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革命－－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腹心
以恐怖主義對抗“新的極權主義”，這是王小東們的一個基本思路。但遠古
的基因其實渺不可及，只能就近取材，就有了對於“伊斯蘭革命”的神往。
在中國知識界，王小東們是最早發現“伊斯蘭革命”對於“世界無產階級革
命”的意義的一批人。他們很早就斷言：“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南
方革命”已經開始。這個“南方革命”以兩種方式展開，一種是消極的，即在非
洲特別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發生的一切－－“在那裡無數深受新殖民主義
塗炭的人民，正以飢餓、流離失所和死亡擺脫企圖在那裡建立起的西方式的文明；
在那裡眾多的國家，正以經濟崩潰的方式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脫軌，以墮入深淵
的方式衝出國際資本的循環圈。總之，在那裡南方革命表現為貧困和死亡，由資
本主義導致的死亡將導致死亡的資本主義。”另一種則是積極、主動的，那便是
所謂“伊斯蘭革命”－－在王小東們看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腹心正在於此。
這首先是由於國際資本給伊斯蘭世界帶來的貧困、痛苦和壓迫，“以及由此而產
生的彌散在億萬穆斯林心底里的、對他們不幸的遭遇的激憤心情”。其次，“還
在於它是一種與西方的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念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伊斯蘭教義在
近代以來，經過穆斯林的卓越的思想家阿富汗尼、莫杜迪、班納等人的釋義、闡
發，終於成為一種真正的意識形態，一種價值觀念、人生態度和生活方式。追求
完美和理想主義的戰鬥伊斯蘭精神同西方崇尚物質享受的意識形態是截然對立
的。”再次，則由於伊斯蘭世界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目前全世界有10億多
穆斯林人口，分布在80多個國家，而在穆斯林最集中的西亞、北非，是地球自然
資源、特別是能源蘊藏最豐富的地區。事實上伊斯蘭的影響是世界性的，甚至在
歐洲，伊斯蘭已成為第二大宗教，英國有近200萬穆斯林，同基督教一樣，伊斯
蘭也是世界範圍的信仰。”這種種優勢註定了伊斯蘭世界有足夠的實力與美國
“新的極權主義”展開真正的較量。而所謂“伊斯蘭革命”一旦成功，裝上美國
油輪的中東廉價的石油肯定會日益減少。積極的、主動的“伊斯蘭革命”與消極
的黑非洲革命相匯合，將對後殖民主義或稱美國“新的極權主義”構成致命打擊
－－切斷西方的經濟命脈，中斷國際化和國際大循環的資本運動，從而使第三世
界完全與國際資本脫鈎。
既有對“俠客行”的懷念，又有對“伊斯蘭革命”的神往，這種背景下，王
小東們不假思索地為911擊節叫好，無疑是一種本能反應。
不敬上帝敬真主
王小東們的“超限戰”理論有着“神聖的理想”。這種“神聖的理想”一方
面表現為政治情結即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熱烈追求，另一方面則表現為人文情
結即對現代文明的拒絕。實際上，王小東們之說“不”並非僅僅對外，或者說主
要不是對外，而是主要針對現代文明“說不”，尤其針對中國現代化的整體走向
“說不”。對外“說不”，不過是他們的一個突破口。
這仍然反映於他們對中東問題的觀察。
中東衝突不只是政治衝突，更是文明衝突－－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與伊
斯蘭文明尤其是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衝突。王小東們在這場衝突中旗幟鮮明地
站在美國對立的一方，則不只基於政治理由，同時也基於他們對以美國為代表的
西方文明的反感。
這一點，王小東們在《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表述的非常清楚。他們毫
不置疑地引用穆斯林思想家班納關於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兩者之間區別與優劣
的比較：“班納認為：西方文明賴以建立的社會原則已經遭遇了破產，‘西方的
生活方式實際上建立在實用與技能的知識上，在發現、發明以及機械產品充斥的
世界市場上，它始終未能對人類的思想提供一絲光明、一線希望、一點信仰，或
者給焦慮不安的人提供哪怕是最為狹窄的通往安寧與平靜之途。'與西方的享樂
主義的困境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盡善盡美的伊斯蘭。班納繼續指出：伊斯蘭能為人
的精神提供完美的境界，這是西方文化不能望其項背的。班納主張在社會實際生
活中，伊斯蘭國家擺脫西方大國的控制，確保國家財富的增長，擴大社會服務，
建立一個平等的、公正的、道德高尚的社會。”王小東們由此感嘆：“在一個個
被西方新殖民主義的壓榨和西方精神污染，搞得窮困不堪、烏煙瘴氣的伊斯蘭國
家中，原教旨主義的說教實在是太有說服力了。戰鬥伊斯蘭給了穆斯林們新的光
明和希望。”一方面，對“追求完美和理想主義的戰鬥伊斯蘭精神”即伊斯蘭原
教旨主義充分肯定，而完全迴避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中世紀蒙昧特色，完全迴避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對人的全面禁錮、對現代化的全面反動這一現實。另一方面，
對背離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西式的現代化道路”，如伊朗巴列維王朝的“白色
革命”，王小東們無一字正面評價，基本認可霍梅尼對“白色革命”的審判－－
“這個被如此美妙地稱為‘白色革命’的東西，不外乎是一項美國的計劃，其用
心良苦，旨在毀滅我們的農業，把我們整個國家變成傾銷美國生活用品和消費品
的市場，並把我們的農民變成廉價勞動力。”“巴列維王朝是殖民主義者強加給
伊朗人民的。這個王朝掠奪我國的自然資源和財富，並向外國人開放。它破壞了
我國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設施的基礎。五十多年來，它一直壓迫着伊朗人
民。”如果說這些轉述尚不足以說明他們本身的立場，那麼，他們的如下評述，
其取捨褒貶的主觀傾向就昭然可見了－－
伊斯蘭世界不僅忍受着西方的經濟剝削和掠奪，而更難以忍受的是西方醜惡
文化的侵蝕。西方人很難理解，當西方的骯髒的色情文藝、墮落的生活方式、瘋
狂的流行歌曲，隨着西方的資本、技術設備一同進入古樸的穆斯林社會時，給那
些真正信仰者的心靈上造成了怎樣的創傷，以及他們那種難以名狀的反感和仇恨
的心情。在這種社會的物質關係和心理狀態的基礎上，伊斯蘭很自然地與民族利
益融為一體；在這些國家中，當人們對西式的現代化道路進行重新思考的時候，
伊斯蘭化顯然就成為對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的一種新的選擇和嘗試。
當王小東們這樣高談闊論的時候，塔里班已經以對自己的人民的殘忍向世界
展示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本質。居然可以從這種純粹中世紀的神權統治中生長
出“對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的一種新的選擇和嘗試”，真是一個令人驚訝的判
斷。同樣是新左派的張廣天卻承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統治下的阿富汗是“一個生
活在中世紀黑暗中的國家”，批評塔里班是“無視民生、草菅人命的宗族集團”。
看來，本來只會煽情的藝術家張廣天在這個問題上倒是比本應擅長實證分析的學
者王小東們清醒的多。
對西方文明的否定和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推崇，說明王小東們對現代化的
一種抗拒意識。當然他們不承認這個結論，他們會說，他們抗拒的僅僅是西方化
－－但問題在於，現代化固然不等於西方化。但現代化生長於西方，現代化與西
方化因此本來就是水乳交融，不可剝離。所以，套用一個流行句式來說，對於一
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西方化不是萬能的，但沒有西方化是萬萬不能的。完全拒
絕西方化的現代化只是空想；其次，西方化與本土化並不總是東風西風的關係，
不總是你死我活的關係。日本最終不是把西方文明與“和魂”結合的很好嗎？新
加坡最終不是把西方文明與儒教文明結合的很好嗎？台灣最終不也把西方文明和
中國傳統文化結合的很好嗎？可見，西方化之於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不僅必需，
而且可行。就歷史和現實來說，凡是成功的現代化，莫不在相當程度上汲納了西
方文明，排除西方化的現代化，從來沒有成功的先例。拒絕西方文明、拒絕西方
化，與拒絕現代文明、拒絕現代化並無實質差異。王小東們對西方化抱持極端對
立的態度，這種態度與現代化當然是不相容的。
無根飄蕩的民族主義
王小東們對現代化的抗拒，不僅表現於邏輯，更表現於事實。他們反感西方
文明，而且對包括自己祖國的文明在內的任何其他形態的文明不感興趣，而惟獨
對與西方文明不共戴天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情有獨鍾。這就不能不讓人注意到王
小東們潛在的宗教情結－－他們嚮往精神上的至純至美，即所謂“神性”。而以
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為主要特色的西方文明，即世俗化的西方文明，則是這種
“神性”的最大敵人。西方文明所到之處，“神性”統統被肢解被玷污。王小東
們之反感西方文明，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因素。而無論是日本的“大和魂”，還是
中國的儒教文明，也帶有濃厚的世俗化特徵，因此極容易跟西方文明妥協，極容
易成為西方文明的同謀，根本不可能具備抵抗西方文明所必需的“戰鬥性”。在
王小東們眼裡，儒教文明“從來不具備神性的感召力，從來就是一種極為世俗的
文明”。何況“在今天的信息時代，儒教文明圈的文化特性將迅速地消融於西方
文明之中。因為這一文化圈中的絕大多數人既沒有保衛自己的文化遺產的熱忱，
也沒有抵抗西方文化侵蝕的意願，無論是中國、日本還是韓國都一樣……。就可
預見的將來而言，儒教文明已經產生不出具有獨特性的哲學思想，甚至產生不出
獨具風格的藝術形式，更不用說具有一種活的文明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了。拋開其
他因素不談，儒教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只能越來越模糊，而究其內容，
則是越來越西方化。”
這其實也正是王小東們的尷尬。他們極力排拒世俗的或者毋寧說是粗俗的西
方文明，他們嚮往一種雅致的、絕對清潔的、帶有神性之美的文明形態。但他們
竟無法從本土找尋到他們所嚮往的那種文明的哪怕是一丁點點殘片，以此來開掘
“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同時以此為武器來抵抗來勢洶洶的西方文明。王小
東們主張的“剛憤的極端的民族主義”，因此只能是一種失根的民族主義。在對
本土的絕望中接觸到伊斯蘭文明尤其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他們當然有“眾里尋
他千百度，那人卻在闌珊處”的驚喜之感。也就是說，王小東們排拒西方文明，
但本土文明無從寄託，他們只能向外尋求自己急需的思想資源。伊斯蘭文明尤其
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正好迎合他們：“惟有伊斯蘭才是能夠感召人們，特別是青
年們為之獻身的較大的文明，也惟有伊斯蘭才具有與西方文明相抗衡的哲學思想、
價值觀。無論是好是壞，儒教文明是絕對不具備這種精神力量的。”伊斯蘭文明
尤其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當然要被他們當作抵抗西方文明、抵抗美國“新極權主
義”的生力軍，當然成了他們希望的天空中最後的一顆星星：這就註定了王小東
們對伊斯蘭文明尤其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認同不只是政治上的認同，更是文化
氣質上的、精神意義上的認同。而對伊斯蘭文明尤其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文化
氣質上、精神意義上的認同，則無疑構成對於現代化的反動。
可見，在文化氣質上、精神意義上，王小東們早就和宗教極端恐怖主義有了
親緣關係。這一點，也從王小東為恐怖分子辯護的一段說詞中看得出來。王小東
痛斥了布什對恐怖分子的“懦夫”的指控之後，提醒公眾：
據10月1日的美國《新聞周刊》介紹：這次的恐怖分子“素質之高，令人不
安”，他們不再是過去媒體塑造的那種“沒有工作、沒有教育、沒有前途、沒有
希望”，以為自己一拉響綁在腰間的炸彈，就可以進入天堂之門，和處女們睡覺
的年輕人。列為頭號嫌疑犯的Atta，出身於埃及一個極為富有的律師家庭，在地
中海岸有度假別墅，在開羅有豪宅，兩個姐姐都是大學教授，自己在德國讀研究
生，按《新聞周刊》的話說，他是“西方式現代化的寵兒”。他的德國導師在
911之後接受記者採訪時稱他為“一個可愛的人”。他為什麼會走上這條道路？
光罵幾句“愚昧”、“殘忍”、“流氓”就能解決問題了？美國人痛定思痛，都
在認真思考，而我們的“文化精英”們卻在那裡一味叫罵，罵恐怖分子，罵“幸
災樂禍”的中國民眾。暫且停一停叫罵，好好想一想吧。
“西方式現代化的寵兒”，為什麼竟成了“西方式現代化”的死敵，王小東
提出的這個問題本身，並非沒有思考價值。其實無論是穆斯林思想家，還是王小
東等民族主義精英，他們對西方式現代化的批評，本來是有思想含量的。以消費
主義、物質主義為主要特徵的西方式現代化，的確存在弊端：在消滅傳統社會對
人的異化的同時，又製造了對人的新的異化。這一點，就連許多西方的思想家也
不否認。但如果以此為理由，而借恐怖主義顛覆“西方式現代化”，則任何類型
的現代化都可以同樣對待－－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讓所有人滿意的現代化，任何類
型的現代化都有弊端。不滿意就借恐怖主義顛覆之，任何類型的現代化都難以為
繼，人類只好退到中世紀，而且必然退到中世紀－－恐怖主義只能破壞一種新文
明，而不可能創造一種新文明；它對新文明的破壞，因此必然造成文明的真空，
從而為舊文明的復辟拓出廣大的空間，客觀上是為舊文明清道。
“先知”迭出只是亂世之兆
王小東們的尷尬，其實不只是他們在鄙棄西方文明的同時，卻無法找到抵抗
西方文明的本土資源。更在於他們所欣賞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根本不適合他們
所處的那片國土，根本就沒法在他們所處的那片國土播種。既不能從本土發掘，
又不能從外面拿來。他們自己呢，又根本不具備思想上的原創能力－－泰戈爾和
甘地不認可西方文明，但泰戈爾和甘地有自己民族的文明發展思路；托爾斯泰不
認可西方文明，但托爾斯泰有自己民族的文明發展思路；梁漱溟、張君勱也莫不
如此。但王小東們有什麼呢？他們的著述中，第一是破，第二是破，第三還是破。
寒窗十年，一直不能提出自己的關於人類文明走向尤其是中國現代化走向的建設
性理論。那他們拿什麼來和他們所敵視的“西方式的現代化”抗衡？他們根本就
拿不出來。他們之所以呼喚恐怖主義，這或許是一個因素吧－－他們拿不出任何
具有建設性的實體理論，又無法忍受“西方式的現代化”的步步進逼，情急之下，
無奈之中，或者說是絕望之中，他們只好求助於恐怖主義，希望借恐怖主義來遏
制“西方式的現代化”的蔓延。
如果僅僅是王小東們情急、無奈和絕望，倒也無礙大局－－畢竟“書生造反，
十年難成”。但實際情形並非如此簡單。王小東們的絕望和躁動不只是王小東們
僅有，而是普羅大眾共有的。89年之後，非理性的國際政治觀即階級鬥爭為綱的
國際政治觀大面積回潮，客觀上製造了“受虐型民族主義”。中國民眾對國際事
務的判斷因此喪失八十年代的那種理智、寬宏和從容，而是極敏感，極狹隘，極
好鬥。但出於國家利益的需要，這一套非理性的國際政治觀又不能運用於具體的
外交實踐，政府處理中外關係往往比較務實。這樣，常常是自相矛盾－－對內的
高調宣傳煽起強烈的仇外情緒，強硬外交乃至不惜一戰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但
高調又無法兌現，而在具體的外交實踐中再三再四地妥協、退讓。另一方面，89
年之後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確實處境艱難，頻頻受挫，銀河號事件、五八事件、
南海撞機事件，中國政府都忍聲吞氣。日本拒絕就戰爭罪行道歉，且公然修改教
科書；韓國、新加坡均予激烈抨擊，惟獨中國政府態度曖昧……。中國民眾遭受
雙重羞辱，感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沮喪和屈辱。他們痛恨外族尤其是美國的“霸
道”，同時也抱怨自己政府的“軟弱”。而他們的失望、屈辱又不可能有發泄空
間，滿腔怒火只能積鬱在胸。“受虐型民族主義”因此如野草瘋長。對內，政治
體制改革一直不能實質性啟動，以致形成權貴資本主義，貧富矛盾、官民矛盾愈
來愈尖銳，中國民眾日常生活中的沮喪和屈辱更普遍也更嚴重。
可見，無論外交還是內政，中國民眾都處於絕對弱勢，都深感“受虐”。長
期處在混沌之中，找不到方向，看不到希望，他們的理智正逐漸磨蝕，絕望和躁
動正與日俱增。“超限”在他們來說就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換言之，自相矛盾的
外交理論和實踐，對內的政治腐敗，正在製造着規模龐大的暴民。
草根心理的暴民化，與民族主義精英集團的情急、無奈和絕望，何其相似乃
爾！這兩種心理如果匯合，則等於乾柴碰着了火星，局面徹底失控將指日可待。
暴民政治和民族主義極權政治相結合的新型的全能政治，一種絕對恐怖的“超限”
政治，將從燎原烈焰中誕生。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民主化進程，都會毀於一旦。
而這對中國、對世界，無疑都是一個巨大的災難。
不能排除，已經有極個別民族主義精英看到了這個並非危言聳聽的結局，而
期待着火中取粟，於是竭力宣揚“超限”思維、竭力助長草根心理的暴民化。如
果筆者的這個猜測能夠成立，則當下中國實際上已處於納粹時代的前夜。當下的
中國民眾和那時的德國民眾一樣對內對外都深感“受虐”和無助、無望，當下的
中國政府和那時的魏瑪政府一樣軟弱無能，當下的中國精英階層和那時德國的精
英階層一樣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可疑的“先知”。對照一下著名政治學家拉斯基幾
十年前給德國和意大利的那兩位“先知”的畫像，或許對認識當下中國的某些
“先知”有所裨益－－
“……這位強有力者說，舊制度已經陳腐。他堅決認定反對原則是
徹底的全面改革的障礙。只要人們允許他去清除奧其王的牛棚，他便對每一個人
作出任何諾言。他利用每一種可以覺察到的不滿情緒而使其號召具有吸引力。他
說：這是職業不穩定的問題，利息限制的問題，外國人的問題，大商店的問題，
布爾什維克煽動者的問題等等。由於大多數人都是世故不深，他們只模糊地有些
感覺到事情有些不對，他們開始注意他所許諾的新秩序。這般人到一個相當時期，
便被說服，相信現狀已壞到無可再壞的地步，在新政權下，情況或許要好得多。
這時，便像盧梭所謂，他們奔去迎接他們的鎖鏈。等到他們看出所許諾的自由原
是一種更惡劣的舊的束縛的變種，那時已經太遲了。
任何考查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崛起的經過的人，都能自行證實這一個診斷。
他在整個過程的背後，都會發現一種不變的式樣。那就是：獨裁者在利用人們的
不安、憤慨、冷淡和失望的感覺。他許諾一個新的天和新的地；他將新天地不能
來臨的原因歸咎於幾種容易鑑定的敵人身上，不論是人或是原則。他這樣描寫他
的改革方案，使得普通人至少能認識其中觀念的語言，而這些觀念則是他們被教
去讚賞的。普通人諦聽這位煽動家的仁慈的話；目擊他的戲劇性的示威遊行；讀
他的憤慨地痛罵他們自己也憎恨的種種罪惡的文章。農民則深信可以免繳什一稅
的諾言。小商店主則給一個沒有連鎖商店和合作社的新世界的前景迷住了。工人
們也欣賞他所說的禁止外貨進口便能免於失業恐慌的話。除了這一切之外，還有
全面的謾罵、激動情感的戲劇演出、很好地組織的殉難、高壓力的感情表現，造
成了一種印象：這是一個受着‘老的一代’的迫害、代表不顧既得利益的權力、
設法衝破舊制度的青年活力的、偉大的、行動家的運動。一再成功的複述，它開
始成為對多數懷有不滿情緒、但又感覺模糊、不懂得用合理的議論去作表達的人
們來說是一種象是很有理的簡要的表達。謾罵重複到相當充分的地步，就容易令
人覺得'老的一代'的確有些可疑。青年被吸引到這種運動中去是因為這種運動看
來有供他們活動的餘地，也因為這種運動的新奇性，好像參加了便能從他們所痛
恨的長輩的權威下解救出來。對於迷惘失意的人來說，法西斯主義提供了宗教復
興運動所常常帶給人們的那種麻醉劑。它是一種對於思想上的腐蝕性的癌症的無
上的輕釋劑。
他們不知道－－他們被小心地蒙蔽－－：煽動家向尋常人呼籲的幕後把他們
拴在反動利益上的細密組織的線索。這些戲是需要錢來演的，但賬單通常是不公
開的，契約也是秘密的。不論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都不容許人們穿過他們和反動
的既得利益集團在其中共同決定真實意圖的昏暗。這些是擔負費用的人，他們在
一般受騙的附從者沒有把煽動家安置於當權的地位之前，是不出面的。只在到了
那個時候，法西斯的假面具才揭開。自由工會不見了；社會主義政黨被鎮壓了；
合作化運動被‘接收’了。自由的報紙不再存在了。罷工成為非法的行動了。批
評者總是失蹤到牢獄或集中營里去。‘革命’被宣告完成了。但舊有的利益集團，
在‘革命’後和革命前一樣繼續當權，真正有效地受到改變的只是普通公民使自
己的意志與政府命令對抗的能力。他已不再是一個自由的公民了。不論他的思想
怎樣，隨着新秩序的鞏固，他只有向那班為鑄造鎖鏈的人喝彩的權利了。” 11
這樣的歷史，百年中國重演了好幾遍，難道還要再來一遍麼？
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承認，的確，中國的現狀不合理，中國需要革命。
但很少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會贊成那樣一種“先知”主導的那樣一種完全“超限”
的“革命”。中國在那種“超限”的“革命”中蹉跎了整整一個世紀，創巨痛深，
不能再蹉跎。必須以和平的、主動的革命，來取代、來消除那種“超限”的革命。
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承認，的確，中國需要思想家。但中國需要的只
是理性的思想家，而不是非理性的“先知”。非理性的“先知”迭出，這不是福
音，只是亂世之兆。但願我們能夠警惕起來，不給非理性的“先知”們上下其手
的空間。但願我們能夠及早疏解民怨，以最小的痛苦，實現社會的轉軌。
天佑中國！
注釋：
1。劉軍寧：《原始野蠻的戰爭理論》，原載2001－10－12新世紀網站
2.老言：《在數學先生眼裡,人的生命最不值錢》，原載2001－10－08強國論壇
3。數學：《美軍的表現太讓人失望了》，原載2001－10－09強國論壇
4.資產重組：《勇敢還是怯懦？－－對某些自由派的心理分析》，原載2001－9
－19“世紀沙龍”網站
5。“雁渡寒潭”：《痛定思痛－－我們思的什麼痛？》，原載2001－9－29大家
論壇
6。“簡直”：《正義、恐怖主義及人道主義的背後》，原載2001－9－13經濟人
俱樂部網站
7。同上
8。“江南第一才子”：《只有永恆的利益，絕無普世的人道－－給方舟子》，
原載2001－9－23強國論壇
9。劉軍寧：《原始野蠻的戰爭理論》
10。王小東：《談談中國》，原載2001－10－7士柏諮詢網
11.拉斯基：《現代國家中的自由權》第21－22頁。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