尷尬的先知——從《超限戰》、《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看中國極端民族主義與恐怖主義的天然親緣及現實困境

笑蜀　

　　兩種先知　

　　蕭功秦在“5·8”時講過這樣一段話：“當下中國知識分子在民族主義問題上的分化表明，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之間的廣泛共識時期已經結束。自由主義者與我這樣的新保守主義者，從現實主義的對民族進步的期待出發，從對‘受虐型的民族主義’一旦走向極端將可能產生的消極後果的擔擾出發，主張穩健的開放，主張那怕暫時‘忍辱負重’也要融入國際秩序（更何況有的情況並非是忍辱也並非負重）。而過去的自由派中分化出相當一部分人，則在一種民族集體潛意識被激活以後，將走向剛憤的極端的民族主義，並將由此而走向封閉的國家主義，他們將成為民族主義的權威主義者；另外一部分知識分子則從新左派的理想主義者的立場出發，經由對民族主義的認同，同樣將變為國家主義者。這兩種人將進一步合流。”蕭功秦同時預言，“如果民族主義成為壓倒一切的優勢話語並走向極端化，如果國內的糟糕問題將與國際的糟糕問題彼此互動，二十世紀的歷史又將重演並不是不可能。”

　　就兩年來中國思想界的發展趨勢觀察，蕭功秦預言的“如果”正在逼近，以至於“說不俱樂部”掌門人之一的王小東在一篇小傳中得意地聲稱：“我所認同的這股思想終於從無到有、由弱到強。”“剛憤的極端的民族主義”正占據話語優勢，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表達空間則日漸侷促。

　　“剛憤的極端的民族主義”與恐怖主義有着天然的親緣。這大致體現為兩類：一類主要着眼“硬件”，即主要基於所謂“國家利益”而鼓吹恐怖主義；另一類則不僅着眼硬件，更着眼“軟件”，即從人文角度、從終極關懷角度呼喚恐怖主義。前者的主要成果是《超限戰》，後者的主要成果是《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兩本著作從不同路徑，直接刺激着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增漲。911“叫好”則是這種增漲的極致。

　　以國為本、以人為器

　　1999年出版的《超限戰》，提出了一整套在現代戰爭中弱國對抗強國的戰術。作者之一的喬良說，經過第一次台海危機，“我們意識到，如果中國軍隊和美軍兵戎相見，我們的軍力不足，所以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戰術，幫助我軍取得力量均勢。”這種新戰術就叫“超限戰”。它指的是一種超越一切界限，不受任何限制的作戰形式，既可以是軍事的，如恐怖活動，也可以是非軍事的，如販毒、破壞環境、傳播電腦病毒，等等。另一位作者王湘穗說，打仗講規矩，但那些規矩都是西方定的，弱國遵守這些規矩就沒有贏的機會。但如果不按常規作戰，弱國就可能贏。911期間為恐怖主義的辯詞，諸如弱者沒有遵守規則的義務、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等等，實際上都出自《超限戰》。

　　《超限戰》集中體現了“剛憤的極端的民族主義”以國為本、以人為器的思想特徵。對此，著名政治學者劉軍寧有過如下一段評說－－

　　“聖戰式的超限戰理論中所包含的價值體系與文明的價值體系是完全顛倒的。在超限戰的價值體系中，生命的價值無足輕重；在文明價值體系中，生命的價值至高無上。不僅如此，超限戰正是利用了文明如此敬重生命的特性，來作出那些殘害生命的事情。恐怖份子超限戰的另外一種直截了當的表述就是，無所顧忌地犧牲自己的生命，踐踏他人的生命，想文明的人不敢想，做文明的人不敢為、不齒為的事情。超限戰表面上是最先進的戰爭理論，其實是最原始、最野蠻的戰爭理論，充其量不過是墨索里尼的總體戰的新翻版。” 1

　　劉軍寧用辭或許過激，但確實說中了要害，超限戰鼓吹者確實欠缺對生命的敬畏之心。在網上鼓吹“超限戰”最力的強國論壇網友“數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曾經有網友指出，“數學”對生命價值的漠視令人悲哀。“數學先生很推崇希特勒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戰法，用己方戰鬥人員的生命換取敵方戰鬥人員的生命，正說明數學先生雖然生活在現代，但是其思想意識還停留在中世紀的野蠻蒙昧狀態。”“在數學先生眼裡，人的生命最不值錢。”2　而“數學”竟不以為謬，在一篇文章中坦承：“我這個人就是不那麼太關注什麼人命，你再關注，每個人繞地球無非就飛上那麼幾十圈就完蛋，關注了就能夠長生不老么？既然不能，那麼在死得其所的時候獻出生命也就沒有什麼。美國人一死人就大呼小叫實在是美國文化的一個非常差的東西。”　　　一位叫“資產重組”的新左網友，與“數學”所見略同。他公開質疑生命本位－－“自由派里比較激烈的一派，措辭一般帶有刺激性和挑釁性的一派，他們最大的感情和理論根據是人權的絕對性：個人生命的地位在所有價值中居於最高的位置，不但不可談判不容置疑，而且不可替代無法計算。誰要對此直接或者間接進行了冒犯，隨時都可能遇到最惡毒的咒罵。”也就是說，個人生命的地位未必在所有價值中居於最高的位置。但“重組”同時又迴避在這個問題上跟自由派交鋒，說，“既然人家以為這是最高的價值，重組也不想去做無益的爭論。”而只是從生命本位理論出發，貶斥自由派的人格，認為生命本位理論不過反映了自由派的怯懦：

　　“1。這些極端激烈的，看起來英勇異常的言辭後面，是對生命（確切的說，是對自己的生命）的一種極端留戀，是對失去生命的極端恐懼。

　　2。不少這些人相信上帝。這說明他們身上有自己最討厭的那種‘奴才’氣。既然上帝無所不能，掌握着人的生命，那麼這個上帝就是最大最可怕最可惡的暴君：他毫無例外的剝奪所有人的生命，而不是象恐怖主義者或者專制者僅僅剝奪一部分人的生命。那麼對上帝的頂禮膜拜，其實是對最大的暴力的一種屈服。仰仗上帝而蔑視塵世的暴君，也無非是傍了一個更厲害的暴君而蔑視一個比較小的暴君而已，這種行為並不象他們自以為的那樣英勇。”4　

　　很明顯，“資產重組”實際上是偷換概念，即把博愛意義上的生命本位，偷換為自私意義上的生命本位。這反映了他的尷尬心態。一方面，他不認可生命本位，因為他眼裡的生命，主要是生物角度的，而不是文化角度的，所以生命的神聖性在他看來是一個問題，所以他很難相信生命價值是最高價值。但另一方面，畢竟他的觀點驚世駭俗，只會招致普遍的反感，所以他不好直接陳述、正面陳述，不好從“立”的角度來闡述他的觀點。而只能從“破”的角度，即肢解、曲解對方觀點，來曲折隱晦地表達他的立場。

　　不過，“數學”們實際上並不孤單。他們的觀點，跟中國高層某些人的見解不謀而合。純粹官方內刊的《學習研究參考》曾發表文章：《新世紀美國推行霸權主義的新動向》，就把“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念輸出”稱作美國推行霸權主義的新動向之一：

　　“首先，這種新的霸權是對過去殖民帝國老霸權的一種改變。過去殖民帝國乃至冷戰時期美蘇搞霸權搞擴張，是通過消滅敵對國的有生力量，達到獲取物質利益的目的，即‘毀人奪財’；而美國搞霸權搞擴張是反其道而行之，即‘毀財奪人'。美國是最重視意識形態的國家。它向敵對國發動的軍事打擊，服從和服務於價值觀念的輸出，是美國發動的意識形態和文化侵略的輔助手段，是以改變敵對國的人的思想觀念為核心的。通過向敵對國的民眾傳播美國的價值觀念，改變他們的思想意識，達到使他們嚮往和追求西方世界、影響本國政治制度和價值取向的目的……。

　　其次，美國的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念輸出是全方位、多層次、大縱深的，貫穿於美國外交的始終，包含於美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科技等所有涉外領域和活動中。這種價值觀念的輸出是一種無時空限制、永不停息的‘文化侵略’。科索沃戰爭揭開了美國在新世紀‘以人為本’的‘為價值觀念而戰'的序幕。亨廷頓曾把冷戰結束以來的世界衝突歸結為‘文明的衝突’。實質上美國正在進行一場史無前例的‘文明的侵略’。”

　　“以人為本”被劃歸敵對意識形態，被當作敵對國“文化侵略”、“文明侵略”的主要手段。那麼作者要固守的、要捍衛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價值觀，什麼樣的文明，就不難想象了。出自在朝者手筆的這篇文章，與在野的“數學”、“資產重組”的觀點，恰成呼應。

　　“叫好派”跟自由派分歧多多。對生命價值的不同認識，則是他們的根本分歧，其他一切分歧均由此派生。

　　“只有永恆的利益，絕無普世的人道”

　　既然不承認生命的價值最高，當然不可能認同以生命價值為核心價值的現代文明體系，當然不可能認同人道主義。在“叫好派”看來，“人道主義者”無非兩種，一種是“偽人道主義者”，再一種就是“宋襄公”一類愚蠢的“人道主義者”。兩者均不可取，真正的“人道主義”根本就行不通。用華岳論壇“方恨少”的話來說，“人道算個球”。

　　人道算個球，那什麼才是人類永恆的追求呢？他們的回答是：利益。“沒有什麼道德的底線，也沒有什麼自由和民主，主宰這個世界的，無論是政府還是民眾，不過一樣東西：利益。”5資源總量有限，而人的利益需求無限。所以，人與人之間，種群與種群之間，根本不可能有互助、有雙贏。利益此消彼長，此長彼消。人與人之間，種群與種群之間因此只能是彼此爭奪，你死我活。一部人類史就是一部利益爭鬥史，以至這個星球自有歷史記載以來完全和平的日子不超過500年，而其餘的日子則充斥着鐵與血。什麼自由民主，什麼道德正義，其實全是幌子，全是為利益服務的。為911“叫好”辯護的“簡直”就忠告國人要看破紅塵：“作為國際競爭背後的支持力量，正義只是幌子，利益是最根本的因素。中華上國，五千年文明，留下來的四書五經這些經典之中充滿了與事實相反的想當然的描述。在這種文明積澱之上，我們當然無法接受叢林法則其實是最大法則這一事實。而當我們處於主流的‘文明世界’之對立面，再持這一立場，無疑更給手扶文明棍的各類人士以斜睥的理由。但我還是要強調，在民主制度與專制制度對立的表相之下，其實還是利益衝突，將發揮恆久的作用－－只要地球資源是有限的，而這一點已無需證明。”6 由此必然推導出這樣的結論：“在對待一個失去的生命的態度方面，我們不止一次地發現，人道主義並不是唯一的表態標準。在人道主義之上，我們看到的是人類利己、利自己所屬的群體的本性。” 7

　　利益的價值才是終極價值，利益的價值壓倒生命的價值。一位“叫好派”就沿用這種“利益分析法”，回應網絡名家方舟子對911“叫好”的批評－－

　　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永恆的利益，絕無普世的人道。中國和美國大多數人的感受之所以不一樣，是因為我們並不是處在同一種利益體系下面，我們雖然同呼吸，但是確實不可能共命運！西方國家之所以同悲傷，是因為他們不僅同呼吸，而且共命運！中國如果被美國（西方國家）遏製成功，不能夠發展起來或者陷於分裂，美國（西方國家）人民的長遠根本利益里一定是得到了保護的；同樣，如果美國橫遭飛禍，經濟大受打擊，中國人民的長遠根本利益才會得到保護的。僅此而已，沒有別的原因可以解釋中美兩國人民在同一件事情上的不同態度，“唯利而已”，這一點好像是西方的利己主義宣揚的，這也是我們學習西方的成功的一點，很好！中國人民終於學會了“唯利而已”的思維模式，這該受到指責嗎？

　　拿“唯利而已”這一點來分析旅美的華人精英們的態度也是一個準，他們之所以與美國白種人一樣悲傷，還不是因為他們的永恆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們之所以要求中國人民怎麼樣，有一位在加拿大的華人分析的結論與我的結論是一致的，那就是：那些“興災樂禍”中國人的言論有可能激怒美國人，惹怒生活在他們身邊的美國人，惡化他們的生存環境，從而打碎他們處心積慮打入美國主流社會的夢想……

　　所以，如果我們承認“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合理性，我們就不應該指責國內的民眾的反應。當然我也不會去指責美國精英們在中國人民蒙羞的時候的言論了。如果你們要從道德和人道主義的高度來指責中國人民，請先批判美國的主流媒體精英的不同道德嘴臉！至於我，我想說，中國人民終於拋開了儒家的道德枷鎖，是很有希望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當然，這一點確實是跟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人民學的，中國人民感謝你們的政府和人民的表演教會了我們能夠撥開雲霧見太陽：自由、民主之後隱藏着的利益要求。中國人民需要與美國人民友好，前提是中美兩國人民必須有共同的根本利益，所以，如果你們一定要找原因，那也很簡單，請轉告美國政府，請她珍惜中國和美國人民目前的貿易、學術、人員往來，也請她不要繼續打壓中國人民的生存空間，如果還是死死地堅持這一點，那麼結果就是製造敵人，而中國畢竟是有核力量和遠程打擊力量的國家！8　

　　這就是說，不能以生命第一的價值觀來評判“叫好”，而只能從利益第一的角度來考察“叫好”。從利益第一的角度來考察，就必須承認，“叫好”基於國家利益，“叫好”因此是愛國的，因此是崇高的、不可指責的。那麼人道置於何地？正義置於何地？“叫好派”對類似這樣的問題頗為不屑。億家家論壇的“不平家”就說：“道德自古以來就是個最虛偽的詞。”一位網民感嘆：“這世界，善惡全是謊言，強弱才是真理。”更有“叫好派”在北大新青年網站聲稱：“正義本來就是婊子，什麼客都接”。

　　可見，相當一部分“叫好派”所信奉的，是赤裸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把人類的利益衝突極端化、絕對化，以致視人類社會為叢林世界，而稟持叢林法則，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從這樣的理念出發，他們當然不可能接受現代文明體系；現代文明體系所設定的各種規則的限制，在他們只是一種束縛，他們當然要求“超限”。劉軍寧先生斷言：

　　“恐怖份子以聖戰的名義提出的超限戰邏輯與中國人熟悉的邏輯何其相似：為了神聖的理想必須不擇手段地消滅一切敵人，必須調動人性中最惡劣的東西：如仇恨、殘忍；聖戰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雅致，不能自我設限。聖戰是超限戰，是消滅敵人的暴烈行動，為了‘神聖的理想’，必須泯滅人性中最可貴的東西：如對生命的敬重，對他人的同情心和人的起碼良知。忘掉仁慈，拆除一切道德防線，牢記仇恨，或是階級仇恨，或是種族仇恨，對知識份子的仇恨，對商人的仇恨，對不同政見者或異教徒的仇恨。” 9

　　劉軍寧先生說的固然精闢，但也還是有些不周之處。他說的那種“中國人熟悉的邏輯”是原教旨社會主義時代的邏輯。到了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今天，那種邏輯已經有了微妙變化：必須調動人性中最惡劣的東西：如仇恨、殘忍；必須泯滅人性中最可貴的東西：如對生命的敬重，對他人的同情心和人的起碼良知。忘掉仁慈，拆除一切道德防線，牢記仇恨。所有這些，一仍其舊。但它們指向的目標則已經變質：“神聖的理想”退居次要地位，占主導地位的只是“利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等等。在“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旗幟下無惡不作，這就是超限戰理論的全部精義。

　　真正的“聖戰”

　　如前所述，把《超限戰》稱做“聖戰式的超限戰理論”，有些牽強。因為，《超限戰》作者代表的民族主義精英是赤裸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只追求利益，而對所謂道義沒有興致。“聖戰”不“聖”。王小東、房寧等《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的作者代表的另一批民族主義精英則不然。他們的追求不象《超限戰》作者那麼單一，他們同樣以國為本，但他們所說的國家不單是世俗國家；他們同樣以利益為最高追求，但他們所說的利益不單是世俗利益。他們還有所謂人文關懷，他們還有一種聖潔感、崇高感。他們所主張的“超限戰”理論，因此不同於前一種“超限戰”理論：第一，他們的“超限戰”理論不是單純軍事角度的“超限戰”理論，而是關乎人類文明整體走向的“超限戰”理論；第二，他們的“超限戰”理論不是單純世俗角度的“超限戰”理論，而是真正“聖戰式的超限戰理論”－－具有“神聖的理想”的“超限戰”理論。

　　正因為如此，雖然同樣是宣揚恐怖主義，王小東們的恐怖主義，卻不象《超限戰》那樣徒有血腥氣，而是羅曼蒂克、富有美學意義的恐怖主義－－

　　趙客縵胡纓，吳鈎霜雪明。　　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閒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　　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　　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　　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　　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　　千秋二壯士，煊赫大梁城。　　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　　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這是出自王小東手筆的《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後記的開篇－－李白《俠客行》。王小東斷言：“很有可能，在新的極權主義（即美國霸權主義－－引者注）統治這個世界後，李白詩中的那種俠客精神，乃是未來人類的惟一拯救。”因為，“俠客一道，是中國文化自遠古遺留下來的寶貴的文化基因。這個文化基因的作用是，對於體制的強權保持一種個人的挑戰，無論是真正武力上的，還是思想上的，使得體制的強權無法控制一切，使得這個文化不會完全喪失活力。”是故，設若新的極權世界果真降臨，“我們恐怕就更需要喚醒遠古的基因了。”

　　伊斯蘭革命－－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腹心

　　以恐怖主義對抗“新的極權主義”，這是王小東們的一個基本思路。但遠古的基因其實渺不可及，只能就近取材，就有了對於“伊斯蘭革命”的神往。

　　在中國知識界，王小東們是最早發現“伊斯蘭革命”對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的一批人。他們很早就斷言：“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南方革命”已經開始。這個“南方革命”以兩種方式展開，一種是消極的，即在非洲特別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發生的一切－－“在那裡無數深受新殖民主義塗炭的人民，正以飢餓、流離失所和死亡擺脫企圖在那裡建立起的西方式的文明；在那裡眾多的國家，正以經濟崩潰的方式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脫軌，以墮入深淵的方式衝出國際資本的循環圈。總之，在那裡南方革命表現為貧困和死亡，由資本主義導致的死亡將導致死亡的資本主義。”另一種則是積極、主動的，那便是所謂“伊斯蘭革命”－－在王小東們看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腹心正在於此。這首先是由於國際資本給伊斯蘭世界帶來的貧困、痛苦和壓迫，“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彌散在億萬穆斯林心底里的、對他們不幸的遭遇的激憤心情”。其次，“還在於它是一種與西方的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念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伊斯蘭教義在近代以來，經過穆斯林的卓越的思想家阿富汗尼、莫杜迪、班納等人的釋義、闡發，終於成為一種真正的意識形態，一種價值觀念、人生態度和生活方式。追求完美和理想主義的戰鬥伊斯蘭精神同西方崇尚物質享受的意識形態是截然對立的。”再次，則由於伊斯蘭世界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目前全世界有10億多穆斯林人口，分布在80多個國家，而在穆斯林最集中的西亞、北非，是地球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蘊藏最豐富的地區。事實上伊斯蘭的影響是世界性的，甚至在歐洲，伊斯蘭已成為第二大宗教，英國有近200萬穆斯林，同基督教一樣，伊斯蘭也是世界範圍的信仰。”這種種優勢註定了伊斯蘭世界有足夠的實力與美國“新的極權主義”展開真正的較量。而所謂“伊斯蘭革命”一旦成功，裝上美國油輪的中東廉價的石油肯定會日益減少。積極的、主動的“伊斯蘭革命”與消極的黑非洲革命相匯合，將對後殖民主義或稱美國“新的極權主義”構成致命打擊－－切斷西方的經濟命脈，中斷國際化和國際大循環的資本運動，從而使第三世界完全與國際資本脫鈎。

　　既有對“俠客行”的懷念，又有對“伊斯蘭革命”的神往，這種背景下，王小東們不假思索地為911擊節叫好，無疑是一種本能反應。

　　不敬上帝敬真主

　　王小東們的“超限戰”理論有着“神聖的理想”。這種“神聖的理想”一方面表現為政治情結即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熱烈追求，另一方面則表現為人文情結即對現代文明的拒絕。實際上，王小東們之說“不”並非僅僅對外，或者說主要不是對外，而是主要針對現代文明“說不”，尤其針對中國現代化的整體走向“說不”。對外“說不”，不過是他們的一個突破口。

　　這仍然反映於他們對中東問題的觀察。

　　中東衝突不只是政治衝突，更是文明衝突－－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尤其是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衝突。王小東們在這場衝突中旗幟鮮明地站在美國對立的一方，則不只基於政治理由，同時也基於他們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反感。

　　這一點，王小東們在《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表述的非常清楚。他們毫不置疑地引用穆斯林思想家班納關於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兩者之間區別與優劣的比較：“班納認為：西方文明賴以建立的社會原則已經遭遇了破產，‘西方的生活方式實際上建立在實用與技能的知識上，在發現、發明以及機械產品充斥的世界市場上，它始終未能對人類的思想提供一絲光明、一線希望、一點信仰，或者給焦慮不安的人提供哪怕是最為狹窄的通往安寧與平靜之途。'與西方的享樂主義的困境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盡善盡美的伊斯蘭。班納繼續指出：伊斯蘭能為人的精神提供完美的境界，這是西方文化不能望其項背的。班納主張在社會實際生活中，伊斯蘭國家擺脫西方大國的控制，確保國家財富的增長，擴大社會服務，建立一個平等的、公正的、道德高尚的社會。”王小東們由此感嘆：“在一個個被西方新殖民主義的壓榨和西方精神污染，搞得窮困不堪、烏煙瘴氣的伊斯蘭國家中，原教旨主義的說教實在是太有說服力了。戰鬥伊斯蘭給了穆斯林們新的光明和希望。”一方面，對“追求完美和理想主義的戰鬥伊斯蘭精神”即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充分肯定，而完全迴避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中世紀蒙昧特色，完全迴避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對人的全面禁錮、對現代化的全面反動這一現實。另一方面，對背離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西式的現代化道路”，如伊朗巴列維王朝的“白色革命”，王小東們無一字正面評價，基本認可霍梅尼對“白色革命”的審判－－“這個被如此美妙地稱為‘白色革命’的東西，不外乎是一項美國的計劃，其用心良苦，旨在毀滅我們的農業，把我們整個國家變成傾銷美國生活用品和消費品的市場，並把我們的農民變成廉價勞動力。”“巴列維王朝是殖民主義者強加給伊朗人民的。這個王朝掠奪我國的自然資源和財富，並向外國人開放。它破壞了我國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設施的基礎。五十多年來，它一直壓迫着伊朗人民。”如果說這些轉述尚不足以說明他們本身的立場，那麼，他們的如下評述，其取捨褒貶的主觀傾向就昭然可見了－－

　　伊斯蘭世界不僅忍受着西方的經濟剝削和掠奪，而更難以忍受的是西方醜惡文化的侵蝕。西方人很難理解，當西方的骯髒的色情文藝、墮落的生活方式、瘋狂的流行歌曲，隨着西方的資本、技術設備一同進入古樸的穆斯林社會時，給那些真正信仰者的心靈上造成了怎樣的創傷，以及他們那種難以名狀的反感和仇恨的心情。在這種社會的物質關係和心理狀態的基礎上，伊斯蘭很自然地與民族利益融為一體；在這些國家中，當人們對西式的現代化道路進行重新思考的時候，伊斯蘭化顯然就成為對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的一種新的選擇和嘗試。

　　當王小東們這樣高談闊論的時候，塔里班已經以對自己的人民的殘忍向世界展示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本質。居然可以從這種純粹中世紀的神權統治中生長出“對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的一種新的選擇和嘗試”，真是一個令人驚訝的判斷。同樣是新左派的張廣天卻承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統治下的阿富汗是“一個生活在中世紀黑暗中的國家”，批評塔里班是“無視民生、草菅人命的宗族集團”。看來，本來只會煽情的藝術家張廣天在這個問題上倒是比本應擅長實證分析的學者王小東們清醒的多。

　　對西方文明的否定和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推崇，說明王小東們對現代化的一種抗拒意識。當然他們不承認這個結論，他們會說，他們抗拒的僅僅是西方化－－但問題在於，現代化固然不等於西方化。但現代化生長於西方，現代化與西方化因此本來就是水乳交融，不可剝離。所以，套用一個流行句式來說，對於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西方化不是萬能的，但沒有西方化是萬萬不能的。完全拒絕西方化的現代化只是空想；其次，西方化與本土化並不總是東風西風的關係，不總是你死我活的關係。日本最終不是把西方文明與“和魂”結合的很好嗎？新加坡最終不是把西方文明與儒教文明結合的很好嗎？台灣最終不也把西方文明和中國傳統文化結合的很好嗎？可見，西方化之於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不僅必需，而且可行。就歷史和現實來說，凡是成功的現代化，莫不在相當程度上汲納了西方文明，排除西方化的現代化，從來沒有成功的先例。拒絕西方文明、拒絕西方化，與拒絕現代文明、拒絕現代化並無實質差異。王小東們對西方化抱持極端對立的態度，這種態度與現代化當然是不相容的。

　　無根飄蕩的民族主義

　　王小東們對現代化的抗拒，不僅表現於邏輯，更表現於事實。他們反感西方文明，而且對包括自己祖國的文明在內的任何其他形態的文明不感興趣，而惟獨對與西方文明不共戴天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情有獨鍾。這就不能不讓人注意到王小東們潛在的宗教情結－－他們嚮往精神上的至純至美，即所謂“神性”。而以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為主要特色的西方文明，即世俗化的西方文明，則是這種“神性”的最大敵人。西方文明所到之處，“神性”統統被肢解被玷污。王小東們之反感西方文明，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因素。而無論是日本的“大和魂”，還是中國的儒教文明，也帶有濃厚的世俗化特徵，因此極容易跟西方文明妥協，極容易成為西方文明的同謀，根本不可能具備抵抗西方文明所必需的“戰鬥性”。在王小東們眼裡，儒教文明“從來不具備神性的感召力，從來就是一種極為世俗的文明”。何況“在今天的信息時代，儒教文明圈的文化特性將迅速地消融於西方文明之中。因為這一文化圈中的絕大多數人既沒有保衛自己的文化遺產的熱忱，也沒有抵抗西方文化侵蝕的意願，無論是中國、日本還是韓國都一樣……。就可預見的將來而言，儒教文明已經產生不出具有獨特性的哲學思想，甚至產生不出獨具風格的藝術形式，更不用說具有一種活的文明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了。拋開其他因素不談，儒教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只能越來越模糊，而究其內容，則是越來越西方化。”

　　這其實也正是王小東們的尷尬。他們極力排拒世俗的或者毋寧說是粗俗的西方文明，他們嚮往一種雅致的、絕對清潔的、帶有神性之美的文明形態。但他們竟無法從本土找尋到他們所嚮往的那種文明的哪怕是一丁點點殘片，以此來開掘“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同時以此為武器來抵抗來勢洶洶的西方文明。王小東們主張的“剛憤的極端的民族主義”，因此只能是一種失根的民族主義。在對本土的絕望中接觸到伊斯蘭文明尤其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他們當然有“眾里尋他千百度，那人卻在闌珊處”的驚喜之感。也就是說，王小東們排拒西方文明，但本土文明無從寄託，他們只能向外尋求自己急需的思想資源。伊斯蘭文明尤其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正好迎合他們：“惟有伊斯蘭才是能夠感召人們，特別是青年們為之獻身的較大的文明，也惟有伊斯蘭才具有與西方文明相抗衡的哲學思想、價值觀。無論是好是壞，儒教文明是絕對不具備這種精神力量的。”伊斯蘭文明尤其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當然要被他們當作抵抗西方文明、抵抗美國“新極權主義”的生力軍，當然成了他們希望的天空中最後的一顆星星：這就註定了王小東們對伊斯蘭文明尤其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認同不只是政治上的認同，更是文化氣質上的、精神意義上的認同。而對伊斯蘭文明尤其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文化氣質上、精神意義上的認同，則無疑構成對於現代化的反動。

　　可見，在文化氣質上、精神意義上，王小東們早就和宗教極端恐怖主義有了親緣關係。這一點，也從王小東為恐怖分子辯護的一段說詞中看得出來。王小東痛斥了布什對恐怖分子的“懦夫”的指控之後，提醒公眾：

　　據10月1日的美國《新聞周刊》介紹：這次的恐怖分子“素質之高，令人不安”，他們不再是過去媒體塑造的那種“沒有工作、沒有教育、沒有前途、沒有希望”，以為自己一拉響綁在腰間的炸彈，就可以進入天堂之門，和處女們睡覺的年輕人。列為頭號嫌疑犯的Atta，出身於埃及一個極為富有的律師家庭，在地中海岸有度假別墅，在開羅有豪宅，兩個姐姐都是大學教授，自己在德國讀研究生，按《新聞周刊》的話說，他是“西方式現代化的寵兒”。他的德國導師在911之後接受記者採訪時稱他為“一個可愛的人”。他為什麼會走上這條道路？光罵幾句“愚昧”、“殘忍”、“流氓”就能解決問題了？美國人痛定思痛，都在認真思考，而我們的“文化精英”們卻在那裡一味叫罵，罵恐怖分子，罵“幸災樂禍”的中國民眾。暫且停一停叫罵，好好想一想吧。　　　“西方式現代化的寵兒”，為什麼竟成了“西方式現代化”的死敵，王小東提出的這個問題本身，並非沒有思考價值。其實無論是穆斯林思想家，還是王小東等民族主義精英，他們對西方式現代化的批評，本來是有思想含量的。以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為主要特徵的西方式現代化，的確存在弊端：在消滅傳統社會對人的異化的同時，又製造了對人的新的異化。這一點，就連許多西方的思想家也不否認。但如果以此為理由，而借恐怖主義顛覆“西方式現代化”，則任何類型的現代化都可以同樣對待－－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讓所有人滿意的現代化，任何類型的現代化都有弊端。不滿意就借恐怖主義顛覆之，任何類型的現代化都難以為繼，人類只好退到中世紀，而且必然退到中世紀－－恐怖主義只能破壞一種新文明，而不可能創造一種新文明；它對新文明的破壞，因此必然造成文明的真空，從而為舊文明的復辟拓出廣大的空間，客觀上是為舊文明清道。

　　“先知”迭出只是亂世之兆

　　王小東們的尷尬，其實不只是他們在鄙棄西方文明的同時，卻無法找到抵抗西方文明的本土資源。更在於他們所欣賞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根本不適合他們所處的那片國土，根本就沒法在他們所處的那片國土播種。既不能從本土發掘，又不能從外面拿來。他們自己呢，又根本不具備思想上的原創能力－－泰戈爾和甘地不認可西方文明，但泰戈爾和甘地有自己民族的文明發展思路；托爾斯泰不認可西方文明，但托爾斯泰有自己民族的文明發展思路；梁漱溟、張君勱也莫不如此。但王小東們有什麼呢？他們的著述中，第一是破，第二是破，第三還是破。寒窗十年，一直不能提出自己的關於人類文明走向尤其是中國現代化走向的建設性理論。那他們拿什麼來和他們所敵視的“西方式的現代化”抗衡？他們根本就拿不出來。他們之所以呼喚恐怖主義，這或許是一個因素吧－－他們拿不出任何具有建設性的實體理論，又無法忍受“西方式的現代化”的步步進逼，情急之下，無奈之中，或者說是絕望之中，他們只好求助於恐怖主義，希望借恐怖主義來遏制“西方式的現代化”的蔓延。

　　如果僅僅是王小東們情急、無奈和絕望，倒也無礙大局－－畢竟“書生造反，十年難成”。但實際情形並非如此簡單。王小東們的絕望和躁動不只是王小東們僅有，而是普羅大眾共有的。89年之後，非理性的國際政治觀即階級鬥爭為綱的國際政治觀大面積回潮，客觀上製造了“受虐型民族主義”。中國民眾對國際事務的判斷因此喪失八十年代的那種理智、寬宏和從容，而是極敏感，極狹隘，極好鬥。但出於國家利益的需要，這一套非理性的國際政治觀又不能運用於具體的外交實踐，政府處理中外關係往往比較務實。這樣，常常是自相矛盾－－對內的高調宣傳煽起強烈的仇外情緒，強硬外交乃至不惜一戰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但高調又無法兌現，而在具體的外交實踐中再三再四地妥協、退讓。另一方面，89年之後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確實處境艱難，頻頻受挫，銀河號事件、五八事件、南海撞機事件，中國政府都忍聲吞氣。日本拒絕就戰爭罪行道歉，且公然修改教科書；韓國、新加坡均予激烈抨擊，惟獨中國政府態度曖昧……。中國民眾遭受雙重羞辱，感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沮喪和屈辱。他們痛恨外族尤其是美國的“霸道”，同時也抱怨自己政府的“軟弱”。而他們的失望、屈辱又不可能有發泄空間，滿腔怒火只能積鬱在胸。“受虐型民族主義”因此如野草瘋長。對內，政治體制改革一直不能實質性啟動，以致形成權貴資本主義，貧富矛盾、官民矛盾愈來愈尖銳，中國民眾日常生活中的沮喪和屈辱更普遍也更嚴重。

　　可見，無論外交還是內政，中國民眾都處於絕對弱勢，都深感“受虐”。長期處在混沌之中，找不到方向，看不到希望，他們的理智正逐漸磨蝕，絕望和躁動正與日俱增。“超限”在他們來說就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換言之，自相矛盾的外交理論和實踐，對內的政治腐敗，正在製造着規模龐大的暴民。

　　草根心理的暴民化，與民族主義精英集團的情急、無奈和絕望，何其相似乃爾！這兩種心理如果匯合，則等於乾柴碰着了火星，局面徹底失控將指日可待。暴民政治和民族主義極權政治相結合的新型的全能政治，一種絕對恐怖的“超限”政治，將從燎原烈焰中誕生。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民主化進程，都會毀於一旦。而這對中國、對世界，無疑都是一個巨大的災難。

　　不能排除，已經有極個別民族主義精英看到了這個並非危言聳聽的結局，而期待着火中取粟，於是竭力宣揚“超限”思維、竭力助長草根心理的暴民化。如果筆者的這個猜測能夠成立，則當下中國實際上已處於納粹時代的前夜。當下的中國民眾和那時的德國民眾一樣對內對外都深感“受虐”和無助、無望，當下的中國政府和那時的魏瑪政府一樣軟弱無能，當下的中國精英階層和那時德國的精英階層一樣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可疑的“先知”。對照一下著名政治學家拉斯基幾十年前給德國和意大利的那兩位“先知”的畫像，或許對認識當下中國的某些“先知”有所裨益－－

　　“……這位強有力者說，舊制度已經陳腐。他堅決認定反對原則是徹底的全面改革的障礙。只要人們允許他去清除奧其王的牛棚，他便對每一個人作出任何諾言。他利用每一種可以覺察到的不滿情緒而使其號召具有吸引力。他說：這是職業不穩定的問題，利息限制的問題，外國人的問題，大商店的問題，布爾什維克煽動者的問題等等。由於大多數人都是世故不深，他們只模糊地有些感覺到事情有些不對，他們開始注意他所許諾的新秩序。這般人到一個相當時期，便被說服，相信現狀已壞到無可再壞的地步，在新政權下，情況或許要好得多。這時，便像盧梭所謂，他們奔去迎接他們的鎖鏈。等到他們看出所許諾的自由原是一種更惡劣的舊的束縛的變種，那時已經太遲了。

　　任何考查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崛起的經過的人，都能自行證實這一個診斷。他在整個過程的背後，都會發現一種不變的式樣。那就是：獨裁者在利用人們的不安、憤慨、冷淡和失望的感覺。他許諾一個新的天和新的地；他將新天地不能來臨的原因歸咎於幾種容易鑑定的敵人身上，不論是人或是原則。他這樣描寫他的改革方案，使得普通人至少能認識其中觀念的語言，而這些觀念則是他們被教去讚賞的。普通人諦聽這位煽動家的仁慈的話；目擊他的戲劇性的示威遊行；讀他的憤慨地痛罵他們自己也憎恨的種種罪惡的文章。農民則深信可以免繳什一稅的諾言。小商店主則給一個沒有連鎖商店和合作社的新世界的前景迷住了。工人們也欣賞他所說的禁止外貨進口便能免於失業恐慌的話。除了這一切之外，還有全面的謾罵、激動情感的戲劇演出、很好地組織的殉難、高壓力的感情表現，造成了一種印象：這是一個受着‘老的一代’的迫害、代表不顧既得利益的權力、設法衝破舊制度的青年活力的、偉大的、行動家的運動。一再成功的複述，它開始成為對多數懷有不滿情緒、但又感覺模糊、不懂得用合理的議論去作表達的人們來說是一種象是很有理的簡要的表達。謾罵重複到相當充分的地步，就容易令人覺得'老的一代'的確有些可疑。青年被吸引到這種運動中去是因為這種運動看來有供他們活動的餘地，也因為這種運動的新奇性，好像參加了便能從他們所痛恨的長輩的權威下解救出來。對於迷惘失意的人來說，法西斯主義提供了宗教復興運動所常常帶給人們的那種麻醉劑。它是一種對於思想上的腐蝕性的癌症的無上的輕釋劑。

　　他們不知道－－他們被小心地蒙蔽－－：煽動家向尋常人呼籲的幕後把他們拴在反動利益上的細密組織的線索。這些戲是需要錢來演的，但賬單通常是不公開的，契約也是秘密的。不論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都不容許人們穿過他們和反動的既得利益集團在其中共同決定真實意圖的昏暗。這些是擔負費用的人，他們在一般受騙的附從者沒有把煽動家安置於當權的地位之前，是不出面的。只在到了那個時候，法西斯的假面具才揭開。自由工會不見了；社會主義政黨被鎮壓了；合作化運動被‘接收’了。自由的報紙不再存在了。罷工成為非法的行動了。批評者總是失蹤到牢獄或集中營里去。‘革命’被宣告完成了。但舊有的利益集團，在‘革命’後和革命前一樣繼續當權，真正有效地受到改變的只是普通公民使自己的意志與政府命令對抗的能力。他已不再是一個自由的公民了。不論他的思想怎樣，隨着新秩序的鞏固，他只有向那班為鑄造鎖鏈的人喝彩的權利了。” 11

　　這樣的歷史，百年中國重演了好幾遍，難道還要再來一遍麼？

　　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承認，的確，中國的現狀不合理，中國需要革命。但很少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會贊成那樣一種“先知”主導的那樣一種完全“超限”的“革命”。中國在那種“超限”的“革命”中蹉跎了整整一個世紀，創巨痛深，不能再蹉跎。必須以和平的、主動的革命，來取代、來消除那種“超限”的革命。

　　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承認，的確，中國需要思想家。但中國需要的只是理性的思想家，而不是非理性的“先知”。非理性的“先知”迭出，這不是福音，只是亂世之兆。但願我們能夠警惕起來，不給非理性的“先知”們上下其手的空間。但願我們能夠及早疏解民怨，以最小的痛苦，實現社會的轉軌。

　　天佑中國！

注釋：1。劉軍寧：《原始野蠻的戰爭理論》，原載2001－10－12新世紀網站2.老言：《在數學先生眼裡,人的生命最不值錢》，原載2001－10－08強國論壇3。數學：《美軍的表現太讓人失望了》，原載2001－10－09強國論壇4.資產重組：《勇敢還是怯懦？－－對某些自由派的心理分析》，原載2001－9－19“世紀沙龍”網站5。“雁渡寒潭”：《痛定思痛－－我們思的什麼痛？》，原載2001－9－29大家論壇6。“簡直”：《正義、恐怖主義及人道主義的背後》，原載2001－9－13經濟人俱樂部網站7。同上8。“江南第一才子”：《只有永恆的利益，絕無普世的人道－－給方舟子》，原載2001－9－23強國論壇9。劉軍寧：《原始野蠻的戰爭理論》10。王小東：《談談中國》，原載2001－10－7士柏諮詢網11.拉斯基：《現代國家中的自由權》第21－22頁。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