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夏天李登輝發表“兩國論”以來，兩岸關係經歷了差不多可謂空前嚴重的政治——軍事鬥爭，那就是中國政府和大陸人民本着“一個中國”的根本原則，以巨大規模的正義聲討和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力度罕見的重大軍事威懾，反對和遏阻台灣問題上隨“兩國論”而來的迄今最緊迫、最惡劣的分裂動向。人們完全可以相信，若無這番堅決鬥爭，分裂圖謀本將遠為猖獗，台島被分離出祖國的危險也將遠為嚴重。然而另一方面，到眼下為止，李登輝悍然掀起並刻意維持的分裂濁流非但未見收斂，反而因為隨“總統”選舉愈益臨近而愈為強烈的島內政治遊戲的需要，成了幾乎所有全力謀求統治權位的黨派或集團都多少涉足其中、以圖借其助力來撈取選票的惡潮。台灣問題上的大危險遠未終結，而且可能由於“總統選舉”的緊鑼密鼓，連同一個或許會出現的事實——帶有分裂主義色彩的政綱經選舉結果，證明多少有利於黨派或集團私利——所不免具有的政治鼓勵作用而變得更加尖銳和緊迫。這些已有的或可能來臨的狀況，加上種種令人擔憂的事態(至少包括台灣當局正着力加強其防禦或反制武力，美國國會內外反華勢力依然活躍，問鼎總統寶座的共和黨政客屢發親台言論，對台軍事威懾的功效可能隨威懾態勢的延續而遞減，旨在增強遠期功效的威懾升級則有其相當狹窄的限界)，意味着在台灣問題上作出根本戰略決定的關頭大概已近乎迫在眉睫。同過去任何時候(也許1950年上半年是個例外)相比，我們已不再有那麼多時間可供政策的醞釀籌劃，或同時還等局勢的漸次改觀。

值此之際，形勢要求我們一方面在軍事威懾配合下作出最大程度的政治和外交攻勢，另一方面認真做好絕對必需時進行各類軍事打擊的充分準備。政治和外交努力主要是指：(1)在台灣選出新“總統”以前，盡一切可能影響島內輿論，切實鼓勵反對分裂和傾向統一的力量，歡迎和促進任何黨派和政客朝這些方向的任何轉變，爭取儘量削弱李登輝的政治影響；(2)以運用軍事——政治手段力求剎住分裂動向為前提，待台灣“總統”選舉後及時向新當權者提出依據創造性思維擬訂的、有較大可能成為兩岸政治談判基礎的政治解決方案，以切實消減台獨危險，爭取祖國和平統一；(3)以目標明確、內在聯貫的外交努力爭取進一步大幅度改善中國的國際處境，特別是力求扭轉中美兩國間的相對緊張和欠缺互信狀態，儘可能促使美國政府信守“三不”承諾，收斂對台軍售和將台灣納入戰區導彈防禦體系的力度與規模。至於做好各類軍事打擊的充分準備，則一是為了使軍事威懾具備賴以成功的足夠的可信性；二是為了對付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即中國政府再三示意的對台動武“門檻”——台灣當局實行“台獨”或外國勢力為分離台灣而進行重大軍事干涉[1]。

然而，僅考慮到上述政策主張及其各類主客觀依據，還遠不能算對台灣問題有了大致透徹的思考。我們不僅必須正視和估量在台灣問題上面對的所有基本困難[2]，如同認識完成統一大業的所有基本有利條件一樣，而且至少還必須討論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的報刊有關文章都未提出的三個重要的問題[3]。第一，必須為實際和具體的軍事打擊預定非常明確、自覺和具體的政治目的(它們概括地說可以有兩類，即制止分裂、進而為最終的和平統一創造重要條件；或者一舉用武力實現統一)，並且堅持以此政治目的統帥作戰行動。第二，必須考慮到美國雖有可能缺乏足夠的意願和能力來強行阻止通過大規模使用武力實現中國應有的完全統一，但與此同時它很可能頑固地拒絕接受戰後現狀，並且根本改變對中國的態度和立場，以致一場長時間的對華冷戰由此開始。第三，我們一方面可以說已經定下不能讓統一問題無限期地拖延下去的決心，但另一方面仍應有一種思想準備，即為祖國統一大業進行的努力可能還需要多年時間才能取得成功，使之得到鞏固則需要更為長久的奮鬥。不思考這三個重要問題，就不足以做出無論就短期還是就中長期來說都可稱慎重的大決斷，同樣也不足以下定一旦確立就不應再有猶豫甚或輕易更改的根本政治決心。所以如此，是因為它們都屬於中國總體和長遠利益框架內關於台灣問題的必不可少的大戰略權衡，並且都涉及政治統帥軍事這一根本的治國原則。

理應統帥實際軍事打擊的具體政治目的

在西方歷史上首次對戰爭總體進行客觀和辯證研究的克勞塞維茨[4]認為，作為有組織的大規模暴力，戰爭具有雙重性質，或者說具有兩大基本形態。在其抽象的或理論的形態上，戰爭是就其運用而言沒有邏輯限制的暴力行動，是兩大活生生的武裝力量之間的殊死衝撞。在其中，每一方都竭力要完全壓倒對方，由此而來的便是暴力的不斷升級，直至達到最終由一方摧毀另一方的極端狀況，即所謂絕對戰爭，或曰絕對暴力。用克勞塞維茨本人的話說，這樣一種形態的戰爭以徹底的軍事勝利為目標，“以便要麼在政治上徹底消滅敵方，要麼解除其武裝，從而迫使其接受任何和平條件”，而它的根本特徵在於“毫無約束的武力衝突，不服從武力本身的規律以外的任何法則”[5]。然而在現實世界中，戰爭絕大多數是達不到極端狀況的有限的戰爭。此類戰爭並不導致作戰任一方的徹底屈服，更談不上它在物質上的全盤毀滅；可以包含這以外種種有限結果的經談判(不管談判雙方之間由戰爭造成或加劇的權勢差距如何)達成的和平，才是這類戰爭的可行結局。總的來說，在此限制戰爭升級的是戰爭以外的深層因素，它們集中體現在從事戰爭的政治目的與其對於戰爭行動的支配作用上面。按照克勞塞維茨的一位解說者的說法，“有一種關於戰爭中暴力的辯證法，它趨於用政策目的取代徹底軍事勝利目的。”[6]正是有限的政治目的阻止了絕對暴力和徹底軍事勝利的極大直接和間接代價，這種代價在大多數場合遠超過可得的實際裨益。然而，戰爭中的暴力還有另一種辯證法，那就是上面提到的“武力本身的規律”：出於戰爭所包含的絕對性質，或者說出於難免隨暴力衝突而不斷加劇的激情、仇恨和戰敗恐懼，軍事目的有一種趨於極端(即徹底摧毀對方)的強烈傾向。倘若政治目的不夠堅定，便難免導致有限戰爭的蛻化，造成戰爭行動與關於政治利益的理性估算背道而馳[7]。當然，政治目的本身的規定是極為重要的，它取決於所希冀和所涉及的各項價值正相間的恰當權衡，目標與其賴以實現的可用能力之間的大致相稱，以及戰爭行動的俾益和代價之間的有利估算。趨於極端的政治目的很容易在戰爭過程中全盤讓位於“武力本身的規律”。

戰爭應是政治的繼續。如果政治上的絕對必需要求發動對台軍事打擊，那麼在實施打擊之前首先應當確定其具體的和堅定的政治目的。所謂具體，是指它並不只包含維護國土完整和爭取祖國完全統一等一般原則，而且還指在實施這一打擊的特定階段上根據總體形勢推進實現這些原則的特定程度(可從不等的局部到完全)，或者說預定戰前原狀將由於軍事打擊及其即時政治效應而被更改的幅度。所謂堅定，則是指在軍事打擊及其直接的政治平行或後續行動之整個預期過程中，始終一貫地用這具體的政治目的來指導甚至規定軍事行動及其軍事目的，除非總體形勢發生意外的、本質的變化，以至必須改變之。假如不事先確定非常自覺的具體政治目的並堅持以此統帥作戰，對台軍事打擊就難免由於多種因素——例如愛國主義激情、對李登輝之流和可能的美國武力干涉的義憤、局部軍事勝利引起的興奮或局部軍事挫折帶來的刺激——而不自覺地滑向聽任單純軍事邏輯支配的“絕對戰爭”軌道，致使其綜合代價遠超過所得的綜合利益。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鬥爭的歷史上，有過因事先未非常自覺地確定具體和堅定的政治目的而遭遇嚴重挫折的教訓。在關於入朝參戰的決策過程中，毛澤東為首的開國元勛對敵我各自的多方面特徵、雙方就不同領域而言的不同力量對比以及在總的戰爭意志和能力方面能夠承受的壓力限度，都做了足夠具體、周到和嚴謹的估計，這同驚人的政治膽魄一樣，是做出出兵朝鮮這一正確決定的根本條件。然而現在可以認為，不管出於哪些原因，他們在此決策過程中多少忽略了一項必需，那就是事先高度自覺地確立具體和堅定的戰爭目的，以致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戰役取得輝煌勝利而來的興奮和衝動中，毛澤東貿然立意要徹底摧垮“聯合國軍”，迅速替金日成統一全朝鮮。由此而來的是幾場後續戰役的嚴重失利，甚或連同停戰談判最佳時機和最佳實力地位的誤失(在一定意義上，這同美國方面幾個月前犯的大錯相仿：麥克阿瑟仁川登陸大勝引起的興奮和狂傲，決定性地促使美國決策者棄置原已確立但不堅定的戰爭目的——恢復半島戰前原狀，改而欲用武力迅即統一全朝鮮，其結果是中國參戰及其給美國帶來可謂災難性的後果)。當然，在人民共和國的史冊上，遠為多見的是這方面高度成功的史例，其勝利無不同事先確立有限、合理、具體、明確的政治目的密切相關，並且無不取決於始終以此統帥作戰行動。

如前所述，就對台軍事打擊而言，這樣的政治目的可以有兩類：一是制止分裂，進而為最終和平統一創造重要條件；二是一舉用武力實現統一。究竟其中哪一類目的比較恰當，則同樣如前所說取決於哪一類較契合中國各項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間的價值排列，較相稱於我們在台灣問題上可得和可用的能力，並且較能夠導致儘量有利的收益對代價之比。顯然，要作出這些判斷，就需討論本文要談的其他問題。不過，在此可以預先說明，至少在目前可較明確預見的形勢下，前一類目的代表着明智、慎重的政治選擇。

對台大規模軍事打擊引發中美冷戰的可能性

大多數觀察家都饒有理由地認為，對台實際軍事打擊幾乎肯定會引起美國軍事干涉。不過，這干涉的具體方式、規模、力度和持續時間，都有各種可能性，到頭來實際如何將由多項因素及其複雜的互相作用而定。其中，中美關係屆時的總體狀況，美國國內的對華輿論，大陸對台軍事打擊的規模、力度、具體政治目的和“門檻”高低，大概是特別重要的三組因素，而其中最後一組尤為關鍵。但是，這組因素的作用不大會像乍一想來的那麼簡單，即旨在一舉實現統一的最大規模和最猛烈的軍事打擊會引起最嚴重的美國軍事干涉。相反，在此種場合，美國不僅如同在所有其他一般可想象的情況下那樣很少有可能大規模參戰，而且多半會在中國最強烈的統一決心和搏鬥意志面前，將其軍事干涉限制在足以造成美軍稍多傷亡的水平之下。至於美國軍事干涉的成效問題，則可以認為除非出現那種很少有可能的美國大規模全面參戰，中國是可以承受軍事上的代價來對付或戰勝的，因為中國能夠集中自己作為東亞大國的戰爭關注和軍事主力於台海地區，而美國在絕大多數可想象的場合缺乏做到這一點的意願和決心。此外，還可以考慮到例如美國“中程協議”試探透露出來的一種可能性，即台灣當局因悍然正式實行“台獨”而遭到大陸軍事打擊時，美國也許不會進行(或不會認真進行)軍事干涉。

實際上最值得擔憂的，大概是旨在一舉實現統一的全面進攻(甚至可以說徹底的軍事勝利)很可能引起的一種國際政治後果，亦即雖然美國既無意志亦無能力阻止中國完全統一，但如此完成統一的方式刺激起異常激烈和廣泛的美國國內反華輿論，並導致單極欲望和對華偏見根深蒂固的一大批對外政策權勢“精英”將中國確定為美國利益和理想的巨大實在威脅，同時病態般地對中國“挑戰”美國面子長久懷恨在心。在這些情況下，將長時間的冷戰對抗強加於中國，是可以預言的美國的反應。假如對台全面進攻是在台灣當局悍然正式實行“台獨”之前發動，則美國對華冷戰的可能性還會顯著增大。這方面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鑑美蘇冷戰起源的史實：美國當年雖然無力強行阻止蘇聯控制東歐，更無力取消蘇聯在那裡漸趨全面的實際統治，但由此引發的權勢和面子失落感連同對蘇敵視和過頭恐懼，決定性地促成了對蘇冷戰。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爭後中國、古巴、伊朗等國的歷史也先後表明，霸權主義的美國對它難以容忍卻又無能逆轉的重大政治變更，大都會報以長時間的冷戰對抗政策。在美蘇冷戰結束後的當今時期，這種情況也不會有多大改變。

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是，假如這一預計應驗，中國的安全和迅速走向富強的前景會遭受怎樣的損害?雖然相當準確的回答取決於估量有關中美兩國和世界政治的多種中長期性質並註定會變動的因素，因而眼下是做不到的，但只要肯定多數觀察家都會同意的三項前提，就可以斷言那將是中國遭遇可想象的差不多最惡劣的未來國際環境。這三項前提是：(1)基於美國在蘇聯解體後空前顯赫的軍事和意識形態影響優勢，連同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持續強勁的經濟增長和急劇拉前了的高技術領先地位[8]，它在今後至少半個世紀裡仍將是世界頭號強國；(2)這一首強地位同更長時間內仍會大致維繫甚至有所擴大的西方發達國家“多元安全共同體”(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y)[9]結合在一起，將作為主要的決定因素使得很長時期內少有可能出現一個足夠團結、足夠持久、也足夠有力的國際反霸制衡陣線，特別是軍事意義上的；(3)中國雖然就經濟軍事實力、體制機能和國際政治經驗而言20餘年來已有了非常巨大的進步或改善，且又具備成為未來世界強國的基礎規模條件[10]，但很大部分國情決定了上述三方面都真正任重道遠，中國在相當長時期內仍將是一個發展中的、不夠成熟的大國，而非發達強國。在所有這些可預見的情況下，美國對華冷戰必將迫使我們將遠為過多的資源和注意力用在軍事、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對付美國及其盟國的實在和潛在威脅，剝奪我們本可有的很大部分經濟、政治外向發展機會，甚至有可能使我們不敵冷戰壓力和冷戰氛圍的一種異化效應，將某些本應改革的體制缺陷當作為抗衡美國所必需的。如此，中國即使在21世紀仍可維持國家安全並實現國民基本富裕，也無法成為理應成為的世界強國。

為完成並鞏固祖國統一長久奮鬥的思想準備

由於幾個世紀以來世界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當今的發展中國家必是新生的、因而有欠成熟的現代民族國家。其中，大多數存在着雖然程度不等、但往往相當嚴重的國內各不同部族、民族、地域或宗教群體問題間凝聚不足甚或尖銳對立的問題，或者說它們作為法理意義上的統一國家還未充分成為社會甚至即使政治意義上完全統一的現代民族[11]。因此，實現自身作為新生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充分鞏固和成熟，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新世紀的主要任務之一，也是中國在新世紀的一大目標。僅需考慮到台灣問題和西北西南邊疆地區反對民族分裂主義的重要性和長期性，就不能認為這後半句話是過分的。就台灣問題來說，統一大業完成之後，還有一個在複雜的、多有敵對勢力存在的島內外環境中，為鞏固統一而長期努力的過程。由於這一點顯然毫無疑義，因而本節的討論將側重於完成統一的可能的中長期問題。

江澤民主席為首的中國政府已嚴正宣告：台灣問題決不能久拖不決。這是“一個中國”、“一國兩制”之外關於台灣問題的最重要原則立場，是中國人民統一決心的有力表達，也是對“台獨”逆流的強大政治威懾。從這一條原則出發，可能有三類解決方式：(1)在“台獨”危險迫在眉睫或台灣當局堅持“久拖待分”的情況下，一舉用武力實現統一；(2)以次規模的有限軍事打擊制止嚴重的分裂動向或“久拖待分”圖謀，並迫使台灣當局依據“一個中國”原則從事認真的和平統一談判；(3)施加軍事威懾和軍事壓力，並以較現在更大的政治和外交努力相配合，達到同次規模有限軍事打擊所追求的同樣的目的。如前所述，特別由於很可能引發美國對華冷戰，第一類解決方式的中長期代價實在太高，因而不能採取。再進一步分析比較後兩類，可以說論代價，其中前一類大概會高得多，尤其會引起一些肯定不利、但目前難以具體把握的重大變數，包括激使台灣當局“急獨”和引起美國規模可觀的武裝干涉等項可能性，但論效果它或許會來得較快較好。

顯然，選擇應當是在第二和第三類解決方式範圍內。它們都不會使我們付出非常巨大、不應經受的歷史性代價，但也都需要進行多年的政治、軍事、外交努力。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往後的歷史上，關於(或涉及)國家統一的政治談判要取得成功(哪怕是重大的階段性成功)，大多經年累月。談判不等於解決問題，但只要是較認真的，即使曠日持久也有別於久拖不決；只要能取得最後成功，與它相伴的和平或大致和平一般總是利大弊小。當然，在台灣問題上以中國統一為根本原則的談判要得以認真開始，肯定要經過比談判期間的鬥爭更激烈、更嚴重的較量。類似於克勞塞維茨所強調，戰爭中很難或無法預測的突發偶發事態和失誤，構成影響戰爭進程甚至結果的一大類要素[12]，次規模有限軍事打擊或非實戰的軍事壓力，能否迫使台灣當局真正放棄“台獨”圖謀、認真談判實現統一，可以說遠無絕對把握。

如果要尋求非常可靠的成功途徑，並且將代價限制在就中國廣泛、長遠和緊要的國家利益而言合乎情理的限度內，就需要真正將台灣問題當作中國內外基本任務的一部分來看待，並且有放眼中國遠大未來的視角。應當說，台灣問題如何解決，將影響中國的全局發展，但同時更應當說，中國的全局發展將決定台灣問題的最終結局。如果持之以恆地將經濟及軍事建設放在首位，堅持並發展社會主義改革，努力不斷改善中國總的國際處境，特別是盡我們一方所能爭取成中美關係的長期良好狀況，統一大業的完全實現(而且很可能是以最小的代價)就有了絕大部分保障。為此，發展改革、積極而又穩妥地進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非常關鍵的意義，因為這不僅大大有利於我們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政治進步，而且20餘年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在西方和台島內產生的良好輿論效應提示，這將有力地、甚至決定性地改善那裡的對華和對大陸輿論，由此使中國統一大業獲得一項賴以完全成功的重要政治條件[13]。從這些意義上說，統一的最終完成，將是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副產品，時間不在李登輝之流一邊。

大戰略的全局觀念

本文表述的全部思考，不管可能有何缺陷，都自覺地基於大戰略的全局觀念，或者說都在本質上涉及台灣問題在中國總體和長遠利益的框架內所占的位置。首創大戰略概念的英國軍事理論家利德爾·哈特將這概念定義為最高層次的戰略，其功用在於指導和調節一國(或連同其盟國)所有的軍事、經濟、政治、外交和精神資源，以達到其基本政策規定的戰爭之政治目標[14]。哈特的學生、傑出的戰略史家保羅·肯尼迪等新一代大戰略研究者進一步確定，大戰略概念不僅適用於戰時也適用於平時，只要一國有其根本的政治目標，就應當有為之服務的大戰略，而其根本的準則在於目的和手段之間的平衡[15]。實際上，這樣的大戰略準則還應當加上另外兩項必不可少的內容：(1)旨在達到根本政治目標的每一行動階段上的政治目的，嚴格從屬於這根本目標；(2)行動的綜合效益與綜合代價之間，有儘可能大的正比關係。從大戰略的全局觀念出發，不僅會意識到本文着重討論的那三個問題，並就此提出能體現大戰略觀念及其根本準則的估計或主張，而且還必須涉及一個大凡明白歷史責任的人士都不會全然規避的大問題：在當今和未來長時期里中國諸項至關緊要的國家利益中間，台灣問題具有怎樣的利益等級?歷史反覆表明，在政治實踐中區分至關緊要的和並非如此的國家利益有時並不容易，但與之相比，在各項至關緊要的利益中間確定價值等級(或曰輕重緩急次序)更要困難得多。不過，前面的討論實際上已經給出了一個起碼的回答：中國基本的自主、安全、完整和成為世界強國的前景最為重要，而台灣問題並不是最頂級的和壓倒一切的。這樣的價值等級排列，限制了為儘早實現兩岸統一而在中國其他根本利益方面能付出的代價。

最後，還有一個較小的、本文還不能給出確定回答的問題。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對於中國的實在和潛在威脅並不只來自台灣問題。美國在東亞和西太平洋的軍事存在、美日與美韓軍事同盟、日本成為外向性政治——軍事強國、朝鮮半島發生大動亂大衝突的可能性、南海問題的存在及其可能的惡化趨勢、印度對華潛在威脅和新的印巴戰爭的危險、中亞極端宗教勢力之嚴重滲入中國西北邊疆等——所有這些處於周邊的實有和可有事態都象台灣分裂傾向一樣，正在、或將可能嚴重影響中國的安全和富強，分散中國的資源和戰略關注，並會給我們造成一旦數難並發就很不容易應付的戰略困境。因此，是否可以考慮尋找統盤的緩解或解決的辦法，而不總是一一予以對付?這種統盤緩解或解決辦法可能在於東亞(或除去西亞的亞洲——太平洋)國際集體安全體系，其必要屬性之一應是中國作為東亞大國、強國在其中參與發揮主導作用。倘若創立起這一體系並使之逐漸發育，便很可能導致或助成上述各種實在或潛在威脅漸趨淡化甚或消退，並為重大國際爭端提供有利於中國安全和區域共同安全的和平處理機制。不過，中國將為這個體系的創立和運行付出代價，主要在於對台動武的自由要受到影響。這一代價是否合算，是一個可以考慮(不但從法理角度也從現實政治角度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