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個風景如畫的避暑山莊,知名的馬歇爾論壇舉行了一場中國問題研討會,由我主講中國的崛起及其國際影響。講完之後的討論很有意思。一個歐洲學者問我:“您認為中國什麼時候可以實現民主化?”我反問:“您的民主化概念怎麼界定?”他頗有點不耐煩:“這很簡單:一人一票、普選、政黨輪替”,說完
還補充了一句:“至少這是我們歐洲的價值觀”。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歐洲價值觀,但我隨即問他:“您有沒有想到中國也有自己的價值觀,其中之一就是實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truthfromfacts(從事實中尋找真理)”,我接着說:“我們從事實中尋找了半天,就是沒有找到發展中國家通過您所說的這種民主化而實現了現代化的例子。我走訪了一百多個國家,還沒有找到”。我隨即客氣地請他提供一個這樣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來。我說：“您可以想一下,再告訴我”。這時,一個美國學者舉手,大聲說:“印度”。我問他:“您去過印度嗎?”他說:“沒有”,我說:“我去過兩次,而且從北到南,從東到西都去過。我的感覺是印度比中國要落後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買和加爾各答兩個城市裡看到的貧困現象比我在中國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他不吱聲了。這時剛才提問的那個學者說:“博茨瓦納?”我問:“你去過沒有?”他說:“沒有”。我說,“我去過,還見過博茨瓦納總統。那是一個人口才170萬的小國。博茨瓦納確實實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沒有出現過大的動亂。這個國家資源非常豐富,民族成分相對單一,但即使有這麼好的條件,博茨瓦納至今仍是一個非常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人均壽命不到40歲”。“那麼哥斯達黎加呢?”另一位學者問。我還是反問:“你去過這個國家嗎?”回答也是“沒有”。我說:“我2002年訪問了這個國家。那也是一個小國,人口才400多萬。相對於中美洲其他國家,哥斯達黎加政治比較穩定,經濟也相對繁榮。這個國家90%以上的人口是歐洲人的後裔,各方面的起點不低。可惜哥斯達黎加至今仍是一個相當落後的國家,而且貧富差距很大,人口中百分之二十還處於貧困狀態,首都聖何塞給人的感覺更像個大村莊,有很多的鐵皮屋、貧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時舉不出其他例子,我就乾脆反問:“要不要我舉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發展中國家不成功的例子?舉10個、20個、還是30個?還是更多?”我簡單談了一下美國創建的民主國家菲律賓,美國黑人自己在非洲創立的民主國家利比里亞,美國家門口的海地,還有今天這個倒霉的伊拉克。

　　聽眾一些人開始點頭,一些人搖頭,但就是沒有人起來反駁。我便再追問了一個問題:“在座的都來自發達國家,你們能不能給我舉出一個例子,不用兩個,說明一下哪一個今天的發達國家是在實現現代化之前,或者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之中搞普選的?”還是沒有人回答。我說:“美國黑人的投票權到1965年才真正開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婦女才獲得了投票權,瑞士才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普選。如果要推動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別人解釋清楚為什麼你們自己真正的民主化過程,毫無例外,都是漸進的,都是在現代化之後才實現的?這個問題研究透了,我們就有共同語言了”。

　　我還順便講了一個自己的假設:“如果中國今天實行普選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結果呢?假如萬幸中國沒有四分五裂,沒有打起內戰的話,我們可能會選出一個農民政府,因為農民的人數最多。我不是對農民有歧視,我們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農民。我們不會忘記我們自己農民的根,我們不歧視農民,不歧視農村來的人。但是連領導過無數次農民運動的毛澤東主席都說過: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一個農民政府是無法領導一個偉大的現代化事業的,這點你們比我還要清楚”。

　　這時一個不服氣的學者說:“民主本身就是神聖的,崇高的,這是普世價值,中國應該接受”。我說:“民主是普世價值,但西方這種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價值,還很有爭議。你們為什麼不能更自信一點呢?如果你們的制度那麼好,人家遲早都會來向你們學習。但如果以普世價值的名義,強行在世界推廣你們的制度,甚至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過份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據英國廣播公司最新的報道,巴格達市的居民開始用‘人間地獄’來形容他們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國人以為伊拉克人民都會拿着鮮花去歡迎他們呢”。

　　當時因為還有其他許多有意思的問題,民主化的問題就沒有繼續討論下去。實際上任何人只要花點時間讀上幾本西方民主理論的入門書,就會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論大師,從孟德斯鳩到熊彼特,都不贊成為民主而民主,都認為民主是一種程序,一種制度安排,一種遊戲規則,其特點是“有限參與”,而不是“無限參與”。當然也有像盧梭這樣的理想主義者,呼喚人民主權,不停地革命,但法國為此付出了異常沉重的代價,最後實現的也不是盧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2006年,我曾在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一篇評論,談到西方強行輸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問題:西方“意識形態掛帥,推行大規模的激進的民主化,無視一個地方的具體情況,把非洲和不甚發達的地方看成是西方體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會。在寬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會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結果往往令人沮喪,甚至是災難性的”。

　　美國賓州大學教授愛德華·曼斯菲爾德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克·施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選舉到廝殺:為什麼新興民主國家走向戰爭》(ElectingtoFight:WhyEmergingDemocraciesGotoWar)。書中的基本觀點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這個過程最容易引起內部衝突或外部戰爭,因為政客們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選票,整個20世紀90年代裡,許多國家舉行自由選舉後,便立即進入戰爭狀態: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開打、厄瓜多爾和秘魯開打、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開打，還有布隆迪-盧旺達的大屠殺,導致1百多萬人喪生,當然還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戰爭,我去年訪問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國家,光是波斯尼亞戰爭中死亡的人數最保守的估計都超過10萬人,成為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多少罪惡都是以推動普世價值的名義犯下的。

　　再看看中國,走自己的路,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裡,保持了穩定,經濟規模擴大了十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雖然仍存有各種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但中國的崛起,整個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數中國人也對國家的前途表示樂觀。中國的相對成功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講道理,你有理,我聽你的,你沒理,你聽我的。要是都聽西方的,中國早就解體了。

　　在民主化這個問題上也是這樣,西方還是沒有擺脫“唯我正統,別人都是異教”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在歷史上曾導致了無數次戰爭,幾乎毀滅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從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別是美國似乎還沒有從中汲取足夠的教訓。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發展中國家推動民主,就應該認真總結自己民主發展的歷史,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民主化的順序,西方原生態的民主社會自己演變的順序大致可以這樣概括:一是經濟和教育的發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會的建設,最後才是民主化。這個順序搞錯了,一個社會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現在西方卻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後一步當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為一步,不出亂子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