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的故事

*拐騙婦女參加解放軍：給老幹部們圓房

　 人們都聽說過徵召慰安婦的故事，也知道拐騙婦女的罪惡。但恐怕很少有人會想到在中共歷史上也有過類似的行徑。

　 話說1949年秋，剛剛"解放"的甘肅忽然掀起了一個大規模吸收女學生參軍的熱潮。在臨眺，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說他們將在省會蘭州組建軍政幹校。女孩子們一聽去省會上學，便紛紛報名，在臨眺一地就招了一百五十人，平均年齡只有十四、十五歲，最小的只有十二歲。 組成了6000人的幹校團後，直奔西北。

　 這批女學生離開家門到了蘭州，但幾天之後她們忽然被通知說要派去新疆。一聽根本沒有什麼幹校，而是要去遙遠的戈壁灘，女孩子們立刻哭成了一片。但革命軍隊是不相信眼淚的。不久，她們就被編成教導團向新疆徒步進發，每天要像成年男子一樣在沙漠戈壁中走七、八十里，常常走到深更半夜，倒頭就睡，有時早上醒來才發現睡在了一個又潮又濕的馬圈裡。經過這麼一番折騰，這些女孩子身上的嬌氣去掉了一多半，接下來只要有頓飽飯吃，有個溫暖的地方睡覺就滿足了，再也不會去做什麼"軍政幹校"的夢。這是讓她們乖乖聽從擺布的第一步。

　 到了南疆之後，這些十多歲的女孩子立即被分配去從事"建設邊疆"的勞動。當時的生活狀況嚴酷到了女兵們只能和男人一樣勞動和生活，而忘記了自己的性別的地步。為了解決頭上的虱子，她們甚至必須理光頭髮。經過這麼一番脫胎換骨的改造，黨認為這些女孩子身上的驕嬌二氣已經被打掉，到了向她們亮底牌，要她們用自己的身體為革命做貢獻的時候了。

　 原來，在這場為"軍政幹校"招收女兵的鬧劇背後，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騙局，其策劃者是第一兵團司令王震。當時奉命進疆的王某深知，要讓幾十萬大軍在新疆長期安心駐守下去，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必須要向那裡輸入大量的女人以安撫那些軍官，於是便想出了用"軍政幹校招生"的名義把女學生騙出家門，再強制送到新疆的絕主意。

　 這些女孩子們被通知說她們必須服從黨的安排，和組織上指定的具有十年軍齡、八年黨齡的男人結婚。政工幹部和她們談話時訓斥說："你們老是嫌老幹部老。老幹部怎麼老的？他沒文化，為什麼他沒有文化？他要有文化，他就不革命了。他要是早早結了婚，誰還來打仗？全中國誰解放？"經過這麼一番強詞奪理，這些女孩子都被分配了一個比自己大十來歲的幹部。

　 當然也還不是馬上就用紅頭布一裹送入洞房，畢竟是"革命"隊伍，不是土匪山大王。革命隊伍有革命隊伍的逼婚法。每到周六，勤務兵們就來到女兵宿舍，點名把女兵叫到辦公室，和組織上分配的對象"培養感情"。這樣過了只有兩個月，組織上就採取措施給老幹部們圓房。1950年除夕，首批五個女兵集體結婚，這時距她們離開家門只有四個多月！其中一個姓高的女孩子當時只有十四歲。

　 然而，這幾個新娘還算是幸運的，因為她們畢竟知道自己的"大喜"的日子。還有人被糊裡糊塗送進洞房的。有一個姓任的獨生女，媽媽臨行前一再叮囑盼着她很快回去，但是在"革命隊伍"里，她卻根本不敢實話實說，只是一直躲着那個組織上分配給自己的老幹部。有天晚上聽說會議室布置好了，有人要結婚。她和別人一起去看熱鬧，一進會議室卻被大家突然推到前面，組織上宣布，"今晚就是你結婚。"那年她剛剛十六歲。

　 王震一向被中央吹捧為鎮守新疆的功臣，但這個招收女學生上"軍政大學"的騙局卻揭露了他犯下的不可赦的罪惡：就以"紮根邊疆"為名把大量女性送進軍營讓她們用肉體為政治目的作出犧牲而言，與強徵慰安婦相近；而其連騙帶逼、強迫嫁人有比拐賣婚姻有過之而無不及。

此外還有一項十惡不赦的罪行：強迫未成年的少女結婚。當時"新中國"正大張旗鼓地宣傳婦女的"新生"和新婚姻法對她們的保護，並懲辦了一大批迫害婦女的罪犯。如果歷史公正的話，欺騙和強徵十四、五歲的良家少女從軍並強迫她們嫁人的王震又該當何罪？！

王震歷史內幕(獨家披露)

貪天之功冒領嘉名

　 到延安以後，他擔任了八路軍三五九旅旅長。當時，是八路軍的總司令朱德提出了著名的『南泥灣政策』，即調部隊到人跡罕至、荒無人煙的南泥灣搞『生產自救』。也是朱總司令親自到南泥灣實地勘探，然後下令調三五九旅開進南泥灣。其後，朱總司令又多次到此視察督促，以南泥灣的作法帶動了中共各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也為中共建政以後在新疆等地進行軍墾屯田提供了經驗。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延安《解放日報》曾經發表社論，稱『南泥灣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這個嘉名永遠與總司令名字聯在一起』。但後來的中共黨史上卻將南泥灣與毛澤東、王震的名字聯繫在一起，朱德的名字不見了。

　 在毛澤東時期，對朱德如此不公正完全是毛澤東本人暗示甚至直接指使的結果，而王震對此心知肚明，既為毛澤東打擊朱德當了炮手，個人又樂得貪天之功據為己有。 

　 朱總司令誕辰一百周年紀念的時候，他的秘書撰寫回憶文章披露此事，但這篇文章被與王震穿一條褲子的理論左棍胡喬木壓下不准發表。胡喬木雖然知道文章中說的全是事實，卻表示『發了有影響，寧可向作者檢討也不能發。』

　 由此可見，中共黨史經常是任人塗抹，哪裡還有可信性可言！

　 *許光達為王震的軍銜鳴不平

　 中共建政後，王震被派往新疆任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和中共新疆分局書記。此公最大的劣績就是武力鎮壓新疆少數民族的反叛。

　 當時，王震是自治區黨委書記，鄧力群是宣傳部長。開展肅反運動中，這兩人力主多殺、濫殺，並擅自逮捕一批伊斯蘭上層阿訇，把個新疆搞得人心惶惶，政局動盪，其後是因此而導致的少數民族與漢族對立至今難以消除。

　 當時，中共高層眼看王震如此胡來，下令糾正，但王震自稱自己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拒不承認錯誤。毛澤東一怒之下，下令中共西北局撤銷王震和鄧力群在新疆的職務，調回北京。此後，改任為鐵道兵司令員兼政委，一九五五年又委任以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和國防委員會委員的虛銜。

　 一九五五年，王震僅被授予上將軍銜，毛澤東欽定的十個元帥十個大將都沒有他。

　 為此，被授予大將軍銜的時任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曾上書毛澤東，言他自己無論資歷和戰功都不卓著，故對大將軍銜受之有愧，難以服眾。上書中還提及比如王震同志無論是資歷還是戰功都高過他自己，所以建議將王震同志授予大將。

　 毛澤東給許光達回了話，大意是叫你當你就當，別人的事情不要管。至於毛澤東為什麼沒有封王震為大將，外界不得而知。有人分析，是因為王震在新疆的民族政策沒有掌握好，導致後患無窮，所以毛澤東認為他祗有『匹夫之勇』，封大將更是難服眾人。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用王震所長，說他當年在延安南泥灣率領三五九旅開荒種地領導有方，一句話把他捧得不知所以，樂呵呵地復員到地方當了農墾部長，一直到『文革』開始。

　 *提着老母雞見毛澤東

　 『文革』中，王震開罪林彪一度被下放到江西，但基本上沒有受太大的衝擊，無論是林彪的『九大』還是『四人幫』的『十大』都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

　 大陸上有傳說，王震這門『大炮』在『文革』中之所以基本上沒有挨整，是因為三十年代初毛澤東在中共內部被所謂『左傾』路線整肅時處境特慘，沒有人敢與他接觸，唯有王震曾提着一隻老母雞去看望他。毛澤東為此大受感動，所以幾十年後仍然念着王震的好，至少不置之於死地。

　 這類傳說無從證實，或許真有其事，但更大的可能是人們的附會，甚至是王震為了給自己臉上貼金而自編自造出來的故事就像林彪說他自己當年曾在井崗山同毛澤東『會師』一樣。實際上，王震在『文革』期間沒有被毛澤東當成敵人，一是他從來就不是劉少奇和陳雲路線上的人，第二他向來『有勇無謀』，不被毛澤東認為是什麼危險人物。

　 *王震是標準的『流氓無產者』

　 無論是『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還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王震都充當了急先鋒。

　 胡耀邦在台上的時候，鄧小平在一次小會上提出自己退下來的願望，在場的人只有胡耀邦表示『同意』，其他人，特別是王震這樣的政治老人立刻勸阻。誰都明白，祗要鄧小平退下來的，其他政治老人怎麼還有可能繼續留在位置上？所以，就因這件事，胡耀邦成了眾多政治老人的眾矢之的，王震更是公開罵娘。

　 據原中共中央黨校副教育長、曾經因為與胡耀邦關係密切而受到王震殘酷打擊的吳江回憶：王震接替胡耀邦中央黨校校長職務後，立刻利用這一陣地對胡耀邦大肆詆毀。在一次黨校大會上，他公然破口大罵：『誰讓鄧小平退下來，誰就是反革命，就是『三種人』！』然後又在大會上大聲宣布：『學生上天安門，要熱處理，來一個抓一個。我們有四百萬軍隊，怕什麼？』

　 一九八二年中共召開十二大時，吳江在小組會上有個發言，談關于堅持與發展毛澤東思想問題。當時主持《人民日報》工作的秦川聞訊即約吳江就此問題寫文章在黨報上發表。文章見報後，王震連夜打電話給秦川：『《人民日報》竟敢發表吳江的文章，你們還要不要腦袋？』

　 如此土匪行徑，共產黨高層領導人祗有王震表演得出來。

　 大陸還有傳說，一九八六年底左派老人逼胡耀邦下台時，就是他王震拿着老人們的聯名信威逼鄧小平。『六四』後更有傳說他親自指揮了屠城的殺人部隊。

　 有一個得到了證實的傳說則是：一九八六年在逼迫胡耀邦辭職的『黨內生活會』上，王震發言給胡耀邦列舉的主要罪行是組織路線上存在嚴重問題，不但對『文革』中的『三種人』徐惟誠等造反派的秀才加以重用，而且拒絕聽取群眾來信的批評反映。

　 趙紫陽擔任總書記後，儘量不招惹王震這位鄧小平從來都要讓幾分，地位特殊的政治元老，王震仍然對他一百個看不慣。一九八八年六、七月間，北京廣播影視工作者蘇曉康等人拍攝製作的電視專題片《河殤》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當時正在湖北巡遊的王震無意中在電視上看到其中的片斷，立刻引起階級鬥爭警覺。回到北京後，他下令廣播電影電視部立刻將全片錄相帶及解說詞全文調到『王辦』。看完後立刻要求禁止繼續播映並展開批判，但遭到趙紫陽的拒絕。

　 一個月後，王震恰好到寧夏參加自治區成立三十周年的慶祝活動，在當時舉行的座談會上故意把話題引到黃河上，然後便痛批《河殤》是詆毀黃河、誣衊中華民族。王震還要求新聞媒體必須刊登他的這番講話，無奈當時的《人民日報》等中央媒體並不買賬，不但拒絕刊登他的講話，而且繼續組織對《河殤》的讚賞文章，祗有頂不住壓力的《寧夏日報》刊登了王震講話內容。

　 當年十月，黨內連個中央委員職務都已經不是的王震不但能夠出席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而且居然能夠打斷趙紫陽主持的會議正常議程，突然發難，拍着桌子大喊《河殤》已經讓他『不能容忍』。

　 『六四』事件發生之後，讚揚《河殤》成為趙紫陽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要罪狀之一，而王震目無組織原則，公然大鬧黨的中央全會會場的惡劣行為卻被說成是『民族正義感』、堅持無產階級黨性的大義凜然之舉。

　 當然，如果不是『六四』事件的發生，如果還是趙紫陽繼續作共產黨的總書記，他王震對《河殤》的發難也已經阻止不了該片在海內外繼續發揮影響，更何況該播出的電視片已經播出，該出版的解說詞已經上市，該發表的讚揚文章已經刊出。

　 而王震對大陸著名歌手崔健的封殺，則更厲害的多。

　 崔健在剛剛成名的時候，曾經演唱過那首在大陸幾乎人人知道的《南泥灣》，內容是歌頌王震的三五九族如何成為將南泥灣變成『陝北的好江南』。而崔健絕就絕在將這首歌用所謂『氣嗓子』唱出，處理得柔婉棉軟，成了所謂『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糜糜之音』。歌聲傳到王震耳朵里，王震大怒，一聲令下，大陸所有電視台都不能出崔健的鏡頭，更何況播放他的演唱曲目。

　 正是由於王震這些左的表現，所以外界常常把他排在與鄧小平針鋒相對的陳雲勢力一邊。實際上，如果仔細分析鄧小平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的一貫所做所為，尤其是聯繫他一九八九年以後的強硬政治態度就不難發現，王震身上所表現出的那種既要堅持政治上的高壓政策，又要倡導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的態度，正是鄧小平所需要的。

　 雖然王震如此不得人心，但他在中共高層中卻頗有『人望』，原因之一就是他性格中有仗義的一面，所以，他應該屬於毛澤東在其文章中所定義的那種標準的『流氓無產者』。　

　 *鄧榕盛讚『鬍子叔叔』

　 『文革』中，王震對鄧小平、陳毅等許多挨整的老幹部不但沒有落井下石，甚至還為他們及他們的子女做了一些好事。

　 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回憶文章中，曾盛讚這位『鬍子叔叔』在鄧小平落難時不怕毛澤東和『四人幫』開罪，對鄧小平一家關懷有加。正因為這層原因，鄧小平主政後，對王震一直容忍頗多。

　 一九七二年春鄧榕從陝西去江西看望父母后，在回陝西的途中繞道北京，想打聽一下林彪死後有什麼新的政治消息。有人見到鄧榕說：王震要見你。

　 鄧家原來與王震並無多少交往，鄧榕甚至未曾見過這位『鬍子叔叔』。四月三十日那天，當鄧榕趕到北京北太平莊王震住處，王震急忙迎了出來，一把握住鄧榕的手，十分熱情地問：『爸爸好嗎？』

　 幾年來受盡委屈的鄧榕忍不住熱淚盈眶。

　 據鄧榕回憶：鬍子叔叔詳細問了我父親及全家人的情況，他讓我不要再回陝西，回江西去轉告我父親，主席對父親是有區別的，並說他自己要向毛主席及中央上書，讓我父親出來工作。鬍子叔叔還留我在他家吃飯住宿。自『文革』以來，從我成人開始，便歷盡那個非常時期的世態炎涼，但此時此刻，在鬍子叔叔這裡竟然受到如此的關懷，如此的厚待，實是令我感動萬分。鬍子叔叔在那種時刻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挺身出來為我父親說話，怎能不令人敬佩之至、沒齒難忘呢？鬍子叔叔這種以正義勇敢、豪情俠膽著稱的品格，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我回到江西把這些告訴父親後，父親也是十分感動的。

　 自此，鄧榕逐漸成了王家的常客，也與王震的三個兒子王兵、王軍和王之相熟。一九九三年三月，王震在廣州去世後，鄧榕帶着女兒前往機場迎靈。接着，很快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緬懷鬍子叔叔》的文章。文章中記述，每當王震與兒子們生氣，祗要鄧榕去勸說，王震準會露出笑容。

　 另外，鄧小平二次出山後，鄧榕還充當了生父與乾爹之間的傳話人，每當王震對中共中央在位領導人的某項決策有意見時，便要求鄧榕轉告鄧小平出面制止。比如取消所謂『生產建設兵團』的事情，是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作主的。曾經領導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王震聽說此事，如喪考妣。剛巧此時鄧榕與賀平從中共駐美大使館回國休假去看望王震，王震立刻要求鄧榕向鄧小平轉達自己的意見。

　 就這樣，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被成建制地保留至今。

　 如果說王震當初就覺察將來的天下屬於鄧小平，那麼說明這個大老粗的政治眼光敏銳；如果說王震完全是出於拔刀相助，那麼說明他確實有豪情俠膽。但無論如何，這是導致後來王震得寵於鄧小平最重要的原因。

　 中共高層中流傳着許多關於王震在『文革』中如何利用自己在毛澤東那裡的微妙地位，設法幫助一些正在挨整的老幹部和他們家屬的故事。

　 比如『四人幫』在整葉劍英的過程中，曾把他的女兒葉向真及其當時的丈夫劉詩昆也投入監獄，同時還把他們的一個上了歲數的保姆也抓了起來。有人找到王震請他救救那位無辜的老太太，於是王震就找毛澤東說自己缺一個保姆，但他看中的這個人現在卻在監獄裡。於是毛澤東果真就批示放人。

　 一九七四年，胡耀邦從幹校回到北京，因為還沒有被啟用，所以對仍留在幹校的部下伍紹祖（『文革』前的全國學聯主席，胡耀邦的愛將）愛莫能助。於是胡耀邦鼓動伍紹祖的母親熊天荊去找王震想辦法。

　 熊天荊也是中共元老人物，丈夫伍雲甫六九年病逝後祗能與獨子相依為命，處境頗為悽慘。她找到王震後，王震即給毛澤東寫了封信，言自己眼下急需一個秘書，而這個秘書既要有文化，又要出身好，所以祗能像伍紹祖這樣的人擔任最合適。於是，伍紹祖果真就回到北京到王震身邊當了秘書。

　 一九七五年王震當了國務院副總理後，積極支持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兩人聯絡頗多。

　 在一次交談中，王震對鄧小平推薦說：我手下有一個秘書，有德有才，但現在卻不能被重用，一直在我那裡管管文件什麼的。這簡直就是人材浪費。當鄧小平問到此人適合幹什麼的時候，王震信口說道：他是清華大學畢業的，學的就是科技，當然應該管管科技什麼的。於是，伍紹祖進了國防科工委。

　 『文革』中，王震仍然享受着中共高幹的『特供』待遇。由於各種物資奇缺，對中共高幹的這種『特供』也是要限量的，比如中華煙每月祗限六條。王震本人不抽煙，所以『文革』前這每月六條煙都是他的兒子們享受。但『文革』中王震卻命令兒子們每月省出一些來，給幾位因為被打倒而被中止『特供』的老幹部和『民主人士』，榮毅仁當時就是受益者之一。

　 從那時起，榮毅仁與王震兩家關係就一直非常密切，這同改革開放以後王震的兒子入主榮毅仁的公司不無關係。

　 從中共公開的文字材料中看，王震在『文革』時期對鄧小平、葉劍英等人及他們家庭成員所做的幫助甚至是當時位高權重的周恩來所沒有做到的，鄧小平復出後自然對王震十分感恩。這是毛澤東去世之後，王震能夠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的重要原因。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掌握中共實際領導權後，提出讓王震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徵詢胡耀邦意見時，胡表示王震的個人作風實在令人不敢恭維，考慮到中央決策機構的嚴肅性，此人不宜決策層。再者，當時在世的許多軍隊元老都比王震軍銜高，好幾個大將都還在世，這樣安排恐怕不太合適。但鄧小平堅持這樣安排，胡耀邦自然被王震恨之入骨。

　 一九八五年，王震在政治局內不再占有位置，又被鄧小平安排了一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一九八八年，王震同意不在黨內繼續任職，卻向鄧小平伸手要了一個體面風光的國家副主席職務直到去世。

　 *王震不懂什麼就喜歡什麼

　 王震其人沒有任何學歷，十四歲即當了鐵路工人，所以自命『老粗』。但中共的宣傳材料大都說，他在『革命隊伍』里卻對文化人頗為敬重，他本人也自稱是『知識分子的朋友』。

　 王震的妻子王季青早年是燕京大學化學系的高材生。中共建政後曾在北京的一所重點中學裡當校長，後來在高教部任職。

　 王震國共內戰時的秘書郭小川，是大陸後來著名的詩人，此人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後因為王震做了工作，才沒有被整得更慘。

　 大陸著名詩人艾青之子，旅居紐約的艾端午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共保守派軍頭王震，過去一度結交文人，附庸風雅，父親艾青當年被打成右派時，受到王震的照顧。

　 事實上王震結交黨內文人，自稱『知識分子的朋友』，還是出於毛澤東專用『工農分子』控制知識分子的需要。在延安的時候，王震在所有『粗人』中，最為關心黨內政治動態，對毛澤東這樣的山溝里的知識分子與王明那樣的吃過洋麵包的知識分子之間的鬥爭十分敏感，對從大城市投奔延安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則一百個看不慣。四十年代初中共搞所謂的『延安整風』時，正是王震首先在『鳴放』的牆報上看出了王實味的文章有『反黨』氣息並及時向毛澤東報告。

　 毛澤東對此極為重視，一九四二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命令中央研究院對王實味開展批判，並對其政治歷史問題進行審查。當時此事轟動延安，這對後來整風運動發展成『審幹』運動直接影響。

　 據吳江著作中的描述，王震因為挖出了王實味而受到毛澤東的器重，竟被委任為『文藝界整風學習小組組長』。王以自己沒有文化而表示了一番謙虛，毛澤東則意味深長地說：『我就是要你這個文化不高和文化人打交道』。吳江認為，這種現象透露出歷史上中共對知識分子政策陰暗的一面，可謂一針見血。

　 從那以後，王震自己從來沒有什麼理論，卻對共產黨內的理論工作者頗為友好，當然是指鄧力群、胡喬木這樣的理論工作者，他們的思想提首先必須是無限忠於共產黨，其次要符合王震個人的口味。正因為如此，王震在鄧小平時代成了中共左派理論家（如鄧力群等人）和左派文人（如賀敬之和他的妻子柯岩）最有力的後台。

　 左派理論家及左派文人們之所以把鄧小平都不放在眼裡，之所以架了一度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環，與其說是後面有陳雲的支持，還不如說是仗着王震在鄧小平那裡的特殊地位。祗要王震保他們，鄧小平就奈何他們不得。

　 一九九零年六月，賀敬之命令屬下馬畏安在《中國文化報》上向李瑞環發動攻擊，發表了《全黨應服從中央》的社論和中央領導關於意識形態的指示，故意不收李瑞環的內容。李瑞環聽說後為光火，在政治局召開的會議上提出文化部有人無法無天，江總書記和李總理均裝傻充楞，沒有個明朗的態度。於是，李瑞環又上報鄧小平處要求討個『公道』。鄧小平十分生氣，說『這是政治性事件』，表示支持李瑞環追查。於是，李瑞環命令賀敬之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將書面檢查交出。

　 賀敬之接到李瑞環的『最後通牒』即找到王震和李先念，尋求支持。王震當即表態：《中國文化報》一點錯沒有，如果誰敢說有錯，『讓他來找我』。李先念則說，沒有他李瑞環的語錄有什麼不行？我李先念還從來沒有發表過語錄呢。

　 賀敬之取得兩個老人明確表態支持後，更不把李瑞環放在眼裡。李瑞環沒有辦法，祗好再次向鄧小平求救，鄧大人那裡卻沒了下文。

　 自此，李瑞環像個霜打了的茄子一樣，足足蔫了有半年之久。至於事後海外報刊報導李瑞環派駐工作組進入《中國文化報》，完全沒有事實根據，很可能是人們出於對左派們的憎惡而附會出來的。

*沒有文化偏偏愛『關心』教育

　 王震還有一個與他的出身和經歷相矛盾的特點，就是愛往教育界湊。他既無理論又無文化，卻任過中共中央黨校校長。其實，他除了對共產黨的理論教育感興趣，對大陸的普通教育也常常插手。至去世之前他還兼任着全國中小學教師基金會的名譽主席職務。 

　 大陸每每有什麼『教師節』、教育表彰大會之類的活動，他總是少不了出席的。教育界的左王何東昌之流同他的關係也十分密切。

　 因為時常插手教育界，所以王震非常喜歡在學校里露面，如北京師範大學實驗中學、北京四中等校開校友會時，他非常喜歡以學生家長（爺爺輩）的身份被校方請去。 

　 一九八六年四中校慶時，王震正得意地坐在主席台上被師生們觀瞻，會場上突然有人喊了聲『方勵之來了』（方是四中校友），於是，許多人都紛紛前去請『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簽名，會場秩序大亂。氣得王震在主席台上用拐杖把地板戳得亂響，大叫『這像什麼話！』。

　 王震還有一個令外人難以相信的特點，就是生平喜愛讀書，而且還專門能在讀書過程中發現問題。曾經在大陸出版後引起強烈爭議的軍史小說《雪白血紅》，就是他王震讀完後『及時發現了其中的嚴重問題』，大罵作者張正隆良心大大的壞了。

　 *王震最早主張『兩手硬』

　 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後，中共在清算前兩任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錯誤時，指責他們是抓物質文明的一手硬，抓精神文明的一手軟。從此『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成了黨的政策的通俗解釋。其實，這所謂的『兩手硬』政策是王震首先提倡的。在經濟改革方面，王震實際上是較早支持鄧小平主張的黨內元老。

　 一九八一年王震衣錦還鄉時，曾對家鄉父老透露他早在一九六二年就主張包產到戶，『不過挨了一頓批』。

　 查遍有關中共公開資料，還沒有找到關於王震因為一九六二年主張包產到戶遭到毛澤東批判的確實記載。不過，一九七九年的時候，王震就以國務院副總理的名義帶領國務院數部長前往深圳蛇口考察，研究開發蛇口經濟特區的工作。

　 一九八四年，王震又與楊尚昆陪同鄧小平視察廣東、福建等沿海城市，並建議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對經濟特區的開發和建設。

　 相比而言，當時所謂中共『八大政治元老』中的陳雲、彭真、李先念、宋任窮等就從來沒有像他這樣如此肯定藉『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名，行資本主義之實的經濟特區。

　 還有一個外界鮮為人知的事例是：從一九八九年初開始被一些政協委員指責為『喪權辱國』、『開門揖盜』的海南省洋浦開發方案，正是時任海南省省委書記許士傑通過王震直送鄧小平和楊尚昆的。王震在許士傑等人致黨中央國務院的聯名上書前面指示曰：『洋浦地區三十平方公里的開發由日本熊谷組承包事，完全可行。謹建議：中央、國務院批准......』

　 洋浦地區以租讓土地形式吸引外商開放一事早已獲得批准，當時一些爭論的內幕隨之曝光。具有諷剌意味的是：從中共現在所公開批露的材料看，一九八九年初最早支持洋浦租讓國土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竟是王震和田紀雲。而前者從來都是被認作中共保守派勢力的代表；後者則被公認為改革開放的急先鋒。

　 就在如此大力支持經濟特區，甚至帶頭支持『出賣國家主權』的同時，王震又是中共意識形態方面極左勢力的帶頭人。無論是『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反擊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還是『六四』鎮壓，他從來都是充當搖旗吶喊的急先鋒角色。

　 王震支持改革開放自有他的一套『理論』。他認為：實際上，對外開放政策是毛澤東、周恩來在世時就確定下來的一項國策。早在五十年代，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即提出：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的東西，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列寧在蘇聯建國初期也提出過引進必需的設備和技術，通過租讓和借款吸收外資，用以建立起大生產的基礎。 

　 有人說，王震支持建設特區是因為他的兒子在經商中得了好處。如此說來，中共另幾個元老中，除李先念的子女外，每個人的子女都有醉心於商品經濟的，但他們對商品經濟卻從來都是沒有褒詞的。

　 *王震的『絕情』

　 王震生活作風的腐化、墮落在海外早有各種報導，如香港《鏡報》月刊曾在一九九零年二月號披露大陸新疆的天山腳下建有豪華的『王震別墅』；《當代》一九九零年六月號也報導王震在珠海的石景山莊（鄧小平一九九二年驚蟄前後巡幸珠海時也在此下榻）揮霍的故事。

　 還有一則報導說，王震曾批准賀敬之的兒子賀小雷在新疆天山腳下的五家渠鎮建了一個跑馬場，因為遊客太少，無錢可賺，這位賀小雷於是又跑回北京，由王震批准在亞運村附近新建了一個所謂『迎亞運』跑馬場。王震如此關心這個賀公子，除了與賀敬之的關係，更主要的還因為賀敬之的老婆柯岩認王震作了乾爹，並一度住在王家為王震寫傳。

　 然後，筆者在搜集王震其人的有關材料時，也有幸看到大陸吉林出版社和北京華夏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晚年紀事》、《將帥軼事》兩本書，其中有不少筆墨是吹捧王震為革命事業杜絕親情的故事。

　 據書中記載，王震在其家中是長子，弟妹均在鄉下務農。王震當了解放軍的將軍之後，弟妹自然也可以沾點光。弟弟王余美想建一棟房子，寫信向王震要點錢，王震的回信內容竟是：『你定要我拿錢，我寫信給農會，發動農民鬥爭你。』王余美有個女兒叫王輝，曾通過王震的部下將戶口遷入北京，被王震發現後，立即命令『遣送原籍當農民』。

　 一次王震回湖南瀏陽家鄉，發現弟弟竟養有二十多隻鴨，於是他在區公所社員代表會上發起批鬥會，並命令當地幹部沒收他弟弟所有的鴨子並處以罰款。

　 王震的大弟弟的長子叫王井，高中畢業後要求王震給介紹個工作，被王震一口拒絕；王震的二妹有一兒一女五十年代找到新疆，王震便把他們留在新疆石河子農墾區當農工。

　 我們暫且不懷疑上述故事的真實性，但即使如此，王震其人也絕不是個『廉潔型』的中共幹部。據吳江在其著作中揭露，在中共取得政權後，王震的名言就是『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得坐天下』，對某些特權毫不相讓。

　 筆者一九八九年初在深圳時曾親耳聽到王震訓斥企圖審查他兒子經商問題的當地政要，怒氣沖沖地威脅說：『你們知道不知道，老子的兒子當過兵，文革中坐過牢，你們也敢？』

　 另外，王震的官僚特權不但福及兒女，而且孫子輩們也同樣跟着沾光。比如他的孫女王京京原是北京師範大學經濟系的學生，一九八六年曾隨學校組織的軍訓大隊去河北石家莊陸軍學院參加軍事訓練。訓練日程快結束時，該學院領導突然接到中共中央軍委的專線電話，命令他們在通知王京京軍訓結束後不要返回北京，由陸軍學院派汽車直接送往北戴河，因為她的爺爺，首長王震同志正在北戴河避暑。

　 此事由陸軍學院領導轉告北京師範大學軍訓帶隊教師後，幾位教師居然沒有買王震的帳，告訴陸軍學院領導說：我們帶來多少學生就要如數帶回北京多少。他們到北京後就放假，到那個時候，不用說去北戴河，跟着他爺爺出國我們也管不了。但現在不行。必須跟別的大學生一樣坐硬席火車回北京。

　 陸軍學院的領導當時嚇得不知說什麼好，因為他們戎馬半生，從來就知道『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何況還是直接來自中央軍委辦公廳的命令。北師大的知識分子卻不吃這一套。所以也難怪王震為什麼對知識分子有氣。

　 *王震有幾個子女

　 海外的傳媒一般都報導王震有三子一女，三子分別為王兵、王軍、王之，女名王家（一說王泉）。台灣出版的《中共人名錄》一書中也說到『王震有女名王家，文革曾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作』。

　 實際上，王震祗有三個兒子，沒有女兒。當過王震秘書的伍紹祖在對外解釋自己不是王震女婿時曾說過：『王震沒有女兒』。鄧小平女兒鄧榕在回憶王震的文章中也提到王震沒有女兒，所以她鄧榕便自告奮勇到王家當了『女兒』。

　 另外，筆者採訪到的曾與王震子女過從甚密者也肯定說王震沒有女兒。至於王家或許是前文提到的被王震安排在石河子農墾兵團工作的侄子或養女之類。

　 另外，海外亦有報導說王震有一女兒叫王京，筆者認為這或許是他的孫女王京京之誤。公正地講，王京京是個很老實、本份的女孩子，在大學期間學習用功，而且少有高乾子女的狂傲之氣。但就是因為他的爺爺在一九八九年『六四』期間主殺，所以在同學中間非常受氣，沒有辦法祗好中途退學。

　 王震還有一個孫子中學時即到了加拿大，英語學成後現已到美國讀大學本科。這個孩子的父親王軍經常利用作生意的機會到加拿大和美國去看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