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們常說國民黨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現在重新審視歷史，覺得這話說得並不正確。

　　首先，國民黨內戰並不內行。抗戰八年，他們對日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大軍團會戰打了不少，有勝有負，雖然不斷有一些漢奸分離出去，但總體來說，軍隊沒有垮，政府沒有垮，士氣也沒有垮。再看看抗戰勝利後的三年內戰，同樣是這些軍隊，卻兵敗如山倒，士氣低落，厭戰、懼戰情緒，到了空前絕後的程度。以至於三年間便把江山統統敗光。這怎麼能稱得上內戰內行呢？相比之下，共產黨打敗國民黨的三大戰役，三軍齊出，氣勢如虹，地動山搖，抗戰八年，國民黨何曾見這等場面？

　　其次，國民黨外戰是不是外行呢？也不見得。現在回過頭來看，蔣介石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是正確的，把中國抗戰納入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範疇的戰略也是正確的。1938年毛澤東寫了《論持久戰》，這不是毛澤東個人的發明，而是國共兩黨對戰爭前途的一種共識，其實早在1937年雙十節，蔣介石就指出：“此次抗戰非一年半載可了，必經非常之困苦與艱難，始可獲得最後之勝利。”1938年10月，蔣介石再次指出：“夫唯我國在抗戰之始，即決心持久抗戰，故一時之進退變化絕不能動搖我國抗戰之決心。”在這一點上，毛、蔣的觀點是一致的，因此《論持久戰》一發表即獲得蔣介石的讚許，在蔣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因此，就抗戰戰略來說，國民黨的外戰並不外行。就具體戰役來說，亦基本上是按照這個總體戰略來實施，因此不能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便斷言其外戰外行。　　

　　現在爭論較多的是，國共兩黨在抗戰期間的摩擦，究竟是誰的責任？應該說，雙方都有責任。國民黨方面的責任，我們以往了解得比較多，那麼共產黨方面的責任呢？我覺得，從宏觀來看，關鍵的問題在於：紅軍歸編為國民革命軍以後，要不要服從軍令？試想一下，在戰爭期間，如果軍隊不服從統一軍令，後果是如何的？1940年5月4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東南局寫了一封信，談到新四軍問題時指出：　　

　　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發展。　　

　　這也是構成皖南事變的部分原因（政府要求新四軍調往黃河以北，但共產黨拒不服從，只同意調往長江以北，且不按指定路線行軍等等），何應欽、白崇禧曾聯名致電朱德、彭德懷和葉挺，指第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　　

　　一、不守戰區範圍自由行動；二、不遵編制數量自由擴充；三、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系統；四、不打敵人專事併吞友軍。以上四端，實為所謂摩擦事件發生之根本。　　

　　除了第四點之外，其他三點，從上引毛澤東給東南局的信件可以證明，完全屬實。對此共產黨並不諱言。　　紅軍既然已經接受了八路軍、新四軍編制，也就是說是政府軍的一個組成部分，試換個角度，如果在紅軍，或八路軍屬下有一個師或旅，也是不受上級限制，超越允許範圍，不要委任，自己隨意放手擴大軍隊，會怎麼對待他？但共產黨堅稱，只要八路軍、新四軍服從了國民政府的軍令，最後必會被國民黨消滅掉。

　　就具體摩擦事件而言，有些是國民黨方面蓄意挑起的，但也有些是共產黨方面原因造成的。不能一概而論。前者我們知道得很多了，在此不贅述，後者就舉廣東的一個例子。共產黨的東江游擊隊在抗戰初期接受了國民黨四戰區的收編。本來，四戰區是比較同情共產黨的，從張發奎到余漢謀、李漢魂，對共產黨的活動，無不眼開眼閉。大批中共黨人，潛伏在戰區長官司令部里，秘密為共產黨工作。張發奎、余漢謀雖然心知肚明，卻一直優容對待。

　　1940年初，四戰區調共產黨的新編大隊到惠州集訓。但新編大隊拒不服從，堅決不去。四戰區挺進縱隊東江指揮所所長香翰屏一次一次下命令，都遭拒絕，最後軍令如山，如果新編大隊執意違抗，必將軍法從事。就這樣，一個集訓計劃，就演變成國共兩黨的磨擦了。四戰區內部，本來同情共產黨的人，這時都不好說話了，相反，要求徹底解決中共武裝的呼聲，遂漸占上風。

　　現在國共之爭早已塵埃落定，國民黨也不再是台灣的執政黨了，現在甚至有了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可能性，對於那段已經過去幾十年歷史，應該可以更冷靜地以史實為依據進行歷史學意義上的探討，而不是一種情緒化的政治表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