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

● 都人

　　昨天是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戰的65周年。作者以中國戰略家李家泉最近對蔣介
石名言“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
牲”的肯定為出發點，討論蔣介石的歷史地位。

　　作者還就法國學者的“（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對中國而言，早了兩年，對日
本而言，晚了兩年”論斷，討論“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是否使用於今天的台海局勢。

　　1935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誕辰紀念，中國國民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
召開。閻錫山從太原南下出席，以行動表示反對華北特殊化。兩廣籍的國民黨中央委
員也北上參加，亦以行動表示維護全國統一、全黨團結的決心。

　　同年11月19日，蔣介石出席大會，發表關於對外政策的報告，提出“和平未到完
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以後這句話便
經常被引用，特別是用來“說明”或者“證明”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67年之後，這句話還在發揮其作用：2002年8月10日，《聯合早報》駐北京特派
員周銳鵬先生報道：已經退休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前所長李家泉，“昨天在
國務院新聞辦安排的記者會上說，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的兩句話用在現在很恰
當：‘和平未至完全絕望之時，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絕不輕言犧牲’。”

　　筆者與李先生素昧平生，只記得1996年和2000年兩次台海局勢緊張、台獨浪潮
洶湧之際，他都出現在兩岸的電視節目上，談話內容基本上是老生常談，少有新意，
很令一些對大陸“台灣問題專家”們寄予厚望的台灣統派惆悵憂鬱。

　　想不到李先生在榮休之後，竟能對李登輝、陳水扁集團的新動向，以及北京的
對策，作出十分中肯的論斷，實在難能可貴，也許代表目前大陸的一種新氣象。

中共對蔣介石的“定性”

　　李先生說：“這兩句話符合江澤民主席一再強調的‘以最大的誠意追求兩岸的
和平統一’，同時也是“最大的決心來粉碎任何想分裂祖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企圖”。
換言之，1935年的蔣介石絕對不是“投降主義”，而是一位有為有守的堅定民族主義者。

　　事實上，據出身中國軍人家庭的朋友介紹，中共早已在內部將蔣介石“定性”
為“民族主義者”，可為李先生的話作有力的註腳，而後者引用蔣介石的發言，也
不應該讓人感到意外。

　　不錯，中共宣傳家們曾經把國民黨、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政策”，渲染成歷史
污點。但是，宣傳歸宣傳，史實歸史實，到了今天，信口開河的宣傳家是越來越沒有
市場了。

　　蔣介石到底是不是“投降主義”？他實行的是不是“不抵抗政策”？具體而言，
從1927年國民黨定都南京，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蔣介石有沒有抗日的準備和決心？
筆者認為答案證據十分充分，不妨舉出無可置疑的幾件歷史大事為例：

　　其一，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事變爆發後，蔣介石命令中國首批德械裝備的
第87師（原第一模範師）和第88師組成第五軍參戰，另外剩下的唯一德械裝備師404師
急赴漢口包圍日租界，作出全面對抗的準備。第五軍的赫赫戰績，馬上令《字林西報》
和其他西方傳媒評論中國將成為軍事強國的前景。中日戰爭史權威威爾遜（Dick Wilson）
也認為“淞滬抗戰”是中國實質上的軍事勝利。

　　其二，中國大力支援朝鮮復國。在中國成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受到中國直接資
助和保護。1932年直接策劃朝鮮義士尹奉吉炸死炸傷日本在滬最高軍政大員後，臨時
政府首腦金九，全靠中國軍警的全面保護才逃脫日本的報復。

繼續影響東亞地緣政治的歷史資本

　　事後蔣介石在南京密會金九，指出暗殺並非長策，從此中國開始大批訓練包括飛
行員在內的朝鮮軍事幹部。這些舉動不僅在當時有重要效果，今天竟然成為北京對韓
外交的歷史資本，繼續影響未來的東亞地緣政治。

　　其三，建軍備戰。從1932年淞滬戰爭結束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中國的德械部隊
從3萬激增至8萬。按照當時的軍備發展速度，這數字可望在兩三年內達到20萬以上。

　　根據八·一三“京滬抗戰”功虧一簣的結局，以及四行倉庫“八百壯士”的戰績
推算，20萬德械部隊至少可以確保“京滬杭”地區。這也使得不少有識之士到今天還
深信當日蔣介石應該設法拖延時間，如果全面抗戰拖到1939年才爆發，中國可望及早
獨力擊敗日本。

　　其四，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戰是八年抗日戰爭的開端。由於種種原因，今天絕
大部分人並不注意到八·一三是蔣介石下令後中國採取的主動。

　　德國顧問團領導、總顧問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將軍的傳記和其他資料，
都清楚表明蔣介石選擇上海為與日本軍事攤牌的地點。當時英國從上海發出的情報報
告以及日裔學者入江昭在《劍橋中國史》，都明確說明日方對中國的進攻措手不及。

　　蔣介石作為中國偉大的民族主義者的歷史地位，既然無可質疑，人們今天要研究
的，是“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
牲”這句話，在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時，是否過早地放棄？

　　依筆者之見，蔣介石當時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之後，日本企圖吞併
華北五省之時，基本上沒有政治迴旋空間，在上海主動出擊是歷史的必然，可以說
是義無反顧之事。

　　但是不可不注意到，法國學者讓·愛斯卡拉（Jean Escarra）在《日本的體面
和平》（L’Honorable paix japonaise）一書第8頁指出：“（1937年）中日戰爭
爆發，對中國而言，早了兩年，對日本而言，晚了兩年。”

　　原來讓·愛斯卡拉的結論是：如果1937年的中日全面戰爭延緩兩年爆發，中國
將會有能力獨力擊敗日本的進攻！（這裡的感嘆號是筆者所加）。威爾遜在研究第
二次中日戰爭史時，也特地在總結性的結語中引用了愛斯卡拉的這一結論。

對蔣介石的評價影響中國命運

　　因此可見，“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
決不輕言犧牲”這句話，如果如實反映北京今日對台政策，那麼中國1937年發動上
海抗戰是否過早？同時日本發動進攻、蠶食華北五省，是否己經錯過了稍縱即逝的
機會？這都是極為關鍵的問題，意義超出歷史學術研究，而其答案對今後台海局面
更是息息相關，相信不少讀者都希望聽取李家泉先生等權威專家的意見。

　　雖然北京重新評定蔣介石的歷史地位，早已進行，對蔣氏歷史作用的全面肯定，
將會對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命運以及整個亞洲的未來前途，產生關鍵的影響。

　　筆者認為，蔣介石政府在抗戰前“十年建國”時期“統一政令、統一軍令”的
成就，應該得到充分肯定。維護中國統一的最重要兩個裡程碑，即青海、西康分別
建省，也應該在歷史課本中大書特書。

　　更重要的當務之急，是逐步恢復蔣介石的正面歷史形像和榮譽。這是抵制李登輝、
陳水扁等人影響的終南捷徑。台獨政權的生存，最終要靠台灣軍隊維持，這是不以人
的意志為轉移的基本事實。北京應該迅速、堅決為蔣介石徹底恢復歷史名譽，以期對
台灣軍隊產生難以估量的精神衝擊。

·作者在北美從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