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第一個重要因素：戰爭中的效能。

戰爭中的效能對於西方文明的發展，對於西方的崛起，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一點很多人沒有說出來過，包括某些西方學者也不願意說。這大概就是老子所說的“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但西方負責任的歷史學家還是告訴了我們，西方文明的中心因素，是它在戰爭中的效能。有本書叫《劍橋戰爭史》，我認為是本很好的書，是現代人寫的。這是一本很通俗的書，不是很專業化的，只是全景的描述。但它參考了西方軍事歷史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書中有這麼一段話：

“這些發展（指軍事方面的發展）的重大意義遠遠超過它的發源地。因為侵略——“武力掠奪”——在‘西方的崛起’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在過去2500年中的絕大部分時期，不是更為豐富的資源，或更為崇高的道德價值觀，也不是無可匹敵的軍事天才，也不是直到19世紀才出現的發達的經濟結構，不是這一切，而是陸海軍的絕對軍事優勢，為西方的擴張奠定了基礎。這種優勢，意味着西方很少為成功的侵略付出過痛苦的代價。來自亞非國家的軍隊很少能成功的開進歐洲本土，但也有許多的例外——薛西斯、漢尼拔、阿提拉、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但他們只是獲得了短暫的成功。沒有一個敵人能從整體上摧毀他的對手。相反，西方軍隊在數量上居劣勢，卻能擊敗波斯人和迦太基的入侵並進而滅絕他們的國家，甚至伊斯蘭的軍隊也從未成功地以西方方式在歐洲分割他們的勢力範圍。然而，另一方面，時光的流逝，軍事力量的重新平衡關鍵性地促進了西方的擴張。

“到1800年為止，西方國家已控制了世界陸地表面35%的地區；到1914年，這個數字已增至85%——僅在1878年到1914年之間就獲得了100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合2590萬平方公里，即在36年裡攫取了相當於近三個中國的土地）。甚至在20世紀90年代，雖然其直接控制地區的面積急劇收縮，但西方軍隊仍能或多或少地直接插手它所選擇的陸地或海洋地區，這一能力為保護其附屬國家的經濟利益和維持全球的勢力均衡提供了幫助。這一能力曾在薩拉米斯戰役（公元前480年）和拉茨菲爾德戰役（公元955年）中保護了西方，也曾在特諾奇蒂特拉戰役（公元1519-1521年）和普拉西戰役（公元1757年）中擴張了西方的霸權。今天，或好或壞，它仍然在世界上維持着其支配地位，沒有它，‘西方的崛起’是不可能的。”

這裡講得很明確，在西方崛起的因素中，軍事強大占據了最中心的地位，所有其他的東西都是次要的。所以我在《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論》中講過，這個世界過得好的民族都是在戰爭中表現優秀的民族。在戰爭中打不好仗，就過不上好日子。有人講，日本不是打了敗仗嗎？今天不也是過上好日子了嗎？我認為，日本不是個例外。日本是非西方國家當中唯一學會了西方軍事傳統的精髓的國家，它在戰爭方面的表現是極其優異的。它是在第二次大戰中戰敗了，但在此之前，它已經利用自己在戰爭中的勝利積累了大量的財富，特別是人力資源；在戰敗之後，它又把軍戰效能迅速的轉化為商戰效能。這是它今天能過好日子的根本原因。我們中國在朝鮮戰爭中似乎也學會了高軍事效能，但我認為我們只是局部的、暫時的學會了，很快又丟了。從整個民族來說，並沒有像日本那樣，真正掌握西方軍事傳統的精髓，所以我們還過不上好日子。 商業是跟着軍事走的。我們的主流思想家有很多錯誤的認識，認為西方的崛起主要是由於商業上的原因。比如哈耶克什麼的，包括中國一些思想家們，認為商業主導一切。這種認識和宣傳明顯的帶有意識形態的欺騙性。嚴肅的歷史學家是不同意的。西方在其歷史的大部分時期中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商業，至少不比中國強。西方崛起的根本原因就是軍事的強大，所以我們要學這個。

當然現在人們都會說，有原子彈了，還能打仗嗎？可能不能打了，但是，一些原則性的東西，精神文化的實質，我覺得沒有變。這些原則和實質不僅僅適用於熱戰，還適用於很多其他方面。

那麼西方在戰爭中為什麼這麼強大，它有哪些特點呢？

在分析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說明一下西方人眼裡的西方和非西方概念究竟是什麼。我們很多中國人不知道，西方中心觀的那些人，他說的西方是哪一塊，這一點必須明確。西方人所說的西方就是西歐。東歐是不算的，俄羅斯是不算的，那是東方。在我們看都是西方，看他們長得都一樣。在我們看來薛西斯也是西方人。西方和東方是文化和種族的概念，不是地域的概念。舉個例子，像埃及豔后，從種族上講她是純得不能再純的希臘人，但她被西方人認為是東方人。東方人是什麼樣的呢？奢侈的、豪華的、腐朽的、墮落的、淫蕩的。所以西方對東方是極其蔑視的，有沒有道理呢？有。因為就像《劍橋戰爭史》中講到的，西方人對東方人，特別是正統的西方人在與東方人的戰爭中都是輕易取勝的，損失極小。先不要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美洲，那簡直是幾百人打幾萬人。西方人對東方人的戰爭當中一般都是兵力不到二分之一，但都打了勝仗，而且損失極小。

西方人在戰爭中遭受的重大損失都是基本上都是他們自己內部戰爭造成的。順便說一句，這說明窩裡鬥是東西方都有的，把它強加給中國人和東方人，是對中國人和東方人的污衊。所有的民族都會窩裡鬥，我認為窩裡鬥的民族有兩種：一種是最弱小的民族；一種是最強大的民族。最弱小的民族外邊打不出去只能在窩裡鬥；最強的國家窩裡鬥是因為外邊太好打了。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是窩裡鬥，美國南北戰爭也是窩裡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的南北戰爭中軍隊死了62.5萬人，相當於美國南北戰爭之後到越南戰爭，包括越南戰爭的大部分，美國參加的所有戰爭中死亡軍人的總和。如果考慮到人口基數，這個死亡數字就更令人駭然了，那就要超過美國在全部外戰中死亡人數的很多倍了。也就是說，美國從南北戰爭後在國外一直打到現在，還遠遠沒窩裡鬥打得厲害。造成西方軍隊被大量殺傷的，基本是內訌。這和中國過去強大時是一樣的。但現在的中國窩裡鬥就不是這種了。現在的中國是屬於太弱了，打不出去的窩裡鬥了。所以窩裡鬥不能一概而論。

西方的軍事傳統有幾點。第一是高度地依賴技術上的先進性，可以說就是武器決定論。這一點從古代就開始了，雖然古代的技術不象現代技術起到那麼決定性的作用，但西方人在古代的戰爭當中非常注重應用技術。毛主席講了武器在戰爭中是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一類的觀點，但我們要明白，這是毛主席在沒辦法的情況講的，要鼓舞士氣。實際上他知道武器的作用很強大，別把毛主席看得太糊塗了，要不他怎麼知道造原子彈的重要性。毛主席也說了原子彈不重要的話，但他知道花這麼多錢造原子彈。為什麼毛主席不僅僅用革命化就去打敗原子彈呢。當然，到了文革又變形了。什麼你打你的機械化，我打我們的革命化，用我的革命化打敗你的機械化。革命化怎麼打得過機械化？在一般的情況下革命化是打不過機械化的，會在現實中被打個粉碎。革命化打不敗機械化，最好的例子是義和團。義和團不可謂不勇敢，不可謂不怕死，但幾萬人打不下幾百人的守軍。差距之大，現實地擺在面前。

但單靠技術確實是不足以戰勝敵人的，這在古代尤其如此。西方軍事傳統的第二點是高度的組織紀律性。這一點和崇洋媚洋但不懂洋的那些人的認識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所說的西方人的特點就是自由、個性。但至少在軍事戰爭中，西方人提倡的是紀律，提倡的是完全抹殺個性。比如說，西方和中國基本上同時發明了最早的步兵操練，是在公元前五世紀（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個發明了步兵操練的文明。中國在早期戰爭中的表現和西方驚人的相似，這也是中國人當時很強大的一個原因，但後來這個傳統被中斷了，比如到了大清，日本人眼裡的清兵是很散漫的一支軍隊，打不了仗的）。步兵操練傳統在西方一直貫穿到現在的：比如說西點軍校，到現在吃頓飯還要擊鼓列隊，紀律性很強。

那步兵操練為了什麼？就是要強調紀律性，抹殺個性。吃頓飯都要排隊打着鼓點進去，形成了一種習慣，到了戰場上，鼓一敲，就列隊往前走，就沒人想別的，步調就很一致。這是西方軍隊非常強大的一個傳統。

我們知道古希臘就有方陣，馬其頓有馬其頓的方陣，羅馬有羅馬的方陣，這些重裝步兵的方陣在希臘、羅馬的戰爭中起了最核心的作用（在西方的戰爭中，騎兵作用很小。騎兵講個性，講個人的武藝，講謀略，講運動。但是騎兵在戰爭中的作用跟重裝步兵方陣沒法比）。馬其頓的方陣比較有代表性，我現在就講講它。它的矛有二十英尺，也就是6米多長（這樣長的矛必須雙手持，故此，馬其頓的盾牌很小，是掛在脖子上的）。用這麼長的矛你能選擇對像去刺嗎？不行，沒有這種選擇的可能性（古希臘的矛短一些，8-9英尺長，可一手持盾，一手持矛，但也沒有這種選擇的可能性），只能往前走，士兵所能發揮的個性很少。馬其頓的矛後端也有鋒刃，防你從後邊上來。整個方陣像一隻刺蝟。當遇到組織的不那麼好的軍隊，也包括騎兵時，它不是一個個人，而是擠在一塊的人肉機器。其實這個人肉機器也說不上什麼勇敢，因為沒有活動的餘地，你保持自己生存最重要的方式是站直了，別趴下。裡面的人不能跑，跑就首先死。後來的考古證明，那時的戰歿者大都不是被砍死，而是被踐踏致死。也就是說，誰要想干點別的，與這台人肉機器不一致，就會被大隊踩死。這就是當時的戰爭，這個細節是很重要的。羅馬是三個隊列，最後一個隊列還是矛，前面是投槍，但總體上差不多。

這裡我想再講一下當時軍隊裡的階級問題。這些重裝步兵的主要構成階級的成分是什麼？都是自耕農，即中產階級。他們是軍隊的主體。騎兵是上層階級，最窮的是散兵，不排隊的。為什麼呢，在古時候，裝備都是士兵自備的，騎兵沒有錢你是備不起的。最窮的那些人又備不起重裝步兵的鎧甲，所以重裝步兵是由中產階級組成的，而且這種作戰方式很符合他們的性格——保守，守紀律。從另一方面看他們又是民主的，這幫自耕農以投票的方式決定是否一起去打仗。

在過去西方的美術作品中，強調騎兵的很多，《劍橋戰爭史》分析了為什麼。它說藝術作品往往是富人弄的，誇大了自身階級在戰爭中的作用。在西方，實際上騎兵沒有那麼大的作用。起作用的是重裝步兵，即中產階級。這裡我們應該釐清中產階級的概念，中產階級就是指在一個社會中，擁有中等收入的人。中國主流認知在這裡把這個概念搞錯了，按他們的說法，我們這些人還沒夠得上中產階級，但我們想想，在坐的很多人一個月的收入相當於中國一個還算不錯的農民的全年收入。搞清這個概念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中產階級保證了民主制的延續。

自耕農兵士不依賴政府或將領提供的福利。打完仗就回家種地。羅馬有一個在非洲作戰的叫馬庫斯的將軍，一邊打着仗就向元老院寫信，請求放假回家照顧自己的莊稼。馬基亞維里就分析說他肯定不是很有錢的人，不像愷撒，能從戰爭中得到巨大的利益。但後來從馬略開始招收大量的貧僱農入伍，這就出問題了，他們需要依賴於貴族豪門，依賴於將領，所以成了將領手裡推翻民主制的工具，這在後面還會細講。

據西方的軍事史家說，公元前的中國在軍事方面和西方有驚人的相似。關於中國方面的研究細節，我不是很清楚，不知道中國戰國時期是怎樣作戰的。但從兵馬俑可以看出當時的陣勢，與西方是很相象的。但西方的傳統貫穿下來了，而中國中斷了。我想有一個原因，秦朝以後中國在相當的一段時間裡內戰是沒有了，是大一統了。而後只有游牧民族的侵略，歷史環境和西方有了很大的不同。

依賴技術和紀律，是西方軍事傳統中最重要的兩點。戰術、謀略西方是不重視的，如古希臘的相當於孫子的軍事家色諾芬就認為，“戰術僅是軍隊指揮中一個極小的部分”。西方軍事傳統講求的是實力的對撞。從整個戰爭史看，短期內，戰術、謀略是有效的，從長期看就不行了。如漢尼拔對羅馬的戰爭，在坎尼之戰中，漢尼拔使用謀略屠戮了人數和組織都占優勢的羅馬軍隊，一個下午殺了5萬羅馬士兵，平均每一分鐘殺100人以上。然而，在長期的戰爭中，漢尼拔還是被打敗了，他的祖國迦太基也被滅絕。

如果不想法在真正的實力上強大起來，單純強調謀略就會變成取敗之道。像我們這樣，老是強調謀略是不行的。我對于田忌賽馬這種故事有些看法。田忌賽馬，不光說是違反了比賽規則，其實，就算允許你隨意出上中下馬，齊王只要隨機出馬，根據故事裡雙方馬的強弱，田忌贏的概率只有六分之一，多賽幾場，田忌是輸定了的。戰爭，往往就是要打許多場戰役。已經開戰了，敵我雙方的實力對比已經就是這樣了，當然要強調謀略，如田忌的馬已經是這樣了，贏一場是一場吧。但就長期而言，則一定要使自己的馬的速度真正超過齊王。我們過於強調謀略，這不是取勝的正道，正道是拼實力，實力強才能立於長勝不敗之地，謀略只能取一時之巧，這一點我們應該像西方學習。

西方的第三個傳統可能使很多崇洋媚洋的中國文化精英聽了以後大不高興，但這是西方人自己說的：講究徹底的毀滅對方，簡單說，也就是極為兇殘地殺人。這也是西方軍事傳統的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劍橋戰爭史》為此做了關於地理條件的解釋，我不知道對不對，裡面說，很多民族自然條件很好，土地很肥沃，人口不多，這些民族的作戰的主要目的是虜獲人口，作者說中國也是這樣的，但西方人就沒這個地理條件。在印度的英國軍官說，印度打七年仗也不一定死七個人，但西方不一樣，它是要徹底的摧毀敵人。羅馬滅亡迦太基後，不但把迦太基的城牆給夷平了，而且把迦太基的土地都灑上鹽，讓它永遠種不上莊稼，永世不得翻身。當西方人和印地安人作戰的時候，印地安人也是弄不明白，西方的軍隊怎麼會見人就殺，印地安人以為最多打輸了給你當奴隸，西方人卻對他們進行了滅絕性的殺戳。

似乎中國在戰爭中俘獲人口的概念是比較強的。據說有日本人總結過，有三種帝國主義：一個是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帝國主義，這種帝國主義到了一個地方就是男女全殺光，自己去殖民；還有一種西班牙式的，是把男人全殺光，女人留下為妾；第三種也就是中國歷史上所表現的方式，讓被征服的民族歸化。那個日本人認為這是最人道的。但中國的這種仁義的做法沒有得到好報，劣幣驅逐良幣了。你人道了，可你最後沒強起來，人家也不承認你是優秀文化，甚至不承認你是人道、仁義，你的人道、仁義被認為是搞陰謀，最後發現你也沒搞什麼陰謀，那你就是愚蠢（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印度人和世界其他人，就是這樣看待中國的撤軍的）。最後連自己都覺得自己是最缺德的“吃人者”了，而殺人成性的的西方文明卻被我們中國人自己認為比我們更“尊重生命”。冤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