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變成阿扁泄憤的工具

鳳凰網8月14消息：台灣新新聞雜誌署名李朝陽的評論，指出“台獨”已演變成為陳水扁發泄私憤的工具。

文章說，就在陳水扁透過視訊傳遞，對東京世台會年會講出“兩岸一邊一國”的前一天，台獨聯盟在日本的機關報《台灣青年》正式宣布停刊。這兩件事接續發生，其中似乎透顯著某種歷史脈動的象徵意義。

“台獨”運動者心底的兩張圖像

《台灣青年》宣布停刊，並不算意外，最主要原因在《台灣青年》已經幾乎吸引不了任何青年了。當時創刊時熱血青年們，現在至少已經50歲了。他們當然在老去，真正的問題是他們老去的過程里，看不到有新一代青年起來承接他們的熱情與使命感。

《台灣青年》不再“青年”，這不是在日本的台獨聯盟特別的遭遇，幾乎成了台、美、日三地“台獨”團體、“台獨”活動共同的命運。“台灣獨立”原來是一個“國族”重建理想、一個社會再造的全面運動、一個激烈抗爭的政治革命，過去幾十年來，“台獨”主張吸引人的是這些，可是時移事往，走到今天，“台獨”似乎慢慢成為了一種逐漸老化的世代標誌。

並不是說以前有更多人支持“台獨”、追求“台獨”。在威權體制時代，“台獨”是可以殺頭的重罪，不可能有多少人願意冒殺身之禍去主張“台獨”、爭取“台獨”。不過那個時代，“台獨”做為一個論述、做為一個運動，具備高度動員，不管是情緒動員或資源動員的潛力；今天這個時代，“台獨”退化、平庸化成為一種市場上的庸俗意見，誰都可以取得，也都隨時可以放棄，“台獨”論述內在的緊張性、凝聚力，“台獨”運動的爆發力，顯然都已經成了明日黃花。

“台獨”過去成為一個激情論述、成為一個具體運動的條件，正是“台獨”今天退化為世代標誌的原因。在禁忌的時代，主張“台獨”的人，他們心底都有非常明確的兩張圖像，一張是他們所厭惡他們所棄絕的現狀，一張則是他們想象的“獨立台灣”的景況。

現狀最大、最凸出的特色就是不自由與不受尊重。投身“台獨”論述“台獨”運動的人，都深切感受到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價值意念，甚至自己的長相，不受尊重，遭受直接間接的貶抑歧視。在美國在日本，他們是被趕出來的流亡者，即使留在島內台灣，他們也是被高度邊緣化的內部放逐者。

爭取“國家的獨立”，和爭取自身確切的自由，是二而一、是分不開的。因為他們要的自由，就是最基本可以決定自己的語言、生活方式、價值系統的自由；就是讓自己活得不受歧視、不受監督的自由。一方面他們認為祇有把威權的統治者趕出去，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所以“國家獨立”代表，甚至代替了一切的自由呼喊；另一方面，“國家獨立”的意義涵蓋了那麼多自由的項目，所以這種“台獨”論述內部是極其豐富的，從政治、社會、文化、家庭到個人層次，都有無窮多的議題可以發展、可以批判、可以抗爭。

分化、內鬥衝擊“台獨”力量

還有一個重要條件，當時的“台獨”主張者，他們很容易可以想象“獨立”後的台灣。就算不必把“獨立台灣”的各個面相一一投射描述，參與在其間的人，也可以有心照不宣的基本默契。那是一種夢想的心理基礎。

因為他們都曾經在另外一種社會裡活過、成長過。那個被中止、被改變、被否認的社會，那個在戰後被視為是“奴化社會”而取消了正當性，進而被污名化的日據後期時代。那個時代，老實說，在殖民、戰爭、貧困的三種壓迫下，台灣人不可能過得多好。可是正因為新政權粗暴霸道地將那個時代污名化了，反而提供那一代的台灣人一種選擇性美化的動機。

在他們心中，在“台獨”運動最溫柔的核心裡，一直藏着一個烏托邦。人們挑選了成長時期最美好的懷舊記憶，包括法治秩序、清潔衛生、素樸民風等等，攙雜上看到的、聽到的日本戰後經濟榮景，組構了一個理想的、應然的台灣圖像。

台灣應該是這樣的，如果獲得“獨立”的機會，台灣應該就會變成這樣，不管在美國、在日本或在島內，“台獨”運動台獨論述內部共享着這樣一個美麗烏托邦。這個烏托邦不是抽象的，這個烏托邦是不必爭議，大家都了解大家都認同的。這個烏托邦圖像，凝聚了遠在千里萬里以外的各方“台獨”活動。

這樣的“台獨”運動，雖然受到最強烈最殘酷的壓抑，卻必然是活活潑潑元氣十足的。大家不必明說就知道自己追求的終極目標是什麼，而在壓抑與管制中，隨時有那麼多議題可供認真衝撞、試圖突破。

心中的烏托邦愈來愈模糊

幾十年間，“台獨”運動受到的最大困擾，一是政府的肅清捕殺，二是流亡中的寂寞苦悶，三是革命抗爭沒有具體進度時，陣營內部很容易受到分化煽動或自行陷入內鬥。可是這幾十年來，“台獨”運動不曾枯竭其新血的來源、不曾枯竭其議題能量、不曾枯竭其夢想招喚。

一直到20世紀的最後10年。不管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台灣都經歷了本世紀以來最劇烈的變化，這些變化一錘一擊打在台獨身上，讓“台獨”應付不及。

第一個打擊，弔詭地，正是民主改革，尤其是言論尺度大幅開放。禁鎖“台獨”主張的力量快速消解，而且基礎民主構造陸續完成。這項變化直接影響的，是“台獨”議題與民主化訴求之間的脫鈎，過去“台獨”可以不斷藉追求民主來發聲，現在民主慢慢浮現，“台獨”卻依舊渺遠。

在民主化過程中，最大的功臣又是與“台獨”人士成長背景非常接近的李登輝。李登輝一邊進行民主改革，一邊又對“台獨”表現了越來越高度的友善，甚至親切。這樣的變化，在“台獨”內部促發了至少兩項質變。一項是撥走了一大半台獨論述對國民黨政府的絕對敵意與誓死抵抗強度。“台獨”在對待李登輝態度上不能不猶豫、不能不有所保留，甚至有所期待。於是台獨長期建構的反對與反抗合法性權威，就被李登輝逐步吸納收攏。另一項質變則是原本的台灣烏托邦開始褪色，烏托邦台灣與現實台灣之間的不可並存、不可共量性開始消弱。以前的“台獨”是要完全棄絕現狀、才能通達理想，現在卻越來越拿捏不准該如何處理李登輝領導的現實台灣了。如果用李登輝式的漸進改革，也能偷天換日得到新而“獨立”的台灣，那還要不要高喊“台獨”？要不要冒高喊“台獨”，反而激起保守勢力反撲，反而壞了李登輝大事的危險？

從那個時候起，“台獨”陷入了迷惘。最大的迷惘是台獨論述持續依賴過去的烏托邦做為理想對照，可是新一代的台灣人對那個烏托邦越來越不清楚、越來越沒有感應。新的根本問題浮現：“獨立的台灣是怎樣的台灣？獨立後的台灣和現在的台灣有什麼不一樣？”

過去的“台獨”人士是用壓抑默契來解決這個根本信仰問題的。然而他們忽略了：跨越世代經驗後，他們自己有深切體認的那個烏托邦，對下一代沒有任何吸引力。

可是他們卻還在用舊的語言、用舊的日據時代與國府接收比較、用“二二八”來趨近、刻劃他們追求的“獨立台灣”。

真正的效果是：“獨立台灣”失去了真正的內容，進而台灣“獨立”不再是具體建立新“國家”新社會的全面理想，慢慢退化融化祇剩一個情緒的、工具的意義──那就是拒斥“中國”。“台獨”祇是拒絕中國、發泄對中國不滿的一種姿態，失去了更深層更重要的意義。

很不幸地，陳水扁就是用這種情緒的、工具的角度在利用“台獨”。所以他才會說：如果中共一直沒有善意，我們就要認真思考走自己的路。這種話其實悖離原本的“台獨”理念很遠很遠。這樣的思考大大矮化了原本“台獨”建造新“國家”新社會的全面性企圖。

弔詭地，陳水扁的“台獨”言論，成了這個時代“台獨”最深最難跳脫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