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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同志在著名的《論持久戰》一文中說：“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毛澤東同志在這裡所說的“力量”，在黨取得了國家政權以後也就是國力。可見，國力是一個綜合指標，它深蘊於國情的方方面面。它不僅包括“軍力和經濟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包括構成“人力”和“人心”的各種要素，如政治、社會、文化、道德以及意識形態、國民健康水平等等都與國力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都決定着國力的強弱、高低。因此，我們關注國力的提高，不能不首先關注國情的狀況。

　　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的新中國，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了昂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光輝成就。我們不僅以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着占世界21%的人口，而且我們活得很好，全國人均壽命由1949年的35歲提高到六十年代的70歲；與此同時，我們一次又一次戰勝了頭號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地區霸權主義的武裝進犯與戰爭威脅。儘管我們並不擁有一流的經濟實力，但我們卻擁有一流的國力。因為擁有馬克思主義這個先進的革命理論和意識形態，擁有社會主義這個先進的社會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有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同心同德這個法寶，我們就無敵於天下！

　　然而，正如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的，世界充滿了矛盾，而矛盾永遠處於運動之中。運動就是變化。我們的國情也在變化：既有向有利方面的變化，也有向不利方面的變化。中華民族歷來具有“居安思危”的危機感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憂患意識。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當前國際國內形勢異常複雜、艱險的時刻，讓我們來關注一下當前令人憂慮的某些國情，並非是無謂之談。

　　有哪些國情值得我們憂慮呢？

　　一、 國民經濟面臨着嚴峻的形勢。

　　據《國際金融報》今年1月1日報道：我國經濟發展當前面臨四大挑戰：第一大挑戰，持久的就業壓力；第二大挑戰，保持增長的持續性；第三大挑戰，收入不平等和地區差距日益擴大；第四大挑戰，環境可持續問題。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徐宏源分析：“當前國民經濟存在的主要問題，可歸納為四個下降：即財政收入增長下降、企業效率增長下降、物價指數及居民消費指數下降、外貿協議投資金額增長下降。”據國家統計局統計，今年1至4月CPI同比下降了0·7%。

　　2002年3月北京“兩會”期間，李鵬委員長在重慶組講：1998年中央強調擴大內需市場，實際上連續三年通貨緊縮，內需無法拉動。1997年供過於求，商品占35·2%，到了2001年上升到了85%，形勢更加嚴重。

　　據《經濟日報》2002年5月30日報道：“今年以來，國內消費增幅確實出現了令人不安的下滑跡象，國內消費市場五大問題交替出現：一是商品市場供過於求；二是城鄉市場銷售增幅的差距仍在擴大；三是股市低迷，儲蓄猛增，消費傾向趨弱；四是物價水平持續下滑，通貨緊縮跡象加深；五是商業企業規模偏小，市場經營主體總體上仍處於零散狀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國內新聞媒體不斷傳來南京、成都、鄭州等地的廠家和奶農，將白花花的鮮牛奶倒進下水道或餵豬的消息，讓人們對這隻“看不見的手”竟也可以如此肆無忌憚地擺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在說不清是苦還是甜。

　　更加值得關注的是：

　　1、我們的農業距離“現代化”是不是更遠了？

　　其實，在我們放棄集體化的同時，也就放棄了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基本條件，因為常識告訴我們，在分散的、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是無法實現現代化的。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著文：“從1998年以來，我國糧食產量持續4年下降，平均每年減產1492萬噸，現在已明顯低於生產能力”。世界觀察研究所的專家披露：目前中國每年糧食短缺4500萬噸。《中國國情國力》第一期報道：“自1997年以來，我國農民收入增長幅度連年下滑，由1996年的9%持續下降到2000年的1·9%。由於農民‘買不起’，不僅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順利循環，造成經濟增長乏力，社會資源閒置，長此下去，也將嚴重影響社會和政治的穩定。”統計表明：2000年，每個農民的農業盈餘為314.1元，比1997年的655.2元，下降了52%。相應的，農民對農業的投入，1997年為人均437元，到2000年，人均投入為286.5元，下降了40%。（胡鞍鋼：《加入WTO後的中國農業和農民》）

　　農業收入的連年下降，迫使農村青壯年勞力不得不進城打工，否則就無法生活。而農村精壯勞力的轉移，則造成大量農田荒蕪，農業投入降低，田越種越瘦，莊稼品質越來越差，土地利用率也降低了，過去是一年三熟，現在多半是一年只種一季谷。農田水利更是難以維持現狀（新華網4月9日）。

　　農業投入的銳減、土地的大量荒蕪和管理水平的低下，使農業災害頻仍。連續四年，我國北方11個省區1800萬公頃土地遭受蝗災。據中央電視台6月9日《新聞聯播》報道，入夏以來，我國北方又有14個省區發生嚴重蝗災，受災面積達2200萬公頃，面積越來越大。

　　由於工業發展所帶給生態環境的必然影響，由於對自然資源的過度利用，我國生態環境受到極大破壞。全國政協委員牛文元在今年“兩會”期間的提案中寫道：“中國目前全國水土流失面積為367萬平方公里，約占國土面積的38%，平均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積1萬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面積已達262萬平方公里，每年還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揚塵、浮塵和沙塵暴頻繁發生；草地退化、沙化和鹼化的面積占草地總面積的三分之一，並且每年還在以200公頃的速度增加。”據《每周文摘》今年第3期報道，國家環保總局公布的調查結果表明，目前僅中國西部每年因生態環境破壞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就達1500億元，占當地同期生產總值的13%。

　　環境專家認為，近20年來，由於過度開發地下水，再加上不適當工業發展，污染了近80%的江河湖泊，因此中國淡水資源匱乏。居民、工業和農業爭水，因為農業附加值太低，無力承受水價，農業將進一步下滑。到2010年，我國將每年缺水318億立方米。

　　沒有了農業現代化，我國農業的出路在哪裡？

　　2、金融和證券市場態勢險惡。

　　截至2001年年底，我國國有銀行擁有儲蓄餘額7.2萬億元人民幣和811億美元。其中80%儲蓄餘額為20%“優質客戶”所有，而銀行目前60%的利潤，來自10%的優質客戶。可見，這些“優質客戶”的去留，直接關繫到國有銀行的命運。隨着入世後外資銀行的登陸，這些優質客戶已經開始流失。來自《中國經營報》4月5日的報道：“南京愛立信公司提前歸還工行、交行的貸款，轉而向美國花旗銀行上海分行貸了同樣數額的巨款，這將在中國國有銀行優良客戶中造成連鎖反映。”到2001年9月底，外資銀行在我國已有190多家，其中包括158家分行。據《工人日報》2002年5月27日報道：中國私人美元流入美國市場。國際清算銀行說，中國私人持有的美元量在近幾年中急劇增長，而其中很大部分是被用於購買美國的債券。中國增長勢頭最猛的是私人外匯存款，存款額達816億美元（合6500多億人民幣），這是1992年底數字的近9倍。從1999年到2001年的3年中，中國私人購買美國債券796億美元。

　　與此同時，我國中小銀行為了自身的生存，紛紛將聯姻的“彩球”拋向外資銀行，這不僅為外資銀行“入股內地的股份制銀行，進一步在我國資本市場跑馬圈地、低成本擴張”提供了空間，而且使我國國有大銀行陷入了中外合圍的險境（《國際日報》2002年4月9日）。據國能證券研發中心披露：我國入世後，“在我國資本市場上，各個行業都有可能發生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外資併購活動”。“在外經部、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聯合制定並發布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吸收外資參與資產重組和處置的暫行規定》及將陸續出台的有關政策的支持下，信達、華融、長城、東方這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手中所握住的A股上市公司股份，將很有可能成為外資併購的主要選擇對象。”此外，我國四大國有銀行有高達1·6萬億的不良資產和壞帳。據新華社2002年4月25日報道，僅工行的不良貸款就占其全部貸款的29·8%，這無疑也是中國國有銀行的一個沉重的負擔。

　　同樣，我國證券市場的情況也不容樂觀。

　　國務院經濟研究室的一份報告稱：目前我國上市的股市值（近6萬億人民幣）已經和市場嚴重脫節，股市值平均已超賣10至15倍。儘管股市仍現低迷，但泡沫如此升騰，一旦崩盤，後果將不堪設想。

　　二、 私有化的聲浪和進程日高一日，“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還能“堅持”多久？

　　著名的“破產經濟學家”曹思源等一大批所謂“改革智囊”，一次又一次公開鼓吹私有化。江澤民“七一講話”發表後，曹思源興奮有加，一再發表演說：“我說人間正道私有化，從古到今都是私有化。就是走了100年彎路，從列寧開始，走了100年彎路。搞公有制，從蘇聯到東歐、中國、越南、朝鮮，公有制沒有搞好的。誤入歧途100年，現在回到正道上來。所以我預言，21世紀在中國是私有經濟的天下。”

　　令人不解的是：就是這麼一個聲嘶力竭地公開鼓吹私有化、消滅公有制、消滅社會主義的人，現在居然紅得發紫，竟然成了黨和政府的“政策解釋人”和“改革預言家”！

　　而陸續出現的信息果然在證實着曹思源“預言”的可靠性。

　　據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日前發布的一項統計報告顯示，截止到2001年底，我國私營企業已達202·85萬戶，擁有的勞動力已經達到1億3千萬人，遠遠高過了公有制企業。在全國範圍內，現在仍在大膽、放手、全方位地發展私營經濟。私營經濟的發展不僅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策的長足支持，而且有國際資本的大力扶植。據《粵港信息日報》2002年5月27日報道：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日前在訪華期間宣布，世界銀行所屬的專門為私營企業融資的國際金融公司正式啟動援助中國私營企業項目，說私營經濟的發展“是中國經濟改革計劃的重點，也是世界銀行集團在中國的優先領域”。與此同時，據《香港文匯報》2002年2月10日報道：“國務院高層官員近日表示，政府今後四年內將關閉2900家國有企業”。

　　來自外經貿部的統計表明，截至今年4月，在我國外資投資企業有近40萬家，這些所謂“中外合資企業”，正在變成外商的獨資企業。據天津南開大學日前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跨國公司在與我國合資的企業中強調公司控股權，外國投資者在合資企業的獨資傾向日趨明顯，合資企業的外方不僅重視股權安排，而且非常重視通過非股權的安排加強控制合資企業，包括通過資金、核心技術、關鍵管理技能和營銷網絡等投入，使合資公司的經營決策和日常運作嚴重依賴外方母公司。”設在天津的中外合資漢高公司等一大批中外合資企業，早已變成了外商獨資企業。

　　除去“合資”企業在逐步變成外商獨資企業以外，我們還在迎接着跨國公司併購國有大企業新高潮的到來。據《揚子晚報》2002年4月8日報道：國家經貿委透露，跨國公司併購國企的政策草案已經擬定，這是為了符合入世協議，開放的幅度相當驚人，跨國公司的購併目標可以不局限在原來的中小企業，而外資持股比例也極可能在此細則調整中出現重大突破”。

　　中小企業可以賣，大型、超大型國有企業也可以賣；虧損企業可以賣，贏利企業也可以賣。據《中國經營報》2002年4月7日報道：“全國500強企業向跨國公司開放。業內人士透露：本次針對目標是響噹噹的國內500強企業，而國際巨頭們看中的也恰恰是這些企業在國內舉足輕重的地位”。

　　一方面，把企業、包括大型企業賣給國際資本；另一方面，也加快大型企業的“民營化”步伐。據《21世紀人才報》2002年5月17日報道：“近日，四川長虹電器董事長倪潤峰在接受採訪時說：目前，政策很明確，因為彩電是競爭性產品，未來國有股會逐步釋出，讓長虹成為民營企業。業內觀察家指出，如果長虹搞了民營化，估計其他如海爾、海信等同樣處在競爭性行業的國企，也會跟着搞民營化，這將引起重大的利益調整。”

　　要關閉的關閉了，能賣掉的賣掉了，賣不掉又關閉不了的，就實現“民營化”。公有制企業統統變成中外“民營”企業了，還哪裡去找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呢？

　　三、 腐敗與兩極分化並進，社會風氣長期惡化，國家凝聚力遭到嚴重破壞，犯罪率居高不下。

　　腐敗年年反，然而，似乎越反越有“抗藥性”。如今腐敗也在“一步一個新台階”，比如：

　　1、級別越來越高。

　　據2002年第10期《每周文摘》報道：中國紀檢檢察機關2001年共查結案件174633件，涉案175364名領導幹部被處分，其中包括16名省部級幹部。北京市今年一批落馬貪官中，局級（包括兩名副部級）以上幹部占了50%。

　　2、窩案、串案和集體腐敗案件增多。

　　據中央電視台報道，雲南思茅地區所屬6個縣的郵電局，竟有13名正副局長因受賄被判刑。廈門走私案涉案被判刑的有84人，其中僅廈門海關一個單位被判處死刑的就有14人。腐敗還走到了“見壞不怪，人人都愛”的地步。據《深圳商報》2002年1月25日報道：“年終會議竟有色情服務，長沙‘溫泉山莊’被預訂一空”。“在現場，記者看到，這裡保安把守森嚴，豪華轎車停滿了車場，會議代表報到後，各種娛樂設施便全部向與會者開放了，裝修豪華的溫泉體育館裡，游泳、保齡球、高爾夫、電子遊戲一應俱全，而每個人手裡的會議代表證則成為了記帳的帳單。據山莊市場部經理稱，我們每個房間都有桑拿按摩的服務電話，打個電話小姐就會服務上門，還可以帶出去，並保證安全。直到春節前，山莊的客房已被各單位預訂一空。”花公款買色情，居然是在一本正經的會議上；居然是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居然上上下下，集體行動，吃喝嫖賭，人人有份；居然還不止一個單位如此這般。古今中外的腐敗，還有比這更明目張胆、更厚顏無恥的嗎？又據《領導工作研究》2001年第12期披露：原河南省沁陽鋁電集團公司黨委書記兼總經理秦瑞歧一家，父母子女10口人參加工作，10口人貪污受賄，10口人接受法庭審判，10口人全都鋃鐺入獄，這是貨真價實的一窩蛀蟲！

　　3、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的數額越來越大。

　　中國銀行前行長、黨組書記王雪冰，貪污、受賄、洗黑錢，涉案金額達10億元，為建國以來至今所發現的最大個人貪污案。王已於2002年1月9日被正式逮捕。由王案又發現大案要案線索22起，涉案金額27億，涉案人員35人，僅行長、分行行長就有6人，他們個人的涉案金額，少的有750多萬，多的達2.2億美元。貴州交通廳廳長盧萬里，非法挪用該省築路國債基金40億元，從中漁利數億元，盧現已逃往國外。

　　4、腐敗“創新”出“理論”，犯罪的手段和性質也越來越惡劣。

　　據2002年第5期《南風窗》揭露，“因‘吹、賣（官）、嫖、賭、貪’而有‘五毒書記’之稱的原湖北省丹江市市委書記張二江，在擔任該市市長期間，與人合著了一本《下級學》。張二江這樣寫道：‘與上級領導關係如何，是下級晉升成功與否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有些人單純地認為，是太陽總會發光的------而不屑顧及與上級關係如何，這是一種十分幼稚而不切實際的想法。’至於如何贏得上級的好感，張二江提供了許多技巧和方法。”張二江的《下級學》，正是一本腐敗教科書。

　　2002年年初，《大河報》報道，一個官員養了38個情婦，他給每個情婦一部手機，與她們每個人都保持“單線聯繫”。《南國都市報》2002年5月19日報道：海南省原紡織工業局副局長李慶普寫了95本日記、拍攝了200多張照片、數盤錄象帶和光盤，詳細記錄下他玩弄每個婦女和姦淫幼女的經過，並保留每個女人的毛髮作“紀念”。《每周文摘》2002年第8期報道，山西省河津市政協副主席史民志，竟在出席省政協會議期間嫖宿兩名未滿14歲的幼女。湖北襄樊市一所中學的兩名校長楊大成、王傳國，相互勾結，為了向銀行貸款，竟將本校青年女教師騙到賓館，送給銀行行長馬國超強暴。湖北省天門市財政局長彭某等人，為了升官，有人竟將自己的老婆送給市委書記“享用”。這些人的罪惡行徑，登峰造極，寡廉鮮恥，無以復加。

　　腐敗的長期存在，助長和加快了兩極分化。美國《華盛頓郵報》一篇題為：《在中國巨富遠比美國容易得多》的文章中指出，中國百萬富翁的“第一桶黃金”無一例外地來自非法所得，並且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有“官場背景”。這就是說，富翁們的暴富是靠腐敗起家的。

　　中國富翁致富速度之快令人難以想象。據《國際金融報》2002年1月24日報道：“20年前，劉和幾位兄弟創辦第一家養鵪鶉的公司時，全部的資產僅有1000元人民幣。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獲得了快速發展，現在擁有83億淨資產。”20年間，這位劉老闆的資產翻了830萬倍！

　　中國如今有多少“劉老闆”呢？據《中國經營報》2002年2月9日報道：“2001年‘兩會’披露，中國45%的社會財富為1%的人所占有！1%是1300萬人。如果剔除家庭成員，那中國大約只有400——500萬真正腰纏萬貫的人。他們可能占有5萬億——7萬億‘百姓金融資產’。”

　　出現了“劉老闆階級”，自然社會上也就出現了為這個階級服務的項目、產品、行業、勞力和“就業觀念”。

　　據《中華工商時報》2002年5月17日報道：在上海唯一有山林景觀的佘山風景區，不久將為國內外富豪、超級富豪建造大型豪宅區。此處豪宅區，採用國際先進水準開發，占地面積4000畝，分兩期建成，‘上海紫園’其中一期占地1300畝，二期占地2500畝，平均每戶占地8畝左右，最大則達到20畝。每幢售價由1500萬元到1億元。

　　另據報道，“北京北郊檸檬湖開發的北美風格獨棟大宅，每棟售價100萬美元（合827萬人民幣），第一批68戶，到3月18日已全部售完。”上了美國《紐約時報》編輯的《當代中國富翁列傳》的40歲巨富李勤富，在上海南郊模仿美國白宮給自己蓋了一座辦公大樓，豪華無比，樓頂豎立着高三米、重三噸的本人銅像。他在市區另有一棟豪華如五星級賓館的辦公樓。

　　富翁們每家不僅擁有1——7輛進口高級轎車，而且不少人還擁有私家豪華遊艇，出海垂釣、聚餐、度假、談生意已經成為闊佬們的生活時尚。

　　闊佬們出遊更是“一路黃金一路歌”。到國外旅遊已是家常便飯，即是在國內，也有每天收費9000美元的“皇帝套房”供他們下榻，在九寨溝花上5000美元坐着飛機看野猴。

　　除此而外，闊佬們還享受着完善的醫療服務。他們不僅擁有自己的家庭醫生，還有“貴族診所”為他們提供服務。據報載，在北京、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都有這樣的“貴族診所”。“貴族診所”普遍實行會員制，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上者方可入會，入會費為2萬元。“診所的醫生都是高薪從全國‘挖’來的‘頂尖’級高手，各種器械均從美國進口，可謂‘裝備精良’。”每小時收費1萬元的急救直升飛機，可以隨時把生了病的闊佬送到任何他想去的醫院。

　　為了滿足闊佬們的“休閒需要”，所謂“陪類”服務也應運而生。陪聊、陪玩、陪讀、陪唱歌、陪購物、陪會友、陪旅遊------只要闊佬需要，就有人掙這口飯吃。據《中國青年報》2002年2月3日報道：“陪類服務”中介處貼着許多小廣告，如：“老闆欲聘一文科女生業餘時間共談人生，每小時酬金200元------”、“某成功男士急聘一名會游泳的大學生做陪伴，待遇從優，只要我滿意了，也會讓你滿意。”、“急聘舞林高手陪練，限女生，月薪2000元”。此外，還有招聘大學生陪考試、陪看電影等等。“一位中介人說：大多數客戶都明確提出要女生。‘到我這來找伴兒的，不是老闆就是款爺。他們現在也講品位了，一開口至少是本科生，還要求是名校的。據說他們之間還互相攀比，看誰的伴兒學歷高、條順（身材好）盤靚（面孔好看）！至於工作安全只能靠你自己去把握。有少數陪類兼職者最終也的確變成了大款包養的二奶。’”

　　沒錢的好漢是孫子，有錢的孬種是大爺。只因為闊佬們有的是金錢，他們就把人世間一切最好的東西都據為己有，連他們的陪客、姘頭、姨太太都要名校的本科大學生。資本把一切都變成了商品，包括大學生。資本哪裡會尊重什麼知識和人才？它只會毀滅人才。這真是教育的悲哀！

　　當400萬——500萬闊佬們，在他們的天堂里揮金如土，盡情享受着榮華富貴的同時，中國卻有6千萬以上的勞動者月收入不足80元！

　　據《中國新聞網》2002年2月3日報道：“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王郁昭日前表示，中國現有未解決溫飽問題的人口為3000萬左右，低收入人口（以人均年收入865元人民幣為準）為6000萬左右，兩者總數為9000萬，約占農村人口的10%。”《每周文摘》2002年第23期報道，“據權威人士說，中國城市貧民日益增多，目前有3000萬左右，這一數字與農村未達溫飽的人口數量大體相當。”兩項來自官方的統計表明，我國城鄉貧困人口已達1億2千萬人。這個數字裡面包含着多少血和淚啊！

　　腐敗的綿延不絕與兩極分化的日趨發展，已經嚴重毒化了社會風氣，成為了誘發犯罪的社會根源。誠如《法律與生活》2002年第5期的一篇文章所分析的：“從市場經濟的建立來說，市場經濟講究利潤、效率，引進了競爭機制，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對此，一些私慾膨脹、又不願意通過誠實勞動獲取財富的人往往有一種挫折感，於是他們則採取非法手段進行盜竊、搶劫、殺人等犯罪活動聚斂錢財，進而相互勾結，結成犯罪團伙，這就是我國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存在的經濟、社會原因。”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腐敗分子與刑事犯罪分子常常是內外串通，聯手作案的。打黑的經驗告訴我們，幾乎每一個黑社會性質的犯罪組織都有一個、幾個乃至十幾個腐敗官員充當他們的“保護傘”。據5月21日的《民主與法制時報》報道，廣東增城發生一起綁架案，綁匪竟去當地公安局取贖金。

　　這些年來，各種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全國每年立案案件大約在300萬件以上，發案率則更高。據公安部公布，我國每年因公殉職的警察有500人之多，負傷的竟高達8000人，由此也可以看到犯罪活動的規模與強度已經到了何種地步。

　　為了追求更多的金錢，已經致富的老闆們，千方百計地從打工者們身上榨取儘量多的剩餘價值，由此也釀出不少人間悲劇。據《江蘇經濟報》2002年1月9日報道：“打工苦，要錢更苦！南京嘉偉玩具禮品廠的職工辛辛苦苦幹了一個月，只拿到9元錢工資；南京新喬東皮件有限公司600名職工被拖欠工資45萬元；安徽來寧打工的莫某等7人9200元血汗錢至今已被‘懸’了兩年------南京市勞動監察大隊近日接到的工資支付糾紛已近500起。據不完全統計，南京市共有2.7萬名職工被拖欠工資4000萬元。去年一年為索要工資而自殺的事件就有多起。”

　　殘酷的剝削，必然引起強烈的反抗。全國各地為報復老闆的壓榨和侮辱而行兇殺死老闆或老闆全家的惡性案件時有發生。如：2002年4月23日《湖北日報》報道，打工者況才國因向老闆討不到工資，竟身綁炸藥要與老闆同歸於盡。

　　打工難，找個打工的地方也不容易。原有的勞力在下崗，新的勞力在成長，失業已經成了社會的大問題。據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蕭灼基分析：“中國城鎮的實際失業率大概在15%到20%，這還不包括農村將近1億的潛在失業人口。中國的失業率是全世界最嚴重的。”

　　《世界日報》分析說：“我國今年大學畢業生達145萬之多。由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難，引出了‘2030’現象。所謂‘2030現象’，說的不是到2030年會出現何種問題，而是說的20歲到30歲之間人，面臨的就業難題。”“2030現象，是一種失業現象，其實也可以叫做畢業失業現象，不僅是大學生畢業後找工作難，專科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就是年齡更小、不到20歲的高中生、初中畢業後考不上大專、高中，也等於失業。僅在上海，城鎮登記失業人員中16歲以上到30歲以下者，占了50%。”。“這些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人生目標還未明，一旦沒有出路，將每時每刻走向社會的對立面，這怎能不叫人驚心？”據《廣州日報》2002年6月2日報道，在一項對全國小學生的“內心煩惱”信箋調查中，天真無邪的“花朵”們，有人竟道出了“擔心長大以後找不到工作”這樣可怕的“超前憂慮”。可見失業的艱難與痛苦，已經過早地給孩子們帶來了內心的煩惱與恐懼。

　　為了糊口，許多婦女走上了賣淫的道路。據《生活時報》2002年5月21日報道：“在北京市區的亞運村、北宮門、公主墳、六里橋、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等多處地區一些從事賣淫活動的‘小姐’竟公然舉着‘今夜我陪你’的牌子，在路邊拉客。她們大多因家庭貧窮，來京打工無門，為了生計走上了出賣肉體的道路。她們把她們所從事的稱作‘發展路邊經濟’。”

　　據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是有了妓女就是社會主義了？

　　在失業的工人們中間，如今流傳着許多這樣的“順口溜”：
　　“下崗男工不用愁，操起扳手和斧頭，風風火火闖九州，該出手時就出手。”
　　“下崗女工別流淚，昂首走進夜總會，陪吃陪喝又陪睡，比起在崗還實惠。”
　　“下崗軍人不後悔，大步邁進黑社會，這活沒有站崗累，跟着老闆去犯罪。”

　　數以千萬計的失業大軍與腐敗和兩極分化同在，這就使我們時時刻刻承受着一種巨大的社會風險。2002年5月9日，在亞洲開發銀行第35屆年會“中國日”討論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魯志強介紹：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從1980年的0·33迅速增大，1994年已經突破0·4警戒線，目前已超過了0·45。並且認為“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的難度很大”。看來，兩極分化不僅要繼續下去，而且還要進一步擴大。

　　由於市場經濟要求絕對尊重互利交易原則，因此確保自身利益便被輿論倡導為社會正當的法制觀念和道德準則。於是，“追名逐利”成為美德，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倒成了“精神不正常”的表現而受到人們的懷疑和揶揄。

　　所以，在鄭州和長沙出現了所謂“道德銀行”，倡導人們把自己為社會做的好事存到“道德銀行”里，以便日後得到更多的回報；

　　所以，大連一法院在查明確係銀行工作人員筆誤，填錯了存單，也“依法”將銀行多付給原告的16萬元利息判給了原告；

　　所以，今年5月10日，光天化日之下，在首都街頭，一女青年被“色狼”緊緊按在地上猥褻達十幾分鐘之久，數十名圍觀者竟漠然看着這一切，儘管手機多多，卻連一個打電話報警的都沒有；

　　所以，今年5月17日，一名到廣州謀生的湖南少女，在眾目睽睽之下，被一男子調戲，少女不從，竟被這一流氓連砍了8刀，而20多個圍觀者，沒有一人挺身而出，援救這孤零零的少女！

　　與此同時，由於社會風氣的險惡，“沒有免費的午餐”、“天上不會掉下餡兒餅來”這類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爾虞我詐的信條，也在人們耳染目濡了種種教訓之後，成為了人們牢記的戒律。於是人與人之間完全失去了信任感，完全失去了相互幫助的社會責任心。

　　於是，西安農民蔣德銀撿到成都旅客的錢包，千里迢迢送到成都，卻被成都失主報了警，以為蔣是來敲詐；

　　於是，漢口的一位下崗女工童女士，在菜場扶起一位倒地的老太太並送到醫院，接到童女士電話趕到醫院的老太太的家人竟指認童女士為肇事者，將她扣押了8個小時。

　　於是，北京10名出租汽車司機為回報社會，開着紅色富康車在四環路以內免費送乘客，而乘客卻寧願等公共汽車，竟沒有一個人敢登免費的出租車。

　　於是，我們的媒體在慨嘆之餘，排出了《想當‘活雷鋒’還真不容易！》這樣令人心酸的大標題。

　　一個連雷鋒都被拒絕的社會，還有什麼凝聚力可談呢？而沒有了凝聚力的社會，豈不是烏合之眾、一盤散沙？而烏合之眾、一盤散沙是沒有力量的！

　　一位作者日前在《工人日報》上發表一篇短文：《我不明白》，道出了當今人們普遍的困惑：

　　“我們的收入越來越高，但道德水準卻未見突飛猛進。
　　我們的開銷越來越大，但快樂的獲得越來越不易。
　　我們的財富在成倍地增長，但自身的價值卻越來越模糊。
　　我們說得越來越多，但愛的感覺越來越少。
　　我們擁有的知識越來越多，但判斷力卻越來越弱。
　　我們已經征服了南極北極，但卻好象遺忘了我們自己的內心世界。”

　　是的，我們確實應該弄明白這些。我們確實應該找回我們的心、我們的愛、我們的道德、我們的快樂、我們的判斷力和我們的自身價值！

　　四、 產權的多元化必然帶來意識形態的多元化，必然動搖馬克思主義的權威地位。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私有制的出現，在我國已經是一種客觀的社會存在，這種客觀的社會存在必然決定着與它相聯繫的意識形態的存在。誰否認這一點，誰就不是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誰就是褻瀆“實事求是”的騙子。

　　無庸諱言，在“民營經濟”包裝下的私有制經濟，在我國正處於“大膽放手發展”的態勢，國家鼓勵和支持人人當老闆，發大財。於是，“當老闆，發大財”便成為社會普遍的時尚追求，老闆的意識形態也就成為了“時代意識主流”。

　　由此可見，一定的意識形態總是與一定的所有制形式相聯繫。有什麼樣的所有制形式，就有什麼樣的意識形態。私有制經濟必然產生出私有制的意識形態，否認、掩蓋、壓制都無濟於事。

　　其實，我國的腐敗之風之所以二十多年來久禁不止，而且愈演愈烈，究其原因，歸根到底是因為腐敗正是私有制的產物，它隨着私有制的出現而出現，也隨着私有制的發展而發展，只有徹底消滅了私有制度和私有觀念，腐敗才能得以根除。一面大力發展私有經濟，一面“剷除腐敗”，與虎謀皮而已。那些主張“西化”的人們，編造了許多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很少腐敗”的神話。其實，在西方，由於是私有制社會，生活方式的腐朽正是財富的炫耀，而官場與財團的腐敗也司空見慣，最近美國幾家大企業接連爆出造假賬醜聞便是實例。“腐敗”之所以在我們這裡特別被人們所關注，特別為人們所痛恨，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本質上是與腐敗相對立的；中國人民曾經經歷過在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黨風和政風異常廉潔的時期；中國是一個實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的全體勞動者絕不允許任何人侵吞共有的財產；中國人民習慣於以公有制的觀念去看待和要求社會公僕的行為。

　　現在，由於私有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各種以私有經濟為基礎的意識形態，在社會上日益泛濫起來。同時由於公有制經濟的逐步退出，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的意識形態，相應日益弱化了它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這樣，自然也就從根本上動搖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的權威地位。

　　今年3月，中國《資本論》研究會、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聯合主辦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二十一世紀國際研討會”。據參加這次研討會的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商德文說：“最值得注意的是，出席研討會的大部分學者所一致瞄準的目標不是別的，正是《資本論》的核心問題——也就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而且會議組織者今年還特別邀請了許多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參加討論。”

　　商德文教授說：“在新的體制下發展起來的千千萬萬個私營企業主不願意接受自己是剝削工人、因此必須被推翻的資本家。------這一部分（私營）經濟起來以後，必然會在理論和政治上尋求代言人，尋求他們的理論代表。”當談到當前馬克思主義的地位時，商德文教授說：“中國的大專院校正在悄悄把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學》課程縮短到了極限。實際上從中央教育部來講，馬列主義的課程一減再減。比如《資本論》，本來要給北大本科生講兩、三個學期，現在縮短到二十個小時，而且限於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別的專業就不學了。”

　　大學生不學馬列，中學生、小學生就更不學馬列了，那我們的青年、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各級幹部的馬列主義覺悟從哪裡來呢？沒有了馬列主義的思想教育和理論教育，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能夠一代一代繼承下去嗎？

　　不學馬列，學什麼呢？

　　今年5月27日出版的《新聞周刊》告訴我們：“現在有超過二百萬的兒童參加一項教授孔子學說的課程，有幾家重點大學開始設置中國傳統文化的學位。”

　　教授“孔學”正在“從娃娃抓起”，學習“孔學”也可獲得學位，可見設想之深遠。誕生150年的馬克思主義，據說已經“過時”，而發源於兩千多年前的“孔學”，如今卻“重現輝煌”。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提倡什麼、反對什麼，豈不清清楚楚嗎？

　　由於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市場經濟的運行原則、價值取向和道德觀念也就十分自然地滲透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一切變成商品，它才具有價值，它才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於是人們的精神作品也統統變成了“精神產品”，作為意識形態載體的文學與藝術當然也不例外。文化的商品化，自然要求越具有市場競爭力，就越有價值。因此，有沒有市場和市場大小，就成為了生產什麼樣的文化商品的唯一動力。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在意識形態的許多門類和領域都被金錢與人慾搞得連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都不像了，而變成了赤裸裸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尊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人們，許多人淪為了罪行的教唆犯。

　　2002年第4期《每周文摘》摘轉了《羊城新聞周刊》的一篇題為《醜陋的娛樂圈》的長篇通訊，揭露了充斥娛樂圈內的暴力、黑道、性醜聞、吸毒、江湖義氣等醜陋的內幕，只要看看文中的小標題，人們就不能不為把持着如今文化舞台的竟是這樣一些“人渣”而驚愕。文中的小標題是這樣的：“浸透‘江湖’惡習：暴力泛濫；黑道入侵；流毒無窮——‘性’醜聞成災：緋聞，明星的日常功課；肉體，快速晉升的階梯；應召，收入不菲的副業；濫交，像吃飯喝水；同性戀，換一種玩法——拉開黑色帷幕；尚存的廉恥使她走出圈子”。

　　《鄭州廣播電視報》從2002年5月27日開始，分3期以5個版的篇幅連載了署名李牧遙的長篇通訊：《女演員勁爆娛樂圈內幕》。文中的小標題是這樣的：“副導演叫我去他房間------；同房女演員深夜不見人；剛入行，我太嫩；陽導演敲門，演‘小紅’沒門；同房女演員擠掉我的戲；得到吳老闆的提拔；向‘色狼’求援；海邊險遭性侵犯；驚險中巧遇王大哥；各種報復接踵而來；暗戀我的老闆；記者貼身緊逼”。

　　這就是新中國文化宣傳隊伍的現狀嗎？是的。但是不必大驚小怪，因為據說我們現在正處於“初級階段”，而且這完全符合市場經濟運行規則！

　　正是因為在我們的文化宣傳隊伍中浮游着眾多的“人渣”和敗類，充滿着色情和暴力的文化商品才無處不在，以至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不得不發出通報，“要求制止電視娛樂性綜藝節目中的格調低下、胡編亂造以及低級庸俗等不良傾向。指出，一些節目語言低俗、表演媚俗、動作無聊，創意荒唐；一些節目熱中於談論女性身體；一些節目拿兒童的純真開心取樂；一些節目聚焦‘性’話題，以此來取悅觀眾。”

　　儘管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建立了“掃黃”機構和專業隊伍，也不時傳來端掉賣淫窩點和處罰脫衣舞表演這樣的戰報，但是黃、賭、毒卻風靡大江南北。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一股勢力多年來在為公開設立“紅燈區”搖旗吶喊，製造輿論，並且已經走出了第一步。在北京的媒體和鄭州的《廣播電視報》上，在西安的公共汽車車票上，公開刊登名為“瘋狂之夜”、“兩性芳草地”、“情人過招”“少女私秘”、“男人的愛”等等五花八門的色情“電話服務”廣告。這種“電話嫖娼”被美稱為“信息服務”，每分鐘收費2元，多以青少年為招徠對象。據報載，女接線員語言之下流，不堪入耳。2002年6月5日，新華社以《天津市一位母親控訴：信息台‘聊’得兒子休了學》為題，報道了天津市一名14歲的初中學生被色情電話所引誘，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花了4000多元電話費，身心受到摧殘，不得不休學治療的經過。對於這種情況，北京電訊管理部門的幹部說：“政府嚴禁色情服務的政策沒有改變，但社會在變化。允許色情服務電話是為了減輕社會壓力，而不是為了賺錢，這只是允許通過收費電話，坦率地談論性問題。”中國人民大學一位性專家說：“在一個許多人離開家鄉孤獨生活的城市，色情電話有其價值。”

　　如同這些年來許多的改革舉措都經過“理論包裝”一樣，官員和專家們一定也能“與時俱進”地“創新”出妓院開業的“理論”根據，因為我們太需要“減輕社會壓力”了。

　　五、 教育腐敗甚於司法腐敗。

　　2002年第21期《每周文摘》以《教育腐敗甚於司法腐敗》為題報道：“由瀋陽市民參與投票的全市行風評議活動中，教育系統在被評議的30個部門中，群眾滿意度排名倒數第一。教育腐敗主要表現在亂收費上，有的學校不顧政策規定，漫天開價，價格失控，有的學校收2萬、3萬甚至5萬，並且多數不給收據，令工薪階層學生家長苦不堪言，把九年義務教育扭曲成充滿銅臭的商業活動，把本應由政府投入的教育投資，變相轉嫁到學生家長身上”。

　　全國人大代表、南京林業大學教授趙奇僧在今年“兩會”討論時發言說：“一個孩子中考時距當地重點中學錄取線只差1分，最後花了4萬元才入學。要上學嗎？拿錢來！”趙奇僧教授說：更大的腐敗集中在高校。“一些地方高校招生後，教學質量滑坡無人關注，教師崗位津貼卻大幅上升。據調查，一些高校平均每名教師僅工資、津貼等收入加起來一年就有六、七萬。‘吃學生’已是公開的秘密。這種做法難道不是教育腐敗嗎？教育腐敗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學生，直接影響到祖國未來建設者的思想文化素質。”（《江南日報》2002年3月10日）

　　據報道，在今年“兩會”期間，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指出，憲法規定城鎮九年義務教育制，現在全國除北京市、上海市以外，沒有一個省（區）、直轄市能實施。現在城鎮青少年失學率為12%，農村為75%。大、中院校，風氣差，教育質量顯著下降。濫收、逼收學費、贊助費，引起社會公憤。

　　從社會各方面的反映來看，當前我國教育主要存在四個問題：

　　1、 國家對教育的投入不高。

　　據世界銀行《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中的資料，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高收入國家平均為5.7%，中等收入國家平均為4.3%，低收入國家平均為3.1%，120個統計資料比較完整的國家總平均為4%。我國在這120個國家中教育經費投入排名在第96位。我們四周鄰國教育經費的投入都比我們高，如：日本為4.7%；韓國為4.5%；新加坡為3.3%；俄羅斯為4.4%；馬來西亞為5.3%；泰國為3.8%；蒙古為5.2%；印度為3.85%；尼伯爾為2.9%；巴基斯坦為2.7%；越南為3.1%，而我國僅為2.36%。（據2000年第7期《真理的追求》）

　　教育的低投入不僅制約着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也是造成教育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2、 教育的商業化，必然不顧教學質量。

　　據《半月談》雜誌2001年第24期披露：“目前，地方黨校的報名人數每年以5%的增長率遞增。報名學員中，近92%的人是地方黨政機關幹部。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希望在黨校能順利混張文憑，便於增資提干。這類黨校，一本600多頁的教材，兩天授完是常有的事。到考試時，抄襲聲不絕於耳。畢業時，學員只要和校方錢貨兩清，則皆大歡喜，黨校成了交錢就能拿文憑的胡鬧學校。”

　　3、 師德薄弱，對教師人格修養缺乏約束，教師隊伍中問題很多。

　　像北京大學這樣的名牌大學，也出現知名教授、博士生導師王銘銘剽竊國外教材的嚴重事件。浙江台州師專副教授莫菊初自1996年以來，長期抄襲別人論文達40篇，最近被開除黨籍。湖北美術學院副院長李澤霖夥同妻子雷維寧（該院副教授）長期在招生中受賄被雙雙法辦。中央音樂學院一位堅持招生考場規定的教授，竟遭到“群起而攻之”，最後被排擠出中央音樂學院了事。《中國婦女報》2002年1月30日報道，江西某大學規定，學生作弊一次被發現，只要交納4500元罰款便安然無事。德育與金錢比較，師長們更關心金錢，而這恰恰是一個典型的師德問題。至於中小學教師中的師德問題就更多了。

　　4、教書不育人，不重視校風建設。

　　據2001年9月29日中央電視台《半邊天》節目披露：在我國刑事犯罪中，青少年占70%。媒體報道，湖南省平江縣一名16歲的初二學生，在80分鐘內殘殺了一名8歲男童、一名6歲女童和另一名5歲女童。該縣又一名13歲的小學六年級學生，殺死了他的大嫂，手段同樣十分殘忍。據《燕趙都市報》2002年5月18日報道：河北省滄州市一名14歲的初中生竟自辦所謂“報仇公司”。自稱：“本公司專供為你報仇！你出錢我出力！每報一次仇10元，先交錢後辦事”。2001年6月6日中央廣播電台在《少年搶劫案引發的思考》專題談話節目中，播出了在當地小學生中間流傳的一首這樣的“順口溜”：“讀書苦，讀書累，讀書還要交學費，不如參加黑社會，有金錢，有地位，還有小姐陪着睡”。這個“順口溜”深刻地反映出孩子們稚嫩的心靈已經被嚴重污染。

　　在大學裡也同樣存在着類似的問題。女學生賣淫，男學生偷盜的事件已經屢見報端。更令人不安的是，在所謂“經濟全球化”理論的倡導下，據說已經沒有了民族經濟，儘管國界尚存，但是知識分子已經沒有了祖國。

　　三、四十年代，有骨氣的知識分子冒着生命危險奔向艱苦的延安，為了民族的解放，甘願流盡最後一滴血。五、六十年代，愛國的海外赤子，不惜放棄國外優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衝破敵對勢力的阻撓，毅然決然奔回祖國，參加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然而，據說這一切都過時了，“現在是市場經濟時代，是全球化時代，不能死抱着老觀念不放”。於是一種“鳥式就業”理論被“創新”出來。所謂“鳥式就業”，就是“哪裡有食就往哪裡飛”。這分明是“有奶就是娘”的翻版，哪裡是什麼“觀念更新”！2002年6月7日《工人日報》報道：“隨着在華跨國公司的人才本土化戰略推進，國內人才將大量流失到跨國公司、外資企業等。我國將出現第三次人才流失高潮”。據說“正是我們自己在為跨國公司、而惟獨不為我們自己培養人才”。我們的“有遠見、有抱負”的大學生，是把到美國留學作為“人生起點”的。我國著名水利專家、兩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張光斗老人，一次在與同學們談話中語重心長地尖銳指出：美國在為中國培養有汪精衛思想的人。老人的話是沉重的，不幸的是，這正是事實。

　　當然，青少年學生中存在的問題，不能全由學校教育負責，甚至可以說，這主要的是來自社會的影響，但是無疑，作為學校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

　　六、 我國人民體質正在下降，平均壽命正在縮短。

　　競爭激烈，就業困難，勞動強度高，精神壓力大；城鄉福利醫療保障制度與合作醫療制度取消後，相當大的群體有錢吃飯，無錢吃藥，小病硬挺，大病等死；以及群眾性的體育運動的弱化等等狀況的存在，已經嚴重威脅到我國人民的身體健康。

　　一位記者在2000年末寫的一篇年終稿《蛇年將到，誰在嘆息？》中寫道：“在社會調查中發現47%的人擔心失業或找不到工作，使國人身心受到最大的壓力。大部分人對收入、房價、醫療叫苦不迭，造成的後果是，過重的危機感以及尋求幸福生活卻感受挫折的生活感知，在人們的心裡累積下來，已經明顯動搖了中國人一貫和平、寧靜的精神世界。有63%的人承認自己習慣性失眠，經常需要藥物維持，52%的人坦白自己經常焦慮，莫名恐懼，32%的人對自己缺乏信心，對未來悲觀，1.9%的人承認自己有自殺意識。”據2002年5月27日《中國青年報》報道，日本有20%的國民失眠，就被認為是“導致了國家危機”。

　　英國醫學期刊《柳葉刀》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我國每年有28萬7千人自殺身亡，200萬人有自殺意識。

　　《京華時報》2002年4月3日報道：“由中國和加拿大兩國科學家組成的北京回龍觀醫院臨床流行病研究室課題研究成果表明，在我國，自殺已成為15歲到34歲人群的第一大死因，預防自殺已經成為中國目前需要迫切解決的三個精神衛生問題之一。”

　　據中央電視台《今日說法》節目2001年2月19日披露：我國青少年自殺現象呈不斷上升趨勢，最小自殺者的年齡只有12歲。

　　醫療支出已經成為我國絕大多數人民的一種沉重的經濟負擔，因為患病破產，治病返貧的現象屢見不鮮。據《人民網》2002年3月28日“兩會”消息報道，兩會代表和委員指出：“五千萬城鎮居民、四億五千多萬農民進不了醫院，每年有120多萬起對醫院和醫生的舉報，反映了醫患關係的緊張。”

　　人們生病後，得不到有效、及時甚至是起碼的治療。城市裡許許多多的退休老人，把辛苦了一輩子攢下的幾個錢存到銀行里不敢花，以備倒在病床後使用，他們把這點錢叫做“救命錢”。政府要拉動內需，希望存款人取款消費，或是把存款“投資”到股市之類，因而先後八次降息，而眾多的“螞蟻儲戶”全然不理，硬是照儲不誤。由於人們有病得不到醫療，於是當各種疾病撲面而來時，不少人臥而待斃，少數人自殺了之。邪教“法輪功”就是迎合了人們怕生病這種心理，才得以坐大。

　　我國人民當前面臨着各種疾病的困擾。有的疾病，如性病、吸毒，建國後即被迅速根治；有的疾病，如血吸蟲病、結核病，早在五、六十年代，即被撲滅或有效控制；有些疾病，如精神病、抑鬱症、佝僂病、老年痴呆症等，在我國原來發病率很低，而如今卻都流行起來，成為了常見病和多發病，我國人民的健康水平普遍下降。

　　據中央電視台《殘疾人新聞》節目2001年4月8日披露：我國現有精神病患者1600萬人，占患病總人數的13.47%。

　　據《北京晚報》2002年1月6日報道：“日前在被調查的年輕人中，有80%以上的人認為自己已經老了，他們的心理年齡已經進入了中老年。專家分析認為，心理年齡老齡化是由社會轉型造成的。現在不少招聘單位對年齡要求很嚴格，一般是35歲以下，還有30歲以下的，結果年輕人很是擔心自己變老，心理緊張，心理年齡不知不覺就變老了。”

　　據中通社報道，由於社會競爭壓力日益增高，近年來，我國中年人患老年痴呆症的越來越多，約有15%左右的老年痴呆症患者是40至50歲的中年人。在我國痴呆症總患病率已達2.9%，65歲以上人口的總患病率高達5.22%。

　　據2002年第34期《每周文摘》摘轉《新聞晨報》報道：“目前，‘信息焦慮綜合症’正在壓垮都市現代人。‘信息焦慮綜合症’雖沒有任何病理變化，但會突然出現噁心、嘔吐、焦躁、神經衰弱、精神疲憊等症狀，人也充滿無奈、衰竭感，女性還會有停經、閉經和痛經等婦科疾病”。

　　據《深圳商報》2002年4月13日報道：由於競爭激烈，勞累過度，深圳50%“白領”腦功能失調。

　　據《河南經濟日報》2002年3月13日報道：統計數字顯示，近年來，死於癌症的中年“白領”患者逐年增加，已從1997年的13%，增加到現在的21%。

　　據新華社2002年1月23日報道：“權威人士介紹，我國乙型肝炎、結核病出現高流行率。其中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流行率達10%，有的地區高達20%；全國已有4億人感染了結核菌，其中10%的人將發生結核病”。又據中央電視台2001年2月16日《公益廣告》披露：我國現有結核病人600萬，居世界第二位，並且每年仍以200萬人的速度增加，10年後，將增加到2000——3000萬人。

　　據中新網報道：“曾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已經消滅的血吸蟲病，如今又捲土重來。在湖北尤以荊州、沙市、江陵和黃石市、陽新等縣市為重疫區，其流行範圍廣，危害程度重，防治難度大，僅荊州、陽新兩地，即有患者九萬餘人。”

　　據中央電視台2001年4月4日《半邊天》節目披露：我國小兒先天性佝僂病每年呈增加趨勢。

　　又據2002年第1661期《報刊文摘》披露：我國現有登記在冊吸毒人數為90萬人。

　　新華社2002年4月11日電：“截至到2001年底，中國累計有85萬人感染了愛滋病毒，其中10——12萬人已被奪去了生命。2001年比2000年增加了至少40%患者，其中80%為男性，20——29歲的青年占感染總數的53·6%。目前我國面臨愛滋病發病的第一個高峰，愛滋病人也呈快速上升的趨勢，已對社會經濟造成了影響。全國因愛滋病感染增加在醫療費用和社會經濟損失約在4620億至7700億人民幣之間。”除去愛滋病之外，其他性病也廣為流行，患者人數在100萬人以上，以致性病診所、專科遍布全國城鄉。

　　除此而外，由於私營企業主拼命地追求利潤，很少、甚至完全沒有勞動保護投入，殘酷地漠視打工者的生命安全，我國各種職業病發病率和工傷事故發生率都呈連年上升趨勢。據衛生部近日公布的我國2001年職業病發病情況的通報表明：2001年共收到職業病報告13218例，比2000年增加了13%。目前，塵肺這個典型的職業病患病人數，全國已達43萬人。衛生部負責人指出：由於各地從事粉塵作業的工人接受檢查的人數低於30%，有的甚至只有10%，因此，報告病例數遠低於實際發病情況。

　　另據中央電視台2002年4月27日《遠離職業病》節目披露：我國2000年比1999年，各類職業病患者增加49·8%，增加幅度之大，令人震驚。

　　我國每年由於各種事故而致死、致傷的人數之多，也都為建國以來所未有。

　　據國務院安全委員會副主任張寶明2002年3月26日透露：2001年全國共發生安全生產事故10.06萬起，死亡13.04萬人。其中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有140起，死亡2556人。

　　據新華社2002年5月21日消息：進入2002年以來，僅第一季度發生的生產安全事故與死亡人數，就比去年同期分別上升57.9%和13%；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上升了47.3%。

　　據中央電視台2000年7月28日《焦點訪談》披露：我國每年除死於安全生產事故的有十多萬人外，造成傷殘的有幾十萬人。

　　1998年，深圳市工傷鑑定人數為12189人，其中90%以上為斷指、斷掌或斷臂；因工傷死亡的80多人，即平均每天有31人工傷致殘，每4天半有1人工傷死亡。

　　據《重慶晚報》報道：“中國每年因工傷被軋掉的手指頭超過5萬個。僅深圳市，一年發生的工傷事故就超過2萬起------。”

　　此外，2001年，我國死於交通事故的人數為10.6萬人。造成如此大量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利益驅動”，為了多掙錢，超載運輸，疲勞駕駛。

　　一份“由國家經貿委等單位共同研究結果顯示，我國近幾年來，每年所發生的各類安全事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接近2000多億元，相當於兩個三峽工程的造價。”

　　另據《每周文摘》2002年第35期報道：我國每年由於室內裝修，造成空氣污染而到醫院急診的有430萬人次，門診治療的有22萬人次，造成死亡的為11.1萬人。

　　疾病流行又得不到良好的治療，致使我國人民健康水平急劇下降。

　　2002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國際亞健康學術成果研討會”透露：中國人口中，當前只有15%屬於健康人群，15%屬於非健康人群，另外70%處於“亞健康”狀態。這也就是說，只有15%人口的健康率，使當今中國人的心頭重又升起“東亞病夫”的餘悸！

　　更令人憂慮的是，由於上述原因，我國人口的平均壽命已經由原來的70歲下降為62歲（據2001年5月18日《每周文摘》），特別是知識分子群體的平均壽命更是大幅度下降。據2000年8月4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體育節目》播出：一項跟蹤十年的調查報告顯示：10年間，我國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由10年前的58·12歲降到了目前的52·24歲，比六十年代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的70·62歲，降低了18·38歲（這幾乎是一代人的壽命！），比二十世紀末，世界人口平均壽命65歲低了12·76歲。

　　人民平均壽命的長短標誌着人民是否安居樂業、生活是否幸福。它是一項綜合指標。它不僅僅取決於經濟因素，單單富有（即使是真正的富有），並不能使人長壽。

　　我們提倡“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可是我國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卻在大幅度縮短。

　　我們提倡“以人為本”，可是我國人民每年卻要付出非正常死亡60多萬人、傷殘數十萬人、因違法犯罪而被法辦的有300萬人以上（包括近20餘萬名國家幹部），以及遭到各類犯罪分子直接或間接傷害的約有百萬人，這樣總數高達數百萬人的沉重代價。

　　我們處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和平時期，可是我們卻承受着戰爭年代人力資源的殘酷消耗！人民生存質量下降，平均壽命縮短，社會風氣敗壞，犯罪人口日增，換來的卻是“一部分人富了起來”。這樣，即使生產發展了，又有什麼意義呢？！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呢？我們是不是應該有一個理性的、清醒的思考？

　　（2002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