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9.11周年祭的到來和倒薩準備的緊鑼密鼓, 反對和爭論的聲音也越來越大, 這些爭論圍繞以下的主題, 我們將一一作簡單的剖析, 說明那些反對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

一. 利益論或動機論. 很多人質疑美國的倒薩意圖乃出於其狹隘的國家利益, 這樣的觀點在缺乏信仰唯利益至上的文化中尤為普遍. 沒有什麼比這個貌似客觀的觀點更荒謬的了. 這正好應了那句古話: 仁者見仁, 智者見智, 在只看得見利益的人眼中, 這樣的看法毫不奇怪. 奇怪的倒是這些人同時具有的自我標榜式的偽道德, 因為按照唯利益論者的邏輯, 他們應該加入倒薩聯軍, 來個利益均沾. 怎麼會冒出因為利益反對美國倒薩呢? 至於那種道德, 不過是隨意擺弄不可分析的東西, 例如捍衛主權反對外部干涉是道德的, 哪怕他是個暴君, 哪怕外來勢力確實能夠給這個國家的人民帶來自由解放.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理性缺位.

人之區別於動物就在於有精神追求, 上面唯利益論的邏輯悖論恰恰表明意識形態無處不在, 在專制國家中大多數人只不過不自覺地成為正統意識形態的俘虜, 這很容易理解. 倒薩問題的國際分野也延續着現代史所呈現的意識形態的對立與衝突, 只要人們面對事實, 就 不得不承認它超越了語言, 國家, 民族的界限.

把利益和意識形態斷然割裂也是天真幼稚的. 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常常是一塊硬幣的兩面, 無論新自由主義還是傳統左派精神領袖馬克思對此看的都很清楚, 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 經濟動因都是重要的力量, 不能帶來經濟利益的”主義”即使再高尚,也不會被人們接受. 一個國家可能因為它的價值觀而強大, 因為它的強大而為人仰慕, 所以它所代表的”主義”也必然發揚光大. 這正表明現代普遍主義意識形態擴張與古代帝國的興盛有着根本的不同, 可見推翻薩達姆的政治意義是不能否認的, 它本來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對抗, 是正義和邪惡, 自由與獨裁的鬥爭. 這樣的對抗過去廣泛地存在, 現在仍然沒有消失.

二. 證據說. 這是當前國際上最流行的置疑倒薩的言論, 證據論者需要什麼樣的證據呢? 對丘吉爾來說是證據, 對張伯倫來說那是臆斷. 發動戰爭企圖吞併科威特已經暴露了薩達姆這位獨裁者藐視國際社會和不斷膨脹的野心, 可罪魁至今逍遙法外. 他是唯一的將9.11說成是美國咎由自取的國家首腦, 憑這就應該列為嫌疑犯而接受調查. 薩達姆公開給予巴勒斯坦人肉炸彈提供資金補償, 應被視為直接對恐怖行為的鼓勵和支持, 由此也完全有必要對伊拉克的秘密資金流向進行調查.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薩達姆一直在試圖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他用無賴手法對付聯合國核查工作, 聯合國的束手無策反過來證明自己在保障國際安全方面的無效率, 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個擺設. 那些大概因為嫉妒而變得目光短淺的歐洲人就象當年的張伯倫一樣, 看不到讓瘋子(對科威特的行動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不可預測的後果, 他們需要所謂明確的”證據”, 真是笑話! 他們國家的警察是這樣面對嫌疑犯的嗎? 如果取消警察的搜查權和拘留權將會是怎樣的狀況? 何況國家犯罪其隱蔽性和危害性要大的多的多. 這裡我們作如此比較旨在說明這樣的性質, 對獨裁國家的罪行要求所謂的明確證據是多麼不切合實際, 因此依據常識來作判斷就顯得特別重要.

根本的問題就是, 相當多的人已經被主權這個後冷戰的時髦觀念遮蔽了心智, 主權變得如此神聖, 以至人們忘記了常識, 也喪失了傳統的關於善惡的正義感. 是的, 人類曾經以真理和正義的名義做過實際上是邪惡的事, 但能否因為出於無知犯過錯誤就否認一切的價值, 如果是那樣的話, 只能說明這些人是真正的無知和良心的失落, 是真正的道德上的偽善, 他們僅僅出於對美國的莫名其妙的擔心這一私慾而縱容獨裁者. 常識告訴我們(注意: 歷史上左傾激進主義的偽正義恰恰是背離常識), 薩達姆是地區和平的破壞者也是國際安全的最大的潛在威脅, 對伊拉克人民來說, 他則是不折不扣的暴君, 推翻這樣的邪惡之徒難道還需要更明確的證據嗎? 那些反對美國倒薩的國家為什麼不應該團結一致地對付薩達姆? 這樣不是既遏制了美國的勢力擴張又摧枯拉朽地解放伊拉克人民減輕戰爭對平民的傷害, 不是更體現了他們口口聲聲的公平和正義嗎?

三. 反單邊主義或民主至上論. 很多人說推翻薩達姆不能由美國一個國家說了算, 而應該通過聯合國來決定, 前天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布什針對伊拉克問題的聯合國講話後, 就表示對伊動武必須通過聯合國. 這樣的反應有着代表性, 他們批評美國的單邊主義, 把911說成是單邊主義政策的結果和失敗的例證, 美國人應該反思. 這個說法聽起來很民主很冠冕堂皇實則顛倒是非, 十分荒謬, 不僅如此它也同樣非常虛偽. 因為這些”民主”的聲音不僅來自傳統的民主國家, 實際上更多地發自專制社會, 例如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這個詞在政治學意義上幾乎就是民主的同義詞)國家中, 始終令人諷刺地存在民主緩行專制合理的強大輿論, 然而更為滑稽的是, 這些人差不多無一例外地都是”國際民主主義者”, 他們近乎一致地贊同國際社會用”民主”的方式解決諸如伊拉克等問題, 只不過他們的”民主”不是用來反對專制獨裁, 而是(至少在客觀上)抵制自由解放的力量. 顯然對這些人來說, 民主已經喪失了起碼的原則性而變成自相矛盾的和事物演進法則背道而馳的赤裸裸的工具, 為那些抗拒歷史潮流的人的既得利益服務.

為什麼這種表面高抬民主實際貶低和取消民主的學說具有如此大的影響和欺騙性? 關鍵問題就在於人們被眼前的利益所困擾而迷失了信仰, 丟掉了上天所賦予的熱愛自由的天性. 一旦民主成為人們急功近利的工具, 或變成一種至上的價值, 自由便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 我們的精神就已經被奴役. 縱觀人類歷史, 文明的生長壯大相當程度上得益於少數人的天才創造, 銳意進取和努力開拓,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自由才顯得如此可貴. 今天原教旨主義的恐怖行動的信仰基礎就是詆毀乃至扼殺個人的自由, 因此毫不手軟地打擊恐怖主義應對獨裁者的威脅, 也就是捍衛自由守護文明.

自由不僅是發自內心的信仰, 同時也代表了強大的力量. 偉大的思想Hayek曾如此概括說: “我們對自由的堅信, 並不是以我們可以預見其在特定情勢中的結果為依據的, 而是以這樣的一個信念為基礎, 即從總體觀之, 自由將釋放出更多的力量, 而其所達致的結果一定利大於弊”. 他認為自由常被濫用的現象絕不能當作反對自由的論據. 同樣我們也可以說, 對美國政策的具體批評不能構成反對單邊主義的理由. 事實上, 如果把那種虛偽而又愚蠢的民主至上論貫徹始終的話, 今天的文明肯定是難以想象的. 今天打擊薩達姆政權不僅符合自由世界的利益, 從長期看, 第三世界乃至阿拉伯人民也將因這種對邪惡毫不妥協的”單邊主義”而受惠, 如同二戰時期全世界人民受惠於丘吉爾, 冷戰後期受惠於里根和撒切爾夫人.

四. 和平主義 還有一種論調看起來更加高尚, 今天在文明國家中人道主義, 和平主義的呼聲日益高漲, 某種程度上它們是現代性的產物. 在和平主義者看來戰爭就是惡, 而戰爭中不可避免的平民傷亡更是不可接受的. 毋庸諱言, 和平意味着進步, 從保守的觀點看, 執守一種恰如其分的態度是至關重要的, 人類的進步也需要遵從自然法則, 用中國的古話來說就是”過猶不及”. 只要國際社會仍然存在邪惡勢力, 戰爭就是必要的惡.

和平主義因其偏執於脫離現實的信念, 常常表現得極其狹隘短視甚至不可理喻, 例如中國和平主義的鼓吹者盛洪先生在他的911最新紀念文章中通篇把美國的反恐戰爭歸結為復仇(中評網學者主頁盛洪”最好的紀念”), 這種狹隘用他自己得意的心理學映射理論來診斷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當他把基於安全需要的反恐鬥爭這樣一個連小學生都能理解的簡單事實歪曲成復仇, 這本身就說明他自己內心裡正是一個滿腦子宗族觀念與父仇子報意識的舊時代的精神奴隸.

和平主義者無視今天世界的現實危險: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技術的擴散速度遠遠快於政治理性化和意識形態一體化進程. 這種危險甚至超過了冷戰最惡劣的情形, 因為當時的東方在實踐的手段上還是相當理性節制的. 911無疑是一次嚴重的警告, 它提醒國際社會再也不能輕視原教旨極端主義和獨裁國家的恣意妄為, 必須打擊乃至摧毀恐怖主義的現實的和潛在的國家基礎. 只有當恐怖主義喪失一切可能的生存環境, 這些環境或多或少是與一些國家的暗中縱容和支持分不開的, 恐怖主義才可能被馴服直至自生自滅.

人們很容易注意到, 那些被稱為邪惡國家的獨裁政權確實與恐怖主義有着精神和物質上的聯繫, 甚至它們自己就是恐怖主義者, 朝鮮和利比亞都曾製造過民航客機的慘案, 這種聯繫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 即它們都是自由與文明不共戴天的敵人. 就其內在精神的關聯性和緊密性而言比二戰時的軸心國有過之而無不及. 後者在內部其實並沒有一致的理念, 而它們的利益在終極意義上甚至還是相互衝突的. 相比之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更加兇殘更加不擇手段也更具整合能力, 一旦羽翼豐滿後果不堪設想.

和平主義的另一個觀念的誤區更具迷惑性, 他們喜歡以平民的犧牲當作否定今天戰爭正義性的理由. 無疑尊重生命是文明社會的基本準則, 但是如果把個體生命抬高到絕對的地位以至於否定其他一切價值和必要的整體性判斷, 那同樣也是荒唐的. 如果剝掉它的後現代外衣就會發現我們對它並不陌生, 不過是我們傳統文化中的奴性或者叫苟活主義的變種. 因為這種建立在絕對個人主義基礎上的和平主義的邏輯前提就是它必須同時對所有人都具有約束力, 否則, 那些不遵從它的人將因為他的邪惡而成為征服者, 而那些迷信和平至上的人將因為喪失對自由,尊嚴和勇氣的追求而被奴役. 這樣的和平主義其實就是庸眾和懦夫的哲學, 文明世界被它所誤導的結果就是愚蠢和怯懦. 顯然這樣的結果正是本.拉等和薩達姆之流希望看到的, 恐怖威脅就是他們的最後手段, 除非文明社會正面應對他們的挑戰, 否則便是對恐怖主義的縱容而後患無窮, 如果不對此有清醒的認識, 文明就必將被自己的弱點毀滅.

五. 效果論. 另有一種反對對伊動武的看起來比較溫和的聲音, 他們認為用武力推翻薩達姆將會激起伊斯蘭國家的普遍憤怒, 加深相互間的仇恨, 盛洪的說法有代表性: 武力打擊會製造新的仇恨，仇恨是生長敵人的土壤。在他看來911本身就是怨怨相報的結果, 因此武力不能解決問題. 持有這種觀點的人顯然沒有搞清楚仇恨的真正原因, 因為阿拉伯國家的對美國的憎恨並沒有太多實在的理由, 巴勒斯坦問題實際上被阿拉伯政治宗教文化精英利用來進行煽動反美的工具, 正如英國作家拉什迪一針見血指出的那樣: 反美已成為穆斯林社會轉移其國內困境的一個最好的藉口：他們國家的腐敗，他們的無能，他們對自己人民的鎮壓, 他們的經濟、科學和文化的停滯。

人類社會總是存在矛盾衝突, 美國的國際政策和作為只是一種現象, 問題的根本在於如何理解和表達, 以現象來解釋仇恨以及今天的恐怖主義是捨本逐末, 不僅膚淺也是無濟於事的. 從這樣的角度看, 產生911那種不可理喻的仇恨的土壤只能是和現代化格格不入的原教旨主義伊斯蘭文化, 這種偏狹意識完全喪失了理性認知與對話能力, 它對人民的精神控制則使極端主義表達具備了可能性.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復興自伊朗推翻巴列維國王的革命已見端倪, 而冷戰後美國的單極化態勢的出現, 反美主義成為一些穆斯林社會的共同精神紐帶也屬必然, 所以以原教旨加反美主義意識形態與自由社會的衝突是不可迴避的, 這才是仇恨的真正基礎.

因此消除仇恨的根本辦法不是對反自由勢力的溫和與妥協, 那只能被視為軟弱和縱容, 文明世界應該以強硬的姿態向伊斯蘭社會的統治精英們發出明確的信號: 要麼對抗, 要麼改革, 前者意味着覆滅, 後者將煥發新的生機. 打擊伊拉克不僅在於消除當前的威脅, 它更具有強大的威懾的作用. 從這個意義上說, 通過聯合國實施倒薩反而削弱了這樣的含義, 因為如此一來, 聯合國將一如既往地被那些邪惡國家視為保護傘和道義武器. 而歐洲人在倒薩問題上所表現出的自私, 虛偽和根深蒂固的左的意識, 也將證明他們不過是在重複上個世紀的同樣的錯誤.

歷史經驗無數次地表明, 對於一意孤行阻擋歷史前進的反動者和那些愚昧盲從的人們, 失敗, 也只有失敗, 才能使他們找到正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