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問題何以至今？

● 鄭永年

　　作者在昨天的上篇中指出，中國大陸對陳水扁及美國的錯誤研判導致台灣問題演變至眼前的棘手地步。在下篇，作者指出，大陸的傳統統戰策略（黨對黨的談判、訴諸於文化、民族、經貿等軟性因素）已失靈，必須展開實質性的政策調整，不能再靠文攻武嚇。

　　作者認為大陸必須清楚認識到台灣接受“一國兩制”的可能性不大，若不改變這種認知方式，就很難產生新的思想和智慧來解決台灣問題。

　　另外，大陸領導人不放棄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原則，只能起到防止台灣獨立，卻無法達到促進台灣統一的作用；而在促統一方面，大陸高層並沒有共識，更沒有統一的意志。如果不能跳出“使用武力”這個僵硬的思維方式，統一的可能性反而變得更加渺茫了。

　　台灣問題發展至今，不僅有台灣的內部原因，也與中國大陸對陳水扁、對美國的錯誤研判有關。這種錯誤的研判加上複雜的政治因素，又進一步導致中國大陸在台灣問題上使用錯誤的策略。我們可以從如下主要幾個方面來看。

傳統統戰策略的失靈

　　傳統統戰策略實際上在國民黨執政時代就已經失去效用。在李登輝時期，大陸領導人曾經嘗試通過黨對黨的談判造就新一輪的“國共合作”，藉此來解決台灣問題，但沒有什麼成效。

　　當時，領導人訴諸於文化、民族、經貿等軟性因素來尋找突破口。這種訴求在“江八點”上表現得淋漓盡致。不過不僅沒有拉近台灣和大陸之間的距離，反而最後導致了李登輝的“兩國論”。

　　“兩國論”出台後，大陸方面應當進行必要的政策調整了。但是除了一陣子的文攻武嚇外，並沒有實質性的政策調整。

　　民進黨上台後，大陸推出了上述“聽其言、觀其行”的策略，實際上是沒有任何政策，因為只是“觀察”和等待。但對台灣在野黨，大陸還是一如既往地實行傳統的統戰政策，即團結最大多數，孤立少數。陳水扁以微弱少數贏得選舉，加上民進黨內部派別林立，爭權奪利，其政治基礎並不強大。

　　當時大陸的判斷是，只要團結好新黨、國民黨等反對力量，就可以對陳水扁政府施加莫大的政治壓力，從而迫使台灣政府在兩岸關係上作出讓步。

　　但是，這個政策沒有能夠持久。傾向於統一的新黨很快從台灣政治地圖上消失。國民黨和親民黨儘管和民進黨在兩岸關係問題上有很大的分歧，但並沒有可能和大陸達成任何共識。他們即使沒有獨立的意願，但也是要以他們自己的條件而非大陸開出的條件來解決兩岸問題。

　　實際上，傳統統戰策略在很多場合是適得其反的。本土化在台灣是個大趨勢，任何政治家似乎都必須和大陸保持距離，否則就會被淘汰出局。傾向於台獨的一些政客（包括前總統李登輝在內）更是把一些在野黨和“中共的同路人”聯繫在一起。

　　這種政治聯想看起來似乎荒唐，但是其政治效應很大。它對大陸構成一種兩難的狀態。越團結“大多數”，這個“大多數”就會變成“政治少數”，最後變成政治的邊緣派。

　　儘管大陸還是會繼續使用各種傳統的統戰政策，但還是會一樣的無效。對習慣於統戰方法的大陸領導高層何時能怎樣改變這種做法呢？

香港和台灣問題分野的不明朗

　　“一國兩制”是大陸既定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方針。儘管“一國兩制”最早是針對台灣問題而提出的，但是先用於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

　　香港、澳門問題的順利解決增加了大陸領導層的信心，對“一國兩制”使用於台灣問題的解決深信不疑。從迄今大陸對“一國兩制”所作的解讀，實際上對台灣問題的“一國兩制”和對香港和澳門的“一國兩制”已經有實質性的不同。

　　一句話，只要台灣不從中國正式獨立出去，有個“象徵性”的統一，什麼樣的事情都可以做。所以，很多人建議大陸乾脆使用“一國三制”或“一國多制”的概念好了。

　　對“一國兩制”的靈活解說有好處。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既定政策的內容，似乎是大陸領導人的一貫做法，在內政上如此，在外交上也如此。

　　但很顯然，這種做法用在國家統一問題上似乎很成問題了。例如陳水扁就職時提出“未來一個中國論”，但大陸方面很本就不相信他。陳水扁就任以來，大陸方面一直堅持台灣承認“一個中國”是兩岸談判的一個前提。但是後來，當陳水扁連“九二共識”都不承認的時候，大陸就倒退了，公開提出大陸和台灣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就變相承認了陳水扁早先提出的“未來一個中國論”。感到時間在自己一邊的時候，對台灣的政策就硬了起來，但當感到時間不在自己一邊的時候，態度又會軟化。

　　這種機會主義式的態度在統一問題上實在要不得。它使得人們懷疑大陸所指的“一國”到底是什麼意思。台灣民眾很容易感到，大陸方面會得寸進尺，我退一步，你就會進一步，因此不想和大陸展開任何正式的交鋒，而專心於走自己的“路”。

　　這也就是為什麼無論大陸怎樣解讀“一國兩制”，台灣方面還是斷然拒絕“一國兩制”，認為這只是一個“誘餌”。

　　台灣和香港不同。在香港和澳門問題上，地方居民沒有任何權利來參與統一的談判過程，但台灣因為是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加上已經民主化，台灣的前途應當讓台灣人民來決定。

　　這種民主化的號召力極大，也是陳水扁推動“全民公投”的政治背景。大陸和台灣似乎各有各的道理。問題不在於還是用“一國兩制”還是用“一國三制”或者其他的方法，而是一個要統一，一個要獨立的問題。

　　類似於“一國兩制”的爭論會沒完沒了，但對中國大陸領導人來說，情況發展到這一步，問題已經很清楚，即要台灣接受“一國兩制”的方法沒有很大的可能性，不能把和英國人、葡萄牙的談判方式使用於台灣。

　　更進一步言，這不僅是一種談判方法的問題，而且也是一種認知方式。不改變這種認知方式，就很難產生新的思想和智慧來解決台灣問題。

是促統一還是防獨立？

　　誰也不會懷疑大陸領導人的統一決心，但是人們所不明白的是迄今領導人所作的是促統一還是防獨立？且不論大陸領導人的主觀意志如何，從客觀看，大陸的對台政策已經從早先的促統一演變到現在的防獨立了。促統一無方，防獨立僵硬。領導人一直堅持不放棄用武力來解決問題。這與其說是促統一，還不如說是防獨立。

　　儘管歷史上，武力是國家統一的一種主要方式，但沒有人會相信，大陸領導人已經做好了用武力達成國家統一的決策。更多人相信，使用武力只是防範獨立的最後一招。

　　這也是台灣內部大多數人的想法。在很多人的眼中，只要不是正式宣布獨立，台灣還是可以往獨立方向滑行。“輕共”心態在比較年輕的民進黨人士，特別是那些傾向於台獨的人士中間是很普遍的。

　　如果台灣正式宣布獨立，大多數大陸領導人都會訴諸於武力。在兩岸，除了少數強硬的台獨人士，大多數都會相信這會是真的。但是對於促統一的方法，大陸似乎缺乏錦囊妙計。台灣每每往獨立方向滑行一步，就馬上說要使用武力，除此以外，好像就沒有別的途徑了。

　　碰到什麼事情都要訴求於武力，就失去了任何靈活性。很多消極的後果沒法彌補。首先，說多了，聲揚多了，不僅別人不相信，自己也不見得相信，既麻痹了自己，也使得自己失去了公信力。

　　其次，一次次武力威脅，一步步地“異化”台灣民眾，促成了台灣稱之為的“民族主義”，一種和大陸對着幹的主流社會意識。稍為聰明一些的政客當然會因勢利導，利用台灣社會的這種情緒，一次又一次地挑釁大陸，向獨立滑行，同時又得到台灣社會的支持。

　　再次，美國人可能很高興，樂意見到大陸整天叫喊着要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很顯然，美國從中得到了充分的理由出賣武器給台灣，來遏制大陸的挑釁行為。美國人已經開始一步步地把台灣的防衛整合進自己的防衛系統了。

　　可以想像，美國人是非要把台灣弄成東亞的“以色列”不可的。有了這個“以色列”，美國人在東亞的利益可以永恆了。

　　一句話，“使用武力”是個圈套，自己給自己加上了枷鎖，爭脫不得。

　　國家的統一問題是個“胡羅卜”和“大棒”的問題。如果說“一國兩制”上的僵硬做法使得軟性的力量不足夠“甜”來吸引台灣的話，“使用武力”這類威脅性言辭的隨便使用使得人們不相信這根“大棒”還是硬的。“胡羅卜”和“大棒”兩者都失去了效用，統一問題當然就出問題了。

　　高層的決策過程是不透明的，但是明眼人知道，除了防獨立，在促統一方面高層並沒有共識，更沒有統一的意志。

　　在對台的各方權力機構都有各自的想法和做法。軍方有一套想法，經濟部門有經濟部門的想法，統戰部門也有。各個部門都是根據自己的利益來看待台灣問題，來設想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法。如果領導層連這些部門利益都不能得到統一，還能談國家的統一？

　　儘管中國沒有什麼民主機制，但不同的利益卻使對台灣問題的決策具有了高度的“民主性”。難道這是因為領導高層沒有能力去整合各種利益，造就統一的意志嗎？

　　絕對不是。很少會有人相信高層領導的權力沒有鞏固。對台政策的決策權早已經高度集中，高度壟斷。問題出在領導高層缺少政治決斷力，至少外界看不到中國領導人的決斷力。

　　台灣方面是深知中國政治的這些傾向性的，也是在不斷利用中國政治中的這些矛盾的。更為矛盾的是，使用武力看來是大陸能夠使用的防台獨的方法，但是，如果不能跳出“使用武力”這個僵硬的思維方式，統一反而變得更少可能性了。

　　等到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出籠了，大家才再次感到兩岸危機的嚴重性。但這種危機不是第一次了。在譴責陳水扁的同時是否也需要檢討自身的台灣政策呢？

（下）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