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哈丁和閻學通兩位我相識的教授對話《與發展的中國相處》（8月8日“國際論壇”），觀點雖有差異，但不失求實風範，讀來饒有興趣。現不揣冒昧，補充幾點看法。

　　“對話”沒有深談影響中美關係的大前提，亦即各自的戰略構想，也就是說，對方在自己的安全戰略與發展戰略中占據什麼位置。中國是尊重客觀事實的，承認美國是當今世界綜合國力最強大的國家，願意與美國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並在國際事務中加強合作，乃至在1997年推動兩國達成致力於建立面向21世紀的戰略夥伴關係。但是，中國不能接受美國主宰世界、充當全球霸主的戰略構想。這是中美分歧的根由所在。閻學通先生將此稱作兩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多少有點令人費解。美國歷屆政府的對華政策皆未超越“接觸加遏制”的傳統框架，而中國對美國的基本方針歷來則是“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當美國強行“遏制”時，中美關係就惡化；當美國認真實行“接觸”時，兩國關係就有所改善。顯然，中美關係能否順利發展，主要矛盾方面在美國。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贊成哈里·哈丁先生說的克林頓和布什兩屆政府的對華政策沒有多大差異。

　　中美關係總是呈曲折態勢發展。之所以能發展，因為兩國之間存在着結合點，這就是經濟上互有需要，處理地區乃至全球性問題（當前特別是國際反恐鬥爭）以及在聯合國雙方需要合作。之所以曲折，因為兩國之間存在排斥點亦即利益衝突，簡言之，就是美國意欲推行並領導單極世界，布什政府更是執意奉行單邊主義，況且還不時利用台灣問題找麻煩。總之，中美關係時好時壞的主因在美國。

　　閻學通先生說，布什政府對中國採取了一種雙軌政策，在經貿上，美國要擴大在中國市場上的份額；但在安全關繫上，美國卻採取了相反的政策。這反映了客觀現實。不過，這種現象與其稱之為“雙軌政策”，還不如說是美國全球戰略的矛盾產物。哈里·哈丁先生說得巧妙：布什政府犯了一個很明顯的錯誤，他們說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和經濟“夥伴”，實際上應該恰恰相反。

　　“對話”談到了台灣問題。這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筆者想說的是，台灣問題在頗大程度上折射出美國根本戰略的內涵。“美國仍舊承諾在台灣沒有挑釁而遭大陸攻擊的情況下要保護台灣”，這實際上是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一種藉口，必然導致危及這一地區安全的軍備競賽。閻學通先生嚴肅地指出，“美台關係的確朝着某種類似軍事同盟的方向發展”。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警惕。

　　“對話”中談到和平共處與和平競賽的關係。和平共處指國家關系所應遵循的原則，這是一個久經歷史考驗的、了不起的理論和主張。在經濟成為當今各國注意中心的情況下，和平共處其實就是競爭共處。不要把和平共處理解為靜態的，它與和平競賽之間，談不上消極與積極之分。赫魯曉夫當年談論的和平競賽，也是以和平共處為前提條件的。總之，包括中美關係在內的任何國家之間，只有真正做到和平共處，才談得上和平競賽。

　　哈丁先生在“對話”中提問，中美之間的衝突是不是不可避免的？他認為“這有賴於中美如何定義自己的國家利益和大戰略”。這恰恰證實了本文開頭的那個論斷。哈丁先生稱：我們假設美國的戰略就是要遏制中國，防止中國增長太快，那麼中美之間的衝突的確是不可避免的；反過來說，如果中國的大戰略是把美國從亞洲排除出去，這同樣也會導致中美之間的衝突。我想着重指出，前者屬於實情，後者才是假設，中國根本沒有打算也沒有能力把美國從亞洲排除出去。中國人民從來不把不敵視自己、不傷害自己的國家當敵人。

　　哈丁先生在“對話”中說，蘇聯解體後，“9·11”事件第一次為中美兩國提供了重大的戰略共同利益，成為中美之間的“戰略黏合劑”。此話說得既形象又得體。他擔心隨着反恐戰爭的進一步發展，這能否還成為中美之間強大的共同利益基礎？我想，如果美國布什政府切實履行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各項國際法條款，不再奉行單邊主義政策，在反恐鬥爭中不搞雙重標準，並在台灣問題上嚴格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那麼，這種擔心就可能是多餘的了。▲

　　《環球時報》 (2002年08月22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