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衝突中美國的角色

作者:余杰
2008-01-03 19:14:59

奉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恐怖分子，為何如此仇恨美國呢？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他們認為美國在巴以衝突中偏袒以色列。從以色列建國開始，周圍的阿拉伯國家便將其看作眼中釘肉中刺。而美國一直都是以色列的庇護者，每年對以色列的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多達四十億美元。如果沒有美國，以色列也不可能建國－－在伊斯蘭世界中，這個認識一直像一團火焰，將反美情緒越燃越烈。

那麼，在巴以衝突中，美國究竟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呢？如果美國真的“偏袒”以色列，究竟又是出於什麼原因呢？即便美國政府的中東政策存在失誤，美國的平民是否就應當遭受如此可怕的恐怖襲擊呢？針對平民的恐怖活動（近年來，紐約、倫敦和馬德里等城市都先後遭受了出於同樣原因的恐怖襲擊）是否能被當作是“窮人或弱者的正義”呢？

在中國的民族主義憤青當中，有不少人根本沒有研究過中東問題、巴以衝突的來龍去脈，便想當然地支持伊斯蘭恐怖分子，便莫須有地將美國定義為霸權主義。對此，政論家胡平在《“九·一一”恐怖襲擊與美國的中東政策》中指出：“無論美國的中東政策有多大偏差，它都不構成對無辜平民進行恐怖襲擊的理由。再說，美國在中東地區一無軍事占領，二無殖民統治，三無種族滅絕，再壞還能壞到哪裡去？更何況，長期以來，美國政府在巴以之間進行調停，促成和談，這是連巴解領袖阿拉法特都不否認的。以色列早就有發展核武器的能力，也僅僅是由於美國勸阻才沒有發展。”職之是故，疏理以色列的建國之路，分析巴以雙方的基本立場及政權形式，了解美國在巴以衝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憤青們應當補的一課。

以色列的建國之路

從某種意義上說，聖經舊約便是一部猶太民族的歷史。猶太人視以色列地為民族和精神生活的核心，稱之為“聖地”或“應許之地”。以色列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它在猶太教中還具有特別的含義，包括聖殿遺蹟和相關的宗教禮儀，都是現代猶太教傳統的重要基礎。從公元前一千二百年開始，一系列猶太人王朝在此地區存在了一千餘年。而阿拉伯人遲至公元七世紀才進入該地區。據考古發掘表明，猶太人確實遠遠早於阿拉伯人在此區域內定居和建國。

一八九六，猶太人、記者和劇作家西奧多·赫茨爾發起錫安主義運動（又稱“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號召全世界猶太人回歸故土，恢復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受此思想的影響，在英國託管的巴勒斯坦地區，猶太移民的數量自從十九世紀末以來一直穩定增長。受到二戰中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的影響，猶太人復國的理念在戰後獲得越來越多的國際支持。

被譽為最為公允的網絡維基百科全書這樣描述以色列建國的過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聯合國大會表決了《一九四七年聯合國分治方案》，三十三國贊成（包括美國和蘇聯），通過決議：將巴勒斯坦地區分為兩個國家，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分別擁有大約百分之五十五和百分之四十五的領土，耶路撒冷被置於聯合國的管理之下，以期避免衝突。二十九日，聯合國通過分治方案的當日，以色列總理古理安接受了該方案，但阿拉伯國家聯盟斷然拒絕。阿盟委員會高層下令對以色列的猶太平民展開為期三天的暴力襲擊，攻擊建築、商店、以及住宅區，緊接着猶太人組織的地下民兵部隊展開還擊，這些戰鬥很快便蔓延為大規模的衝突，繼而引發了一九四八年的以色列獨立戰爭。

此後半個多世紀裡，以色列與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先後發生過五次規模不等的中東戰爭。在這幾次戰爭中，大多數時候以色列不得不獨自抗衡多個阿拉伯國家聯軍的數十倍於自己的軍力。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五次中東戰爭都以以色列的大獲全勝而告結束。比如，在第四次中東戰爭（“贖罪日戰爭”）中，以色列反敗為勝，史家聲稱：“在兩面戰線大量敵軍的突襲下，以色列還未開始動員，在緊急情況下，以色列仍然迅速在一天內站穩了腳步，並在兩周內便進行了反攻，直接威脅到兩個國家（埃及、敘利亞）的首都”，“如此短的時間便達到這樣的成就，歷史上也只有以色列能辦到”。

阿拉伯方面在經過幾次戰爭嘗試之後，發現無法在戰場上取勝。他們沒有能力將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伊朗總統內賈德的狂言），卻繼續自欺欺人地無視以色列的存在。某些激進分子轉而選擇恐怖活動的方式打擊以色列。“九·一一”事件並非開端，早在一九七二年德國慕尼黑奧運會上，便爆發了慕尼黑慘案：巴勒斯坦的武裝民兵挾持以色列代表團成員作為人質，最後將所有人質殺害。以色列展開了報復性的“上帝之怒行動”，由一群以色列摩薩德情報局的幹員出馬，在世界各地行刺那些籌劃慕尼黑慘案的幕後兇手。後來，這一段歷史被拍攝成一部精彩的電影。

與此同時，阿拉伯國家內部也陷入了分裂和內訌。原本希望藉由戰爭奪回西奈半島的埃及總統薩達特，選擇了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他做出了史無前例的舉動－－前往以色列訪問，成為第一個訪問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領導人。這也等於承認了以色列的國際地位。許多阿拉伯國家對此強烈不滿，埃及被從阿拉伯國家聯盟中驅逐出去，而此前埃及一直被當成“阿拉伯國家的領導者”。後來，薩達特在國慶閱兵式上被不滿他與以色列講和的軍官暗殺。

以色列內部也出現了溫和派的力量。在薩達特被害十四年之後，主張“以土地換和平”的以色列總理拉賓，亦遭到以色列內部的激進分子的暗殺。這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都為和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而巴以和平至今仍然遙遙無期。

美國為何“偏袒”以色列？

毫無疑問，美國是中東和平進程最有力的推動者。一九七八年，美國總統卡特邀請埃及總統薩達特和以色列總理貝京前往戴維營進行和平會談。最後談判取得成功，埃及和以色列雙方簽署了戴維營協議，並在一九七九年簽署了《以色列—埃及和平條約》。以色列從西奈半島撤出所有軍隊和殖民者，以交換與埃及的正常關係與長久的和平。

一九九三年，在美國總統克林頓的斡旋之下，以色列總理拉賓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在挪威首都奧斯陸秘密會面後達成和平協議。九月十三日，雙方於美國白宮草坪簽署了《臨時自治安排原則宣言》，該宣言被認為是以巴和平進程中的里程碑。但在協議簽署後兩年，拉賓遭以色列極端分子刺殺，其後巴勒斯坦極端勢力亦連續發動針對以色列的襲擊事件，街頭衝突逐漸演變成雙方的武裝對抗，該協議的執行遂遭到無限期的擱置。

從以上兩個協議的達成可以看出，儘管和平的前景仍然遙遠而漫長，但美國在中東和平進程中確實是功不可沒。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像美國這樣在其中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

當然，在巴以衝突中，美國確實比較偏向以色列一邊。這種偏向是有原因的，這種偏向超越了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考量。如果美國僅僅着眼於在中東的石油利益，就應當與阿拉伯石油國家搞好關係。如果美國放棄對以色列的支持，這些石油大國完全可能在石油價格上給予美國巨額優惠，讓美國從中獲利甚豐。但美國並沒有這樣做，寧願承擔石油危機的壓力，也不放棄對以色列的支持。在這種選擇的背後，有宗教信仰和民主價值等方面的深層原因。

美國是當今世界最具有基督教精神的國家，不理解基督教在美國的地位和作用便無法理解美國。十個美國人中有九個表示相信神的存在，八成以上的美國人分屬於不同的宗教團體，而廣義的基督徒則有六成以上。美國建國以來所有的總統都是基督徒，現任總統布什的信仰尤其虔誠。基督新教的福音派教徒在美國社會絕對是主流，他們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對以色列表示同情，其中三分之一的人說“同情源於宗教信仰”。

基督教脫胎於猶太教。歐洲長期以來有排猶傳統，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結合，締造出了一個強大的國家。這個國家的人們相信自己就是 “上帝的選民”，這和猶太教的概念如出一轍，兩國人民都堅信自己是“獨一無二的”。因此，有超過百分之四十的美國人相信，以色列建國是上帝送給多災多難的猶太人的禮物，以色列建國是聖經中的應許。你可以不同意此種看法，但此種看法在美國深入人心畢竟是一個事實。

美國是憲法中明確規定的政教分離的國家，政府不得以某種宗教為國教。但是，宗教團體卻可以通過合法的形式形成政治壓力、影響國家政策。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德克薩斯的宗教活動家約翰· 哈格相信，支持以色列是“聖經的訓誡”。他組織了一個名叫“基督教聯合支持以色列”的團體，帶着三千五百人穿越美國大陸到華盛頓，踏上國會山，為以色列打擊真主黨的軍事行動鼓與呼。美國總統布什和以色列總理奧爾默特都給這位活動家發去信息表示慰問。美國基督新教中還有持“時代論”的教派，他們認為以色列人是上帝與之立約的選民，只有以色列人都得救了，全體人類才能得救。這一教派雖然不是基督新教的主流教派，其教義卻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的中東政策。

美國支持以色列的第二個原因是，以色列是一個模範的民主國家，是中東地區惟一的民主國家。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國家當中，沒有一個稱得上是民主國家。實行原教旨主義的伊朗、子承父業的敘利亞等自然不必說了，作為美國盟友的沙特和科威特也都是君主專制國家。埃及雖然存在形式上的選舉和議會，但歷屆總統納賽爾、薩達特、穆巴拉克等，均是說一不二的政治強人，因此埃及至多算是“半民主國家”。美國人認為，每個國家都應該實行民主制度，在政治制度上與美國相似的國家，才可能成為美國的朋友。歷史經驗確實也證明，只有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和平與友誼。

美國支持以色列的第三個原因是，在美國的五百萬猶太人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人數雖少，財力和政治影響力卻相當大，遠遠超過了人數數倍於他們的拉美裔和亞裔族群。猶太財團的超強實力為遊說國會議員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遊說的結果便是更多有利於以色列的政策出台。比如，在美國最具影響力、也是最有名的猶太人機構，是“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它每年有五千萬美元的預算，擁有上百年的歷史，深刻地影響着美國國家政策的走向。難怪以色列總理奧爾默特說：“感謝上帝，我們擁有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這是世界範圍內我們最偉大的支持者，最要好的朋友。”

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猶太族群的影響力以及對猶太人被納粹德國屠殺的歷史的同情等幾方面的原因結合起來，使得美國的政治家和老百姓一如既往地支持以色列。美國人對以色列的支持，絕對不僅僅是出於實際利益的考量。《今日美國報》的一份調查顯示，百分之八十的美國人認為以色列打擊真主黨的行動是合法的，超過一半的人認為衝突的根源在於真主黨。在美國國會山，針尖對麥芒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在對待以色列時也競爭激烈－－不是爭相反對，而是爭相支持。即便是同情巴勒斯坦的美國左翼媒體，也不敢輕易批評以色列，因為“反猶主義”是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敢觸及的領域。華盛頓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每天都在迎接着來自美國各地乃至全國各地的參觀者，除了伊朗總統內賈德那樣的瘋子，誰也不能無視猶太人遭到納粹種族屠殺的悲慘歷史。

美國為何“疏遠”巴勒斯坦？

與過於“偏袒”以色列相比，美國長期都十分“疏遠”巴勒斯坦。這需要從巴勒斯坦身上尋找大部分的原因，特別要從巴勒斯坦前領導人阿拉法特的身上尋找根源。

阿拉法特最早登上世界舞台的時候，完全是一名恐怖分子的形象。他在不到十七歲時，便參與向巴勒斯坦地區走私武器的活動。十九歲那年，他放棄大學學業到加沙地帶參加武裝戰鬥。一九五八年，阿拉法特與一群朋友創立了“法塔赫”，這是一個由秘密小組組成的地下恐怖組織。“法塔赫”後來發展成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阿拉法特也於一九六九年成為巴解主席，此後一直掌控巴解的最高權力一直到二零零四年去世。

一九八八年，阿拉法特公開宣布放棄恐怖活動，走政治鬥爭之路。但是，此一宣告是言不由衷的，是在西方各國及阿拉伯國家內部強大的壓力下被迫作出的。阿拉法特也希望以此換取更大的政治利益。此後，阿拉法特領導的巴解組織確實很少直接策劃恐怖事件，但他積極支持其他恐怖組織如“阿克薩烈士旅”等。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美國政府將阿拉法特定位為恐怖分子，將巴解定位為恐怖組織。

阿拉法特的好朋友都是獨裁者。在波斯灣戰爭中，雖然以色列不是反伊拉克的聯盟國之一、也沒有實際參與伊拉克戰事，卻遭到來自伊拉克的三十九枚飛毛腿導彈的攻擊。在戰事中，以色列仍然好心地向在西岸和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提供防毒面具，以免他們遭到伊拉克生化武器的傷害。儘管如此，以阿拉法特為首的巴解仍然支持薩達姆政權，一些巴勒斯坦居民甚至還站在屋頂為來襲的飛毛腿導彈歡呼，雖然最後他們仍使用了以色列人提供的防毒面具。兩相對照，誰是誰非，誰有超越宗教和種族的人道主義情懷，誰是狂熱的種族主義者和原教旨主義者，不難判斷。

阿拉法特不僅支持恐怖主義，他本人還是一名腐敗分子。巴勒斯坦是全球最窮的地區之一，阿拉法特在世時卻是全球最富有的政治領袖之一。這一驚人的對比，並不為巴勒斯坦的一般民眾所知曉。阿拉法特表面上憨厚樸實，私下裡非常善於斂財。在遍布世界各地的商業網絡中，總是有錢源源不斷地進到他的銀行賬戶中。當然，這些賬戶一般都使用化名或別人的名字。一名資深的巴勒斯坦官員透露說，阿拉法特在希布倫的一個家具公司和一個在敘利亞的裁縫工廠都有大量投資。

在阿拉法特去世前夕，已浪費掉了大部分以人民的名義獲得的捐助。在波斯灣戰爭前，阿拉法特從海灣國家得到上億美元，包括每年從沙特穩定得到的五千萬美元。在海灣國家打工的巴勒斯坦人，都必須向巴解這個並未向他們提供任何服務的“准政府”繳納高額的稅款。阿拉法特用這些錢來支持“軍事行動”和籠絡大批親信。此後，奧斯陸和平協議帶給巴勒斯坦人一筆額外的錢財，那就是來自美國、歐盟、日本、以色列的四十億美元的捐款。這些錢大部分被阿拉法特腐敗的“預備政府” 浪費掉了，並沒有多少真正用在改善人民生活和建設基礎設施上。一九九七年，一名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會計首次向外界披露了自治政府驚人的腐敗。從那以後，阿拉法特命令所有會計必須保守秘密，不得亂說亂動，不聽話者將“立即消失”。

昔日，年輕美貌的蘇哈“勇敢”地嫁給垂老的阿拉法特，就像年輕寵妃與年邁國王之間的關係一樣，蘇哈從老頭那裡獲得了豐厚的回報。她生活在巴黎，過着令歐洲王室羨慕的奢華生活。據熟悉阿拉法特財政的人士透露說，阿拉法特每月給蘇哈二十萬美元“生活費”，這些錢全都是從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給總統辦公室的預算中划走的。在阿拉法特臨死前，法國有關部門正在調查一筆一千一百五十萬美元的銀行轉賬，這筆錢從瑞士銀行轉到一家阿拉伯銀行和一家法國銀行，收款人是蘇哈。這些線索僅僅是這對夫婦貪瀆行徑的九牛一毫－－在仔細調查了阿拉伯國家的公司賬戶往來以及開曼群島和盧森堡的銀行賬戶後，會計師驚奇地發現隱藏在秘密賬戶下有額外的八億美元，這些錢應該屬於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八億美元可以改善多少難民的生活、可以拯救多少難民的生命？阿拉法特侵吞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救命錢”，他難道真的心安理得嗎？

中東有可能實現民主嗎？

民主的以色列與獨裁的巴勒斯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以色列，有阿拉伯裔的公民當選為國會議員，作為少數族裔的阿拉伯人享有基本的公民權利；而巴勒斯坦還未正式建國，便已經建立起了一套嚴酷的獨裁制度，對自己的人民亦奴隸視之。因此，美國能不“偏袒”以色列和“疏遠”巴勒斯坦嗎？

長達三十五年時間裡，阿拉法特牢牢控制着巴解組織。當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建立之後，他又成為實際上的領袖。凡是企圖向其挑戰的領導人都被“先下手為強”地收拾掉。其傳記作者指出：“如同這一地區的其他阿拉伯政權一樣，阿拉法特的統治更傾向於獨裁而不是民主。”他把自己塑造成巴勒斯坦解放的象徵、成為所有權力的核心。巴勒斯坦的安全部隊差不多成了他的私人衛隊。那些早上剛剛在街市上發幾句牢騷的老百姓，立即被人告密，特務迅速出動，還不到天黑，這個“不忠誠者”就永遠地消失了。阿拉法特直言不諱地告訴他的人民說：目前，以色列是最危險的敵人，為了打敗這個敵人，必須用“非常手段”將人民組織起來，人民必須無條件地服從他的領導。他真的相信這種可怕的邏輯嗎？

中東地區包括巴勒斯坦等地，近年來戰火紛飛、苦難連連。其責任並不在美國和西方世界，也不在以色列，這筆賬應當算在該地區的若干獨裁者的頭上。這些獨裁者一邊打着受欺壓的弱小民族的幌子，在國際上四處爭取同情和支持，以眼淚換取鈔票；另一邊卻又大行恐怖活動，不惜犧牲民眾的生命，以達成個人的野心。他們才是中東地區的“麻煩”所在。阿拉法特、薩達姆、卡扎菲……個個都是混世魔王。只要他們有一天還在台上，中東地區便無法獲得真正的安寧。

在中國人當中、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阿拉法特的“追星族”真不少。作家張承志一直自詡為“紅衛兵”這個詞語的創始人，對毛澤東崇拜得五體投地；如今，他又搖身一變成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一味歌頌西部不畏死亡的“血脖子教”。張承志在一篇文章中哀傷地寫道，當他在同一天的報紙上看到阿拉法特死去和布什第二次當選的消息時，痛苦地感到“黑暗時代”降臨了。詩人北島也是阿拉法特的忠實粉絲，曾經與幾名西方左派作家一起赴巴勒斯坦“朝聖”。當北島見到阿氏的時候，如同在天安門廣場見到“紅太陽”一般心潮澎湃。這些扭曲的“個人崇拜”，暴露出中國知識分子在精神上一直處於“類人孩”狀態。與他們相反，我不會熱愛任何獨裁者和腐敗者，因為我知道從崇高墮落到卑鄙，往往只有一步之遙。

阿拉法特去世之後，以色列並未加大對巴勒斯坦的政治和軍事壓力，巴勒斯坦卻出現了激烈的內戰－－法塔赫與比其更加激進的哈馬斯之間，爆發了大規模的、持久的武裝衝突。哈馬斯軍力雄厚、內戰內行，根本不聽從新任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的命令，悍然出兵攻占加沙地帶。無數的巴勒斯坦平民死於這場血腥內戰，死於“自己人”的槍彈。這些人的死亡難道又要歸罪於以色列嗎？

顯然，巴以衝突所引發的恐怖主義與反恐聯盟的殊死搏鬥，不是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所謂的“文明的衝突”，也不僅僅是宗教信仰的衝突，而是“文明”與“非文明”的衝突，“民主”與“獨裁”的衝突。這場鬥爭，以美國為首的民主世界必須勝利，已經沒有任何退路了，正如在昔日偉大的反法西斯戰爭中，民主世界必須背水一戰一樣。

徹底解決巴以衝突，不是將鐘擺從以色列那邊稍稍移向巴勒斯坦一邊便可以了。如果伊斯蘭國家不能走向現代化、不能實現民主政治及政教分離，巴以衝突將永遠無法結束，恐怖主義也將長久存在並泛濫。中東地區當然有希望走向民主，在美國的壓力和勸說之下，科威特和沙特的王室已經開始啟動政治改革並承諾逐步推進選舉，在戰後的伊拉克民主也在艱難地拓展之中－－恐怖分子的恐嚇不會得逞，而利比亞強人卡扎菲的立場也有所軟化、表示願意與西方對話……總體而言，這一地區的民主前景還是令人樂觀的，儘管民主不能一蹴而就。

這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使命，以色列可以助美國一臂之力，聯合國、歐盟等國際組織也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前任英國首相布萊爾，受命於危難之際，出任聯合國、歐盟、美國和俄羅斯四方的“中東國際特使”，這是一個歷史性的使命。中東控制着世界半數的石油資源，是世界經濟跳動的脈搏；如今，中東也是民主政治的實驗田，如果中東的政改成功，必將啟發非洲、亞洲和拉美地區的非民主國家加快民主化的道路，正如美國《新聞周刊》評論文章所論述的那樣：“美國必須幫助伊斯蘭國家進入現代世界。這聽起來是一項無法完成的任務，而且當然不是我們自願的選擇。但是，美國－－事實上是全世界－－都面臨着一種急迫的安全威脅。除非我們能夠阻止引起阿拉伯人怒火的根源－－即政治、經濟和文化衰敗－－這種威脅就不會消失。……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並不代表絕大多數穆斯林人民。如果西方能夠幫助伊斯蘭國家以和平而有尊嚴的方式進入現代社會，那我們取得的成績就不僅僅是保障安全了。這將改變整個世界。”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