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系崩潰及重建 甲申事變前後

朱寧

1644年，時逢甲申。這一年農民起義軍推翻統治了二百七十六年的明帝國，入主北京僅40天，旋即被南下的滿族人打敗，從此開始了滿清治下的中國。這一年6月6日是令無數明臣掩面傷泣的日子，到本世紀郭沫若還寫了《甲申三百年祭》作為紀念。如果用長鏡頭，再將這一事件放在世界文明史背景中，其意義便更不尋常了。

明朝的滅亡可以看作是中華文明體系的一次崩潰。它的覆亡和幾百年前消亡的宋朝沒有太大區別，此次，不過是這個數世紀一直處於靜止狀態社會的最終結局。中華文明在進入“後帝國時代”後，出現兩個無法抹去的下沉特徵：一是從橫向來看，這個同心圓狀的、由核心區（中原地區）和邊緣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組成的帝國體系，即東亞封貢體系已遭到受中原文化影響的半開化民族如女真、蒙古、契丹、党項人的強勁挑戰。地緣政治地圖由於力量對比的改變而改變，中原的漢民族遭到崛起的游牧民族的分割、包圍乃至壓縮 金人長達一世紀的控制中原以及蒙古人逐鹿中原、繼承大統也不過是漢文化擴散引起長期變化的結果罷了；二是從縱向來看，這個高度精密、等級森嚴的帝國政治體系中，也分離出了一大批被社會遺棄的邊緣人 流民，他們是王朝末期的必然產物：官僚政治極度腐敗，侵吞農民土地已成為官吏和大地主的最高追求，人口成倍增長，農業生產率大不如從前，一遇到災年，成百萬計的流民如同乾柴，一人振臂則應者雲集，遂以燎原之勢焚燒將傾的帝國大廈。

明朝的滅亡就是這一文明機體時時發作疾病的結果。這兩件事差不多是同時發生的。1619年“薩爾滸”之戰，以“十三副鎧甲起兵”的女真人努爾哈赤擊敗明軍。這意味着這支始終遊蕩在邊緣地區的少數民族力量，真正具備了挑戰核心地區的勇氣和能力。這支力量壯大得如此迅速，蓋因他們生逢其時 明朝帝國已衰敗不堪，各地已出現了農民起義。

這時候的世界已是一個歐洲人力量遍布的世界了。但中國人清楚這一點要到兩百年後的鴉片戰爭。明朝與李自成義軍及滿清八旗兵為體系的崩潰與重建激戰之時，歐洲人也同樣為新秩序的建立臨近“三十年戰爭”的尾聲。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是現代國際體系的雛形，它的觸角這時已伸向了亞洲。但在奧斯曼帝國和中華社會眼裡，歐洲文化顯得幼稚粗陋，尚處在文化“戰國時期”的它是不具備輸出新文化能力的，歐洲文化的成熟要到法國大革命之後。海上強國葡萄牙和荷蘭人也僅有海上優勢而已，不敢有在陸上與這些帝國較量且取勝的僥倖。

全球貿易主要集中在大西洋，即歐洲的工業製品、美洲的原料、非洲的勞動力這樣一個洲際三角貿易。另一個洲際三角貿易也同樣形成了：即亞洲的奢侈品、美洲的金銀、歐洲的工業品，這一貿易體系是葡萄牙人在取代了阿拉伯人主導亞洲貿易之後建立的。葡萄牙人控制着歐洲到亞洲的所有重要海上通道和戰略要地：馬六甲成為他們在亞洲最大的物資集散地和軍事要塞。1514年葡萄牙人到達中國廣州並得到明朝的特許從事經營貿易。在這一時期，歐洲的粗糙的產品在亞洲無落腳之地，他們只能扮演中間商的角色：將東印度群島的香料以及日本的白銀和銅運到中國，又將中國的茶、絲綢、工藝品運到這兩地，或者將亞洲的特產販到歐洲，將歐洲從美洲掠奪的黃金、白銀流入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

這一洲際貿易與大西洋的洲際貿易有很大的不同，大西洋貿易有利於歐洲，這種貿易則對中國有利 此種大好局面一直保持到1800年前後、鴉片流入中國引起白銀外流為止。

擁有貿易主動權的中國儘管不甚積極，但受惠於這一國際貿易卻無庸置疑。這些貿易影響緩慢地滲透到了帝國政治體系以及民眾的日常生活。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美洲的農作物進入中國，如花生、玉米、甜薯等易生長、產量高的農產品，推動了人口激增。到1600年明朝人口已達1．5億。這對早已衰弱的明朝來說並不是好事。照理來說，人口的增長在西方是文明擴張的動力之一，但條件是農業領域首先出現革命性進步。但新作物植根中國後，農業勞動生產率並未提高，反而降低了，沒有任何技術或新的耕種方法出現。逐漸地，農業生產量與迅速增長的人口不平衡了。假如人口的增長被控制在合理狀態，大量剩餘產品就可能進入商業流通渠道，用於城市消費，從而刺激城市手工業發展。明朝的人口快速增長，限制了後來徵集資源對付外患內憂的能力，也消耗了原來可作為商業流通的剩餘產品，人地矛盾已極為突出。自發的移民出現了，先是向西南地區再是向東南亞，儘管明廷明令禁止，1603年，即西班牙屠殺移往菲律賓的明朝人時，那裡的明朝人已達兩萬人，是西班牙人的20倍。不過，十七世紀初經濟狀況惡化與氣候也有很大關係 遭遇了最寒冷的時期 歐洲學者稱之為“小冰河時代”。這嚴重影響到農業，許多地區歉收，流民增加。剩餘人口到了災年就匯合成沖毀帝國的洪流。

國際貿易對明朝第二件重大影響是美洲金銀的流入。在16世紀末中國的絲綢、茶品占據了歐洲市場，大量金銀流入中國。這為國內商業發展帶來良機 英國，因價格革命而出現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西班牙經濟則因此遭到打擊為其衰落埋下病根。在明朝同樣出現了因福致禍的事 金銀流入僅僅對東南沿海的商業發展影響很大，對其他地區卻無甚觸及。況且張居正主政時期，將全國的白銀囤積於中央政府，不但使白銀失去作為貨幣促進商業流通的價值，反而引發了大規模的通貨緊縮，全國一些重要商品價格下跌，使一度發達的經濟墮入低迷。更有一個負面影響不能忽視：當東北地區滿族與明軍大戰時，明廷將大批銀兩調往東北地區，西北地區的財政和經濟都遭到打擊 李自成能在西北崛起不能說與之無關。李自成與以往農民起義一樣，是中國文明衰落的間歇性周期現象，它調整了社會關係，但由於其局限性，未能帶來革命性的社會進步。

差不多與清軍入主中原同時，英國取代葡萄牙、荷蘭人控制了亞太地區的所有海上戰略通道。英國之所以能在亞洲較其他歐洲國家更有力量在於它擁有印度。但是歐洲的商品仍然對亞洲尤其是中國沒有絲毫吸引力。亞洲人都只對金銀有興趣。1700年英屬東印度公司向亞洲出口的貨物四分之三是貴金屬。毫無疑問，東西方兩大文明體系的撞擊中，僅從貿易上來看，東方都是贏家。但是有一個轉變正在悄悄發生，即貿易主導權正在被歐洲人掌握。主要是因為中國太過於依賴貴重金屬進口：清朝在開國頭10年鑄造的銅元竟然超過明朝200餘年所鑄造的總和。民間因有廉價的貨幣流通，促進了國內商業區的發展。但是，國際貿易長期且隱性的影響要到1800年前後才顯現出來：白銀的逆流和剩餘人口的出現最終使不堪重負的政府在經濟凋敝後財政瀕於破產了。

這個在明朝廢墟上重建的帝國，恢復了東亞封貢體系。周邊的國家如朝鮮、琉球、暹羅、爪哇等等國家重新開始朝貢。它在地緣戰略上仍沿襲歷代：向北發展大陸力量。戰略推進的前夕，清軍平息了西蒙古人的叛亂，作為這一事件的延伸：東西方兩個最有成就、最有才華的君主 康熙與彼得，在長久對視中，又匆匆打了個照面 1689年，清軍在雅克薩戰勝了擴張犯邊的俄軍後，簽訂了一個穩固北方邊境達170年之久的《尼布楚條約》。

然而，清朝已處於戰略上的兩難：既要對付北方的擴張之敵俄羅斯，又要對付海上的強大敵人英國。但清朝的統治者絲毫不了解已進步、縮小且飛速變化的世界：在悄悄開來的歷史巨輪面前，她自恃強大的武力已生鏽，她自視恢弘的文化已萎靡。她卻只不過威嚴而倦煩地看了兩眼，便在自我滿足中沉湎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