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仇美？——9·11周年祭

自由湘軍

根深蒂固於眾多國人心目中的強烈的仇美情結，一直使我大惑不解。一個經濟科技領先、政治制度民主、思想文化自由的年輕的朝氣蓬勃的偉大國度，我們為什麼不以仰慕的心情去學習她，而要以惡意的目光去仇視她呢？為使中國能夠掙脫一切現代化的桎梏而儘快地融入國際文明社會的主流，有必要對這一阻滯中國現代化的病態的仇美心理進行一番剖析。

我們的中、小學乃至大學的一切人文學科的教材，極力喧染和誇大近代中國極貧極弱的原因是美國等西方列強侵略所致，由此鑄成的揮之不去的畸形的“1840年情結”，使國人從小就養成了一種強烈的仇美、仇西方心理。此種心理急劇膨脹而發展成為對包括民主、自由和人權在內的代表整個人類發展進步方向的西方文明的抵拒，從而最終演變成為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一有風吹草動和突發事件，這股輕率卻又強大的極端民族主義濁流就洶湧澎湃、不可阻遏。去年9·11事件國人的幸災樂禍，趙葳軍旗裝事件民眾的“義憤填膺”，都是這種極端民族主義醜陋、粗鄙而又歇斯底里的表演。更為可怕的是，瀰漫盛行的極端民族主義不僅表現為一種仇外排外的破壞性情緒，而且為極權制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從而使得民主、自由的進程在中國變得異常艱難。近代以降，中國歷史上不斷出現的周期性的義和團式的反美、反西方浪潮，其實質就是“愛國”民眾對專制制度的默許。

極力喧染和誇大近代中國極貧極弱的原因是西方列強侵略所致的教育的另一後果，是在國人心目中淡化了專制制度是造成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本原因這一基本事實，使得反帝反西方的聲音總是壓過反封反專制的聲音，而統治階級也正是屢屢利用這種非理性的排外聲音來強化自己的極權統治。1840年鴉片戰爭西方列強的入侵，固然使中華民族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遭到破壞，但“歐風美雨”所挾帶的先進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給正在走向僵死的中國封建社會注入活力，也是不爭的事實。正是1840年的隆隆炮聲，把中國這頭沉睡的獅子從虛幻的強大中驚醒，中國從此開始踏上了現代化的征程。不是把自己的落後歸咎於自身制度的腐朽而是怪罪於所謂外部世界的威脅，是歷代統治階級轉移內部矛盾的慣用伎倆。目前，在中國這樣一個信仰已經發生危機或從來就沒有過信仰的國度，民族主義已經成為統治階級維繫人心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因為美國支持了我們的“敵人”——卻是當時中國合法政府的蔣介石政權，並在朝鮮半島上同我們打了一仗，國人便把對西方人的所有仇恨集結到對美國人身上。加之毛澤東政府在反美問題上的惡意誤導和推波助瀾，“仇美”幾乎成了中國人的天然情感。在我的童年時代，不論是官方教材還是學校老師，很少稱“美國”而稱“美帝”。在毛時代，美國幾乎就是邪惡和魔鬼的代名詞；更為可笑的是，在毛時代，美國幾乎也是專制和貧窮的代名詞。那時，我們竟愚昧而又天真地認為：被貧困、失業折磨着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美國人民，正等待着我們去拯救。就象今天我們認為美國的民主是少數人的民主、美國的自由是少數人的自由一樣，同樣愚昧而又可笑。試想一下，一個國家政治制度腐朽、文化墮落，生產力、科學技術卻能夠日新月異、突飛猛進地發展——如此邏輯，這難道不是天大的笑話嗎？承認人家的物質文明而否認其先進的政治和精神文明，這不正是一百多年前洋務運動奉行的“中體西用”的慣性思維所致嗎？欺騙性質的教育，歪曲歷史事實的教科書，不知道培養了多少一代又一代口頭上愛國而行動上誤國的“愛國憤青”。

仇美左派不僅僅仇美，而且他們極喜歡振振有詞且時髦地將親美人士斥之為漢奸、賣國賊。動不動以漢奸、賣國賊此類不着邊際的罪名相加，這除了說明仇美左派的淺薄、落伍和黔驢技窮，還能夠說明什麼呢？親美與仇美的實質不是賣國與愛國的問題，而是民主與專制的問題。親美派不是漢奸、不是賣國賊，他們是理性、深沉的愛國主義者。他們之所以親美，是想更好地吸收其它國家和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從而使我們祖國更好、更快地走向富強、民主和文明。親美、親西方，與其說是媚外，不如說是對人類智慧的尊敬。中國的親西方思潮，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源、曽國藩、康有為、孫中山、胡適、魯迅等人，但親美派真正的鼻祖當屬胡適。然而，胡適等人的學習西方的理性的聲音在中國歷史上一直顯得微弱而不為人所聽，義和團式的排斥西方、仇視西方的情緒化的非理性聲音卻此起彼伏、喧囂至今。

其實，近代中國，對中國人民造成最大程度傷害的以及對中國現代化進程造成最大程度阻礙的是日本而不是美國,我們沒有必要去那麼仇恨美國。美國這個國家，無論是政府，還是人民，對中國做的有益的事情，不是很少，而是太多。例如，美國用庚子賠款創辦的一系列教育和實業，我們至今還在受益。我們是不是更應該通過清朝末年清華大學的創建、抗日戰爭時期飛虎隊的悲壯等一系列事件來認識美國及其文化？其實，1949年後眾多國人仇美情結的產生，與其說是出於一種幼稚的民族主義情緒，還不如說是被某種意識形態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