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上沒有免費午餐。

1919年和1920年，蘇俄主動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締結的不平等條約，並建議根據平等互惠原則，談判締結新條約。直到今天，許多人還感激列寧的“和平外交”。當然，我不認為這是一件壞事，但我們必須明白，這是白給的便宜嗎？

我們應該看到，當時俄國處於內外交困之際，自然希望先能夠安內，外則能夠挑起中國等與西方列強的矛盾，以減輕俄國的壓力。因為無論是列寧，還是斯大林，他們的骨子裡都流着俄國沙文主義的血液。

1922年8月，蘇俄代表越飛就建議中國宣布廢除與其他西方國家締結的條約，蘇俄將支持這一立場。這一建議遭到了顧維鈞的否定答覆：中國政府對不平等條約不想採取單方面行動的政策，擬通過正常途徑進行談判，以期有關各國樂於同中國合作，從而達到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目的，只有在有關各國明確表示它們不同意通過談判修訂條約或阻礙中國實現其國家目的時，中國政府才會考慮採取直接宣布廢除現有條約的政策。大失所望的越飛表示，既然中國政府不願接受建議，他就即將前往南方與孫中山商談這項建議。不能說這沒有威脅的意味。[1]

1923年俄國特使加拉罕在北京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可他提出只有中國先同意與俄國恢復正式外交關係，才能開始談判。而此時，俄國採取了一系列嚴重損害中國利益的措施，如在外蒙駐軍，同“獨立外蒙”簽定條約和協議等，致使外蒙實際上從中國分離出去，存在着破壞或取消中國在外蒙的利益和中國在外蒙的地位的企圖。一千多名中國商人和工人被趕出外蒙，而且連政府特派員和他的衛隊也被驅逐出境。而中蘇談判代表團團長王正廷越權與加拉罕簽定了有損中國國家利益的協議草案後，就馬上被解職。加拉罕立即致函外交部，要求中國政府在48小時內宣布接受這一協議，否則必須承擔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

然而不少中國人卻不能識破俄國的外交伎倆的陰毒。李大釗就認為該協議草案是中國外交史上最好的協議。當顧維鈞向他解釋，外蒙問題是中國對該地區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不容隨意侵犯。李大釗卻說，即使把外蒙置於蘇俄的支配和統治之下，那裡的人民也可能生活得更好。[2]

將政治和外交混為一談，意識形態、黨派或者個人利益壓倒了國家利益，這一直是中國的悲劇。孫中山當年許諾，如果日本幫他推翻了滿清政府，就把東北給日本。為了“安內”這個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目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國和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承認外蒙獨立。這都是政治利益壓倒國家利益的典型。毛澤東1959年在廬山就抗日問題說過的一段話也特別耐人尋味：“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3]

以前有句很時髦的話：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話用在國際關係上似乎更貼切。甲午戰爭結束後簽定了中日《馬關條約》，條約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而這卻和俄國的遠東擴張政策相衝突，俄國於是就勾結法國和德國向日本下了最後通牒，干涉還遼。俄國是充分地利用了當時的國際形勢。因為法國要聯俄對德，而德國因為這一點，更不願意得罪俄國，因此，法德都願意聯俄對日。最後清政府用三千兩白銀“贖回”遼東半島。俄國的所作所為客觀上是有利於中國領土的完整，但是，這卻絕對不是它的初衷和最後目的。如果中國把俄國看成是自己的救命恩人，那就大錯特錯了，它只不過是在“為俄國的最大利益着想”。[4]在外交中，要分清誰是中國的朋友，誰是中國的敵人，誰非友也非敵，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對於任何一個國家或者民族，我們既不應該懷有特別的愛，也不應該抱着分外的恨。我們的言行唯一根據是中國的國家利益。除非我們認為國家利益一成不變，否則就沒有理由表現政治偏心和成見。

當處於列強虎視耽耽的野心包圍中時，我們就更能夠看到短視和腐敗的可怕。1896年李鴻章和俄國簽定中俄密約，其中一項就是，允許俄國在中國領土以內沿赤塔和海參崴之間的一條直線修築一條鐵路，並讓與鐵路鋪設權等。維特對李鴻章的解釋是，俄國既然宣布了中國領土完整的原則，在將來也要遵守這個原則，但是，為了保持這個原則，俄國就必須在發生緊急情況時能夠給中國以軍事援助。而俄國目前的兵力都集中在歐洲部分，如果在歐洲的俄國和海參崴沒有用鐵路跟中國連接起來之前，俄國就不能進行這種援助。[5]說的比唱的還動聽。但他在奏呈沙皇尼古拉二世時卻沒有了這種遮掩，認為這條鐵路“不僅有經濟的意義，還有政治的及戰略的意義”。“它使俄國能在任何時間內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軍事力量運至海參崴及集中於滿洲、黃海海岸及離中國首都的近距離處。”[6]這位狡詐的維特在回憶錄里說：“條約規定三十六年之後，中國有權贖回鐵路，但是贖回的條件是極其苛刻是，以致於中國政府將來很不可能會實行贖回。”[7] 1898年維特讓人賄賂李鴻章和張蔭桓各值五十萬盧布和二十五萬盧布的貴重禮品，三月十五日李鴻章和張蔭桓在《旅大租地條約》上簽字。[8]

我們也不能因為某些人的觀點符合中國的利益，就把它當成是××國人民的呼聲，這個人就真的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了。一個反對某個對外政策的人，同樣也可以是這個政策的不遺餘力的執行者。維特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反對俄國占領遼東半島的，而1897年外交大臣穆拉維約夫提出占領大連灣的計劃時，他又親預策劃；買通李鴻章和張蔭桓也是訓令在北京的辦事員去干的…… 更何況他反對某個具體的對外政策，可能它的目的更加陰險毒辣。在這一點上，維特表現出了一種罕見的邪惡的遠見。他在1903年7月上的關於應付遠東局勢的奏摺中，就說：“只有像日本一類的國家，迅速採取自衛所必須的歐洲文化的成就，將來才能存在；其餘比較保守的國家勢必成為強大侵略者的獵物而被瓜分。”“這就是遠東問題的實質。因此，各國的當前問題就是如何從這些衰朽的東方國家特別是龐大的中華帝國的遺產中，儘可能分得大的一份。俄國從歷史和地理上來講，有着不可爭辯的權利分得這個預期的獵物的最大部分。俄國人民最初向東方遷徙始於伊凡雷帝時期。從那時以來不斷向東發展，最近止於占領關東半島。顯然，無論是這個地區或是滿洲，還不是俄國的最終目的。由於我們和中國之間有着綿長的國境線，由於我們有着特別有利的形勢，除非中國能夠自衛，否則中華帝國的很大一部分之為俄國吞併，只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罷了。但我們的主要怒地是要使這種吞併自然地進行，不要引起輕率的事件，不哎喲冒進，不要侵占領土，以免有關的其他國家先機下手，瓜分中國，因而使俄國得不到中國最富庶的省份。”[9]同時他也擔心，和日本發生武裝衝突，即使打贏了，也會使俄國遭受嚴重的經濟創傷，再加上國內矛盾以及因戰爭引起的不滿，對俄國將意味着一場大災難。

目光短淺的正義是無法跟深謀遠慮的邪惡較量的。簽定馬關條約前，由於俄國要聯合法德干涉日本，國內輿論從仇日轉向親俄。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二日，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提出聯結英俄的建議，如果俄國“肯助我攻倭，脅倭盡廢全約，即酌量分割新疆之地，或與南路回疆數城，或北南路數城以酬之，並推廣商務。如英肯助我，則酌分西藏之後藏一帶地，讓與若干以酬之，亦許推廣商務。”馬關條約簽定後，兩江總督劉坤一在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密陳聯俄拒日之計，以為給俄國“稍予以便宜，俄必樂於從我”。為了能夠與俄國聯盟，他也建議割讓新疆數城給俄國。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七日，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在奏摺里甚至認為，俄國是中國二百年盟聘鄰邦，從未開釁，而且它的舉動闊大磊落，也不是西洋所能相比。似乎《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的割地100多萬平方公里的恥辱，張之洞腦子裡是一點印象都沒有，對於俄國自彼得大帝以來的瘋狂擴張史，就更是不甚了了！對比維特的老謀深算，中國的這些封疆大吏就像玩偶一般。

更可怕的是，政府千方百計壓制和打擊國民對外交的自由獨立地發表自己的見解。當政府和某國友好時，國民就不能批評“友邦”，而是只能發表“中×友好”的言論，做出“中×友好”的行為。五十年代初，中國人民不就只能對蘇聯“老大哥”表示絕對信任麼？而政府把某個國家作為敵人時，國民就必須把這個國家看成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惡魔，而且極力培育人民對這個國家的仇恨，誰要是對這個國家發表“友好”的言論，那就是崇洋媚外，就是賣國主義。五十年代，中國人民在談到美國時，不就只能表現得義憤填膺麼？

以這樣的心態來看待和處理國際事務，就比如會先入之見勝過理智，從而陷入教條的泥坑。其實，在國際關係中，盟國是看不見的敵人，敵國是看不見的朋友。如果只憑感情用事，就非壞事不可。北宋和金國聯手去消滅遼國，就是破壞均勢，自取敗亡的典型。

注釋：

[1] 《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第316-317頁，中華書局1983年5月第1版

[2] 《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第330-341頁

[3]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第182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

[4] [俄]維特 著[美]亞爾莫林斯基 編《維特伯爵回憶錄》第65頁，商務印書館1976年10月第1版

[5] 《維特伯爵回憶錄》“出版說明”第3頁

[6] 《維特伯爵回憶錄》第69-70頁

[7] 《維特伯爵回憶錄》第73-74頁

[8] 《維特伯爵回憶錄》第79-80頁

[9] 《維特伯爵回憶錄》第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