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化學戰備忘錄

(圖為日軍的94式裝甲布毒車)

　　在日本侵略中國期間，日軍對中國軍民使用了大量的化學武器，給中國人民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巨大傷害，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這無疑一種窒息的回憶。

　　日軍化學戰備忘錄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大規模化學給日本軍國主義者留下深刻印象。戰爭結束後，日本為了侵略擴張的需要，開始發展化學武器，特別針對中國和蘇聯進行化學戰準備。

　　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干涉俄國十月革命，日本陸軍省兵器局設立臨時毒氣委員會，開始研究化學戰問題。

　　1919年，中國“五四”運動。朝鮮獨立運動。日本增兵西伯利亞。日本陸軍成立陸軍技術本部，下設陸軍技術研究所，其中第2科負責化學戰。

　　1923年，日本海軍技術研究院化學部開始研究化學武器。

　　1925年，中國“五卅”運動。日本干涉軍撤出蘇聯。6月日本代表在日內瓦簽署了《關于禁止使用毒氣或類似毒品及細菌方法作戰的議定書》，同時，日本陸軍技術研究所第2科升級為第3部，研究出二苯基乙二酮、法國芥子氣和光氣，並進行試驗。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黨，日本第一次出兵中國山東。日本開始生產化學武器，確定了化學戰勤務編制。同年，日軍裝備防毒面具。

　　1930年，將、馮、閻、桂中原大戰。日本化學工業初具規模，已有數個電解制氯廠，年產氯250噸。日軍開始空投毒氣彈試驗。10月，日軍鎮壓台灣霧社地區高山族起義時，曾派飛機空投催淚劑炸彈。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軍正式裝備芥子氣、路易氏氣、二苯氰胂、光氣、二苯基乙二酮和苯氯乙酮等毒劑。

　　1932年，偽滿州國建立。日本在國聯裁軍會議上主張擴大日內瓦義定書範圍，採取核查、制裁等措施。日本陸軍成立習志野學校，專門培養化學戰軍官、士官，學期3—6個月。戰爭中增開學期1—2個月的短期培訓班，設立教導聯隊(團)。至日本投降共培訓1萬多人。

　　1934年日本化學工業擴大到十幾個廠，年產氯2,000噸、漂白粉5.9萬噸。

　　1936年，西安事變。日本退出國聯裁軍會議。日本陸軍計劃採購防毒面具、防毒半逢300萬套，輕便防毒具120萬件。

　　1337年，“七·七”事變。日軍正式裝備氯氰酸。

　　1938年，日軍成立陸軍軍械部第6技術研究所，其中派駐我國東北的分支機構稱為齊哈爾研究所，即以進行活體試驗而臭名昭著的第516部隊。

　　1945年日本投降，部分日軍化學戰罪犯轉而為美國服務。

　　從1918—1937年的20年時間裡，隨着日本擴張計劃的逐步展開，建立了包括研究、生產、訓練和作戰等一整套化學戰體系。

　　日軍的主要毒劑

　　侵化日軍使用的大部分毒劑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法、德等國使用過的老毒劑及其改進產品，主要技術指標在二戰時已經落後。日軍裝備的氫氰酸屬於改進產品，在高濃度和潮濕條件，普通防毒面具難以防護。同時德國開始研究制新型神經毒劑，如：塔崩、沙林和梭曼等，相比一戰時期產品，毒性增大幾十倍且致死快，適合於機械化戰爭。

　　從20年代初開始，日本陸軍在廣島縣忠海郡大久野島(又稱毒氣島)建立毒劑工廠，稱為“陸軍造兵廠火工廠-忠海兵器製造所”，該廠主要生產合成毒劑和各種化學炮彈。日本海軍則神奈川縣寒川“相模兵工廠”製造類似產品。在侵化戰爭中，日軍還曾在我國瀋陽和太陽等地建立毒劑生產廠。

　　相對西方國家而，日本經濟基礎較薄弱，外加原料缺乏，所以毒劑總產量不高。從目前已掌握的資料看，戰爭初期日軍儲備毒劑3，000噸，戰爭期間又生產9，000—10，000噸，僅相當於同時期蘇聯1個月的毒劑生產能力，和美、英、德等強國的產量也相差甚運。因此，即使按自己的樂觀算法，如此產量在雙方均大規模使用化學武器條件下，也僅夠維持幾次大規模戰役之用。所以，日本陸軍不敢冒險對美、英、蘇等強國使用化學武器，但面對中國軍隊，則大膽廣泛投放。

　　日軍主要化學投放武器

　　日軍主要化學投入武器仍處於一次大戰未期的水平，特別是毒劑吹放鋼瓶、毒劑拋射炮等，這類武器笨重、射程近，準備時間長，只能用於陣地戰。但日軍很重視發展近戰化學武器，特別是毒劑筒，它通過毒劑和煙火混合物燃燒產生氣溶膠，其體積小且使用方便，在實戰中效果較好。同時期美、英、蘇、德國已開始使用多管火箭炮、迫擊炮、航空炸彈、高空毒劑布灑器和裝甲布毒車等專用裝備進行為化學戰準備。

　　日軍的化學武器和防擴器材是同時裝備的(這是化學戰的通常要求)，其最早的防毒面具是仿製英國同類產品的87式，由民間企業生產。後來又研製了91式和95式。由於日本缺乏石和天然橡膠，所以防擴器材的生產非常困難，直到太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戰領了東南亞，才徹底解決了原料問題。

　　除防毒面具外，日軍還普遍裝備防毒半篷、防毒手套、防毒鞋(塗在鞋底和鞋面)。這些器材對付剌激情毒劑有效，俁只能在短時間或有限條件下防護糜爛性毒劑(如芥了氣類)，而防護全面中毒性毒劑和神經毒劑的能力很差。因此，日軍自身防擴水平在一定程序上限制了其進行化學戰的手段。

　　日軍化學戰部隊編制

　　日軍在每個戰區設野戰化學試驗部，指導學化戰，如1937年在華北和華中兩個主要作戰方向上，分別設立第1、第2野戰化學試驗部，並建立了野戰毒氣廠、野戰毒氣分廠和野戰毒氣支廠組成3級獨立補給系統。

　　為應付不同類型的作戰需要，其化學戰部隊種類較多，主要有毒氣聯聯隊(1942年時有8個聯隊投入中戰場)、大隊、中隊、特種氣象班和毒氣指導班等，還有臨時配屬師團的獨立毒氣大隊、山地戰爭毒氣大隊、近戰臨時毒氣大隊等編制，每師團內固定編制的化學勤務人員500人左右。除以上專門的化學戰部隊外，日軍步兵、炮兵、航空兵也普遍進行化學戰訓練。

　　陸軍毒氣聯隊：1200～1500人。包括：毒氣迫擊炮大隊(150毫米化學迫擊炮24門)；毒劑吹放大隊(30公斤毒氣鋼瓶120具)；毒劑拋射炮大隊(160毫米毒氣拋射炮24門)。

　　軍屬野戰毒氣隊：1000人。包括：迫擊炮大隊(94式90毫米迫擊炮36門，毒劑彈4230發，榴彈1080發)；毒氣中隊(94式布雷車12輛、毒液裝載車12輛、94式消毒車12輛運輸車9輛)。

　　師屬特種毒氣大隊：500人。布毒、噴火、消毒3個中隊。

　　毒氣中隊：165隊。3個小隊，每個小隊4個分隊，每分隊3小組，每小組3箱毒劑筒，共裝備2240個毒劑筒，施放正面寬1800米。

　　日軍侵華時化學戰特點

　　由於化學戰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各國對作戰控制權均高度集中。日軍對美、英、蘇等強國使用化學武器作戰，必須經過天皇批准，因此除太平洋戰爭上極個別戰例外，基本上沒有進行化學戰。至1944年夏季，由於戰局嚴重惡化，為避免前線指揮官在緊急情況下擅自使用，軍部更將全部化學武器撤到後方。在中國戰區使用化學武器，只需要陸軍參謀總長批准——日軍控制權差別實際反應了對手國力的強弱。

　　每次大規模作戰前，日軍還專門發布指令，規定允許使用化學武器的種類。1937年7月28日，日本陸軍參謀總長閒院宮載仁親王下達“臨參第421號命令”，允許“適時使用催淚性毒氣筒”，根據這一命令，日軍駐華北第10師團於同年10—1938年5月間，共使用了1，619個催淚性毒氣筒。1938年4月21日閒院宮載仁親五下達“大陸指110號命令”，允許在戰領區使用紅筒和輕迫擊炮紅彈,並規定"要儘可能將使用地域內的敵人殲滅,以銷毀殘存證據"一一一從此,屠殺中毒傷員成為日軍行動的慣例。

　　日軍對華化學戰貫穿了八年抗戰的始終,地域遍及18個省,有準確記載的戰例達2,000多次,造成中國軍隊傷亡8萬多人(實際使用的次數和傷亡應史多於此)。從繳獲的日軍化學戰記錄與中方記錄進行比較可知,同時期日方記錄次數較多,有時甚至為中方記錄的2-3倍一一化學戰殺傷力巨大,很多時候因為沒有受害者生還而無從查證。

　　日軍在侵華不同時期進行化學戰的情況是有差異的,但基本和戰爭進程一致。在正面戰場上,1937年使用次數較少,且帶有試驗性質,由於發現效果極好,遂迅速總結經驗並改進戰術、訓練及編制：1938-1939年日軍進行化學戰次數急劇增多,而且擴大到戰役規模,1940~1941年化學戰也很頻繁,1943年以後逐年遞減,但到1945年日本投降後,還發生過個別日軍部隊以化學武器頑抗的戰例。

　　從日軍使用毒劑種類上看、噴嚏性的二苯氰胂(日軍稱"紅1號")最多,占已知戰例的81%,致死性毒劑占19%。其中原因井非出於人道考慮,而是二苯氰胂可以迅速使無防護士兵喪失戰鬥力(抗戰初期,日軍發現我軍防毒面具無法防禦二苯氰胂),同時,日本士兵的防毒面具又可以提供足夠的防護。另外,二苯氰胂在戰場上有效時間短,通常在幾十分鐘以內一一上述特點非常適合支援日軍步兵的進攻。相反,使用毒性大且作用時間長的芥子氣,反而會限制了日軍自己的行動,但日軍往往在作戰不利時大量使用芥子氣,特別是在防禦和退卻肘。

　　從日軍毒劑投放方式上看,炮兵攻擊最多,占64%,近戰使用占29%,空投和布毒占7%。日軍對我軍後方廣泛採用漢奸投毒的辦站,甚至多次發現其收買幾歲到十幾歲的小漢奸直接混進軍隊營房投毒,並且藉此製造恐怖,以趁機進行反抗日宣傳活動。在敵占區,日軍曾強迫平民注射毒針,如強迫注射絕嗣針、或為日軍修建工事的民工注射啞針。

　　從日軍化學戰規模上看,主要以中、小規模為主,平均每次使用毒劑彈(筒)數十到數百發,大規模使用較少。主要原因是中國軍隊汲取淞滬會戰的教訓，放棄了大規模陣地戰，主要採用運動戰和游擊戰,致使日軍大規模化學戰能力沒有|施展的機會。另外,大規模化學戰對準備工作、自然條件、協同能力要求更高。

　　從作戰效果上看,日軍在進攻中使用化學武|器的成功率遠高於防禦。這是由於進攻方有充分|的主動權選擇使用化學武器的適合條件,特別是風力和風向。另外,在進攻時,日軍還可以提前|得到臨時配屬的化學戰部隊的加強。

　　而在防禦作戰時,又分為陣地防禦和倉卒防禦,其中前者使用化學武器的成功率高於後者。|原因是此時有充分時間囤積彈藥,並進行試射,而在倉卒防禦條件下,很多情況不利於使用化學武器。

　　日軍化學戰的補給系統是獨立的,如華中派遣軍的野戰毒氣廠設在安徽省滁縣。還曾在九江、武漢和廬州等地設立野戰毒氣分廣,以支援日軍第11軍和第2軍。毒氣分廠下面又設野戰毒氣支廠,為日軍各師團、獨立炮兵部隊和獨立化學戰部隊提供化學彈藥補給,如廣濟、瑞昌、德安、固始、商城……等地。一般在日軍大量使用化學武器的地方均建有野戰毒氣支廠。

　　日軍化學戰典型戰術|日軍使用化學武器最典型的戰術是用火炮或|毒煙筒發射毒煙壓制守軍陣地,然後步兵配戴防毒面具在毒煙後跟進突擊。這種戰術的關鍵是步兵和毒煙的協同,因為日軍進攻時使用的剌激性毒氣作用時間短,毒性小,如對手採取防護措施|或調來預備隊就可能遭到反擊。

　　實戰中,此戰術常常用來對付久攻不下的陣|地,成功率達80%,日軍自身傷亡也很小,但準備時間較長,並需要合適的氣象條件。日軍平時|施放非化學煙幕時,也常常混入一定比例的毒劑|筒,以達到給對方製造精神壓力的目的,同時也|使對方對真正毒煙產生麻痹而疏於防護。個別戰例中,日軍騎兵也利用毒煙掩護衝鋒,因為戰馬對低濃度的苯氯乙嗣、二苯氰胂毒煙的耐受力較好。

　　另一個經常使用的戰術是交替使用爆炸彈一毒氣彈一爆炸彈來壓制固定目標,如針對我軍炮|兵陣地、指揮所和預備隊陣地等擁有良好工事的|目標。一般情況下,當受到爆炸彈襲擊時,我軍士兵會躲進掩體,此時日軍發射毒氣彈,掩體內士兵又被迫走出掩體以躲避飄向低處的毒氣；這時日軍再用爆炸彈射擊……這種戰術比單純使用一種彈藥的作戰效率高。另外,交替使用燃燒彈-毒氣彈的打法也很普遍,通常在爭奪村莊或城市的巷戰中採用。

　　用化學在防禦不利的情況下,往往把化學武器作為最後手段,如在側翼遭到襲擊或攔阻對方第2梯隊時常使用芥子氣炮彈形成大面積染毒區(日軍第6師團在廣濟松陽橋林攔阻中國第26軍反擊)。另外,在敵後戰場上,部分日軍為防備游擊隊襲擊,經常於每天拂曉和黃昏時,向據點周圍放毒。

　　日軍撤退時為了阻止追兵，常常使用芥子氣，有時用火炮發射混合劑炮彈遲滯對方，有時用布毒車布灑。在日軍放棄的陣地、村莊或退卻的必經之路上形成一個數公里寬、持續十幾天甚至幾十天的染毒區,追兵進入該區後不會馬上發現(因為芥子氣2-6的潛伏期),待發現已經造成大量傷亡。如1941年日軍在鄭州使用化學武器屬於此類戰術。

　　地道投毒也是日軍常用的手段,在敵後戰場上，地道戰是一種有效的游擊戰法,因此日軍也千方百計破壞地道。早期的地道遭到毒劑攻擊時會造成慘重的傷亡(如北疃慘案),後來普遍採取防毒措施之後,日軍對地道的投毒逐步失效了。

　　日軍對化學戰的認識

　　從明治維新到二戰結束，日本對戰爭基本規律的認識決定了日軍對化學戰的認識。

　　(1)日軍頒布的《統帥綱領》強調精神因素對戰爭勝負的決定作用,因此非常注重打擊對手的抵抗意志,戰爭中日本進行的化學戰、細菌戰和大屠殺等等殘暴行為,實際上都是為此目的服務的恐怖手段。

　　(2)日軍強調進攻的作用,由於其陸地作戰以步兵為主,使用化學武器可以幫助日軍解決了一個關鍵問題一一突破。

　　(3)一戰後日本軍界引入了總體戰思想,但日本經濟基礎依然相對脆弱,且國內資源貧乏。在經歷20年代末全球性經濟危機和東京大地震等嚴重打擊後,其經濟實力不足以為日本陸軍提供先進的機械化部隊,因而求助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從化學戰常理上分析,日本本土資源缺乏,|化學毒劑生產不足,還有國土狹小等客觀因素,|均造成其從戰略角度不宜發展化學武器一一因為化學戰往往招致對方報復,上述不利條件會增加1報復的危害性。但是,日本在戰略上習慣於冒險,特別是這種"冒險"的對象是當時的中國軍隊時,化學武器確實成為日軍作戰的"至寶"。

　　化學武器與日軍戰鬥力在中國正面戰場上,日軍制定作戰計劃時,一般按照日軍一個聯隊相當於中國軍隊一個師的比例計算戰鬥力。抗戰初期和中期的作戰行動證明,這一計算是符合實際的,其中原因是日軍武器裝備、後勤保障、軍官戰術素養和士兵的教育訓練水平等方面,確實優於當時中國軍隊的平均水平。

　　這種優劣對比在長達8年的戰爭中不是一成不變的。從單兵素質上看,在轉入持久戰後,日軍在抗戰初期投入的為侵略中國備戰多年的精兵逐漸消耗(或轉移到太平洋戰場其他戰區),優秀初級軍士官損失也很大。因此,隨着日軍從24個師團擴大到51個師團,其單兵素質開始顯著下降,也正是這個時期起,日軍開始瘋狂地使用化學武器。到戰爭後期,在地面火力方面,得到盟國援助的緬甸遠征軍和駐印軍的近戰火力已強於日軍,裝甲兵和炮兵力量也有很大提高；在空中力量方面,此時空中優勢逐步轉移到中美空軍手中。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整個抗戰進程中,中日兩軍差異最大且很少變化的,實際上是化學戰能力。而化學戰能力占據了日軍戰鬥力表現的很大部分一一日軍使用化學武器的時機,大多是戰鬥的關鍵點,如久攻不下的陣地,突圍、掩護、撤退等,故日軍稱化學武器為"決勝瓦斯",不無道理。日軍中戰鬥力較強的部隊,往往也是使用化學武器較多的部隊,如果沒有化學武器的幫助,日軍進攻速度會大大下降,後勤壓力和傷亡也會相應增加。

　　另一方面,應該看到日軍化學戰的局限性。(l)化學武器的突擊強度與日軍自身防護能力不足的矛盾,造成其不能真正發揮化學武器的效率。最顯著的表現就是只能使用低殺傷性毒劑,否則可能傷及自身；(2)日軍自身機動能力不足以利用化學武器產生的效果。二戰中,日本陸軍機械化程度不高,"決勝瓦斯"雖然創造了勝利條件,但較低的推進速度限制了勝利的兌現。

　　日本宣傳戰問題

　　宣傳戰是各種戰爭手段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戰果直接與其他戰果相互影響。戰前,日本為了偽裝自己的化學戰準備,積極參加各種國際會議,如兩次海牙會議,並簽署了禁止化學武器日內瓦議定書。因此,在戰爭中,日本在化學戰問題上採取死不承認的態度,並對國內進行了嚴密的新聞控制,所以日軍在中國的殘暴行為並沒有對其造成過大負面影響。

　　在世界輿論面前,日本政府還進行了大量反宣傳,誣陷中國軍隊使用化學武器(無獨有偶,意大利也曾經誣陷埃塞俄比亞使用化學武器)。二戰結束後,日本某些右翼勢力一方面積極掩蓋日軍進行化學戰和細菌戰的事實,一方面利用原子彈問題大做文章,將自己粉飾為"戰爭受害者",企圖抹殺侵略罪責一一這種片面宣傳在日本國內也確實起到一定效果。

　　從以上情況我們可以看出宣傳的力量,二戰雖然結束了,但因此引發的宣傳戰還在繼續進行。中國作為化學戰和細菌戰的受害一方,至今並未對日軍化學戰和其它引申問題進行足夠的認識和反思。

　　中方防禦化學戰的檢討

　　抗日戰爭中,日軍化學戰給中國軍民造成了巨大的傷害,說明我方在化學戰的防禦方面存在巨大的漏洞和不足。下面分別從戰前、戰中和戰後三個方面檢討。

　　日軍化學戰的裝備和手段,大多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歐洲各國所廣泛使用,並非秘密。從一戰結束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的20年時間裡,中國雖然建立了少數防化研究所、防化學校和第23化學兵工廠,但只能少量生產幾種毒劑。這些製品主要用於防化裝備研究,並有少量毒劑炸彈用於內戰,但部隊始終沒有形成大規模化學戰的概念和能力,更不具備對敵國領土進行遠程化學戰報復的手段。這一裝備發展的空白點日後被敵人所利用,並且成為中國軍隊最大的弱點之一。

　　以當時中國薄弱的經濟基礎,固然缺乏大規模生產化學武器的能力,但建立有效的防護手段是可能的(同期,英國儲備了3,000萬具防毒面具,4,000萬罐防毒油膏,4萬噸消毒用漂白粉,1,000萬份傳單)。造成這個缺陷的最主要原因是國民政府沿襲了清末以來傳統的對外妥協政策,在軍事戰略上只專注於內戰。1937年之前的中國軍隊是根據內戰需要而裝備和訓練的,對外軍的戰備工作和軍事學術研究基本處於癱瘓狀態。抗戰開始時,中國軍隊開始在嚴重缺乏防化能力的條件下作戰,僅有的20萬套新式防毒面具也大部分損失於淞滬會戰。幸而在開戰之初,日軍缺乏使用化學武器的經驗,沒有進行大規模化學戰。之後,雖然又增加了少量新式防毒面具,但數量遠遠不能滿足需求,而臨時生產的簡易防毒面具和防毒口罩(100萬個)等防護裝備,效能很差,防護時間極短(有的只有10分鐘),且只能應付剌激性毒劑,對窒息性、糜爛性、全身中毒性毒劑基本無效。

　　除上述表面問題外,中國軍隊遭受化學武器嚴重損傷的原因還體現在戰略、戰術、工事、偵察、組織、教育、心理、紀律、醫療、補給等多方面:

　　(l)中國軍隊的遠戰能力弱,這便不能有效反擊和壓制日軍化學戰部隊,而不得不依靠近戰。但近戰時火力又不足,於是只能依靠密集隊形——這些均為日軍實施化學戰提供了便利條件；

　　(2)經歷淞滬會戰的教訓,正面戰場上中國軍隊採取了正確的戰略方針,開展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和運動戰,井減少日軍進行大規模化學戰的可能性。但是,戰術思想沒有相應調整,仍然沿襲內戰的打法,較多地依賴陣地,習慣於被動防禦,極少主動出擊日軍側後——這為日軍實施化學戰提供了充分的時間準備；

　　(3)陣地多為一線配置,缺乏縱深。防禦|上沒有彈性,陣地間不便相互支援,往往一點突破,全線崩潰一一也是日軍化學戰效果顯著的原|因；

　　(4)構築工事往往只重視防火炮轟擊而忽視防化,因此即使是能抵禦大口徑榴彈轟擊的堅固工事,也防禦不了小型毒劑筒的襲擊。經過幾次慘痛的教訓,敵後根據地的地道普遍進行了防毒改造,效果較好；

　　(5)對化學武器的偵察能力差,也是中國|軍隊遭受化學戰傷害的重要原因。特別是對有潛伏作用的毒劑,如芥子氣,往往在整支部隊中毒後才發現一一這個缺點後來在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得到了部分改進；

　　(6)從組織機構上看,雖然中國軍隊在編制上也設有防化機構,但實際情況極不健全,很多部門形同虛設。中國軍隊整體規模大於日軍,但防毒專業人才僅及日軍的10%；

　　(7)缺乏普及的防毒教育,導致官兵對化學武器認識不足。化學武器威力雖大,但使用上需要很多外界條件,如氣象和地形等,若我方能自覺加以靈活利用,就可以大大減少日軍化學武器的危害；

　　(8)從心理角度看,抗戰意志不堅強的部隊,往往會被對方化學武器所鎮攝,甚至出現整|軍、整師的脫離陣地行為。相反,作戰決心堅強的優秀部隊一般能夠承受巨大的損失且堅持戰鬥；

　　(9)軍紀的影響也不可忽視,特別需要強調的是防毒紀律。很多情況下即使擁有防護條|件,但若不嚴格執行和遵守防毒紀律,也會遭受很大損傷。如不願隨身攜帶防毒面具,防毒器材穿戴不正確,毒氣襲擊後過早取下等等；

　　(10)醫療條件對減輕化學武器的作用非常重要。日軍的很多毒劑傷害本來不難排除和醫治,但由於當時中國軍隊醫療條件普遍簡陋,致使很多輕傷也發展為嚴重傷殘。

　　戰後，國民黨軍隊仍然沒有對化學戰給予足夠重視，不但在日軍投降時未能利用戰勝國的優越條件徹底解決化學武器遺留問題，而且自身防化能力仍然沒有加強。雖然在解放戰爭時期，解放軍從未使用化學武器，但國民黨軍隊防化能力低下仍然牽制了其作占靈活性，比如在淮海戰役最後階段，杜聿明集團曾計劃利用空軍投擲化學武器掩護本部突圍，而臨時空運來的防毒面具只有3，000件，從而造成原計劃被迫取消，幾十萬大軍束手就擒。

　　盟國的作用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正是日本在中國瘋狂進行化學戰的時期，中國政府曾經寄希望於盟國方面的壓力，抑制日軍暴行。美國總統羅斯福為此曾經兩次公開講話，並且以化學戰報復相威脅，給予日本警告。美國的化學戰能力對日擁有絕對優勢，同時，日本又缺乏對美國本土的遠程打擊能力，因此羅斯福的態度取得了美國民意測驗結果的支持。不過警告從來也沒有兌現，其主要原因是遭到英國的反對——因為存在德日軍事同盟，英國擔心受到德國的化學戰報復。1945年美國對日本使用原子彈，但此時日本化學戰高峰期已過，兩者之間沒有任何聯繫。

　　日本投降後，美國為了獲取日本在中國使用化學戰和細菌戰的經驗，特別是大量活體試驗的資料，對日本化學占和細菌戰的戰犯採取包庇態度。在東京審判時，美方阻擾了有關化學戰和細菌戰方面的調查，直接導致日軍大量犯有戰爭罪的人員逃脫法律制裁。

　　遺留問題

　　有關日本化學武器遺留問題，今天應特別重視。日本投降前，在中國境內存放了大批沒有使用的化學武器。其中比較明顯的是東北地區，由於蘇聯紅軍的進攻，日軍撤退時倉促拋棄了很多毒氣彈、劑，已於戰後被多次發現。

　　關內地區則不同，因為這部分日軍從日本宣布投降到繳械回國之間時間非常充裕(期間還奉國民黨政府命令"維持地方治安",並對八路軍和新四軍進行"自衛"),因此日軍對化學武器的隱蔽更加充分,至今發現事例較少,但潛在危險性不容忽視。

　　'戰後,僅偶然發現的日軍遺留化學武器造成的傷害就達2,000多人,以後隨着國內建設規模的擴大,加之暗藏化學武器的鏽蝕和破損,突發傷害問題將更加嚴重。

　　化學戰引發的思考

　　武器本身並不能決定戰爭的勝負,化學武器重同樣如此,但武器發展如果存在空白,就會被對手所利用,並造成自身的巨大損害；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質與量應該成比例,不能僅僅滿足於擁有,必須需要形成一定的規模和戰鬥力,才能確保有交的威懾能力,從而實現"以戰止戰"；|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應特別注意攻守平衡,任何一種能力的失衡都會降低整體戰鬥力水平的發揮。

　　總之,化學武器和任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對此類事物的一無所知及對國防教育的麻木不仁態度。

　　日軍化學戰例

　　鎮壓台灣霧社起義，1930年10月,台灣爆發|霧社起義,高山族起義者砍死了包括日本縣長在內的134名日本殖民統治者。駐台灣屏北墓地的日本陸軍第8飛行聯隊,派出川崎乙式戰鬥機5架轉場至埔里機場,在3周時間裡,共投擲普通炸彈和毒劑彈800餘枚,當時台灣總督府電文中記載"共向山谷集中使用綠彈10O發。在航空兵|配合下,日本軍警屠殺高山族起義者287人。

　　支援步兵行動，日軍《支那事變的教訓|》第51!號中總結:"第20師團初期戰鬥,每次攻占1個村莊平均損傷30-40人,甚至多達100人。而此次戰鬥遭敵抵抗的村莊約10個,由於緊隨特種煙|一舉攻占,此間我之損傷僅10名以下,可見其效果之大。"該文件又說:"未使用特種煙的獨立混成第4旅團遭到敵人的頑強抵抗,直到敵人全線退卻以前,戰鬥均相當困難。

　　1938年徐州戰役，日軍第3師團第6聯隊進攻白家郢地區。6月4日7時30分,東南風,鳳速3~4米/每秒。日軍1個毒氣小隊施放毒劑筒,毒煙壓制了下風方向2,000米內的中國軍隊,日軍左翼1大隊戴防毒面具隨後攻擊,而右翼2大隊也隨後發起衝擊,但是遭到中國軍隊防線側後方105高地上機槍火力壓制,日軍攻擊受阻。日軍另一毒氣排立即開始向105高地施放毒劑筒,但隨後風向轉為西南,日軍毒氣排只好停止攻擊,轉移到105高地側翼第3次放毒。毒煙覆蓋105高地後,日軍2大隊再次發起攻擊,但此時已近中午,山坡受到日曬產生上升氣流,毒煙很快消失,105高地守軍再次射擊,日軍攻擊失敗。此次戰鬥,日軍施放毒劑筒194個,發煙筒40個。

　　1938年8月22日6時30分,東南風,風速3米/每秒,無上升氣流。日軍波田支隊第2聯隊和第3大隊在赤湖東北城子鎮朱莊向中國軍隊第81師兩個營陣地施放毒劑筒420個,日軍步兵帶防毒面具緊隨毒煙突入陣地,守軍全部中毒,除3人輕傷撤離外,其餘均被日軍刺殺。事後日軍報告中說:"對中毒嚴重不能行動者剌死300餘人。

　　1939年第一次長沙會戰,中國第9戰區軍隊在新牆河構築了堅固的防禦工事。9月18日,日軍第6師團在山炮發射的毒劑彈支援下,占領北岸中國軍隊警戒陣地。9月23日4時,日軍集中共3個炮兵聯隊的150毫米榴彈炮、野炮及山炮,用爆破彈和毒劑彈襲擊南岸中國軍隊陣地。至8時,東北風,風速2.5米/每秒,日軍野戰毒氣隊施放毒劑簡10,000個,形成寬約8公里,縱深2公里的大面積毒雲。8時30分,日軍步兵6,000人配戴防毒面具隨毒雲後徒涉新牆河,中國守軍第2師犧牲700人,陣地失守。

　　劉汝明68軍大刀隊白刃肉搏殲滅日軍300人,但遭日軍毒氣襲擊,中毒達400人。

　　化學戰壓制炮兵，1938年9月27日,日軍|炮兵2個連向田家鎮北側中國軍隊炮兵陣地發射毒劑彈28發,榴彈52發,守軍停止射擊。9月29日,日軍對馬鞍山中國炮兵陣地射擊毒劑彈38發,榴彈59發,守軍停止射擊。

　　利用化學戰防禦，1939年12月18日,中國第5軍榮譽第1師、第200師、新編第22師攻擊崑崙關日軍第5師團12旅團。日軍增派台灣旅團增援,並在戰鬥中多次以發射毒劑炮彈、施放毒劑筒、飛機放毒等方式頑抗,但由於中國軍隊不顧傷亡,頑強進攻,最終攻克崑崙關,殲滅日軍4,000餘人,並擊斃其旅團長中村正雄。

　　1941年9月30日,中國軍隊2個軍共6個師攻擊防守宜昌的日軍第13師團。10月2日,中國軍隊攻占宜昌外圍據點,10月8日,中國第2軍第9師一部攻入宜昌域內。這時日軍瀕於絕境,遂燒掉秘密文件和軍旗,高級軍官已經準備自殺。為了挽救敗局,日軍決定用毒劑彈做最後掙扎,後分別於8日21時、9日18時、10日15和16時,先後進行了4次大規模化學攻擊,共發射二苯氰胂毒劑彈1,500發、芥路混合毒劑彈1,000發、飛機投擲毒劑彈300枚。另外,還大量使用山炮、迫擊炮和毒劑筒。以上行動造成中國軍隊和居民大量傷亡,其中第9、第76師兩師中毒1,600人,其中600人死亡一一由於攻擊部隊傷亡很大,中國軍隊最終被迫停止進攻,反攻宜昌計劃失敗。

　　利用化學戰掩護撤退，1941年10月31日,日軍220聯隊在鄭州五里舖、老趙寨地區的3條道|路及兩側用芥子氣掩護撤退。日軍《支那事變化學戰例匯編》中記載了當日戰況:"該師於10月31日開始向黃河以北轉進,當日天氣晴朗,南風,風速約2米/每秒,氣溫27.5℃。使用黃劑(芥|子氣)約330公斤,布灑時間約1小時。妓果：敵人的前進完全被阻止了,使師主力順利撤退。後根據情報部門報告,敵人所受損失甚大,匆忙後退。以上說明在部隊脫離戰場時,使用少量黃劑可以收到很大的放果。"

　　1941年，日軍對太行抗日地進行“掃蕩”。後日軍第36師團於撤退時，在沿途村莊大範圍布灑糜爛性的芥子氣，特別是在門窗、炕席、家具、糧食、草料和不井等處，造成根據地軍民數千人中毒死亡。由於當時為冬季，氣溫很低造成毒氣發緩慢，共持續數周之久。

　　利用化學戰破壞地道，1945年8月23日，八路軍第17團攻擊汾陽日軍時，因地道被發現，日軍向地道內放毒，造成我軍第3連67人全部犧牲。

　　1942年，在“五一”反“掃蕩”中，冀中定縣北疃村在3天之內挖成地道，5月16日，該村民兵依託地道擊敗日軍300人的進攻。5月27日，日軍派遣第101師團163聯隊工2，000人，包圍北疃村。定南縣大隊與敵人激戰半日，但藥消耗殆盡後轉入地道。因組織不嚴密，地道內混進漢奸，後雖然處死了2名在地道內造遙的漢奸，但地道口位置已經暴露。日軍在逃脫漢奸的指引下，堵塞了通往村外的地道，並向地道內放毒。由於北疃村地道未經防毒改造，造成地道內軍民800多人全部死亡，日軍還殺害了沒有進入地道的居民380人——史稱“北疃慘案”。

　　在百團大戰過程中，日軍用毒共計20餘次，其中利用防禦13例，支援進攻7例，7次迫使八路軍撤退。共造成八路軍中毒21，182人次，約占參戰部隊10%，其中包括是旅級幹部8人。我軍繳獲毒劑彈57發，毒劑筒2，059個，防毒面具1，051副。在我軍進攻階段，防禦中日軍主要使用作用時間短的剌激性、窒息性毒劑；日軍掃蕩階段，則使用了大量的糜爛性毒劑——芥路混合氣。

　　8月22日，日軍在炮兵和20架飛機的支援下猛攻獅垴山，堅守此地的八路軍769團近500人中毒，保有戰鬥力者僅數十。在陣地面臨失守的危爭關頭，129師警衛隊及進增援，打退了日軍進攻。直至8月26日，八路軍一直扼守獅垴山，成功地掩了129師主力完成破襲正太鐵路的行動。

　　9月22日，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3團進攻東團堡，由於日軍放毒、八路軍約300人中毒，致使第一次攻擊失利。以後第3團用浸水口罩簡易防護，經過幾天的反覆爭奪，最終全殲170名日軍士官。

　　9月23日，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20團2次攻進曹溝堡，日軍在村莊裡放毒，第20團大部分官兵中毒，被迫撤出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