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兩種趨勢

房 寧

★ 西方在“冷戰”中獲得的勝利是贏實力的獲勝，而不是道義的勝利。

★ 南方革命是外圍與中心的聯軌，是“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

★ 西方能夠改變第三世界變革的方向嗎？

20世紀後半期人類歷史發展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第三世界的興起及其工業化的發展，在本世紀中對人類活動方式產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響；在下個世紀的社會歷史進程中，它深遠影響的意義必將進一步顯露出來。從主觀認識的角度講，人們也不可能脫離這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去思考和探索未來。20世紀接近尾聲的時候，世界的經濟、政治格局再一次變得清晰起來，世界分成兩個部分：一個富裕的北方和一個貧困的南方。南北矛盾構成了當今和未來世界的基本矛盾，南北兩大板塊的碰撞將匯成未來歷史的主旋律。南北矛盾中的兩個主角，北方（西方發達資本主義
國家）和南方（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動向，將構成未來世紀中兩種基本趨勢。

後殖民主義：重建統治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最終完成了資本運動的國際化，把第三世界的主體及其工業化進程納入了國際資本的大循環之中，並用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包圍了社會主義國家。在這個背景下，西方在長達40年的冷戰中取得了勝利。

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不僅是一場政治戰、意識形態戰，更是一場經濟戰。西方勝利的基礎是它首先在爭奪世界經濟控制權的鬥爭取得了絕對優勢：第三世界的工業化總體上是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及世界市場中進行的，而不是在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交往與聯繫中進行的。其實，當年斯大林設想並試圖建立的、平行於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社會主義世界市場，根本沒有建立起來。因此，“冷戰”本質上，是能夠集中全世界大部分資源的西方與少數的、孤立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的一場實力懸殊的較量。

“冷戰”終於結束了，按照一般的邏輯，作為勝利者、作為世界兩大陣營殊死搏鬥的倖存者，西方似乎應無可爭辯地成為“冷戰”後世界的惟一主宰，西方對世界的統治應在下一個千年中繼續。現在確實有不少人對於這個信念堅信不疑，弗朗西斯·福山先生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福山先生的《歷史的終結？》，應當被認為是“冷戰”後西方的自信的代表作[1] 。福山對本世紀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判斷是：在這個世紀裡，自由主義即西方自由民主終於得以普及，歷史至此宣告終結。他說：“我們正在親眼目睹的事件不僅僅是冷戰的結果，也不僅僅是戰後歷史中某種特定時期的流逝，而是歷史的終結：即人類意識形態演變和作為人類最後統治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普及的終結。”他對這種人類“最後統治形式”作出解釋說：“在歷史終結之時出現的那個國家，就它通過法律制度承認和保護人類普遍享受自由的權利而言，是自由的；就它只有徵得被統治者的同意才存在這一點而言，是民主的。”福山把他認為的人類的“最後統治形式”稱為“世界大國狀態”。福山的言論把當下西方的樂觀與自信表現得淋漓盡致，在西方的資本主義剛剛登上歷史舞台的時候，黑格爾推論道：“歷史的發展最終將進入一個絕對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里，最終的合理形式的社會與國家獲得了勝利。”顯然，黑格爾的“理想王國”
在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得到了最終的實現。

我們且不對福山所依據的社會歷史觀作出評論，也不做價值觀上的爭論。即使按照福山自己的邏輯和論證，他所說的“世界大國狀態”也大有疑問。因為，按照福山的說法，所謂的“世界大國狀態”即是消除了人類歷史中以往的種種社會矛盾與衝突，其中也包括馬克思所指出的資本主義自身無法解決的根本矛盾——資本與勞動的矛盾，以及由此產生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階級對立和鬥爭。他說：“在世界大國狀態下，上述一切矛盾都消除了，人類的一切需求都得到了滿足。”他為此論證說：“階級問題在西方實際上已成功地得到解決，”“現代美國的平等主義
表明馬克思所想象的無階級社會已基本實現。”福山的“世界大國狀態”的命題，確實豪氣十足，但是他對此的論證，卻竟然是如此蒼白、空洞，輕率得讓人吃驚。

當今世界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南北差距日益擴大，貧窮和飢餓像野火一樣在世界上蔓延， 像洪水猛獸吞食着無數生靈。目前全世界有8億人處於飢餓狀態，非洲的叢林中餓殍遍地，拉美的貧民為生存重新拿起武器，即使在“無階級社會已基本實現”的美國也有數以百萬計的一貧如洗、流落街頭的無家可歸者。置現實於不顧，福山先生竟然說：“一切矛盾都消除了，人類的一切需求都得到了滿足。”這是離奇的現代天方夜譚。侈談“世界大國”的人，並不真正懂得戰後世界歷史發展的實質。資本的國際化、資本的國際循環與周轉，並沒有消除資本與勞動、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而是把矛盾進一步擴到了全世界的範圍內；馬克思曾經預言的，資本運動必然帶來社會的分化與對立，帶來財富在社會的一端積累而貧困在另一端積累的趨勢，正在全世界範圍內為當今南北分化的嚴酷事實所證實。

西方並沒有理由樂觀。西方在“冷戰”中獲得的勝利，只是在一場力量懸殊的角逐中靠實力的獲勝，而不是道義的勝利。問題沒有消除、矛盾依然存在、歷史並未終結。在未來西方要面對的真正嚴峻的問題是：西方實力的前提正在消失，戰後西方經濟復興、政治相對穩定的歷史環境正在起變化。西方要想在未來繼續生存下去，必然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建它對世界的統治，這是西方在“冷戰”結束後面臨的歷史性任務。西方統治的對象，當然不會改變，那就是外圍資本主義——第三世界中的大多數國家。但隨着歷史的發展，這主要是指第三世界及其工業化進程的變化，西方必然要調整其與外圍環境的關係，調整其統治形式，這是西方重建統治的基本涵義。戰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西方統治世界的形式是人們常說的“新殖民主義”，所謂“新殖民主義”就是一種經濟帝國主義，即發達國家用資本的國際化等經濟手段控制世界，將儘可能多的國家和地區納入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經濟關係是新殖民主義的基礎。

新殖民主義在第三世界普遍開始實行工業化並獲得迅速發展的時期是行之有效的。但是當第三世界工業化產生了某種結果的時候，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少數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依靠種種有利條件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建立了自己的工業體系；然而更多的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的工業化陷入了停滯、倒退，甚至出現了全面的混亂。這兩種變化了的情況，對於西方來說都意味着壞消息。前者意味着一部分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對於發達國家經濟，將從依賴、依附為主轉向更多的競爭和不協調、更多的摩擦；而後者則意味着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經濟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脫軌”，從而將破壞和損害資本的國際大循環過程。這兩者共同意味着，戰後西方經濟復興的歷史環境正在消失，新殖民主義的依重經濟手段和經濟關係來維繫西方的統治，日益不能適應這種歷史環境的改變。

對於歷史環境的改變和對於原有統治方式進行戰略調整的必要性，西方早已深刻地感受到了。1991年美國學者喬治·弗里德曼和梅雷迪思·勒巴德在《洛杉磯時報》發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下一次美日戰爭”[2] ，此文雖然是分析日本在“冷戰”結束後的戰略調整趨勢，但在一定程度也代表了西方整體戰略調整的意向。

文中指出：經濟大國“同供應者純粹的經濟關係可能會帶來災難性後果”。“政治力量總是以某種軍事能力為基礎，要維繫一個貿易集團，或者使投資有保障，必須用政治力量。很簡單，把石油從想出售石油的國家運往想購買石油的國家，這個行動本身就是一項艱巨的政治任務和軍事任務”。從西方利益和立場上看，這兩位美國學者的見解是非常精闢而深刻的，顯然新殖民主義正日趨過時，西方正在走向後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必定是對舊殖民主義的某種程度的復歸，是否定之否定的舊殖民主義，它將用更多的以軍事實力為後盾的政治干預、直接控制來保護西方大國
在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利益，以維繫資本的國際大循環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維持西方生存的環境。

事實上，西方已在行動。後殖民主義已在被輿論界稱為“新干涉主義”的西方大國戰略中初露端倪，西方正在堅定地迎接重建統治的挑戰。在這方面，作為西方領袖的美國扮演着主角。 1993年5月27日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先生在明尼蘇達大學發表全面論述美國“冷戰”後外交政策的演說中指出：“有人說我們的國家正在沒落，說我們再也擔負不起領導的角色。的確，今天的美國面臨着許多挑戰，這和我們以前所感覺到的大不一樣。但是，我覺得，這意味着我們必須更多地參與國際事務，而不是更少；更熱切地推進民主，而不是更冷漠；在我們發揮領導作用時更加積極起勁，而不是消極頹廢。”6月1日他在北約外長會議上更直率地指出：“冷戰的結束正在使美國的領導作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我們接受這一挑戰。”美國戰後出生的新一代政治領導的代表人物克林頓總統，是正在經歷着歷史性戰略轉變時期的西方陣營的新領袖。他在上台後短短的時間內，已經表現出他並不是一位“孤立主義”的總統，他深刻地了解美國及西方在未來世紀中與世界的關係，因而他為美國及西方制定了新的全球戰略目標：“經濟安全”、“加強軍事力量”和“支持世界民主運動”。克林頓總統制定的美國及西方的全球戰略目標，勾畫出了
未來世紀中的由西方驅動的發展趨勢。

南方革命：中斷循環

儘管西方已經制定了重建統治的新的全球戰略，但是在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格局下，在資本的國際化和國際大循環成為資本運動的基本方式的條件下，西方的經濟命脈，與其說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還不如說掌握在第三世界的手中。

第三世界走上工業化道路的時候，它身上帶着新殖民主義的經濟枷鎖。對於這一點，大多數人們中間是沒有爭議的。但是，在第三世界的思想家、理論家中間，對於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選擇什麼樣的道路及戰略卻有分歧。當時，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第三世界應順應潮流，加入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在國際資本大循環、國際經濟交往中，爭取更有利的地位，最終躋身於發達國家行列。另一種意見，是以阿明等激進的第三世界的經濟學家為代表的，他們主張發展中國家走獨立自主的工業化道路，堅決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脫鈎”，擺脫新殖民主義的剝削與
控制。

幾十年過去了，這其間第三世界工業化發展的實踐表明：當初這兩種對發展道路的戰略設想基本上都落空了。 美國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指出：在過去的128年中只有一個國家——日本，從榜上無名跨入工業化國家；而在未來的世紀中，要跨入富國的行列可能更為困難[3]。當然瑟羅這裡指的是世界資本主義陣營中的情況，沒有包括採取社會主義方式實現工業化的前蘇聯。發展經濟學中的激進學派的理論已經較充分地揭示了第一種戰略設想，即在已形成的“中心——外圍”結構中，以後發展超越發達，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在實踐中，只是極少數的國家和地區（城
市），由於特殊的原因，較好地利用與發達國家的經濟聯繫，獲得了較好的發展成績，成為所謂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而上述“亞洲四小龍”中，前兩者為“冷戰”中的反共“前線”，是兩個分裂的政治實體；而後兩者實際上僅是兩座城市。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是沒有“亞洲四小龍”那樣“幸運”的。第二種“脫鈎”戰略，由於需要很高的政治條件，加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因此難以與世界市場“脫鈎”，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

不應否認人為的選擇對歷史發展的影響，但比人的主觀意志更強大的是事物客觀的規律性（當然與自然規律不同，社會規律是以提供可能性空間的形式通過主觀產生作用的）。第三世界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依附式的工業化道路的客觀結果是“不發達”的發展，是世界範圍內的兩極分化的發展。然而，對世界的未來最具重要意義的是：外圍“不發達”的發展會反過來窒息“中心”的發展，第三世界的貧困化必將導致國際資本循環過程的障礙，甚至中斷，導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崩潰。我把第三世界工業化導致的這種趨勢稱為“南方革命”。這種“革命”同傳統意義上的革命在形式上是不同的。南方革命在形式上更多的不是像以往的社會革命那樣，由社會矛盾中的一方向另一方發起衝擊，不同的階級、集團之間開展社會大搏鬥。南方革命是外圍與中心的脫軌，是“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最終中斷資本運動。

南方革命已經開始了。從現實中看，南方革命正在以兩種具體形式進行着：

首先，最使人觸目驚心的，便是在非洲，特別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發生的一切。在那裡無數深受新殖民主義塗炭的人民，正以飢餓、流離失所和死亡擺脫企圖在那裡建立起的西方式的文明；在那裡眾多的國家，正以經濟崩潰的方式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脫軌，以墮入深淵的方式衝出國際資本的循環圈。總之，在那裡南方革命表現為貧困和死亡，由資本主義導致的死亡將導致死亡的資本主義。

與黑非洲為代表的那種被動、消極的趨勢相比，南方革命中還有一種積極、主動的潮流，那便是洶湧澎湃的伊斯蘭革命。70年代末，當那位端坐蘋果樹下的慈祥老人——阿拉木圖霍梅尼，向伊朗人民發出呼籲，一舉推翻了剛剛取得“白色革命”成功的國王的時候，西方的輿論輕蔑地認為：這是個意外，是集體退回中世紀的瘋狂古怪的舉動。然而80年代末，伊斯蘭革命浪潮席捲西亞、北非的時候，人們開始冷靜下來，認真思考了——是什麼原因使伊斯蘭革命具有強大的動力？它對世界意味着什麼？

不加分析便可確定的事實是：現代伊斯蘭是一種獨立的意識形態、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文化，而這種意識形態和文化是與西方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相對立的。許多伊斯蘭國家，如伊朗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得益於它擁有的這種獨立的、充滿戰鬥精神的意識形態，才避免了它本來要與黑非洲國家共同遭遇的命運。

現代伊斯蘭運動是以抵制主義為形式存在和發展的，這本身就集中而生動地反映了現代世界的基本矛盾。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解釋世界歷史發展時說，資產階級要“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然而，當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最終形成，全世界都被納入到其中，西方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擴展到達它的最後的新邊疆之後，歷史就向相反的方向轉彎了。現在和今後的情況是：一切民族（第三世界的）——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就必須擺脫西方為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這也正是伊斯蘭革命和伊斯蘭思想的實質。霍梅尼在評論巴列維王朝實施工業化——“白色革命”時指出：“這個被如此美妙地稱為‘白色革命’的東西，不外乎是一項美國的計劃，其用心良苦，旨在毀滅我們的農業，把我們整個國家變成傾銷美國生活用品和消費品的市場，並把我們的農民變成廉價勞動力。今天，所有生活用品不得不一律進口，這就是‘白色革命’的罪過。”“至今，外國人不斷干涉我們的事務，我們只不過是外國利益的幫手。巴列維王朝是殖民主義者強加給伊朗人民的。這個王朝掠奪我國的自然資源和財富，並向外國人開放。它破壞了我國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設施的基礎。五十多年來，它一直壓迫着伊朗人民。”他在談到伊斯蘭革命時指出：“它的首批目標是：剷除外國統治及其在地方的幫凶；取消他們在政治、軍事、文化和經濟領域裡的統治地位；驅逐殖民主義和剝削者，不管他是誰；把國家財富和地下資源歸還給貧病交加的被壓迫群眾，幾百年來——特別是在現代——他們由於統治者的險惡和虐待歷盡千辛萬苦。”[4]

在未來的世紀裡，富於戰鬥精神的伊斯蘭成為與西方抗衡的一種社會力量、一種文化力量是非常現實的。這首先是由於新殖民主義給伊斯蘭世界帶來的貧困、痛苦和壓迫，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彌散在億萬穆斯林心底里的、對他們不幸的遭遇的激憤心情。蘇丹前總統薩迪克·馬赫迪說：“今天，在落後和權利被剝奪的情況下我們像一隻跳蚤，懷着道德和精神上的種種顧慮，面對着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巨人。”[5] 一位穆斯林宗教政治家的悲憤心情躍然紙上。伊斯蘭世界不僅忍受着西方的經濟剝削和掠奪，而更難以忍受的是西方醜惡文化的侵蝕。西方人很難理解，當西方的骯髒的色情文藝、墮落的生活方式、瘋狂的流行歌曲，隨着西方的資本、技術設備一同進入古樸的穆斯林社會時，給那些真正信仰者的心靈上造成了怎樣的創傷，以及他們那種難以名狀的反感和仇恨的心情。在這種社會的物質關係和心理狀態的基礎上，伊斯蘭很自然地與民族利益融為一體；在這些國家中，當人們對西式的現代化道路進行重新思考的時候，伊斯蘭化顯然就成為對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的一種新的選擇和嘗試。

伊斯蘭有資格抗衡西方，還在於它是一種與西方的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念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伊斯蘭教義在近代以來，經過穆斯林的卓越的思想家阿富汗尼、莫杜迪、班納等人的釋義、闡發，終於成為一種真正的意識形態，一種價值觀念、人生態度和生活方式。追求完美和理想主義的戰鬥伊斯蘭精神同西方崇尚物質享受的意識形態是截然對立的。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在形式上也是和西方對立的，但是有誰能說出它們所推崇的“電冰箱的社會主義”[6] 與西方的崇尚物質享受的意識形態之間，到底有多大的區別呢？現代伊斯蘭精神則與西方意識形態勢不兩立。哈桑·班納曾經概括兩者之間區別與優劣。班納認為：西方文明賴以建立的社會原則已經遭遇了破產，“西方的生活方式實際上建立在實用與技能的知識上，在發現、發明以及機械產品充斥的世界市場上，它始終未能對人類的思想提供一絲光明、一線希望、一點信仰，或者給焦慮不安的人提供哪怕是最為狹窄的通往安寧與平靜之途。”[7] 與西方的享樂主義的困境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盡善盡美的伊斯蘭。班納繼續指出：伊斯蘭能為人的精神提供完美的境界，這是西方文化不能望其項背的。班納主張在社會實際生活中，伊斯蘭國家擺脫西方大國的控制，確保國家財富的增長，擴大社會服務，建立一個平等的、公正的、道德高尚的社會。在一個個被西方新殖民主義的壓榨和西方精神污染，搞得窮困不堪、烏煙瘴氣的伊斯蘭國家中，原教旨主義的說教實在是太有說服力了。戰鬥伊斯蘭給了穆斯林們新的光明和希望。

伊斯蘭在未來作為第三世界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抗衡西方還在於它擁有的得天獨厚的條件。目前全世界有10億多穆斯林人口，分布在80多個國家，而在穆斯林最集中的西亞、北非，是地球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蘊藏最豐富的地區。事實上伊斯蘭的影響是世界性的， 甚至在歐洲，伊斯蘭已成為第二大宗教，英國有近200萬穆斯林，同基督教一樣，伊斯蘭也是世界範圍的信仰。

無論哀鴻遍野、困頓不堪的黑非洲和生氣勃勃、洋溢着戰鬥精神的伊斯蘭國家有多少不同，但對於西方來說，可能都是一樣的。索馬里的難民們連飲水都時常發生困難， 他們當然就不可能“享受可口可樂” 了 （美國可口可樂公司廣告詞：enjoy coke）！而穆斯林國家將伊斯蘭化作為現代化的一種新選擇，裝上美國油輪的中東廉價的石油肯定會日益減少。“外圍”地帶的這兩種變化，對於“中心”地帶都將是致命的打擊。西方的有遠見的戰略家們對於第三世界的“南方革命”的危險性的前景是最清楚不過的，因此，亨廷頓明確指出：未來世紀中伊斯蘭文化將和西方文化進行一場真正的較量；而尼克松早就教導西方大國的掌權者們：“第三世界中的變革之風大有山雨欲來之勢。我們無法予以阻止，但卻能設法改變其方向。”[8]

那麼，在未來的世紀中，西方能夠改變第三世界變革的方向嗎？是西方繼續把第三世界綁在自己資本的戰車上，還是第三世界“脫軌”、中斷資本的國際大循環？這兩種趨勢將把世界帶向何方？人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