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林頓·拉魯什/楊九聲譯

第一部分導言性概論

　　和很多所謂專家們的意見正好相反，大肆宣揚的中國“投資繁榮”實際上可能預示着經濟和社會走向衰退的轉折點。如果目前的趨勢在將來幾年中不加扭轉，從中國內外萌發出來的一系列破壞性力量結合在一起將出現一些極為嚴重的問題。

　　事實上，過去幾十年已經積聚了一場深刻的危機。在其核心，這一危機植根於“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幾代青年人的思維能力所施加的傷害，對中國古典文化和對印歐文化中最優秀部分的影響的壓制。這種傷害，表現為極端實用主義統治了中國知識界和管理層的精英，大大加劇了過去四十年經濟政策中嚴重錯誤造成的影響。這些錯誤集中體現為拒絕使中國經濟以基礎結構為基本的工業化道路，而這一道路孫中山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經認定對中國的長期生存是極為重要的。

　　經濟自由化在當初和現在都得到中國很多人支持，其原因是它們被認為能給國家帶來利益。很多人以為這種措施是吸引外國投資者的極好策略，而外國投資者能將現代化的生產設備帶給中國。不錯，中國為了發展迫切需要先進技術。但是聰明的漁夫也有可能被他希望能捕到的魚拉到水裡淹死。

　　“投資繁榮”的魔法般的光環使人們不去注意這樣一個事實：財富正從內地農村地區轉移到沿海地區，並輸出到國外；與此同時，內地卻在渴求投資，中國的根本問題——勞動力以農民為主的前工業結構，基本的基礎結構亟須現代化——仍未解決。

　　與此同時，“很快富起來”的思想到處遍布，腐蝕了國民精英的道德，減弱了他們作出這個大國賴以立國的長遠決策的能力。

　　一場迫近眉睫的災難已經以很多方式表現出來。農業方面的危機仍處在早期，但已經震撼了全國。其直接象徵是農民購買力衰退。部分原因是由於“自由貿易”措施，特別是經濟特區及其周圍的“繁榮”扭曲了國內經濟。此外，還應加上日益嚴重的腐敗和投機的影響。由此造成的短期國內經濟不穩正在引爆一場更加深刻的實實在在的危機：中國的工業和基礎結構越來越無法在維護自身的同時，再去滿足農業部門不斷增長的需求。必不可少的能源、交通、水系方面的瓶頸制約日益嚴重甚至崩潰的現象，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國家基本的物質基礎結構既沒有得到應有的維護，也沒有按應有的速度加以擴大。

　　經濟管理層中占上風的極端實用主義，使他們沒有能力來處理正在演化、發展中的危機。就像一輛使用過度的救火車隊，他們對每一新出現的危機跡象都作出反應，但他們趕來趕去，對“起火”的過程本身卻什麼事都沒有做。

　　針對這一局面，糾正導致危機的基本錯誤是不夠的，必須改變導致那種錯誤的思維模式。

　　本文僅提供討論而非“最後結論”，我們希望它能有助於進行反思。

　　本文分三個部分。

　　在第一部分剩下的篇幅中，我們要討論我們對待中國問題的方法所內涵的最根本的物質經濟原則。由於我們的方法與諸如以世界銀行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採用的方法截然相反，所以這麼做很有必要。

　　第二部分將描述這種危機的性質，並說明為什麼短期的實用主義的解決辦法不行。如果我們不得不直率地提出一系列令人不快的事實，這不是因為我們要散布中國的負面現象，而是出於要清除大量錯覺的需要，這種錯覺正在使很多人看不到中國所面臨的危機。

　　為了這樣做，我們必須承認，當前各種討論中所引用的大部分有關當前中國國民生產總值激增的數據是不真實的，這包括了諸如房地產和其他的投機，在“經濟特區”洗錢的毒品收入，動員出來投入商業和非生產性投資的儲蓄等等。即使是與實際生產聯繫在一起的國民生產總值，其中也包括了大量被挪用於對國家很少或毫無益處的投資。在“經濟特區”建造摩天大樓、銀行、購物中心和別的服務性建設，實際上是挪用了應該用於必需的基礎結構建設的資源。

　　為了更正確地了解中國經濟，我們必須把當前所有吸引了眾多注意力的、以純粹的貨幣為標準的經濟，以及所有有關稅收、信貸、貿易、市場機構等事項放置一邊，代之以能夠集中反映勞動生產力增減的經濟的物質參數。

　　在第三部分中我們提出了“未來一百年的緊急計劃”要點。題目看來自相矛盾，但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雖然在最近將面臨嚴重危機，但如果不基於文明的未來這一長遠前景，就不可能找到解決的辦法。我們必須懂得過去2500年決定中國和印歐文明興衰的文化影響。解決辦法——如果有解決辦法的話——在於使統治中國和印歐輝煌文明最燦爛時期的一切文化趨勢和行動模式復活。

　　孫中山樹立了範例

　　孫中山博士為中國現代化所作的努力，提供了一種必不可少的、述及現在應該幹些什麼事情的當代觀點。他在本世紀20年代就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的未來有賴於實現三項相互關聯的有形的任務：

　　（1）使國家全部基礎結構現代化，重點是鐵路和水系（包括防洪）以及開發國家內地；

　　（2）應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迅速實現工業化。孫中山懂得工業化必須包括大規模發展能源生產和相關的基礎結構；

　　（3）城市化，包括建設很多新城市。

　　除此之外，孫中山又說，他認為最最重要的是改變文化觀念，我們建議將它稱之為“教育復興”。

　　只有這些舉措，才能使勞動生產力有足夠的增長速度，足以保證中國長期生存。

　　如果我們考察了中國的農業形勢，就可以清楚地看清這一事實：中國如果不向資金和能源密集型農業邁進，就不可能養活自己。這一過程已經開始，今後將大大加速。

　　問題在於，中國的工業基礎過於薄弱，不能在維持自身的同時，還供應農業部門所迫切需要的商品和改進了的基礎結構。這一問題由於經濟特區的“繁榮”而更加嚴重，這種繁榮將現存的工業活動轉引向出口業和過分擴張的服務業，從而更無法滿足農業需求。因此，我們看到，正當中國農民需要對農田大量投資的時候，他們的購買力卻急劇下降。

　　中國完成了很多有用而重要的工作，但如果中國經濟仍保持其農業的前工業化性質，它就不可能長期維持自己。

　　幸而，中國目前已掌握了一系列技術，其生產力遠遠超過孫中山時代所能達到的水平。這就為彌補己失去的時間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最重要的是，中國已經掌握了核技術，它能提供比已知能源高几千倍的集中能源。中國的希望在於動員中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所已經顯示出來的那種才能—一能生產核反應堆，熱核武器，火箭和衛星———將其廣泛應用於全體人民和經濟發展之需。

　　以下是我們的建議的中心內容，說明我們認為需要動員些什麼。

　　中國的未來最簡單也最易解決的基礎建設是要有大量電力。中國進入到下個世紀，需要有至少10億千瓦發電能力。每千瓦小時電價，按實際組織價值計，應比現在便宜得多。在21世紀的進程中，中國的耗電量應增加很多倍。

　　要完成第一步擴大11倍發電量的任務，只有利用核能才有可能，這就需要在工業上大量生產簡單、強大而安全的核反應堆。如果把這作為全國優先任務，中國就能輕易做到這一點。中國的專家早已掌握了相應的反應堆技術。

　　具備了這樣的核能，當前阻礙中國發展的大部分物資方面的困難都可迎刃而解。中國只須——在發展核能的同時—一迅速建設高速公路和內河運輸以及水系管理的基礎結構。全部精力中比較小的然而是具有決定性的一部分，應致力於研究發展將在21世紀第一個1O年使基礎結構發生革命性變化的新技術。這種新技術包括例如磁懸浮；新型的高速船舶，包括電磁流體動力推進技術；可控熱核聚變；氫（裂解）技術；“乾淨的”核開發方法等等。

　　只要努力建設基礎結構，在教育復興的條件下強調資金密集及能源密集型技術的應用，中國所需要的一切幾乎都能實現。通過以能源密集、資金密集方式重建和擴大全國基本的物質基礎結構，我們也就轉變了就業結構，將千百萬失業和未充分就業人員吸收到日益技術型的活動中來，為建立一支比日前中國現有勞動力還要大不止五倍的工業勞動人軍奠定基礎。

　　基礎結構的發展也為以建立很多新城市為重點的城市化進程打下基礎。下面我們將扼要敘述我們提出的為建立1000個以核能為基礎的現代工業化城市的建議。

　　用來製造大量生產反應堆的各種設施，藉助工業化國家．應用最先進的生產技術，幾年之內就可以建成。各國和各種機構對這一建議反應如何，可以作為考察其是否對中國的發展真正感興趣的檢驗。但沒有外援，中國也完全可以自力更生，不過需要的時間長一些而已。

　　孫中山在1921年寫《國際開發中國》一文時，強調外國通過現代化的資本和技術參與中國基礎結構現代化，不但對中國有好處，而且可以阻止工業化國家深重的經濟衰退，這場經濟衰退將會引發新的世界大戰。

　　孫中山這一預言性的分析也適用於今天。如果先進的工業國家同意按我們所建議的發展方式援助中國——而不是掠奪其“廉價”勞動力，並通過“自由市場”的混亂把這個國家搞得四分五裂——那麼就可以大大緩解目前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影響、不過，這樣做就需要把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放在與目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所採取的政策完全不同的基礎之上。

　　總的來說，需要做的是回到古典的民族經濟原則上去，這些原則是德、美、法、日和其他國家崛起成為工業強國的基礎。它們與英國的“自由貿易”制度截然相反，它們強調根據個人創造能力去產生、吸收、傳送技術進步。它們強調國家在以下方面的作用：促進科學技術的進步；提供基本的物質基礎結構、保健和教育；提供信貸以擴大經濟，指導投資優先投向基礎結構、農業和工業技術的改進；規範經濟活動，使價格結構適合生產部門的生產成本和必要的再投資率；

　　保護國家利益，抵制國內外投機分子和特殊利益集團，保護並促進私營企業生產方式。

　　人們常常問，“使中國發展的錢從那裡來”？錢決不是問題，它不過是紙張而已。在一個主權國家，貨幣體系是國家制定的，它規範並指導將錢用來作為社會真正的物質經濟活動的工具。發展完全在於配置和改善國家的勞動力，在干它產生、吸收、傳送日益加快的技術進步速度的能力，而這就是國家財富的源泉。

　　要取得這種發展，最好、最重要的貨幣工具，就是國家銀行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國家銀行向全社會發行鈔票，並以低息專向國家生產部門中用於技術進步的投資提供貸款。我們看重的是這樣的優先投入，它不僅限於錢，而且還包括由國家銀行或其他方面提供適當信貸即可調動的勞動力和物質設備資源。

　　技術和潛在的人口密度

　　以下我們扼要概述本文其餘部分應用的基本經濟尺度。從一開始我們就摒棄國民生產總值（GNP）和其他以貨幣來衡量業績的統計方法。作為替代，我們集中注意一個人類群體生產並再生產自身繼續生存的條件所依賴的物質過程。要這樣做，我們把整個經濟整體——在這裡是整個中國——當做單一的不能分割的整體；一個單一的活的有機體。

　　物質的經濟整體中的每一樣東西最終都歸結為一個簡單的參數：相對的潛在人口密度增（減）速度。由我本人提出的這種參數，可以大致表述如下：

　　任何一定水平的技術——按生產物質財富的有形過程而言——規定了在這一技術水平條件下，平均每一平方公里土地上所可能維持的最大限度的人口密度。很明顯，這一數量，即潛在的人口密度，決定於諸如氣候、雨量、土地、肥力、礦藏資源的儲量等等自然條件。按“標準”土地質量作為參考使這一參數標準化，即可決定相對潛在人口密度的概念。按中國目前平均技術水平而言，中國肥沃的中心平原地區，每平方公里可以維持500個人，但在西藏地區，平均每平方公里可維持的遠少於10人。

　　一定水平的技術，規定了可以用這種技術來開發的自然資源的範圍和數量。如果一個社會企圖按固定的技術模式來維持其生存，就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在這種模式下可開發資源的相對耗竭，最後導致潛在人口密度的崩潰。

　　因此，即使為了維持固定不變的人口，也需要某種最低限度的技術進步。這一最低限度隨社會的發展而增高。科學和技術進步最終是社會實際財富增長的唯一源泉。

　　要成功地維持並增加相對潛在的人口密度，一個經濟整體必須按日益能源密集——資金密集模式運轉。這特別意味着對每個家庭和各種生產門類所提供的能源，按人均數、按平方公里土地計算都必須不斷增加。與此相關，按人均數和單位面積土地的每小時旅客公里，每小時噸公里和價值公里計算，交通密度必須持續增加。還必須持續增加人均及每平方公里可以向農業、工業和居民供水的數量和質量。

　　在能源消費增長的同時，能源生產和消費的技術質量也必須提高。這一點，其近似值是由生產過程中關鍵性工作面上每秒平方厘米焦耳或每平方厘米瓦特（電力）的能源通量密度來衡量的。在這個星球上，與人口密度的增加密切相關的是與基本的生產能源技術不斷發展的一系列1至2級“跳躍”相互聯繫的——從人力、畜力到水輪機，到蒸汽機，到內燃機，再到核裂變能源。以激光、粒子束、等離子和其他技術表現出來，在加工處理各種材料中應用的反導彈“射束武器”標誌着能源通量密度技術上又一次“跳躍”式增加，是對中國未來極為重要的又一次“新的工業革命”。這種能源密度技術的提高只有通過基礎科學發現才有可能實現。

　　這些使社會得到成功維持的條件，強調應把由國家負責的基本的經濟基礎結構——能源、交通、水資源、通訊、衛生保健和教育——放在中心重要地位。改善基本基礎結構以及促進科學研究和發展，是一個主權國家能為其全體人民保證持久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

　　不幸的是，流行的學院派經濟學家，幾乎無視這些基本的物質經濟學原則，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常常看到職業經濟學家對經濟問題發表全然錯誤的論斷，為什麼在出現災難性崩潰的地方他們會看到增長，為什麼他們常常開出治理經濟的藥方卻“殺死了病人”。

　　第二部分中國經濟中迫近眉睫的嚴峻問題

　　除了西方某些人士惡意散布歪曲中國真實情況的信息外，相信中國確實“經濟繁榮”的人主要是由於把膚淺的外表和實際混為一談。今天的商人往往認為只要他和他的朋友們能賺錢就萬事大吉。但仔細考察農業和工業數據，減除通貨膨脹因素，就會使人看得清楚一些。不過，物質產量增加投（即使按人均計算）也不能說明經濟真正在增長。經濟的相對短期發展始終應該放在賴以維持一國生產基礎的投資“長周期”中進行評價。從這樣的關係來看，目前的“繁榮”就顯得沒有多少實質性內容，徒然分散了注意力，看不到存在的真正的問題——包括由於忽視對中國基本的基礎結構進行長期性投資而造成的連鎖反應性崩潰。

　　虛構的經濟增長

　　為了說明這一點，首先請考慮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典型例子。假使我作為一個私人投資者，也許通過當前風靡很多國家的瘋狂的私有化浪潮而獲得了一條鐵路。該鐵路的部分設備，如路基、轉轍器和訊號設備、橋梁、隧道和其他固定設施，已經使用了三四十年以上。一條營運正常的鐵路必須經常準備大量資金，以維持、保養、現代化，在事故發生之前就及時更換其基本的設施之用。但是，假使除了最急需的維修以外其他都不干，聽任整個系統逐漸損壞、鏽蝕，而將原來打算用於長期性投資和維修保養的資金挪用到其他門類以求“贏利”，則會產生嚴重後果。當然，其嚴重崩潰的的後果只有在很多年之後才能明顯看清。

　　有了這些所謂的“贏利”，我可以干好幾樣事情。我可以購買車輛和機車，以明顯地擴大我的鐵路業務。我可以乾脆把錢付給鐵路的股票持有人作為收益，或者將它們投入某種投機事業。不管怎麼樣，我為我的公司創造了“繁榮”。我的信貸評級提高了，我的股票在市場上走俏。這種“繁榮”可以持續5—10年，可能更長一些。我只須留心在路基坍塌，橋梁開始斷塌之前把我的股份賣出，從公司脫身就行！最後，鐵路實際上毀壞了，而我成了富翁。

　　正是這種畸形的掠奪過程導致了美、英和其他西方國家基礎結構和工業基礎的加速衰敗。這也是蘇聯崩潰的主要原因，它也正以巨大規模在中國發生。

　　考慮一下中國的農業情況。中國農民能養活這麼多的人口，靠的是運河、水庫、灌溉和排疏系統、水泵等等一整套宏大的基礎結構。這套基礎結構的某些部分是經歷了幾千年才建造起來的。不管發生什麼變動，這套基礎結構的總體性能必須至少得到維護保養。

　　隨着農業生產的擴大，基礎結構也擴大並得到改進，人均及每英畝土地所需開支也會不斷增加，以彌補種種老化和鏽蝕過程。事實上，即使要維持固定水平的農業生產力，開支也會逐漸增加。

　　還應該注意，必須把氣候和別的自然條件變化的因素考慮進去，我們不能光按照“好年成”的條件來規定維護保養開支的必要水平。近幾年的洪水災難是一個很好的教訓。經濟政策必須考慮到“長周期”，極端性自然條件必然會一再發生。

　　這些簡明的觀察結果提出了明明白白的問題：從長期標準衡量，中國是否已對其水資源和相關的基礎結構進行了維護？我們是否把應該對基礎結構進行長期性維護所需的資源，挪用到了看上去似乎能使別的經濟部門增長的地方？如果是這樣，那麼就可能有危險。積累起來的“未支付”的維護費用——不光對農業，而且是對經濟整體——就可能比經濟整體的總產量還大得多。這樣的話，我們就等於在走向破產及物質上的崩潰危機。

　　低稅收——一個奇蹟嗎？

　　在繼續討論之前，讓我們從這一觀點看看中國“經濟特區”的一些做法。外國投資者被“出奇低”的稅率、“廉價勞動力”和利潤易於回收所吸引。作為交換，外國人帶來了資金，以及中國急需的現代生產設備。

　　如果只從一個方面來考察這些問題，看來似乎現代化工廠的安裝營運為中國經濟增加了生產能力和淨出產量。但這樣的初步印象卻沒有考慮到這一事實——沒有哪一座工廠僅靠自己就有生產能力。要生產，它就需要電力和別的能源、原材料和半成品，需要運進這些物資和運出製成品的交通設施；對工廠的工人和他們的家庭來說，必須有住房、醫療設施、學校等等。還有，勞動力本身從哪裡來？

　　因此，我們不能把該工廠產量視為增長的淨增幅，我們還應把該廠賴以進行生產的諸如電力、基礎結構及其他方面對國內經濟整體的全部實際耗費，平衡損益後都考慮在內。中國經濟全部——不單沿海地區——都得為這些耗費直接間接付出代價。

　　在一個管理得好的經濟整體中，公司所繳納的所得稅應該包含相當一部分政府為了維護、改進公司及其雇員所使用的基礎結構和其他公用事業的支出。“經濟特區”出奇低的稅負，使得企業的實際效益被大大誇張了。

　　“廉價勞動力”神話

　　外資導致經濟繁榮這種表象，在很大程度上基於中國勞動力代價低廉這一錯覺。事實上，正如孫中山在下文中早已強調說明的，它們的代價非常高：

　　“人們普遍認為生活在中國最便宜。這是一種錯誤觀點，源於一般都用金錢來衡量一切。如果我們按勞動價值來衡量生活的代價，那就可以發現，對一個普遍工人來說，中國是生活最昂貴的國家。一個中國苦力，一個體力勞動工人，得每天工作14—16小時才能勉強糊口。”

　　當成百萬農村無業人員從內地移向沿海地區，受僱於“經濟特區”，這是廉價勞動力嗎？我們不應按他們可能得到的微不足道的貨幣工資來衡量這種勞動力的代價，而必須按生產並維持這些人民使整個中國經濟付出的實際代價來衡量。例如，在今天的中國，按照任何一定的生活標準，生產一個工人及其家庭的物質消費，不論他已否就業，需要多少勞動力？由於一個國家最多只能安置其勞動大軍的100％，因此我們只能大致將上述物質消費的代價按分配到用來生產全體家庭消費的各種門類所需的勞動力來計算。將中國和譬如美國或西歐進行比較，就立刻可以說明“廉價勞動力”的觀念是一種錯覺。

　　拿前西德作為例子。西德的人口密度大致和中國的中、南、東部省份差不多。在德國，農民占勞動力的4％弱，或占全部人口的1.8％，按平均計，一個德國農民生產55個人的食物消費量。這是按目前德國營養標準衡量的。在中國，65％的勞動力，或者說，全部人口的28％直接從事農業生產，這意味着一個中國農民平均養活不到4個人——比他自己一家人多不了多少——而所攝取的熱量和蛋白質卻比德國的水平低得多。

　　如果我們除食物外再加上一個家庭平均消費的所有其他各項“一攬子”商品和能源，情況也並沒有改變——要知道，家庭的工業製成品消費在德國比在中國要高得很多。德國全部勞動力中大約有12％為整個人口的家庭消費進行生產。中國則需要70％的勞動大軍來幹這個，而且其消費標準要低很多。

　　因此，實際上勞動力在德國比在中國便宜！事實上，與中國維持一個低得多的勞動力平均質量相比，德國維持着一個高得很多的勞動力質量，代價卻低得多。

　　“廉價勞動力”政策意味着技術停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政策使得“廉價勞動力”成為最昂貴的勞動力。

　　比歐美落後一個世紀

　　出於他們自己的理由，有些英美人士最近在散布中國是一個“正在形成的超級大國”的神話。純粹從中國的地理面積和眾多人口，加上某些與軍事領域有關的高技術看，這種說法似乎頗有道理。但這種說法會引人誤入歧途。從總體上考察一下中國經濟的物質參數，就會發現，在關鍵方面，中國的發展比主要的工業化國家，如美、德、日本落後了不止一百年。事實上，中國的經濟，其特徵是包裝在薄薄一層比較現代化的科學和工業“外殼”之內，而浮在前工業化落後的巨大基盤之上。

　　中國（1953一1989）和德國（1853—1889）某些有形經濟參數的比較

　　人口密度鋼消耗能源消耗鐵路密度

　　人數/平方公里公斤/人均噸煤當量/人均公里/千平方公里

　　中（1953）61.330.12.5

　　德（1853）6660.3312

　　中（1960）69180.463.5

　　德（1860）70130.4421

　　中（1970）86170.354.3

　　德（1870）76320.7235

　　中（1980）103320.615.2

　　德（1880）83441.0463

　　中（1989）116470.865.5

　　德（1889）91751.4279

　　把中國經濟整體的物質參數和19世紀後半期德國的物質參數相對比很能令人啟發。

　　上表將1953－1989年中國的發展情況，與相同的年份但卻是100年前德國的發展情況相併列作為對比。

　　一個經濟整體的實際發展，最能說明問題的徵狀是其勞動力結構的變化，首先表現為工農業之間從業人口的比例。在工業化過程中，就業變得越來越趨向以製造業為主。與這種轉變同步的，則是越來越城市化。

　　德國的勞動力大軍在工業中就業的比例早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就比今天的中國還高。即使我們把中國大加提倡的“鄉鎮工業”也算進去，情況也是這樣。德國城市人口比例的發展也比中國快得多。要是不算上海和少量其他城市周圍高度密集的地方——十九世紀的德國並無直接與此相似的例子——一我們可以說，德國在1880年城市化的特徵就比今天的中國強得多。根據1990年的統計資料，中國人有26.3％生活在城鎮，而1877年德國已達39％。

　　人改變自然，從而在不斷增高的人口密度和消費標準下維持自身，關鍵要靠人均及單位土地上可用於生產活動的能源量。比較能源消耗數字，我們發現中國遠比100年前的德國落後！不但如此，德國能源消耗的增長速度比過去30年中國的增長速度還要快，還要始終一致。

　　很自然，光比較能源消耗的數字並未考慮到能源利用的技術水平。二十世紀生產和利用能源的方式，比100年前效率高得多，生產力也高得多。但這種方式在中國是否已經充分開發？單是十九世紀以來能源質量最偉大的改進——電力革命——在中國還處在開始階段。今天，中國生產的電力比（重新統一後的）德國可少得多，而中國的人口有德國的14倍，土地有27倍。

　　在鋼鐵的人均生產和使用量上，中國也比100年前的德國落後相當遠。與發展基礎結構、住房和建造生產設備的急迫需要相比，就表現為鋼鐵異常稀缺。

　　上表所選最後一項參數是以每千平方公里土地上鐵路公里數表示的鐵路網密度。十九世紀迅速增長的鐵路、鋼鐵及能源（煤）一起成為美國、德國和其他國家在十九世紀中發展成為工業強國的“火車頭”。火車至今仍是在任何地區都能使用的最經濟的交通運輸手段。

　　令人吃驚的事實是，1893年——德國建造第一條鐵路後不到20年—一德國的鐵路密度就幾乎兩倍於今天的中國的密度。到1890年，它已增長了6倍，比中國今天的鐵路密度超過了一個數量級。

　　當然，鐵路技術在過去一個半世紀裡進步很快。中國一公里鐵路比十九世紀的德國可能運送的旅客和貨物要多得多。但即使如此，按占中國人口比例和土地比例計算，運送的總噸數仍比100年前德國相應的比例少得多。例如，1890年德國鐵路運送了人均4.5噸，而今天中國的鐵路運送人均1.3噸。

　　只是由於中國運送距離長（一件貨物平均要運送700公里以上，和德國的直徑相近），中國鐵路的成績，按人均及單位面積土地運輸噸公里計算，超過了一個世紀前的德國。

　　中國還沒有工業化

　　儘管能源和其他生產數字增長相當迅速，但如果得出這樣的結論，說中國正在經歷一個真正工業化的過程則是不正確的。雖然存在着重要而巨大的工業部門，但就總體而言，中國經濟遠沒有改變它本質上的農業特性。

　　的確，在中國，工業生產的增長主要是靠生產設施簡單重複增多來達到的；普遍存在的現象是工廠基本設備的周轉非常之慢，靠技術進步而使生產力提高的速度也很慢。這樣，工廠實際上是靠建廠時安裝的機器在無限期地運轉，並靠非常費時費勞力的維修機器才能開動。結果，給人以深刻印象的生產增長的名義數字掩蓋了工業基礎越來越嚴重的技術停滯。這種技術停滯，嚴重地拖了經濟發展的後腿，以很低的效益消耗掉勞力、能源和原材料。

　　這種做法繼續下去最終會導致經濟崩潰，要知道，缺乏技術進步的固定資產積累，只能導致效益下降，到處出現短缺和漏洞。

　　物質經濟效益降低的現象

　　與馬克思的觀點相反，效益率降低的普遍趨勢並沒有發生在以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弗里德利希。李斯特的反“自由市場”原則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這些國家中，強調通過國家投資進行科學研究和發展並改善基礎結構以加快技術進步。效益率降低的現象恰恰發生在那些沒有在生產模式上實現某種最低限度技術進步的國家。這種情況已在中國出現了很長時間，目前正在繼續發生。

　　以“T ”代表一國實在的貨物和能源總生產量。“C”表示僅為維持現有農、礦、工業和基礎結構的能力的工廠和設備而所需的一部分。“V”表示貨物生產者的家庭消費所必需的那一部分物質生產量（僅僅是為了維持現有的勞動生產力質量）。“d”表示非生產性活動的消費，包括非生產性部門，例如行政、商業、服務業等部門的勞動力家庭的消費，最後“S’”表示上述各項支出以後餘下來的物質生產量的部分。這樣

　　S ’＝T－（C ＋V ＋d ）

　　S’代表物質生產量的餘額，它可以用作增加投資以擴大經濟——為改善生活標準，擴大並改進生產手段。

　　這裡馬上就有一個問題，如果S’的再投資過程繼續了很多個經濟周期，而所維護的技術水平卻相對固定，那麼C＋V就會無限增加，因為要維護越來越增大的固定資產總數和越來越高的生活水平的代價越來越大。而依照生產中使用的相對固定不變的技術水平，總產量T已達到了增長的極限。因此，衡量一個經濟整體物質效益率的尺度，S’／（C ＋V ）比例就會下降。

　　因為技術停滯，致使提取原材料和維護自然和人造環境的代價逐漸增高，上述趨勢正在加速。這樣，S’就會變為負數，經濟就開始崩潰，就像曾在蘇聯發生過的那樣。

　　解決這一問題，在於保持恰當而日益加速的科學技術進步。

　　第三部分：解決之道

　　我即將出版的《科學作為歷史》一書寫道：“為了替中國（和其他國家）迫近眉睫的崩潰另找一條出路，需要做到三點：

　　（1）必須以適當速度增加人均和每英畝土地上物質勞動生產力的科學技術成分，以扭轉潛在人口密度暴跌，致使其價值大大低於實際人口密度。

　　（2）必須促進‘文化範式’的調整，以動員在生產和有關實踐中，普遍形成並吸收有效的科學技術進步。

　　（3）必須藉助大規模活動培養上述那種‘文化範式’，那種活動可以在人類人均掌握大自然的能力漸進變化中，造成所需要的氣氛。

　　最後，投資的重點應優先放在科學進步，放在與科學進步相一致的不斷增加資金密集和能源密集程度上。“

　　發展之道的主要參數

　　中國未來的道路就是勞動力發展之路。這條道路就是將就業逐步從農業轉到工業和基礎結構方面。具體說，發展的過程可以設想為朝着將來達到假設的“X”點行進，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勞動力結構將大致和六十年代後期主要工業化國家相當。

　　首先，就業結構必須轉變；從事工業的勞動力所占百分比應從目前不足20％增加到“X”點時的40一50％。

　　與增大工業就業人數和經濟整體中資金密集程度相關聯，人均和每英畝土地上能源消耗總量必須增加一個數量級。

　　電力是質量最高的利用能源，必須增長得更多。

　　農業、工業和家庭消費用水的平均供應量和質量也必須大大改善。

　　最後，按每年人均和每平方英里噸公里計算，交通密度也必須增加一個數量級。

　　經濟整體的投資周期，按前述物質產量C 、V 、d 、T和S'的定義計算，必須滿足我所規定的一系列條件：

　　（1）S'/（C+V ）必須增加。

　　（2）C 和V 的技術質量和數量都應增加。

　　（3）C/V 是衡量經濟整體資金密度的尺度，必須增大。

　　（4）作為“C”的組成部分，資本品生產工業與消費品部門相對比，其相對比重必須增大。

　　（5）增大d，重點是增大科學研究、衛生保健和教育支出；但與此同時。

　　（6）d/（C+V ）的增長必須慢於T/（C+V）；非生產性活動必須有利於增強生產部門的生產力。

　　四項基本任務

　　為完成上述中國經濟的改造，有四件事必不可少：

　　A 、水和交通的基礎結構；

　　B 、核能；

　　C 、城市化；

　　D 、教育復興；

　　為達到最迅速最有效的發展，這四件事必須結合為一。為此，我們提出以下概念：

　　基礎結構現代化必須首先集中建造一個發展走廊體系，使相對而言最高密度的經濟活動以及貨物、原材料和能源的最大流動得以形成。走廊體系的設計應該立足於整個國家的發展，也要參照根據經濟地理形勢規定的整個太平洋—印度洋盆地和歐亞大陸基礎結構的布局。

　　這幾條走廊的支柱由以下幾方面組成：（1）高速客貨運鐵路幹線（每一方向2—4軌），以及輸送電力、煤氣、石油和將來輸送氫氣的主要管線；（2）大大擴展內河航運和水系管理並使之現代化，包括新開運河和新修港口，開發高速航運技術；（3）除發展高速鐵路外，還應發展全國磁懸浮聯接體系，以最高每小時400一500公里的速度在主要中心城市之間開展客運交通。

　　高速鐵路／磁浮體系效率很高。如果未來急速增大的長途客運都由公路交通和空運來承擔的話，就難免要發生無法解決的瓶頸制約和浪費，而高速鐵路／磁浮體系則可以避免這些問題。再往後，磁浮體系可以逐步加大承擔中等至貴重貨物的貨運份額。磁浮體系的動力就在軌道上，因而可以自控，來往的密度和車速都可以極大增加。用這種方法，未來一條磁浮軌道就可以承擔比鐵路線或高速公路5倍以上的貨運。磁浮還有一個好處，可以在比傳統鐵路線彎度更大、坡度更陡的地形上營運，因此可以相對地易於在像中國大部分地區那樣的丘陵地區和山區建造。

　　沿着基礎結構發展走廊，特別是在走廊的“匯合點”上，要建造核能中心，生產電力和熱能供工業使用。今天可以利用的最適合這種用途的核技術是絕對安全而又高效的高溫反應堆（HTR），其建造和營運也比較簡單。以後還可再加上各種形式的聚變能源。在核能中心周圍可以發展新的工業城市（核綜合城），這些城市周圍，又有勻稱配置的小城鎮。今後100年中，大概會有約1000個，每個都有50一100萬居民。

　　建造這些新工業城有三重目的。第一，它們的目標是使工業生產技術進步達到可能的最高速度。第二，它們將起教育人民，特別是勞動大軍的活生生的博物館作用；為此目的，工廠和實驗室必須能供大量參觀者和培訓人員使用。第三，這些城市要設計成為建築明珠，成為音樂藝術文化中心，着重於弘揚古典中國和印歐文化的精華。周圍城鎮也按同一原則建設，不過規模小一些而已。

　　基礎結構走廊：概貌

　　本文提出的基礎結構走廊，設想為寬75一100公里的帶狀地區，其中心是通航的河流和運河及高速鐵路／磁浮線路，結合電力和供水幹線。鐵路幹線和主要河流／運河猶如人體的主動脈和主靜脈。它們只有在向走廊和周圍地區延伸出許多毛細管組織——鐵路、公路和運河支線——才能正常起作用。主動、靜脈和有國家級重要性的較小血管必須由中央政府負責；大部分“毛細血管”則由各省和地方政府負責建造、維護。不過，和人體一樣，整個網絡必須作為不可分割的整體，為全國經濟有效地發揮作用。決不可能在“市場機制”或相關的“自發”而分散的決策基礎之上發展出一套有效的基礎結構。

　　水運方面，太平洋和印度洋盆地的巨大潛力，使得有必要通過改進的河流和運河，開放中國內地使其能與海洋航運聯接，使中國內地很大一部分成為“太平洋沿岸的一部分”。孫中山認識到，改善並擴大中國的內陸河道具有全國性和世界性的重要意義，將實現自蘭州以下都可通現代化航運、使大運河現代化、改進長江和西江水系、新的連接三大流域的南北航道。將這些列為優先發展重點是很正確的。

　　從歐亞大陸基礎結構的觀點看，讓我們首先引述孫中山的一段話：

　　“從‘最合適位置’的原則出發來考察，我們所規劃的鐵路線具有最占世界性支配地位的重要意義。它們將成為聯接歐洲和中國兩大人口稠密中心的歐亞體系幹線的一部分（指他規劃的從中國到喀什的鐵路線）。這是從太平洋岸到歐洲的最短路線。從伊犁開始的支線，將與未來的印度—鐵路線連接，通過巴格達、大馬士革到開羅，又與未來的非洲鐵路體系連通……現有鐵路中沒有哪一條具有像這樣的世界性重要位置。”

　　由於本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和其間的其他戰爭，也由於幾十年來英美玩弄的地緣政治把戲，孫中山所描繪的歐亞鐵路體系沒能實現。最近，本文作者和同事們重提這一必要的概念，建議成立“歐亞基礎結構聯盟”，這一聯盟將大大改善歐洲、中國、南亞和中亞、俄羅斯之間貿易和經濟合作的基礎。

　　事實上，從大西洋到太平洋，連接歐亞大陸主要人口中心的交通走廊有三條。在這幾條走廊內（即未來幹線系統50公里以內），有全歐亞近25％的人口和約70％以上的城市人口。在這幾條發展走廊中，平均人口密度約每平方公里150人，或每公里幹線15000人。

　　目前，下列三條鐵路走廊發展極不平衡，存在很多缺口，現有鐵路線的很多部分需現代化。但不管怎樣，即使沒有大規模的新發展，這幾條走廊仍然是經濟地理上的現實存在。

　　歐亞基礎結構之軸

　　（1）“洲際”走廊：北京—大阪—莫斯科—柏林—巴黎。

　　這是一條多路走廊。從北京出發，經過滿洲工業地區到海參崴和哈巴羅夫斯克（伯力），與現代化的泛西伯利亞走廊連接，到烏拉爾，再到莫斯科、明斯克、華沙、柏林，再到北歐的工業中心地帶。現在的北京—烏蘭巴托—烏蘭烏德和哈爾濱—赤塔線路應加以現代化，成為這條多路走廊的一部分。在哈巴羅夫斯克，現有的泛西伯利亞鐵路將沿黑龍江延伸，通過新建的橋梁／隧道，通過薩哈林（庫頁）島，順島向南，跨海通向北海道。北海島已由世界上最長的隧道（54公里）和日本主島本州連接，可通往東京，由東京可通向工業和科學中心大阪。

　　（2）“新絲綢之路”走廊：鄭州—塔什干—伊斯坦布爾—維也納和德黑蘭—羅斯托夫—基輔—柏林。

　　這一條路線恢復了一條歷史上偉大的貿易走廊，是歐洲、中國、阿拉伯和印度文化的匯合點。它沿現有鐵路線從北京經蘭州、烏魯木齊，經過阿拉木圖、塔什干、撒馬爾罕到德黑蘭，再經黑海南北兩岸由兩條路線通往歐洲。聯運至巴格達再經中東通往非洲。

　　（3）“南亞”走廊：北京—胡志明市—曼谷—德里—德黑蘭，再經聯運通向中歐。

　　這條走廊從北京起，經廣州，過南寧至河內和胡志明市，再經曼谷，聯運可到新加坡和印尼。從曼谷經仰光、達卡、加爾各答至德里，再經拉合爾—卡拉奇—赫拉特—德黑蘭，進而再至歐洲。

　　中國的基礎結構走廊

　　未來中國發展基礎結構，其主軸所在需詳細研究。本文只提出粗略的初步意見。

　　內河走廊包括：

　　（1）黃河，要使現代化航運直達蘭州，再加上開發渭河。

　　（2）長江水系直通宜賓；將來再連接成都並與其他南北水道相連。

　　（3）兩江水系，現代化航運從廣州至南寧，再加上南北聯運水道。

　　上述東西水系走廊還須輔以：

　　（4）大運河充分現代化。

　　（5）另增南北水道，包括西江—長江連接水道和建議中的長江—黃河輸水通道。

　　（6）開發遼河及鴨綠江—松花江—圖們江水系。

　　以鐵路為中心的走廊包括：

　　（7）齊齊哈爾—哈爾濱—北京—天津—濟南—徐州—杭州—福州—廣州，經由改善了的聯通線南至河內，北至海參崴和赤塔。

　　（8）（哈爾濱）—北京—鄭州—武漢—廣州—南寧。

　　（9）蘭州—成都—重慶—貴陽—廣州。

　　（10）增建南北大幹線包頭—洛陽—南陽—宜昌—沙市—新化—柳州，北聯烏蘭巴托和烏蘭烏德。

　　加上主要是東西向的：

　　（11）北京—包頭—蘭州—烏魯木齊，再西至阿拉木圖。

　　（12）蘭州—西安—鄭州—徐州—濟南—青島。

　　（13）重慶—武漢，適當延伸至長江北岸再至太平洋岸。

　　（14）昆明—貴陽—長沙—南昌—杭州—上海。

　　將來，隨着開發目前的北方乾旱地區，還會出現更多走廊，包括由齊齊哈爾通過內蒙到新疆，最終延伸至開發了的塔克拉瑪干，隨着鄂爾多斯地區的開發，至少會有一條走廊伸向秦嶺山脈。

　　1000個核動力城

　　如果不顯著加快城市化的速度，使城市人口從目前的26％增至70％以上，就不可能發展一支適合中國需要的現代化工業勞動大軍。不建設大量新城市，這一點也不可能做到。事實上，如果我們放眼未來100年，再算上即使少量增加的人口，就很明白，我們得為10億人口建造新城市！

　　同時，中國的能源消耗一定會迅速增加一個數量級，從目前“十九世紀”水平增至合乎先進工業國所需的水平。一旦達到“X”點，人均能源供應還得繼續增加好幾倍，達到二十一世紀中葉所需水平。

　　要完成這些相互結合的任務，最有效的可行辦法是發展以核能為基礎的工業化城市，我們可以把這稱之為“核能城市化”。

　　核能工業綜合城（nuplex）的概念是本世紀六十及七十年代發展起來的。很多研究都認為它是可以在全世界應用的理想方式，在印度已經計劃建立一批核能綜合城，以適應某些地區的特殊需要。現在出現了以模塊式高溫反應堆為代表的“第二代”核技術，核動力城的優越性大大增高。在上述基礎結構走廊中，新城市的密度最終將達到每10000平方公里3座，或城與城之間的距離大約是70公里。

　　為什麼要用核能？

　　沒有一個生產核能的“應急計劃”，中國的問題就無法解決。目前以大規模擴大煤的傳統利用為中心的能源政策如果繼續下去，到二十一世紀中期就會使國家走上自殺之路。用十九世紀的技術是進不了二十一世紀的。

　　最能簡明地說明核技術的無比優勢的是這樣一個事實，以所產生的單位熱（或電）而論，目前的核動力工廠比用煤、油或煤氣的動力工廠，其所需燃料的重量大約小60000倍。這一事實反映了核反應具有巨大得多的內在能源流量密度。

　　我們對有關燃料消耗的看法，對中國來說已經有明顯的意義。目前，中國人均能源消耗即使極低，50％的中國鐵路運力己用於煤炭運輸。在現行政策下，迫切需要擴大的鐵路運輸能力將全部被煤耗的增加吞噬掉。

　　對勞動生產力的含義就更加深刻。與煤礦工人的產量比，一個采鈾工開採出來的鈾能生產多少千倍的能量。如果鐵路不用來運輸成億噸煤炭，而是用於運輸高質量貨物，那麼，平均每個工人的有效生產力會怎麼樣？我們很快就清楚，向能源更密集的核技術發展，就可以增加整個勞動大軍的生產力。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土地利用的生產力，煤的開挖、運輸和分配要占用不少土地。土地利用的這種需求可以用“經濟整體每年每百萬噸耗煤所需平方公里”來表示。要是人均能源消耗增大5倍，情況會怎麼樣？在土地少而人口稠密的中國城市和省份——那裡燃燒成百千萬噸煤炭已經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情況又會怎樣？

　　依靠煤炭的決策，不是提高能源消耗以滿足中國工業化轉變所需水平應有的決策。

　　關於水力發電，人們常說這是最廉價的電力來源。但是，從物質經濟的總體考慮，情況並非總是這樣。第一，水力發電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因而缺少靈活性。第二，修建水電站所需材料要比核工廠多10一20倍——還沒有計算由於需把電力從遙遠的水電站所在地輸送到耗電中心而造成的外加支出。最後，與建造核電站相比，修造水電站所需的技術水平較低。而與核能聯繫在一起的是高水平資格要求，全體勞動力中工程、技術、科學工作者要占很高的百分比。很多國家的經驗說明，發展核工業部門會大大提高社會技術水平和生產力。

　　這並不是說水電站不該造。例如，控制洪水，管理水資源需要修建大水壩的地方，我們顯然應該同時開發水資源。但是中國全國能源政策必須以擴展核動力為主要重點。計劃中的三峽水電站，建成後只能提供中國到下一世紀所需增加的動力的20％。

　　水、能源和生產力

　　在中國領土上，組織並改善全面水流向的能力，特別要靠單位面積土地上和勞動力人均可用的能源。我們需要能源來搬運土方，生產並安裝水管、建造水壩、製造管理水的設備、抽水以處理水、排泄水，等等。在用水項目中依靠原始的勞動密集型的辦法，將導致我們在前面講過的“效益下降”現象，導致崩潰危機。

　　要是我們在需水的地方使用幾百座10億瓦核能來泵水，試想我們能幹些什麼？例如，利用水管和導水體系把大量水送到乾旱的北方就絕無問題。10億瓦動力每秒可把100立方米水泵過1000米高度。有了豐富的動力，我們還可以大規模利用地下水資源。同樣，有了這樣大的動力，就可為廣大長年洪澇地區排除洪水。

　　此外，不要忘記核能的挖掘能力。中國地形複雜多山，需要在平均單位面積搬動的土方工程量，比別的任何國家都大。發展交通和用水基礎結構，尤其是開發內河交通的巨大潛力，要有大批搬動土方的巨型工程項目，如果利用核爆破力量，就可大大加速完成這些項目。利用已知的技術，核裝置的放射性可以高度控制。在不遠的將來有可能製造幾乎沒有放射性物質的核裝置，這種核裝置將像今天的化學炸藥一樣可以日常使用。

　　作者簡介：林頓。拉魯什（LyndonLaRouchie）是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德國謝其爾研究所（SrchiugrInstitute）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