被束之高閣。但在之後的幾年時間裡，除了宣布西藏是獨立國家這一點外，另外三點美國都在不同時期予以了實行。在1951—1959年達賴出逃前8年時間裡美國對西藏的抵抗運動提供武器及人員訓練。在1959年達賴出逃時，美國派飛機進行空中掩護，空投食品地圖，收音機和金錢[[36]]。到達印度後美國立即實行了對達賴及隨行人員的資金補助，並持續了十五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尼泊爾的木斯塘，日本的塞班，美國的科羅拉多幫助訓練西藏人直到中美關係緩和。（達賴曾公開否認過這一點）在聯合國的聽證會上美國對西藏人的活動也予以了積極的支持。

　　之後的美國各屆政府基本上承襲了杜魯門政府對西藏的政策，繼續通過公開的(如在聯合國)及秘密的（中央情報局）的方式支持西藏分裂活動直到尼克松訪華前夕。尼克松上台後，出於聯華抗蘇的需要，開始謀求改善中美關係。尼克松強調“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減少了對達賴的經濟支持。在1972年其訪華前夕，中央情報局放棄了對西藏叛亂力量的武器和資金援助，關閉了在印度，尼泊爾境內的基地[[37]]。對此，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評論說： “美國後來在政治方面出賣我們，武器也出賣我們”。“西藏死了很多人”。“這個代價太大了”[[38]] 。

《安徽史學》2006-1　

程早霞：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長春，中國，130024

本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04BGJ008）與哈爾濱工程大學基礎研究基金（HEUF04041）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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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國內尚無專著。張植榮著《國際關係與西藏問題》（旅遊教育出版社，1994，9）中有些論述。另外有些很好的論文，如：李曄《美國的西藏政策與達賴集團叛逃》載於《美國研究》。王琛，周桂印《美國對1959年西藏叛亂的反映探析》，載於《中美關係10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4。

[[2]] Karl E.Meyer. Close Encounters of an American Kind-----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in Tibet[J]. World Policy Journal,Winter,1998/1999.

[[3]] OBITUARY NOTICE [J].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 1915.(4).

[[4]] Davids, Jules.Circular note of July 3,1900,to the powers cooperating in China,defining the purposes and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894-1905[M].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1981

[[5]] Karl E.Meyer. Close Encounters of an American Kind-----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in Tibet[J]. World Policy Journal,Winter,1998/1999.

[[6]] Xu Guangqiu.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ibet Issue[J]. Asian Survey, V37 Nov 1997.

[[7]] 除柔克義兩次西藏探險並於1908與達賴喇嘛相見外，1922-23年威廉·麥戈文，1930，1935，1937年 蘇衣德姆·卡廷也曾到達拉薩。見《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十集文“美國，西藏與中國”。

[[8]] Tom Grundfeld 在其論文草稿“Tibet and The United States”及與筆者的交流中都談到了這一點。Tom 認為雖然1980s 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就對他確證當時所有檔案都已解秘，但很多問題仍無法解釋。他認為托爾斯泰—多蘭之行本身並不必要，他認為空中偵察及與在拉薩的英國官員的討論都已經表明其不可行。

[[9]] Lt.Col.Ilya Tolstoy.Across Tibet From India to China[J].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1946,(8).

[[10]] Office of Strategy Services(OSS).background report.September 30,1943.NARA RG 226,E092,box 200,folder 39.

[[11]] Office of Strategy Services(OSS).background report.September 30,1943.NARA RG 226,E092,box 200,folder 39. pp.5-6.

[[1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Chin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D.C. 1942 年卷，p.624.

[[1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Chin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D.C. 1942 年卷，p.625.

[[14]] Ibid.

[[15]] John Kenneth Knaus,Orphans of the Cold War[M]. Public Affairs, 2000. pp.10-11.

[[16]] Ibid.p.9.

[[17]] Lt.Col.Ilya Tolstoy.Across Tibet From India to China[J].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1946,(8).

[[18]] 有學者認為這是美國與西藏的首次官方性質的接觸。如東北師大歷史系教授李曄文《美國的西藏政策與達賴集團叛逃》。筆者認為1908年美國公使柔克義與達賴在北京的會面應視為美國與藏方官方性質的首次接觸。

[[19]] Hollis S.Liao,The United States and Tibet in the 1940s[J].Issues & Studies. May 1990, Vol.26 No.6.

[[20]] Hollis S.Liao,The United States and Tibet in the 1940s[J].Issues & Studies. May 1990, Vol.26 No.6.

[[21]] 筆者與Tom.Grunfeld談話。

[[22]] 這是一種特殊簽證，所持護照既不是中國中央政府護照，也不是西藏地方政府護照。

[[2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Chin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D.C. 1947 年卷，p.596.

[[2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Chin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D.C. 1948 年卷，p.767.

[[25]] Hollis S.Liao,The United States and Tibet in the 1940s[J].Issues & Studies. May 1990, Vol.26 No.6.

[[26]] 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the Eagle[M].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1994.

[[27]] 蔣耘，時殷弘,建國前後美國對西藏的圖謀[J].西藏研究.1987,(1).

[[28]]《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十集[M].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307.

[[29]] 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the Eagle[M].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1994.

[[30]] Ibid.

[[31]] Tom.Grunfeld,論文草稿Tibet and the United States.

[[32]] 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the Eagle[M].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1994.

[[33]] Ibid.

[[34]] Ibid.

[[35]] John Kenneth Knaus, An Uncertain All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ibet[J]. Harvard Asia Quarterly.Summer2000.

[[36]] Ibid.

[[37]] 美國中央情報局插手西藏秘聞[N].僑報,2001_5_18.

[[38]]（台灣）林照真,喇嘛殺人[M].聯合文學出版社,1999,第3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