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最近的20多年，中國一直在致力推進自己國家的全面現代化。改革開放的規模由小到大，與此同時，對中國發展前途的信心與懷疑也在兩極化地增長，問題歸根到底就是一個：中國是否能把握得了現代化？或，現代化與中國國情到底能否順利“磨合”？懷疑論一方的擔憂是：現代化有可能導致中國現社會結構的崩潰。主要根據是中國目前失業壓力過大，入世後國外競爭加強，當地農民失去保護屏障，政府和執政黨內部的嚴重腐敗現象，過時的財政管理制度醞釀潛在風險，收入不平等和地區差距日益擴大，環境與生態資源惡化減少，及社會綜合治安狀況不穩的趨勢。於是，現代化固然是好，但以中國的具體經濟、政治、文化和生態狀況，卻很有可能消受不了現代化，就好似熊掌燕窩雖是大補，但卻不是什麼身體情況都適用一樣。

　　操作不當，現代化反會成為中國崩潰的導火索。有海外輿論認為，中國目前的執政黨和政府管理控制一個封閉落後的窮國還行，但可能拿捏不住現代化社會，尤其是處在從傳統向現代轉型動盪狀態的社會。更極端的看法，以美國版新書《中國即將到來的崩潰》為例，乃預言五年之內中國內部將會有暴力起義推翻政府。據說中國的體制內部，最近也有報告認為加入世貿會帶來更多危險和壓力，集體鬧事請願，惡性發泄報復等活動會愈來愈多，嚴重威脅社會穩定。

　　筆者認為，對中國的發展前途抱有信心還是充滿懷疑，主要取決於觀察思考這個問題的層面和角度。看中國問題沒有歷史感不行，有5000年文化的中國不是才有200年記錄的美國，中國的事情往往可以“讓歷史告訴未來”。縱觀中國的近現代歷史發展曲線，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走下坡路，1937年南京大屠殺跌到谷底，然後又跌跌撞撞地掙扎了約40年，終於在上世紀80年代才步入發展壯大的正軌。首要的結論是：中國和中華民族，在目前和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間內，都會當然處在上升騰飛的正面狀態，這是歷史的潮流，是眾望所歸。人心向背將決定中國的前途。

　　忽視了這一點，就會導致謬誤和錯判。筆者在新著《第三類把握》（見下編者按）一書的前言中也表示：“在21世紀，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歷史使命再清楚不過：振興古老的文明，一改前150年的頹勢，恢復自己作為世界主流文化應有的特質，創造力和領導地位。”

　　由此，第二個結論是，中國和中國人民必定有能力，有耐心，有智慧，去克服困難，成功實現現代化。譬如，最新統計表明，中國社會階層中目前發展成長最快的，是中產階級，10年後中國的中產階級人口可能接近4億。而現代化市場，

民主、法制和公民社會的基石，就是中產階級。而中國官方則提出要從原先狹隘地代表工人農民，轉變到“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這個新思維的現實意義顯而易見。

　　第三個結論是，培養現代化的智慧和能力，可幫助減小社會轉型負作用的影響震盪。這其中有兩個方面的努力最重要，一是主動，二是深度。主動是指要搶先扼住問題與挑戰的關鍵要點加以解決應對，要依靠知識、信息、科技和民意。再者就是推進現代化的深層掘進，不能只作面子文章。譬如在爭取外資的問題上，如果只熱衷拿了外資拼命上項目，卻疏於管理、培訓、科技、產品、市場等方面的努力，不能早日收回投資開始盈利，最後被外資套牢，金融危機發生的風險就愈來愈高。最近南美的阿根廷因外債過多過重而發生全國性經濟騷亂，就是一反面教訓。

　　在即將到來的2002年，中國是否能持續穩定，同時具創造性地成長發展，希望以上三個結論，能有助於這方面的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