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對台和平統一中的軍事鬥爭問題

　　低烈度戰爭——論對台和平統一中的軍事鬥爭

　　和平統一台灣是對兩岸最有利的選擇。但目前的國際及台灣島內都有相當強大的分裂 勢力。必要的武力是阻止分裂企圖、爭取和平統一的有力保障。有理、有利、有節的武裝鬥爭形式是必需的。

　　以軍事演習為代表的武力宣示已不足以嚇止台獨勢力的猖獗，必須配合以實際的武力打擊。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方式應該是我們今後一段時間內維持對台軍事壓力的主要目標與選擇手段。

　　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方式是指嚴格限製作戰目標與範圍，但對被打擊目標力求徹底摧毀的軍事行動。如美國20世紀80年代對利比亞的兩次空襲與對伊朗海軍與石油平台的打擊、以色列20世紀80年代初空襲伊拉克反應堆等行動。這種“外科手術式”的攻擊方式威懾力大、後遺症小，是典型的現代打擊手段。

　　從層次上看，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方式可以滿足從戰略到戰術層次的需要。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方式優點明顯，其附帶損傷小，作為以打促和的主要手段將十分有效，尤其在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對重要的社會信息關節點依賴性極強、社會信心相對脆弱的軍事對手的時候。

　　西方現代社會對較大規模的災害表現出較強的承受力，如日本在阪神地震後、台灣在9.21地震後及美國9.11事件後所表現的國民團結都充分表明了這一點，這也是現代社會進步的表現。但一些相對較小的事件則可能導致其社會局勢的較大動盪，如台灣八掌溪事件後的民眾抗議風潮與內閣調整，美軍在索馬里的傷亡導致美國對索馬里政策的調整等。仔細分析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則是西方現代國家制度內的固有矛盾使然。這種固有矛盾，也就是我對台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的最終對象。

　　美國、以色列等軍事強國以空中優勢為代表的打擊力量，是其發動低烈度打擊的力量保障。選擇這種高精度、低後遺症的打擊方式，得到了其國家綜合實力中高水平的科技力、教育力的支持，但也受制於其國內的高人力成本。中國如選擇這一方式作為建軍目標，必須結合自己的國情。

　　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方式就是為了防止台灣宣布獨立而進行的，因此是在其接近這一底線時迫使其回縮的強力警告。96年的軍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這一作用，但還很不夠。發動打擊應具備以下前提條件：1)台當局有明顯的離心傾向；2)兩岸關係明顯緊張；3)大陸在局部地區集中了優勢兵力；4)有遏制台方的反擊的能力；5)能制止外部勢力的介入。下面就這五點具體分析。

　　條件1是打擊的最主要前提，但並非決定因素。96年的局勢並不明朗，對李登輝的政治實力估計不足，軍事打擊的準備不充分，抗擊外部勢力干涉的信心與能力也不足。因此，在滿足條件1、2，部分滿足了條件3、4時，仍不能在演習中“假戲真唱”。

　　陳水扁上台以來，“聽其言、觀其行”已有結果，其暗獨主張趨向明顯。基本符合條件1。

　　但在民進黨勢力未能在台島內占據絕對主動地位時，即泛藍軍仍能在政治上與泛綠軍抗衡時，兩岸的關係並無明顯對立。台島內各黨派均紛紛向大陸示好(包括民進黨)，換言之，現在條件2還不充分。但條件2也是台方所能採取主動的最後底線。也就是說，條件3、4、5的主動權全不在台灣一方。

　　條件3則是對解放軍實力建設的基本要求：相應的優勢兵力集結時間越短，或是在相等的時間裡集結的兵力占優勢，就意味着戰鬥的勝利有可靠的保障。這也是整體建軍的目標所在。

　　能滿足條件3，則條件4相對容易。台方不能冒升級的風險——他所受的束縛遠大於大陸。除非他敢冒全面毀滅的風險，但這裡對台灣還存在一個悖論——只要台灣敢冒全面毀滅的風險與大陸作戰，就一定會遭到全面毀滅。這意味着，(在一次戰鬥中)戰勝台灣就意味着(在這次戰鬥中)遏制了台灣的反擊。

　　條件5則是整個前提中不確定因素最大的一條，取決於大陸自身實力及與外部主要勢力的關係。大陸自身實力的增強最有助於滿足這一條件，但國際關係的重要轉折時機也應該積極把握。俄羅斯的第二次車臣戰爭、以色列近期對巴勒斯坦的打擊都是在掌握國際關係中各種變局時所進行的，雖然成敗各有分說，但方法可以借鑑。

　　上述5點條件如果大部分滿足(並非簡單多數，還需仔細評估)，就可以着手對台進行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

　　中國式的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方式並不意味着純粹的高技術打擊方式，這在某些地方可借鑑俄羅斯在第二次車臣戰爭中的成功經驗，也要汲取其教訓。

　　中國在精確打擊方面的能力仍有待提高，但這並非表明中國不能進行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實際兩岸間50-70年代的多次武裝衝突正體現了低烈度、高強度打擊的軍事原則，而兩岸關係的走向也一度有過統一的機遇。我們不能再次與統一失之交臂。

　　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方式的主要目的是以打促談(不同於以打促和)，通過戰鬥勝利在談判桌上取得有利地位。目前的輿論造成武力使用的門檻太高，我們可能付出的代價太大。如果對台作戰是一場戰鬥定輸贏，那麼我們有沒有一戰而勝的把握？萬一戰敗是否就此讓台灣獨立？這種理論可以說是降低了使用武力的門檻。因此我認為應當謹慎對待“首戰即決戰”的說法，這種說法只能是戰役原則而非戰略選擇。對台軍事行動應該是由一系列指導政策連貫的戰鬥組成。

　　20世紀50至70年代的海峽對峙中，多由台灣採取主動，台灣“反攻大陸”的實質是攻勢防禦(類似蜀漢)，而大陸一方的方針總體上是以守為攻。現在的實力對比已經有了本質性變化，大陸應該把握住這種變化的機遇。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戰鬥的主動權在大陸。大陸所要追求的就是將戰鬥限制在一時一地，而不能任由台方將其升級擴大，並尋求外部勢力介入。這就是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方式追求的戰役目標。

　　在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方式的五個前提條件中，條件1與條件2存在因果關係。即是說，如果台方意在獨立，那麼leclerc所擔心的“無所作為”狀態必然是一種暫時狀態。而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方式在現時的威懾目標也就是定位在使台方保持現在的“無所作為”狀態。

　　即使陳水扁可以等，急獨派也不能等，他們會迫使陳水扁做一些動作，如護照事件。這些動作是否過火則取決於大陸如何看待：如果大陸實力足夠強，則可能會將“過火”的標準定低一點。換句話說，當大陸的實力與美國處於相近的量級時，可能會採取某些行動迫使台灣進行選擇。老北航的方法似乎也是選項之一，但具體方法上還要仔細斟酌。

　　關於美國勢力介入，這是既成事實——美國早已深深捲入台灣問題。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方式的另一個威懾目標就是避免美國的大規模軍事介入。台灣對中美的國家利益影響不在一個等級，這已是捲入台灣問題的各方決策者的共識。這種共識促使美國作出其目前的兩岸政策表態，也是台灣走向獨立最主要的障礙之一。現在台灣不敢主動宣布獨立，很大程度上在於其自問沒有打破這一共識的力量。台灣現在所做的所有提升國際地位的努力的根本目的，就在於誘使美國打破這一共識。當和平手段不足以阻止台灣這種危險舉動時，大陸就必須使用武力手段。台灣的做法可以說是他的一場豪賭：如果大陸的武力手段使美國感到有致命的威脅，即由大陸出手打破這一共識，美國將站到與大陸對抗的第一線。賭博的結果很可能是台灣的毀滅，但如果大陸實力不濟，確實也存在台灣在美國扶持下獨立的可能。而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方式則可以說是大陸在維持這種共識的前提下的唯一軍事選擇手段。

　　台灣問題到現在已經有50多年了，其複雜性與特殊性決定了解決台灣問題一定要有耐心。這一問題在目前也日漸牽涉到國際經濟、政治格局的互動，(可參見本人《中國國家安全目標》一帖)即使統一了台灣，也不意味着問題徹底解決。但就每次戰役而言，理所當然越短越好。這一問題應靈活處理。

　　20世紀50年代末，中美是敵國關係，炮擊金門成為兩岸間乃至中美間的特殊對話型式，但對金門的首次炮擊行動則較充分地體現了穩、准、狠的打擊原則。這可以說是在當時條件下我所進行的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嚴格控制打擊範圍與目標，以“只打蔣艦，不打美艦”的方式制止了台方的升級圖謀。但這一炮擊就持續了20多年，直到兩岸關係出現好轉跡象的70年代末(當然也有中美關係增強，大陸加強和平統一攻勢的需要)。

　　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的目標是促使台灣回到談判桌上，把握這個“度”就非常重要。現在以色列沙龍政府對巴的持續打擊就在於想迫使巴自治政府回到談判桌上，但打擊對象不清、手段不當、結果不佳。

　　台灣政府不同於巴自治政府，其對島內社會的控制力強，或者可以說只要搞定台灣政府，就搞定了整個台灣社會。因此打擊目標可以明確地縮小到台灣政府(的政策)上。具體表現為政策的執行機構(執行人)上，如軍隊、海巡署等，通過打擊動搖其政策制定機構與執行機構間的互信，從而迫使政策制定機構(政府)修改政策或是導致政府垮台。

　　美國對並非其生死攸關的世界熱點地區的干涉只能通過扶持親美政府來完成。上述兩種結果都扼止了美國的干涉途徑。

　　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方式是針對現行的國際秩序提出的。就我個人對超限戰的理解，我認為其在作戰手段與作戰範圍兩者間超越的是手段，範圍則需嚴格限定。這不同於高科技外科手術戰爭，這種西方式戰爭方式限制手段(拼錢的高科技)而不一定限制範圍(如美國在科索沃戰爭中對民用目標的“精確誤炸”)。

　　前文中對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方式設定的五個前提條件中，條件3、4屬於大陸力量建設範疇，而力量建設與顯示就是為了扼制條件2、5和條件1。但如果我們始終在論證這五個條件的關係，就會陷入阿幾里斯追龜的悖論。因此，我們回頭再審視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先設定討論前提，即大陸有武裝統一(或毀滅)台灣的能力。這一點應該沒有什麼疑問。

　　第一個問題：如果大陸具有武力統一的能力，大陸是否有必要對台灣使用武力？

　　答案1：台灣的離心傾向，大陸以非武力手段即能制止。

　　答案2：台灣有離心傾向，大陸以武力手段配合其他手段制止其離心傾向(惡化)。

　　答案3：台灣的離心傾向使大陸除了使用武力手段強行統一外，別無他法。

　　答案1在現實島內及國際環境下不現實，答案3的破壞性與後遺症均大，只有答案2是這一問題的最優答案。

　　第二個問題：武力手段包含哪些內容？

　　答案1：非接觸性實力顯示，如軍事演習。

　　答案2：小範圍接觸性實力顯示，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屬於這一級。

　　答案3：全面接觸性實力顯示，這意味着全面開戰，也是小範圍接觸性實力顯示升級的最後結果。

　　答案1的威懾力有限，答案3則就是第一個問題中的答案3，最優答案2。

　　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方式的具體形式可以有多種表現，大陸可根據自己所長選擇。

　　大陸對台灣在戰略上握有相當大的優勢，台灣總體呈現防守態勢。大陸動武的顧慮並不在台灣的軍事力量本身，台軍所能做的只有等待援軍。而目前所謂“決戰境外”的攻勢防禦戰略，一是針對其目前不利的被動防禦態勢的下意識反應，更主要在於凝聚島內民心士氣，為在島內延長抵抗時間，以等待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援軍作準備。

　　台方的戰略是建立在兩個立足點上：1)以質量優勢對抗數量，2)爭取被納入美國的全球防禦體系(從這點上看，20世紀70年代末是其最弱時期)。這種戰略的弱點也是明顯的，台灣暫時擁有的質量優勢很大程度只是一種宣傳，但只靠演習與口水是不足以戳穿這一點的；而第二點取決於美軍的增援規模與速度，這又受大陸與美國的實力對比的影響，而美國在亞太的軍事部署在冷戰結束後也已收縮。

　　至此，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的輪廓已經初步顯現，即每次限定目標，對台軍的高技術、高價值目標的迅速摧毀，如大型艦艇、先進戰機、遠程雷達等。這也是大陸在20世紀50、60年代的海峽對峙中贏得主動的法寶(即使對全面決戰也有削弱台防禦體系完整性的作用)。

　　對台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是在台灣尋求加入西方國家體系時與西方的一種較量方式，也是我全球戰略的組成部分。低烈度是避免與西方形成全面對抗的態勢，而高強度旨在顯示我方軍事對抗能力。

　　台獨份子所寄以厚望的外來干涉不可能是一場宋江式的及時雨，從政治與軍事兩個角度分析都是如此。美國是目前唯一有能力大規模軍事介入台灣問題的外國，但美國的首要任務是維護其自身利益與安全。美國對中國有戒心，但中美間業已存在且有很大擴展空間的巨大共同利益，使美在大規模軍事介入前會仔細衡量。中美在亞太的實力對比也使美在亞太勢力線上有所後退(從台撤軍)，軍事存在的規模比冷戰時美蘇對峙有了顯著收縮。在亞太地區的局部軍事實力對比出現了有利於大陸的變化。雖然美軍通過強化全球機動能力，對這種實力對比予以一定補償，但利用其反應時間差可能使其干預的圖謀失敗。

　　美對印巴核試驗的監控失敗表明其監視、情報系統並非全能。而其後勤能力也制約其干預規模與強度。如果大陸能在美軍作出有效反應之前，予以台軍心理重創，以現有條件是完全可能的。

　　由於將軍事打擊目標定位在予以台軍心理重創，其難度較完全摧毀台軍反抗能力要小得多。對台軍的高技術、高價值目標的迅速摧毀，以我現有能力是可以辦到的。在取得戰果後即暫時停止打擊。在此同時，將台島內反獨勢力從與台溝通的第二管道升格為第一管道，以打促變。

　　對美軍的決心與能力應該有正確估計——即使美國完成與中國全面開戰的準備的行動比中國(完成與美國全面開戰的準備)快得多，美國也還沒有作好準備。因此，大陸有可能在與美陷入(全面)戰爭狀態之前，完成對台部分或全部軍事行動。即是說，在處理台灣問題的方式上，將台灣問題與中美關係問題(暫時)分離。大陸目前所要做的，就是把這種可能變成現實。

　　美國人的航母艦隊出現在台灣近海並不意味着美國對大陸宣戰，更不是中美已經交戰。如果美航母艦隊或飛機抵達台海時，戰鬥已經結束，則美是否會就地轉入與中國的戰爭狀態？美國這樣做又有多大勝算？

　　從另一方面看，大陸對台軍事行動規模越大，準備工作相應越複雜，美、台方面的應對時間也相應增加。如從台灣以戰術行動為主抗擊大陸，美以戰略行動牽制大陸轉化為台灣以戰術行動牽制大陸，美以戰略行動打擊大陸，在目前的中美實力對比下，大陸勝算反而更低。

　　因此，在對台採取軍事行動時，我方有必要發揮我在戰略上對台的全面優勢以及對美的部分戰術優勢。高強度打擊使美方直接軍事介入的決心降低，而低烈度使美航母艦隊即使出現在台海，也可以形成所謂雙贏局面——我完成了打擊任務，台島內統派勢力通過完成斡旋提高了政治地位，而美方“斡旋”也“收到了效果”，唯一遭到名義與實際上的雙重打擊的是台獨勢力。

　　對台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是在從現在起20年內大陸可採取的幾乎唯一一種軍事應變手段。我認為，在大陸與美國的實力對比達到同一量級前，不可能真正解決台灣問題。中英香港問題是在有利的國際環境下(超級大國間因對峙而無暇插手)，中英實力基本相當的條件下，以極高的政治智慧解決的。因此，解決台灣問題還需要耐心。

　　大陸進行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的準備時間與全面軍事行動統一台灣相比要短得多。畢竟打擊幾十個台軍的高技術、高價值目標與全面摧毀台軍相比要容易得多。而完成對這些目標的打擊後，也基本可以摧毀台軍的反擊能力。

　　即使美軍在事後趕到，因大陸已停止軍事行動，美方將很難作出應對。這比大陸封鎖台灣，遭遇美軍可能進行武裝護航時，中美發生直接衝突的可能性還要小。而這種瞬時性(相對於美軍的反應速度)的打擊對離美國保護圈較遠的國家的威懾自不待言。如果這種打擊表現出的技術含量使美軍也顧忌，則威懾力更加明顯。

　　寫到這裡，大家也許明白我所指的打擊手段——(彈道)導彈打擊為主，其它力量以擔任戒備，防止戰爭升級為主，但也可能視情況投入打擊。

　　登陸戰的載具與人員裝備的集結、航渡過程的演護、搶灘與縱深突破都需要大量時間(與對台高技術、高價值目標的打擊相比)。這隻有在癱瘓(不一定摧毀)台軍抵抗後才能完成。而癱瘓戰術可能也不外乎我所指的對台高技術、高價值目標的打擊。而在癱瘓戰後的選擇，也就是leclerc認為的我與一些網友爭論的焦點所在。

　　我認為癱瘓戰後衝鋒式的登陸並不現實。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如同岳不群刺瞎左冷禪後再衝上去與其貼身近戰，而旁邊還有個虎視耽耽的任我行，後果的不可預測性太大。如果岳不群等到完全練成辟邪劍法，有足夠把握一舉把左冷禪與任我行都幹掉，又恐怕任我行早已一統江湖了。岳不群當時的戰術是在顯示強大實力後抽身後退，靜待對手認輸，這也是他當時唯一合理的戰術選擇。

　　登陸戰後的陸戰最難控制毀傷範圍，除非所有台灣人民齊心協力，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否則必將有激烈交火。而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做好了對這種激烈交火造成的傷亡的準備？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對這種死傷與動亂不介入的底線到什麼程度？一旦外國大規模介入，後果更難預料。這一系列問題絕非幾篇文章能講清楚。在一出手就可能導致嚴重後果的時候，不如袖手觀望。所以，我認為必要的觀望是合理的，而且這種觀望是在威懾下的談判的組成部分。

　　中印邊界作戰後我方的行為被很多網友不理解，認為為什麼不一舉收復所有領土。但我認為當時我方的行動是有深遠考慮的。形勢不許可我在東、南線都局勢緊張，北面日趨緊張的情況下在西線也陷入長期緊張狀態。因此採用了擱置策略。這一策略也確實已經保障了中印40年的和平。比照印巴在克什米爾的一些無人區拼得頭破血流，其策略高下也很明顯。

　　或許有網友會說，台灣問題與中國生死攸關，不能簡單照搬過去的成例，我承認這種這種說法有道理。我們要解決問題，正要防止過於簡單與偏激。如果在台灣島內發生了類似古巴導彈危機的事件，我們除了“早打、大打、打核戰爭”以外，確實沒有其它選擇。(但即使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及後來，美雖視古巴為眼中釘，終究沒有直接出兵入侵)但台灣問題遠沒有激化到那一步。

　　我所主張的低烈度、高強度打擊方式，是基於我個人對我國實力現狀的估計而提出的一種主張。作為人民解放軍手中威懾力最大的武器，彈道導彈是目前我們掌握的不多的幾種最可靠打擊手段。從二戰時的導彈襲城戰開始，彈道導彈的威力已經形成了巨大威懾，這種武器正是西方軍事戰略中最擔心的。美國下一階段的軍事戰略幾乎是全面圍繞反導展開。因此，導彈戰的戰略意義並不限於台灣問題。如果大陸對台實施了有效的導彈戰，則美將陷入兩難境地——或者加大反導系統研製的投入力度，但後果是不可預知的；或者停止對反導系統研製的投入，則必須全面修改其軍事戰略，後果同樣難以預料。

　　96軍演中彈道導彈演習的威懾目標不明確，且由於導彈的附加傷害小，破壞力不直觀，易於為對方宣傳戰降低威懾力，因而導致台獨氣焰反而囂張。而目前綜合各方消息所得，大陸增加了在東南沿海的導彈部署，可見對這種打擊手段是有信心的，只待必要時給台獨勢力以沉重打擊。

　　台灣在建軍策略中，由於其對外部勢力的依賴以及軍事戰略的巨大慣性，亦受制於島內的複雜政治形式，陷入了長期以來的空心化、做秀化的傾向。如果說美軍還能通過打擊弱者而顯示其威力，(而美軍的實際建設目標則日趨實用化，其做秀是為彰顯實力，實際上，北約中除了美國，其他仿照美國建軍路線的歐洲國家戰鬥力有限，在科索沃尤其明顯)，而台軍則無從顯示其“威懾力”，只能寄希望於美軍的及時增援。

　　台軍對自己的弱點一清二楚，郝柏村擔任台灣軍頭時期所謂灘岸決戰，“台澎金馬的最後一道防線”，其實質就是固守待援。而現在所謂“決戰境外”，除了能鼓舞一下島內民氣，實際效果與作用都值得懷疑。

　　台軍將被迫為島內的政治鬥爭付出代價。在平時尚可以通過強人治軍加以控制，但一旦因政治原因導致重大傷亡，在戰時可能導致強烈反彈。而這又會進一步削弱其戰鬥力。

　　在我以彈道導彈遠程打擊台灣時，美軍介入台灣的選擇極困難。其在亞洲的軍事基地與航母編隊對阻止打擊的實力有限，除非直接攻擊大陸導彈發射設施，否則幾乎無力阻止大陸對台打擊。更大可能是美會以增強台方對地攻擊能力的方式阻止大陸的打擊，台亦會以此手段使衝突升級，換取美直接介入。而我方現時東南沿海對台軍事行動的建設目標就是阻止台灣的升級圖謀，即制止其對大陸的反擊，嚇阻美對大陸的直接打擊。

　　我軍目前演練的主要科目——新三打三防，正是針對美軍介入的方式所進行的準備。與此同時，保持一支有強大戰鬥力的陸軍，是中美軍事力量對比中對大陸很重要的一個方面。解放軍陸軍在與美國軍事力量的比較中，在亞太地區具有相當的數量優勢。但由於兵力投送能力存在的結構性缺陷，使大陸在突破第一島鏈的實力較量中，陸軍能發揮的作用極為有限。我認為，陸軍在實際作戰時可能會有相當嚴重的人員傷亡(俄在車臣的剿匪戰鬥就遭到了數千人的傷亡)，雖然人口數量對此能起一定補償作用，但在台灣這樣一個難以進行宣傳管制的戰場，我們能否將由此而來的對國際國內的負面效應壓縮在一定範圍內，是值得懷疑的。

　　在現實條件下，陸軍在對台軍事行動中主要起威懾與防禦作用，防止台(美)軍反擊。同時只要我們在東南方向保持一支一定規模的強大陸軍，美(台)軍也不會輕舉妄動，使戰鬥升級。隨着綜合實力對比的變化，陸軍的作戰任務可能將逐步轉向占領與清剿。

　　在現有的世界各國軍種建設中，隨着制空權地位的突出，空軍的作用越來越大。但就大陸空軍目前情況看，仍以擔任國土防空任務為主。在東南沿海，大陸空軍仍是守有餘、攻不足。因此現階段戰略應是以守為攻，在迫使台反擊時給予其空軍重大殺傷。隨着大陸空軍建設水平提高，也可能加入對台地(水)面目標的直接打擊。

　　海軍的情況與空軍類似，但在反擊外來干涉的鬥爭中將居於中心地位。由水下力量與水面艦艇配合遠程導彈與飛機，對外部干涉勢力起預警與威懾作用，並隨時準備視情況反擊(更大程度上，在發展中的存在就是威懾)。

　　綜上所述，完成低烈度、高強度打擊最關鍵問題在於軍兵種協同。作戰的主要難度在於協調各參戰單位，在短時間內(可能只有幾小時)有計劃、有步驟地完成對幾十個目標的軍事打擊，並確保自己不受大的損傷。

　　低烈度、高強度的打擊方式在我看來應該算一種政治手段，只是強烈一些。在現階段，即台灣問題並沒有惡化到相當程度時，也是我們的最後手段。但這是基於大陸領導層在對兩岸關係問題(還包括雙方與第三方的綜合實力對比)準確判斷後，得出能夠和平統一的結論時的正確選擇。但如果這種判斷是錯誤的，而且不能及時調整策略，迅速從和平走向戰爭，後果將是極嚴重的。這種戰略判斷與調整的能力，就是綜合國力的反映。在有形實力顯著落後於我們的潛在對手的情況下，必須表現出比對手高超的謀略與決心，才能達到某種程度的戰略平衡。

　　我設想的戰役級別的導彈戰，在世界戰爭史上有過一些可以參考的先例，但與現實情況均有很大不同。因此，這種打擊方式存在大量的未知因素與不明朗性。同時本人對軍事只屬於愛好者級別，不當之處頗多，歡迎各位指正。

　　根據我所看到的一些報道，大陸在台灣海峽附近集結了3到5個導彈旅，約400枚以上中、近程彈道導彈，還有大量地面防空火力。同時空軍可集結500—1000架左右二代以上戰機，海軍的兩棲運輸能力(加上民船)可以一次保障約一個集團軍(5萬人)規模的橫渡。同時可以利用航天力量完成對以台北為中心，半徑1000公里的地區的全面監測。

　　我認為，在這一基礎上，只要不長的準備時間，就可以進行一次對台戰役級別的導彈戰。

　　二戰中海獅計劃的核心是以制空權換取制海權，從而保障登陸勝利，其戰役核心目標是登陸。英軍正是通過將這一邏輯鏈的第一環就予以擊破，挫敗了德軍圖謀。但後來面對德軍導彈襲城戰，從戰術上看，英(美)軍缺少戰術抗擊手段，只能通過戰略空襲去抵消德軍導彈的戰術勝利。而導彈的這種戰術上的單方面絕對優勢，是我設想的戰役級別的導彈戰前提之一。

　　台灣缺乏戰略反擊的能力，美軍即使對大陸進行戰略牽制，也需要時間。從目前情況看，美軍要能保證對大陸進行一次有效的戰術摧毀性打擊，約需要3到7天，其中集結足夠數量的兵力進入打擊圈，最典型如雙航母編隊，或單航母編隊加一個空軍遠征聯隊，約需要24-72小時。情報收集與核實24小時以上(不是指戰略情報偵察，目前美軍的戰術情報偵察多由遠征聯隊自身進行，故在部隊集結之後)，實施打擊約12小時。

　　因此如果大陸能充分隱蔽打擊意圖，則可以獲得兩天以上的寶貴時間，這對於多次導彈打擊都已經足夠了(“9。11”用了不到兩小時，但幾乎癱瘓了全美國)。

　　如一次發射300枚導彈，除掉故障與被攔截，以3枚摧毀一個目標看，可打擊80個目標。如導彈可靠性提高，則摧毀目標可以上升到90個以上。一次打擊時間約1小時。在美軍到來之前，只要導彈數量足夠，幾乎可以進行無限打擊。第一波打擊主要攻擊台軍指揮、控制關節點，防空導彈外設陣地，可能的地地導彈陣地和主要機場，主要軍港設施等，但不打擊市區，不打擊海軍大型水面艦停泊點。

　　在第一次打擊後，主要應對台軍的報復性軍事行動。由於大陸對台的全面監控優勢，幾乎可以排除台軍先制打擊的可能性。同時，利用第二波導彈打擊，封鎖台方佳山基地洞庫出入口，選擇打擊台重要電力樞紐，但不打擊核電站等設施。

　　完成兩次打擊，應使台空軍約有48小時左右的癱瘓。大陸海空軍則可利用這一間隙，選擇性打擊台軍主力艦艇，如基德、康定、成功級等(我一直認為台海軍以大型水面艦為主力是其海軍建設的極大失誤)，只要擊沉3-4艘，台海軍主力必將龜縮。

　　打擊進行約6小時後，導彈打擊可以告一段落。

　　我的設想中將第一波導彈攻擊與第二波間保持一小時左右間隙，主要基於對台心理打擊的設想。在第一波打擊進行後，台軍必然進行戰略動員與戰略轉移。其西線航空兵力，除部分投入對大陸的反擊外，大部將東移至佳山。佳山的出入口約十個，三十枚導彈就可以封鎖24小時以上。而其它兵力，則可能在我地空聯合打擊下損失慘重。

　　另一方面。台方在遭到第一輪打擊後會進行宣傳與動員。可以想象，打擊後一小時，台民眾基本會守候在電視與電腦前，而局勢並不明朗。此時造成全島停電，則局面會異常混亂。台大部分民眾只能藉助於乾電池收音機接受外部信息。而廣播宣傳對我方來說，比電視與網絡容易控製得多。若同時以少量高性能戰機(如蘇30)在其它掩護兵力配合下低空掠過台大城市上空，在謠言網絡的渲染下，對台民眾將造成強大的心理衝擊。

　　台方從本島與澎湖出動的反擊相對而言較好控制。對金、馬兩地的反擊，我認為除用陸軍壓制與威懾外，如能利用目前的小三通，對離島民眾與守軍施加影響，與之達成某種形式的默契(類似於庚子國變時的東南互保)，則最為理想。從目前金門民意看似乎可行。

　　我設想的打擊方式是一種劇烈的政治手段——追求心理震撼遠大於實際破壞。只要能癱瘓台空軍一段時間(6小時左右基本夠用了)，讓我方飛機在台大城市上空轉一轉，而且台政府在這一段時間內可能失去對局勢的有效控制，則台灣社會動盪之劇烈是可以想象的。這種“破”的目的，是為後面的“立”——統一派出面，在某種程度上控制局面創造條件。

　　我始終認為，台灣民眾中的確有趨向台獨的動力，這是台獨存在的土壤。但不能說台灣內部就沒有遏制台獨的力量，只是可能在某些情況下這種聲音太微弱了。我們如果能讓台灣島內這種聲音強大起來，真正成為主流，當然是最理想的。

　　台灣民眾對台獨勢力的猖獗的確應負有難以推卸的責任，台灣民意絕對有可能選擇獨立，但這不是我們毀滅台灣的理由。

　　《聖經》中上帝毀滅所多瑪城的故事就很有哲理性。當上帝被一次次地追問如果城裡只有50、40、30、20，最後只要有10個善人時，他會不會毀滅所多瑪？上帝的回答都是否定的。然而所多瑪終於變成了一座沖天火焰籠罩的死城，我們當然希望悲劇不要再次發生。

　　台灣同胞中畢竟還有許多是心向大陸的。甚至在傾向台獨者當中也希望能夠與祖國大陸能夠和平相處，如果他們將在和平與台獨中被迫作一選擇時，他們絕對不會選擇絕望。必要的軍事打擊可以戳穿他們的幻想。

　　我個人認為台灣民眾的潛在獨立傾向與大陸學生中的出國熱有着相似的思想基礎，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而“一國”的概念難以被普遍接受，與我在國家安全帖中所提到過的“國家概念的自我消解”，有一定程度的關係。中間派的搖擺正是我們解決台灣問題最大的困難所在，而在國家認同問題上的認識差異是這一搖擺現象的最顯著特徵。

　　我相信，隨着我們偉大祖國的強盛，在國家與民族認同的一致問題上完全可以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這個世界上並不只有美國才能夠用一個國家去創造一個民族。

　　台灣在去中國化的道路上漸行漸遠，無疑給其自身帶來更大危險，可悲的是越來越多的台灣民眾有可能被一種幻覺所欺騙。我覺得在如何團結大多數台灣同胞方面，我們還需要做大量工作。軍事打擊是出於不得以而採取的一種激烈手段，所以我主張控制在低烈度，以免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我們對台灣應該有足夠的耐心、同時對自身有足夠的信心。我們常聽到有些網友的過激言論，往往是將這兩個問題割裂開的結果。

　　我注意到台灣的“國防部長”在最近的一些表態，我覺得這正是一種搖擺的反應。對美國威脅對大陸使用核武器，台方4月1號表示反對，2號又部分否認，一面又擺出一副不惜焦土對抗大陸的姿態。實際台灣軍方可能比20世紀50年代以來任何時候都感覺到危機的迫切，而其自身也陷入空前矛盾與迷惘中。

　　對於島內一系列政治事件對台軍的衝擊，我們都應該準確評估。作為一支多年未經實戰的軍隊，同時還不斷被捲入政治鬥爭的旋渦中心，其戰鬥力與士氣是非常值得懷疑的。湯的焦土政策更象是一種宣傳，對自身實力絕望下的一種虛聲恫嚇，或者是一種置之死地而後求生的一種策略。

　　台灣的社會形態已經決定了其軍隊難以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主要作用，這是其民主制度使然，但這決不意味着台軍在反獨立場上無所作為。我認為台軍早以認識到與大陸對抗必敗，所追求的恐怕只是一種體面的失敗。

　　但台軍在其政權面前的暫時低頭，不能表明在遭到更大壓力時仍然會盲從於錯誤的政治決定。我認為，我們的統戰對象應該儘量將範圍擴大一些。

　　我主張，能夠和平統一就儘量和平統一，軍事手段只是無奈的選擇。現在台灣局勢的嚴峻，迫使我們將軍事行動的等級提高，而海峽兩岸同胞的生命財產必然因此而遭受損失。這種親痛仇快的局面，絕非我們所樂於見到的。但兩岸人民有必要一起反思造成這一悲劇的緣由。除了固有的歷史原因，當代的中國人同樣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台獨份子無疑是罪魁禍首，他們應該對此負主要責任。但我們也應該反思，我們對於台灣同胞又有多少了解？我們是否在一些思維方式上也因過於排他而顯得偏執？反側自消，知兵非為好戰！

　　小布什近日在演說中將台灣稱為“台灣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Tauwan)，官方解釋為口誤。這可以看作美國對我們在台灣問題上的再次嚴重挑釁。在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面臨的又一個緊要關頭，內憂外患再次同時壓在中國人民面前。面對美國的挑釁，我們必須站穩腳跟，給予其有理而堅決的反擊。但這並非直接意味着解決台灣問題已經迫在眉睫。

　　我傾向於認為這是小布什有意所為，作為再次對中國的挑釁與試探，是一種典型的小動作。

　　從克林頓到小布什，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政策與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接觸政策發生了微妙變化。從老布什在蘇聯解體後對華的政策轉變上看，這是美國針對“後蘇聯時代”的政策調整的必然結果。但老布什顯得調整步伐太慢，不能完成對新形勢的挑戰，對國內的新需求認識不足，因而成為一名“跛鴨總統”。

　　克林頓適時將注意力轉向國內經濟發展，取得了人的成績。但美國國內問題與其全球利益已經在美國建國200多年以來形成了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在對外政策方面，克林頓也必須有所建樹。

　　克林頓在一系列對外政策與行動中，逐漸從初期的理想主義與缺乏經驗變得實際與熟練，後來甚至還進行一些極其大膽的挑釁，如5.8襲擊等。不斷試探其所認為的，可能對美國家利益(全球利益)挑戰的國家，並試圖將其控制在其認為合理的範圍內。

　　小布什上台後，其家族長期形成的思維方式、圍繞在其周圍的“冷戰老臣”、以及對克林頓的某種潛意識反感，使其對克的某些做法表現出一種“反動”。

　　小布什及其幕僚班子認定中國將是對美未來國家利益(全球利益)威脅最大的國家，認為克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但無疑，小布什對中國的國力與發展勢頭有着比較清醒的認識。因此，他並沒有再進一步採用克林頓“做了再說”式的挑釁方式，而往往是通過一些不那麼容易擦槍走火的方式對中國挑釁，導致關繫緊張，但仍是走向冷戰而非熱戰。小布什家族班底更希望用自己有着豐富經驗的冷戰形式來拖垮中國。可以說，即使小布什是個流氓，也是一個很有頭腦的流氓。

　　中國領導人對此應該有清醒認識，全力避免與美國進行全面冷戰。在實力不足時，唯一的選擇是向美國發出明確信息——跳過冷戰直接進入熱戰！如同20世紀5、60年代中美對抗中所採用過的，嚇阻美國發動冷戰。但是現在，中美關係比當時發生了巨大變化，再用此招對我們並不一定有利。

　　中國現在在制止美國發動冷戰上有了更多的選擇，當然這必須建立在中國能與美國進行熱戰的基礎上。但無疑，中美經濟、政治、文化的綜合交流是當年美蘇冷戰時所不能相比的。我們完全可以以此挾制美國，使美國在發動冷戰前三思。

　　使美國人認識到冷戰不是美國對中國未來政策的唯一選擇，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這需要我們表現出高超的政治智慧。美國的口頭聲明與其在對其它弱小國家大打出手中表現出的軍事實力共同構成了威懾。這一手段完全可以被我們學習借鑑。

　　美國對中國的挑釁已經越來越多的向象徵性方向變化，這一是前兩次與中國的(間接)戰爭給它的痛苦印象，更重要的是中國軍事實力的進步。因此把握這種微妙變化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對4.1事件的保留態度就基於此。我們錯過了一次很好的可資利用的，展示我們軍事與政治實力的機會，很可能就是出於對小布什的錯誤估計！這期《國際展望》裡的刊首語說得有道理，美國的每次核威脅都是在其力不從心時的威嚇，看來這次也不例外。

　　實際上台灣問題的當事人之間已經出現了許多變化。從這一問題產生開始，就是中美之間的角力場所；而隨着大陸實力的增強，台灣問題更是早已遠遠超出了兩岸間的關係。

　　在戰略問題上，軍事行動上表現出主動性的，往往是絕對軍事實力上較弱的一方，近現代戰爭史中更是如此。這從戰略上是可以理解的。在弱勢情況下，放手一搏似乎更有生路，但一定要慎用這種險着。蔣軍早期對大陸的襲擾，是在其新敗不久；而大陸幾次主動攻擊，如炮打金門，也是在海空軍等方面實力與美差距較大時。兩者似乎指導方針一致，但仔細分析則大不同。

　　台軍對大陸的竄擾，註定是沒有勝利機會的，因為台與大陸在戰略上的差距拉大的趨勢是必然的。即使偶然的戰術勝利，也無關其戰略形勢持續惡化的大局。大陸炮擊金門，則是在中美戰略實力對比中自身比重不斷增大時的舉動，雖然冒險，但在戰略上絕對可行。之後雖因為一些歷史原因，使大陸與台灣的實力對比在70年代出現了一些暫時有利於台灣的變化，但這終究是一種反常。台灣當局如果將這種反常當作正常而自欺欺人，後果是悲慘的。任何人違背歷史規律，都必然會受到歷史規律的懲罰。哪怕是世界超強也不例外！

　　中、美、俄這種級別的大國只要能獲得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其實力增長與積累是任何其它勢力都難以阻止的。美國自身的發展早已印證了這一點：在南北戰爭中，當時的超級大國英國對南部邦聯或明或暗的支持，令美國聯邦政府十分惱火。但這並沒有妨礙北方在內戰中的勝利與隨後美國的崛起。

　　小布什不會不清楚這一點，實際上即使是小布什及其鷹派幕僚們，也絕對不會認為要馬上同中國打一場熱戰是合適的。他們所追求的，是一場遏制式的冷戰，這才是他們擅長的。

　　但中美進入冷戰的可能性並沒有杜魯門時代那麼簡單。現代的冷戰鬥士們要挑逗中國、激怒中國，使中國作出符合他們需要的反應。實際正如我與魚兄在討論中的共識：中國應該避免墮入這一圈套。但我與魚兄之前的爭論在於，魚兄似乎認為我們應當以迅速的升級嚇阻美國，使其不敢採用冷戰手段，着力重點在於迫使美國不能發動冷戰。而我則主張，用合理的接觸與政治手段，不與美國發生冷戰，着力重點在於自己不參與冷戰。

　　某種程度上，我們是在尋找台灣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與軍事利益中的平衡點。如果以打下台灣付出的代價，確實可以得到打破美國的單極世界的成果，而我們(或與我們的潛在盟友一起)的實力足以制衡美國，這種犧牲將是值得的。但在有這種把握之前，我們不應該輕易冒險。

　　台灣問題對中國的最大的危險，並不在於中美間對抗的升級。因為，在現有的情況下，美國在任何方面都占有絕對的優勢，無論從任何角度講，美國都不可能獲得比現在更好的情況。打破原有的戰略格局，則意味着美國霸主地位受到挑戰，這是美國所不可忍受的。

　　相反，因為中國在各方面均處於絕對的劣勢，所以，選擇一個自身占有絕對優勢的戰場，與美角力，則從任何角度看，中國的損失都不會比美國大，這正是所謂“光腳的不怕穿鞋的”。

　　因此，美國人即使希望與中國正面對抗，也不會挑選台灣這個戰場的，他們想在這裡取勝，實在太難了。中國最大的危險，也並不在於對抗的升級，而是在於台灣問題的久拖不決。我們在這小小的海峽被牽扯住全部的精力，毫無意義，美國在全世界四處出擊，完成了對中國的戰略包圍，而我們還在為和統還是戰統而爭論不休，那時在發動戰爭，天時地利人和均不在我，則我中華危矣。

　　另一種可能發生的情況，是在美國完全完成了對中國的戰略包圍之後，則我們因挑戰美國無望，而導致國民意志消沉，台灣的戰略地位下降，而在美國主導下實現和平統一，全國上下歡欣鼓舞，全體人民對美國感激涕零，中國從此完全放棄了挑戰美國文化的機會和意願，這才是最最可怕的前景。

　　不要把這個世界想象的那麼美好！你想發展就發展？中國的崛起將必然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原有的即得利益集團不會那麼輕易的讓你從他們的手中搶走他們的東西！美國只有2億多人口卻消耗了世界將近40%的資源！你想象一下如果中國發展起來後會是一個什麼局面！如果你這樣去想，那麼為什麼美國和西方國家要打壓中國就很清楚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因為對資源分配之爭！德國就是希望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搶得更多的資源而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一個小小的德國對資源的需求就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何況是我們這樣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泱泱大國！

　　這個世界總是遵循着“混亂-穩定-混亂-穩定”的發展前進的的；這不光是社會的規律，是宇宙發展的一個基本規律。這可能也就是我們政治經濟學中的“量變-質變-量變-質變”的發展過程！而且每次戰爭的規模和破壞程度將越來越大！

　　我們都知道冷戰時期，我們可以說都是生活在核恐怖之中，可是冷戰畢竟只是主義之爭。主義是不能拿來當飯吃的！人畢竟是利益的驅動者！意見不一致最多也就是動動嘴巴；如果是到你家來搶錢，要是都不是軟蛋，那肯定以死相搏！

　　所以我說在我們的發展過程中，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一個打破格局的一個必然環節！除非我們是軟蛋，除非我們放棄自己的利益，放棄自己的發展機會！而台灣是一個我們所選擇的最佳場所。風乾的魚上次說的對，台灣是遲早要回歸的；這幾乎是肯定的事情，除非中國四分五裂，否則一個統一的中國是絕對不會允許台灣的獨立。但我們要怎麼的統一？是等美國在全球的布置完畢，認為台灣沒有價值的時候奉還給我們，還是主動出擊，徹底擊潰美國的部署，打破他的如意算盤；獲得我們最大的全球利益！

　　我的思路好象比較亂；我只是想說明一點，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肯定會挑戰美國的地位，與傳統的美國以及西方國家的國際格局會產生衝突！這種衝突將不再是主義之爭，而是對全球資源瓜分的一種爭奪！這種爭奪以何種方式結束呢？孫子兵法中有一個說法叫：不戰而屈人之兵，為上上策！如果現在依然任其這種趨勢發展下去，也就是所謂平衡的發展，到無法可忍時決一死戰，這樣我們將處於被動，於劣勢！失敗的必將是我們，當然這樣的後果也有可能導致全世界的滅亡。而主動出擊，我們將邊被動為主動，營造出圍棋中的一種說法叫“勢”，立我們於優勢地位；最後即使是做點退步，我們所得依然大於所失！所以我認為打台灣，對於西方傳統利益集團可以起到一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當然這還要看我們的軍事和外交手段，能不能有效喝阻美國與戰場之外！我始終認為只要我們有拼死一戰的決心，美國人是絕對不敢全面介入的決心。我們還可以利用我們的宣傳採取攻心戰術，讓美國人知道為台灣人去流血是不值得的！！打台灣可以說是對世界大戰的一種緩衝，“小病才不會有大疾”，如果我們政府能夠以鐵碗政策順利解決台灣問題，我們將至少能再享50年和平。不然以現在這種局勢發展下去，世界大戰不遠！！

　　廢話這麼多，總之：打台灣要有致死地而後生的決心，但我們的目的是速戰，以最小的代價有效喝阻外來的干預力量，達到對西方傳統勢力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打台灣不是希望世界大戰，而是希望避免世界大戰！是對目前雙方的敵對程度的一種降溫！可以說有一種緩衝的作用。

　　我不贊同一些網友的“我們總是低估美國人的戰爭決心”的說法，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正好相反，是美國人總是低估我們的戰爭決心。我主張對台灣不要大打，是想用能夠更易被美國人理解的方式表明我們的戰爭決心，從而阻止他們的冒險企圖，避免玉石俱焚。

　　我與魚兄以前在艦船上討論過傷亡問題，這也是我們爭論的焦點所在，如果網友有興趣，可以在本帖中找到一些東西。不過我與魚兄在犧牲問題上有一個共識，就是難以用數字去衡量犧牲的價值。

　　我堅決反對中國再參與霸權遊戲，並希望我們的世界能夠永遠擺脫這種可怕的夢厴，在熱點評論的《我國現階段的國家安全目標是什麼》中談了一些看法。但這有一個前提，就是消除目前的一超獨大的局面，這需要我們與其他國家的共同努力。

　　我所指的在台灣的“決戰”並非熱戰。美國現在的軍事行動主要目標，在中東與反恐，將精力過多投在台灣海峽並非其當前主要任務。因此，其在台灣附近的軍事力量有所削弱，其對中國的威脅象徵大於實質。

　　我軍對台大打，很可能迫使美將主要軍事力量用於對抗我方。在其戰線過長時，因為我將被美認為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戰略方向，美極可能孤注一擲，與我全面開打，後果難測。

　　因此，我認為我們保持一種對美“威懾”態勢可能更有利，而台灣將是我們保持對美長期威懾的主要戰場之一，朝鮮與日本也是。

　　我們的戰略可以參考蘇聯的一些策略，蘇聯在遠程力量不足抗衡美國時，表現出“綁架西歐”的態勢。以西歐要挾美國，同時分化西歐與美國的同盟。雖然由於其國內原因，這一戰略構想最終沒有成功，但其合理成分我們可以學習。

　　我們在亞洲比當年蘇聯在歐洲要有利得多。東南亞與東北亞都是中國的傳統勢力範圍，我們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與親和力不是俄對歐洲所能比，當前實際情況的發展也部分印證了我的看法。我們在中南半島等地的影響不說全面壓倒了美國，至少也是並駕齊驅。對比四十年前在這一地區我們各自培養代理人對戰的局面，以及五十年前我們在這一地區影響力的蕩然無存，真有天壤之別。

　　我們與美國的今後十年，將是一個控制與反控制的十年，我認為我們的優勢正在擴大。

　　我們在亞洲的影響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與美國並駕齊驅，這從中國近期的一系列外交活動中得到體現。同時，美國最近的戰線伸的太長，已有力不從心之感。

　　我與魚兄還是對打的規模與方式有爭議。我認為我們正是要設法維持冷和平，這比冷戰對我們更有利。

　　魚兄曾問我何以認為美國不會在現就在與中國為敵，我覺得這主要是美國也不想打一場無把握之戰，哪怕是冷戰。它與蘇聯就是沒有熱戰的把握才選擇冷戰的。而美國的實力已經再難以進一步擴張，也就是說其發動冷戰的把握也將越來越小。

　　因此，總體上，冷和平的局面只要能維持下去，時間對我們有利。這種和平局面絕不是美國的恩賜，而是我們雙方實力對比的體現。

　　冷和平將是中國今後一段時間內國家安全戰略的唯一選擇。冷和平與冷戰的根本不同在於：冷戰以消滅對方為目的，而冷和平以與對方共存為目的。

　　對於中美的競爭而言，只要維持了冷和平的局面，就是中國在戰略上的勝利。具體到台灣問題，就是中國統一了台灣，而中美間並未因此進入包括冷戰在內的戰爭狀態。

　　冷戰是一種雙方參與的特殊戰爭遊戲。其前提條件有二：首先雙方實力基本相當，其次雙方都以毀滅對方(政體)作為終極目標。我們即使具備了與美國冷戰的實力，也不應該有與美國冷戰的決心與目標。

　　我贊同多極化趨勢有利於亞太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的看法。冷戰後國際形勢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世界正在走向多極化的格局，一兩個大國或大國集團主宰世界事務、支配其他國家命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美國在現在的世界上的確無比強大，但僅靠其一國之力，它很難滅掉任何與之不善的政權。

　　我們應該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和維護地區安全新秩序，用加強經濟合作的方式維護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礎，從本地區多樣化的實際出發建立亞太安全機制。而台灣是一個很好的展示我們安全觀的舞台。

　　我發現我所設想的低烈度打擊方式，與近日披露的美國內部研究報告中的“中國整體空間(aerospace )作戰”設想幾乎一致。但這同樣不能證明任何問題。

　　實際上，我所設想的作戰方式與其稱為低烈度戰爭，不如稱為低接觸度戰爭。這樣可能可以更準確地表明我的設想。

　　因為我的設想總體上是以不對稱作戰方式反台獨，以遠距離非直接接觸的方法打擊台軍，從而摧毀台軍士氣，迫使其談判。

　　現在的問題在於，我們是否已經掌握了採取這種軍事行動的能力。作為軍事愛好者，我們並不掌握全面的政治、軍事資料，只能根據自己掌握與理解的部分去看問題、提建議。因此，我們的分析不是全面而絕對準確的。我們引為自豪的一系列作戰成績，都是以陸軍的戰術為基礎展開的。雖然藉助我國傳統的軍事思想，在不同領域取得了一定實效，但面對全面的高技術戰爭，我們同樣應該有清醒認識。

　　高技術戰爭可能並非是在戰爭形式上，我們的潛在對手同樣在研究我們傳統的軍事思想，並試圖融合到其建軍思想中。對此，我們不能在自己的過去上沾沾自喜。

　　高技術戰爭不僅是戰術的變化，更可能是戰略思想的一種變化。我們似乎不應該僅僅將其看作幾種新武器的使用。實際上，在二戰後各國已經普遍接受了總體戰思想，但高技術戰爭可能使總體戰有了一種全新的面貌。

　　總體戰重視的動員能力在高技術條件下有了全新的表現，由此而來的“破壞對手動員”的能力則可以列入“超限戰”的範疇。實際上，充分完成己方動員，破壞對手動員，是我們與敵展開高技術戰爭並能取勝的唯一機會。

　　社會形態的差異等“軟性”因素正日益成為重要的戰爭勝負因素。美國近來所進行的高技術戰爭，對於其潛在敵國社會形態與潛在社會心理的打擊不止是我們所理解的狹義心理戰範疇的，更是一種戰略範疇的運用。美國在這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運用上非常成功。甚至在道義上也極力將自己打扮得高人一等，藉助其強大的宣傳機器與國家總體實力，也取得不少實效。

　　能與其對抗的，只有國家實力與其基本接近的國家才能完成，中國可謂任重道遠。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在軍事技術上占有絕對優勢，但在道義上卻不具有這樣的差異。巴方的自殺炸彈雖然是一種絕望的武器，但未必不能產生效果。中東戰爭實際已經開始，但與以往不同，以色列的動員能力已經受到影響，許多預備役軍人拒絕被徵召，這對以色列是一個不祥之兆。

　　台灣或許會面臨相似的局面——會有多少台灣軍人肯為台獨而戰？反台獨同樣應該在道義上打擊台獨的合法性，道義上的制高點將是軍事行動的前提。我們在宣傳戰的手段上並不處於優勢地位，因此本身目的的正義性就尤其重要。

　　目的正義需要同樣正義的手段支持，而不能不擇手段。因此，順應潮流，減少戰爭中平民傷亡與損失尤其重要。

　　中國應採用的的非接觸打擊，應該是能讓台灣等在真切地認識到打擊的威力的同時，體會到大陸的善意。因此，這種打擊應該儘量減少附帶殺傷——中國的鮮血不能隨意流淌，海峽兩岸都應努力減少血的代價。但對於中華民族，個人的利益並非最優先的，因此，為了民族的整體利益，必要的血是要流的。

　　的確，現階段雖然兩岸軍事實力整體上處於不對稱地位，但在非接觸式打擊方面卻處於相對均勢，這也是台灣當局挾洋自重、以武拒統的重要原因。但大陸整體優勢的轉化應該向非接觸式打擊方向努力，使台獨的最後心理防線亦告失守，可能收益最大。

　　最近以來，英美等國的一些智囊機構與軍事評論家對2005年海峽兩岸的軍事實力對比作了一些評價，主流觀點認為天平向大陸一方傾斜。

　　值得注意的是，蘭德公司卻在一份報告中認定優勢仍在台、美一方，不禁令人生疑。

　　但從美國近來的軍事部署看，借反恐之名，其軍事觸角與政治影響正在中國周邊悄悄延伸，而台灣方向，更是有點大張旗鼓、聲勢驚人。但正所謂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美國的做法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陳水扁突然表達“善意”，又意在何為？

　　“以打促談”或者“以打逼談”，應該是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主要軍事手段。但最近即將舉行的解放軍大規模軍事演習中，搶灘登陸作戰似乎是最搶眼的亮點，這似乎與我所主張的“低烈度戰爭”不太一致。但細細看來，這裡面應該是暗度陳倉。

　　大陸運用“低烈度戰爭”或者“非接觸打擊”的很大問題，在於打擊效果可能不明顯。現階段的軍事演習多以示威為目的，如果突出強調“非接觸打擊”能力則又有泄密的危險。因此強調搶灘登陸作戰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箭雙鵰之利。

　　解放軍強大的陸戰能力是對台獨及其後台老板的重大威懾，在演習中強化演練，效果比較直觀。這也是我們在前面的討論中魚兄等所持的觀點，至少可以陸軍作為對付台獨的最後武器，對其構成威懾。

　　但我認為從另一方面看，使用陸軍正是遏制台方將戰爭升級的重要手段，以陸軍迫使台方不敢將其抵抗手段升級。

　　台灣最近謀求的一系列進攻性武器——潛艇、武裝直升機、遠程導彈等，好象真要“決戰境外”了。這似乎可以看做台灣企圖依靠美國的軍事技術優勢迫使我們轉入守勢。“決戰境外”的迷夢其實是以美式軍事思想與我對抗。

　　英美等西方國家在作戰中，通常強調在強大後勤支援下的攻勢作戰，實際美國戰後四次改變軍事學說，但進攻仍然是主題。雖然這不一定適用於台灣對大陸，但台獨似乎也只有這根救命稻草了。自甘為美反華前驅，是“決戰境外”的潛台詞。

　　因此，打破“決戰境外”，關鍵在於切斷其外援；同時打破“決戰境外”，也是敲山震虎。

　　如果事實證明台灣無法在“境外決戰”，那麼台獨分子的謊言也就無法自圓其說。我們冷靜地向台灣民眾戳破“境外決戰”的荒謬，或許只要幾發導彈就足夠了。

　　但陳水扁推出“決戰境外”，雖然主要目的可能在凝聚島內民心，但從戰術上看也是增加防禦縱深的手段，所以台軍方也極力支持。

　　最近台軍可能得到AH64D，這是一針興奮劑。但對於台灣海峽而言，阿帕奇的腿太短了。我認為如果利用我方的地地導彈優勢，使台軍處於一種不能還手的困境我們的軍事打擊就可能成功了一大半。

　　軍事打擊是為政治談判作準備。所以提高導彈的打擊精度是重中之重。

　　放寬動武的條件，也並不意味着戰爭一觸即發。

　　危機轉化為戰爭，往往是在對立雙方處於某種程度的均勢時，或者說是平衡破裂時發生的。我們避免戰爭的另一思路，就是利用不對稱的實力。既然沒有平衡，也就無從打破平衡。

　　我們在登陸—抗登陸戰的實力上與台灣幾乎處於一種平衡狀態，但在導彈戰上我們處於極大優勢，而台灣正在拼命追趕，企圖達到與我們的平衡。實際上“決戰境外”就是一種心理平衡的要求。

　　因此，我們應該充分利用我們的導彈優勢，盡力維持這種“不平衡”；而不一定要集中主要精力去尋求突破某種平衡，這樣可能更容易揚長避短。

　　實際上我對台的軍事優勢，幾乎可以說是接近“重劍無鋒”的地步了，單憑台灣是無法與我對抗的。

　　美國的介入使問題複雜起來，現階段我尚無“力”與美全面對抗，唯有憑藉“智”與“勢”與其周旋。但以田忌賽馬之策，以力壓台獨、以勢困美，或為上策。

　　所謂以攻為守，往往是相對較弱的一方採取的手段。我們既然對台灣處於強勢地位，為什麼還要採取這種手段？

　　原因仍然在於美國的介入。

　　我們曾經用強大的陸軍優勢對台、美構成了強大的威懾。但只憑這種優勢已經難以繼續保持有效的威懾——海灣戰爭已經給了我們這種心理與戰術上的衝擊。我們必須學會用新的優勢確保對台獨的有效威懾，在獲得與假想敵全面對抗的能力之前，發展殺手鐧手段，就是一種以攻為守。

　　朝鮮韓國的黃海交火事件可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朝鮮參戰艦艇在性能上與韓方相比並不占有太大優勢，相反還在技術上處於不利地位，但取得了海戰的勝利。這固然有其特殊性，但我們仍可以得到以下一些經驗教訓：

　　1)軍事裝備的“殺手鐧”作用

　　朝鮮參戰的艦艇是“土炮艇”，但在這種軍事對峙中很有效。一發命中韓國快艇，就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並使自己在戰鬥結果中處於有利地位。

　　2)需要嚴密的指揮、組織體系

　　韓國艦艇在數量、質量均占優勢的情況下，據說是由於其第二艦隊指揮官的失誤，導致朝鮮艦艇成功撤退，很大程度上是其指揮結構僵化的緣故。因此，在總體戰略中注意給前線指揮人員一定靈活處置權限。

　　3)準確判斷對手的戰略企圖

　　韓國此次失敗，關鍵在於戰略上忽視了對手的決心，我們不能犯同樣的錯誤。

　　我們注意到最近《參考消息》上轉載的一系列外電文章，都指出中國在統一問題上的軍事阻力是來自於美國，這也應該是我們對軍事解決台灣問題的共識之一。

　　台灣與大陸的軍事差距正越來越大，台灣以武拒統的勝算也越來越小。在這種局面下，台方仍可能有一些極獨份子說些甚至做些舉動，如上述的廖宏祥“當棋子賣身有理”論等。

　　最近美國國會的台灣局勢報告與之倒真是相互呼應，固然有為軍售升級造輿論的需要，但也從側面反映出大陸對台獨的軍事打擊能力有了長足進展。

　　問題在於，台灣社會對於大陸可能的武力打擊是什麼態度？但有一點應該是明確的，這絕對不會是又一場“不列顛戰役”。

　　最近美國的兩份安全報告引起了兩岸的關注。台獨份子喜，以為有了靠山。但仔細分析一下，島內的有識之士也對兩岸軍備競賽的前景表示憂慮。

　　美國在現時反恐為重的格局下，對台灣局勢難以兼顧，兵力上捉襟見肘。要說大陸在家門口無法對抗美國的單航母甚至雙航母戰鬥群，簡直是太滑稽。實際上，單航母或雙航母戰鬥群，幾乎是美軍能在一周內拿來對付中國的全部機動兵力。

　　但這場可能發生的中美之戰，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首戰即決戰的意義，因此雙方均無法輕易動手。對於其中較弱的中國而言，敗的結局固然可悲，勝也未必就是好事，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經驗教訓是應該被仔細思考的。是否可能讓中、美這樣有着強大的恢復能力的大國遭到不可恢復的損失？單靠軍事行動恐怕很難達到這一點。中美之戰實際已經開始，但不一定就必須表現為戰爭。

　　台灣方面近來也悄悄將“決戰境外”變成了“拒敵境外”，這是對其前一段不切實際的戰略目標的修正，但也表明其台獨目標有走向實踐的傾向。因此，強化我們對台獨的打擊能力，就更顯迫切。

　　台灣方面近日也推出了新版的《防務報告書》。這一紙洋洋十餘萬字的報告被大陸的主流輿論解讀為軍事版的“兩國論”，是很有道理的。

　　這份報告中提出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建立非軍事區這一點被認為是“軍事兩國論”的要害。反過來，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台灣新軍事方針，也就露出了新的破綻。

　　“非軍事區”的做法，可以看作台軍試圖與解放軍“脫離接觸”，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減少一線人員(從而在可能的衝突中減少人員傷亡)的需要。GC認為這一點於我可能同樣有利。在我對台全面打擊能力提高的前提下，我們的優勢可能因此進一步增大。

　　台灣不可能有任何一個將領象當年的沙龍一樣拍胸脯——“將西奈還給埃及，必要時我用一個裝甲師就能將其奪回來。”單憑台軍目前的作戰能力，如果台方將金、馬非軍事化，在政治、軍事上對其將有相當風險。在缺少對島內實施當年蔣氏父子鐵腕控制的情況下，誰能承擔“丟失外島”的責任？

　　這只能是其對後台老板的期望——依靠外部勢力。

　　減少人員的直接對抗，用武器對抗人員，這是台灣全面接受美式軍事思想的具體表現。

　　台灣軍方堅持了幾年的“制空、制海、反登陸”悄然變成了“制空、制海、地面防衛”。台灣陸軍無疑成了最大輸家，其軍事思想中的美國影響不言而喻，美國陸軍在新一輪“軍事革命”中也是輸家。倒真是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但由台灣來實施，似乎就是在東施效顰了。

　　由於台灣在各項綜合作戰能力上遠遠缺乏美軍所具有的強大作戰支援系統，其作戰能力已經大打折扣。因此才會有如廖宏祥之流“甘為棋子”的高論。的確，台軍在沒有美國支援的情況下，可能根本就不會打仗了。

　　大陸對台本島的攻擊，無論採取那種方式，金馬駐軍對大陸的襲擾作用都強於台澎。在台軍缺少防區外打擊能力的情況下尤其如此。

　　台灣絕對不敢發動“先發制人”式的打擊，這也是我對近期“其它”論壇中發表的某篇軍事小說的一點看法(美、日冒台灣之名偷襲青島軍港，與中國全面開戰)。因此台灣始終在軍事對峙中處於被動。大陸正在向可以主動選擇在什麼時間，用什麼形式、以多大規模對台動武。如果大陸完全掌握了這種主動，台灣也就可以和平統一了。

　　實際上，金、馬駐軍以一些低技術武器就可能對大陸造成很大威脅，但在目前台灣社會經濟政治發展與大陸不平衡的前提下，駐紮在金、馬的重兵集團反而成為一種“人質”，這實在是一種諷刺。美國式的軍事思維在台灣的運用變得不倫不類，實在令人覺得台灣有些沐猴而冠式的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