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統一模式有待創新

● 伍俊飛（倫敦）

　　雖然中國大陸對陳水扁“一邊一國”論的反應極為低調，但這平靜的背後恐怕潛藏着真正的兇險。孫子云：“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又云：“攻其不備，出其不意。”北京不同尋常的克制，反而讓追求和平者更加憂慮。

　　人們不禁要問：台海和平到底有沒有希望？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但需要兩岸在統一模式上有所創新。筆者以為，不囿於政治學和國際法理論的束縛，不拘泥於政治人物意見的具體細節，從經驗主義出發，以“一國兩治，體制共新”，即“兩治共新”模式來實現兩岸統一，不失為良策。

　　　在詳細論述這一模式之前，筆者先釐清並簡單分析一下政界和學界的其它主要設想。目前，各方提出的主張不下百種。除李登輝的“兩國論”和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之外，較具代表性的還有，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蔣經國的“一國良制”，連戰的“民主統一論”，陶百川的“中華共同體”，陳立夫的“文化統一論”，馬彬的“中華邦聯”，彭明敏的“一中一台”，嚴家其的“聯邦制中國”，陸鏗的“中華聯邦”等等。如果粗略歸類，可以分為“一國兩制”、“邦聯制”、“聯邦制”和“一國一制”四大類別。

一國兩制的局限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的創造。鄧小平不為馬克思主義教條所困擾，也不為當時開始流行的西方理論所誘惑，秉持經驗主義態度，大膽試驗，邊摸索邊總結。基於同樣的哲學態度，鄧小平在國家統一問題上提出了“一國兩制”模式。它結合了單一制與複合制國家權力結構的優點，對港澳而言，是一種比較切合實際的制度安排。大陸收回港澳的成功，是對鄧小平遠見卓識的最好註腳。

　　然而，把“一國兩制”應用於當前的台海，存在兩個非常大的局限性。第一，傳統意識形態色彩太濃。“一國兩制”中的“制”是着眼於冷戰時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劃分。在目前大陸的混合經濟體制已成雛形的情況下，這一描述顯得落後於現實。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早已突破了鄧小平頭腦中的意識形態框架。第二，“一國兩制”中的“一國”理所當然地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而言，有盛氣凌人之嫌。從鄧小平的角度看，國民黨作為其手下敗將，能夠從“一國兩制”中獲得諸多優厚待遇，已經是大大受惠於中共之恩德，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兩岸談判中的主體地位根本不容討論。鄧小平是創立新中國的元老，他的這一立場情有可原，問題是台灣對他的“慷慨”決不會心存感激。作為中國在國際舞台事實上的代表，大陸可以在現行國際法的框架內收回港澳，因為英、葡兩國對大陸的這一地位不加質疑。然而，台灣作為中國事實上的一個治區，根本不承認大陸治區對中國的代表權。大陸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體地位，使兩岸和談始終無法重新開啟。

　　“一國兩制”模式中的經驗主義取向是可取的，但其意識形態的分析方式，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體地位的單方面界定，已經成為兩岸和談的障礙。

邦聯、聯邦與一國一制

　　邦聯制為許多台灣政治家和學者所主張。邦聯是多個主權國家的鬆散聯合體。歷史上最典型的個案是獨立後十餘年內的美國。邦聯各成員國享有實質性的獨立外交與國防權力，擁有不同的憲法或基本法，擁有各自獨立的立法、行政、司法和軍事全權。邦聯沒有司法終審權和最高立法機關，也沒有統一的軍隊。台灣方面之所以熱衷於邦聯制，是因為它堅持了所謂兩岸對等，促進民主的原則，照顧了台灣一向要求的尊嚴，也滿足了兩岸實現民族統一的共同心理。

　　然而，邦聯制不可能被大陸所接受。根據此一安排，台灣成為一個國際法承認的獨立國家。它固然維護了兩岸和平，促進了雙邊交流，認同了民族統一，但在現行國際法框架內，幾乎是背書了台灣的民族國家身份，使其得以名正言順地進入聯合國。這根本就是分裂中國，筆者堅決反對這一模式。

　　聯邦制為一些身居海外的大陸學人所認同。聯邦是由多個無主權地位的政治實體組成的國家。聯邦成員擁有各自不同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機關，也可擁有不與聯邦憲法相牴觸的基本法。聯邦則有聳立於各成員立法權之上的共同憲法，擁有最高的立法、行政與司法機關，擁有司法終審權，也擁有獨立的國防與外交權力。聯邦成員不可以單方面退出國家。“一國兩制”下的台灣，實際上享有的權力遠大於一個聯邦成員，因為鄧小平允許台灣擁有自己的軍隊，享有司法終審權。

先要實現經濟自由

　　聯邦制的安排，一則不會被台灣真正接受，二則會產生溢出效應，使大陸本已存在的西藏和新疆問題變得更加棘手。在競爭性的民族國家體系當中，大陸的當務之急是在確保穩定的前提下，從整體上迅速提升國家的綜合國力。在具有足夠的中央財力以後，建立一個全國性社會福利保障體制，為進一步的政治體制改革打下牢固的物質基礎。所以，大陸近期內不可能把中央權力過度讓與地方，以免損害國家長治久安的大計。在這一問題上，胡鞍鋼等學者的看法是正確的。筆者以為，以聯邦制實現兩岸統一，會妨礙中華民族的復興，並極有可能導致國家混亂甚至解體，因此不應付諸實施。

　　“一國一制”為一些國民黨人士所倡導。它主張在大陸快速推進民主化以後實現兩岸統一。這一設想願望是好的，但不太符合大陸實情。在自由和民主之間，自由具有更高的價值。民主只是諸多維護政治自由的形式之一。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應該是司法的相對獨立，實現對共產黨權力的制衡，而不是多黨制與普選。只要權力制衡原則得以真正確立，即使共產黨一黨執政，中國公民的政治自由也會得到實質性的提升。

　　再者，中國最迫切的問題仍然是經濟自由而不是政治自由。在跨國公司富可敵國的年代，單靠公民個人而不藉助國家來實施經濟自由，並非是理想的選擇。依靠強大的中央權威，以混合經濟模式從整體上儘快實現財富增長，然後在適當時間以民主社會主義模式重行分配，從而普遍提升公民福利，促進公民經濟自由，為促進政治自由奠定物質基礎，這才是中國的正道。

　　在資本全球擴張的年代，沒有財富的支撐，流於形式的選舉政治並不能真正提高整體自由。打個比方，假若給予一個人逛超市的權利而不給他鈔票，此人就沒有什麼實質上的自由。“一國一制”所能給予的，也就只是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