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鄧稼先那樸素的家中，夫人許鹿希談到了一段往事。
錢學森召見鄧稼先說：“中國要放一個大爆竹，要你來做這個大爆竹”。當晚，鄧回去後與夫人通宵不眠。他只說，要去干一件工作：“從今以後我的生命就交給了這個工作。家中的事和兩個孩子我是不能管了”。有一天，許德珩問嚴濟慈：“是誰為中國造出的原子彈？”嚴哈哈大笑，說：“你去問你的女婿吧”。鄧按下了原子彈起爆按鈕，一切就緒了。這時一輛吉普開到他辦公室門口，來人交給他一張去上海的機票、一封母親病危的電報。其實母親早就病危。但這時候，領導才告訴他並安排他。鄧立即登車登機，去上海醫院看老母。聽此，我想起“岳母刺字”。鄧夫人許鹿希說：“請告訴中國人民可以放心了，沒有人再會來轟炸我們的，我們可以在和平中生活、學習、建設。中國已經達到核極限，是世界五大核工業國之一。”
鄧稼先他們，是一代人完成了別國五代科學家的任務，一口氣從原子彈干到中子彈，到氫彈，到電腦模擬的核極限的。中國的國力，尤其經過“文革”，如果再分代的話，根本就沒有時間達到現在這樣的國防水平了。鄧稼先是知道很快就要“世界性禁核”的。如果中國不能搶在這個時間內完成核極限實驗，那麼就會“被禁”，而不能成為“大國”。所以，鄧稼先一直在搶這時間，他忘了自己生命的時間，忘了其他一切的時間，惟要中國脫離打受欺的時間。我國是在鄧稼先逝世十周年那天爆炸了最後一顆原子彈，然後在次日宣布參加禁核的。
在鄧家，我看到了張愛萍在一塊素布上題寫的“兩彈元勛鄧稼先”。我想，“元勛”的意思，是說對中國成為當代大國有功，而不僅僅是“軍功”。在一次爆炸失敗後，幾個單位在推卸責任。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須有人到那顆原子彈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鄧稼先說
：“誰也別去，我進去吧。你們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他一個人走進了那片地區，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了核彈頭，用手把他捧着，走了出來。最後證明是降落傘的問題。就是這一次，伏下了他死於射線之下的死因。許鹿希說：“說有位年輕的導演，要拍鄧稼先，要一幢別墅，兩隊警衛。我說，鄧稼先不是那樣的。”她說：“我此生就住在這裡了。這才是鄧稼先生前住的房子。這兩個沙發是楊振寧來看鄧稼先的時候坐的。他們兩人就這樣
一人一個，坐在這兒談話。”當年為了歡迎楊振寧來，夫婦倆上街挑了一個床單，就是現在鋪在床上的那個，是單色的“十大建築”。鄧稼先喜歡這一個，就決定買了。這張桌子就是鄧稼先回來工作的桌子。那封信就是在這寫的。那封信是一封讓楊振寧喜極而泣的信。楊振寧在美國聽美國人說：中國人的原子彈是由美國科學家參與做成的。他到了國內，很想問鄧，但是沒有啟口。直到上飛機時，他問了：“有沒有美國人？”鄧遲疑了一下，說：“你先走吧。”鄧回家立即請
示周總理。周說：“把實情告訴他。”鄧就是在這張桌子上寫了一封信，送信的人就等在桌邊，立即拿了上飛機。到了上海趕到給楊振寧的送別宴上，親手交給他。楊振寧當場打開，一看，立即淚流滿面。“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楊立刻到洗手間去了。作為一個宴席的主賓，突然地淚流滿面。人們的驚訝可想而知。我與楊博士亦曾有過對面談話與一次來信的交往。以楊的應變能力，可達外交家與政治家水平。他風度傲然，氣勢逼人，令人很難看到內里。他流
淚了。他當年在雲南，後來在海外盼望過的強國夢，被他的同學實現了。這是他的祖國。中國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他的淚水流在中國，中國接受着。房東真正的房東是擁有土地的人。他們是房屋和土地的看守者，使那些漂泊來去的人也擁有這土地和房屋。大物理學家楊振寧每來雲南，必回龍院村。今年是與他的兩個弟弟一塊回的。他們在那裡恰遇幾個鄉村少年，還與少年人聊了聊“前途”之類。也看了那些田地，自然，進了當年自家住的院落。在偌大的世界上，他
認這塊土地，認這座鄉村院落，也認他的老房東。我們攝製組自然也認了這裡去拍。房東是個典型的老農婦，藍布蓋頭，藍布大褂，滿臉碎紋。問她：“楊振寧家的孩子淘不淘？”她說：“他沒有孩子，他還是個孩子。”又問：“他淘不淘呢？”答：“他不淘，沒有我們家的孩子淘。他總在樓上看書。”這老太太可謂清楚。於是走的時候，攝製組對她說：“知不知道以前住在這裡的楊振寧得了諾貝爾獎，成了世界大名人？”老太太淡然地說：“是不是名人，我們不知道。就
看他為不為中國人辦事了。”一語驚四座。攝製組的作家、記者皆環顧而悚然。仿佛是這塊古老的陽光明媚的土地自己在說話了一樣。當晚有人把這話上了電子網絡。我則想將他發給所有的名人，只要他和她，還認自己是華人。在採訪中，據我觀察，楊振寧和李政道，不僅在為中國人辦事，而且好像都在比賽着辦。畢竟同是一方水土，民心民意，與名人心意，都跳不出這個法壇。楊振寧曾寫道，其父楊武之先生至死時，“在心裡的一角都不能原諒他放棄中國國籍的事”。楊
振寧是一個孝子。楊武之先生對他的父訓，是血肉與精神學識的雙重給予。楊振寧獲獎研究的課題，就與其父當年在昆明給他看的一本《群論》有關。在父訓下，楊振寧從小熟讀《孟子》。他所以頻頻地看望和關注老同學鄧稼先，在鄧死後又親自着文，稱鄧為“民族英雄”一類的人。我認為，這就是他“心裡也有一角”，那至死不能移動的情和欠。如果他不認為他欠點什麼，那他就不是一個完全的中國人。
請大家互相在全球和在有中國人的外星球上，轉達一下房東老太太的這句話吧。不被消化掉的人現在似乎更崇尚“識時務者為俊傑”這句話了。但我想說：“不被消化掉的人”亦是真俊傑！ 2000年8月，李政道來北京3天，相約給我半天接受採訪。千里外帶了一盒雲南的中草藥，想送他。有人好心勸我道：“人家這些人已經是洋人了，根本就不信這些根根草草。現在是中國人信西藥，而西方人並不信中藥。人家拿了不知所措，只有扔掉。”一席話說得我鄉情大傷。但我仍是拿去了，固執地想要和他認這個“同”。清早，我專門問了與李長期合作的沈克琦老師。沈老笑道：“李政道就是中國人，他身上有很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你一接觸就知道，他很尊重祖國醫學。這個很好，拿去！”與李政道相對一早上，感覺首先是“老師”──他先接過我的採訪提綱，用筆在上面劃劃，說：“這樣你的重要內容時間才夠。”然後是“學長”──他親切融洽得像長你幾班的大同學。最後是“朋友”──我說：“想拍一拍這個‘國際科技中心’的房間，不知您是否願意帶我們看看？”他說：“我非常願意”。他喜形於色地向我們作介紹。書架上，他的每一本書都是以中國畫為封面，以中國文化的古意為書名的。在那些具有世界性成就的科學論着封面上，畫着老莊故事和垂髫的牧童等。李政道特別喜愛那首“紅了櫻桃，綠了芭蕉，流光容易把人拋”的畫意。他先和我推敲“光陰”一詞，他說：“光與陰，是兩個意思。”我說：“晝與夜乎？”他說：“有一點接近，還不完全。”他認為，在“光陰”這個中國詞的含意里就已經包含了現代世界科學對“時間”、對“光速”和“相對論”等很多內容的領悟。李政道的這種悟性，這種中國文化與科學融會貫通的精英式思維，這種豐美的人格，令人不由傾倒。一盒雲南中草藥，順理成章地拿出來和被接受了。我感覺到的是，他和我們沒有“斷”。他不像那些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人，像外星人一樣地看待他的故土與草木。我看見的李政道是一個親手做一切事情的人，包括如何布置那些辦公室，當他妻子活着的時候，曾親自為他設計寫字檯。他就在這張台上為我們題詞。沈克琦說，為給中國辦事，李常常親自向國外名大學名學者寫幾十封信，併到郵局親手發走。在李的身邊，助手們也是科學家，沒有什麼“女秘書”型的人。李政道的排場還不如今天國內的一個縣長。我不管他的護照是什麼，李政道是一個沒有被西方強大的物質文明與文化消化掉的中國人。我想到：西南聯大對我們民族的最大功勳，就是培養了一大批“不被消化掉的人”。消化，有各種各樣的。例如：被完全地同化，忘卻“來處”。例如：被腐化，忘卻初衷使命。例如：漢劉阿斗就是一個“此間樂，不思蜀”的，可隨他人腸道消化作渣滓的東西。中華民族所以成為中華民族，東方文化所以成為人類的一大板快或一大救援，就是因為不被任何力量消化，只願意自身去消化其他，從而強大起來，屹立頂天。像鄧稼先，更遠一點如鄧小平，都是留學海外而立志自強的偉人。“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是否就是：“不願意被消化掉的人們”？兩張照片：看見鄧稼先在去世前，嘴角出血與楊振寧合影的照片，我感到他是一種壯志已酬，得其所哉的欣慰。夫人許鹿希說，那時他已是全身大出血，擦也擦不干，止也止不住了。高強射線導致的不治之症。這是在他手捧核彈頭走出放射區時，就心裡明白的。另一張照片，是鄧稼先有一次開會在西湖，他拉着同仁在“精忠報國”那四個古意盎然的字前照了一張相片。許鹿希說，鄧不愛照相，但這張照片是他自己要照的。當初隨鄧稼先一起搞原子彈的科學家，有些中途而退了。因為“沒有科研成果，不能家庭團聚，不許親友通信”。作為知識分子和普通人的生活、樂趣、權益，是必須犧牲掉的了。而最後獲表彰的25人中，就有8位西南聯大的學生。除了有能力，這種“肯犧牲”，肯為民族大局淹沒自我的精神，也是聯大人的一種不被磨滅的氣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