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３月２６日，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報道了一件鮮為人知的往事：早在３０年代，日本侵略者在我國黑龍江東寧等地修築了許多軍事要塞，其規模之大、設施之完備令人吃驚。為此，他們動用了大量的中國勞工，其中大多數人都死在那裡。該節目的標題為《深山裡的罪惡》，真是恰如其分。東寧位於綏芬河一帶，與俄羅斯隔河相望，這些工事顯然是針對當年的蘇聯政權的。令人奇怪的是，日軍花了那麼大力氣來修築這些工事，為什麼到後來又棄之不用了呢？

這顯然與日蘇兩國的妥協有關。

日蘇之間的妥協是在１９４１年４月實現的。在此之前，即１９４０年年底，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爐邊閒話”（亦稱“爐邊講話”）中，把日本與德國、意大利兩個法西斯國家相提並論，並宣布要進一步對我國實行軍事援助。隨後，美國國務卿赫爾也表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是摧毀文明世界的第一步，美國不能坐視不救。

美國政府的態度鼓舞了中國人民的士氣，也使國際形勢更加明朗。１９４１年１月２日，《大公報》以《爐邊爆彈破春曉》為題發表杜評說，德國和日本在歐亞兩洲的窮兵黷武，使“ 一九四一年將為決定世界大局的命運之一年”。在這種形勢下，除了“英國的戰鬥力量及中國的繼續抗戰，自然是直接的決定因素”外，還有兩個足以左右局勢的重要力量，那就是美國對民主國家的援助以及蘇聯和平政策的堅持。社評說：從羅斯福總統所表示的“對於暴力之不能妥協，一若我們不能與夷燒彈講理”的觀點來看，美國已經“走近參戰之路”；因此蘇聯是否信守承諾，繼續堅持其反法西斯立場，就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１月２１日，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在議會發表演說，談到要消除日蘇之間的誤會，重新調整兩國關係。二月中旬，松岡在日本眾院重申這個問題，並說兩國關係“最近頗多改善”。日方對蘇暗送秋波，自然引起中國政府的注意。２月２３日是蘇聯建軍節，蘇聯駐華武官在重慶舉行執行會。按慣例蔣介石是不參加這類活動的，這一次他卻破例去蘇聯大使館表示祝賀。

３月８日，《大公報》援引來自倫敦的消息說，《泰晤士報》認為日蘇兩國可能要簽署互不侵犯條約，於是人們紛紛猜測松岡將訪問蘇聯；但日本政府發言人在面對記者的詢問時，卻對兩國即將開始的密月守口如瓶。兩天后，路透社又報道說，松岡即將取道西伯利亞赴德國、意大利訪問，而他此行的真正目的，則是為了簽訂日蘇條約。

３月１２日，松岡開始赴歐洲訪問。臨行前他聲稱此行任務重大，返回途中將訪問莫斯科，可見英國新聞界的消息並非空穴來風。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後，美國參議院正式通過了軍火租借法案，羅斯福也再次表示援華計劃正在進行之中。

對於日蘇關係的這種變化，中國官方和民間都極為關注。３月１８日，國民黨宣傳部長王世傑在日記中寫道：“松岡洋右已由日經蘇聯赴德，其任務不明，外間有無數揣測。”３月２２日，《大公報》也發表《松岡騙不了蘇聯》的社評，指出松岡此行的第一目的，即第一陰謀，就是“想在莫斯科掛一鈎”。至於如何掛鈎，“大概不外下述三點：（一）藉口南進，請蘇聯予以諒解及保障。（二）利用中國黨派問題，勸誘蘇聯停止援華。（三）籍調停英德戰爭的姿態，使蘇聯感覺孤立，因而就範。”文章認為，這些淺薄的理由是騙不了蘇聯政治家的：第一，“蘇聯是中國的友邦，對中國同情最深，對日本認識最透，自然不會為松岡的如簧之舌所惑，而諒解其滅華。”第二，黨派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中國人有把握予以解決，所以這個問題不會改變蘇聯的對外政策。第三，關於調整戰爭，英國首先不會相信其誠意；要讓蘇聯因為“感覺孤立”而就範，也沒那麼容易。另外，《大公報》還在３月２４日的短評中說，松岡路經西伯利亞時，蘇聯在那裡舉行了軍事演習．這也表明松岡到莫斯科不會有什麼收穫。

然而，就如同羅斯福所謂“不能與夷燒彈講理”一樣，《大公報》的這些言論雖然用心良苦，但對於一個以暴易暴的政權來說，卻完全是對牛彈琴。松岡是在３月２３日抵達莫斯科的，第二天他就破例受到斯大林的接見，可見斯大林對他的到來是多麼重視。對於這種情況，也許局外人看得更為清楚。4月2日，《大公報》轉載《泰晤士報》的評論說：日蘇雙方可能要簽訂一個商務條約，以便為締結一個更廣泛的政治協定――互不侵犯條約作準備；這樣一來，日本就可以從３０萬關東軍中抽出大部分來用於南進，“並將壓迫蘇聯，停止對華的援助。”第二天，該報又報道說，日本已宣布，它與蘇聯舉行的經濟談判即將結束，可見《泰晤士報》的分析是有根據的。

４月４日，松岡在柏林躊躇滿志地對新聞界說，這次出訪比他“離國前所預期之成果，有‘ 加倍之收穫’”，並聲稱現在的形勢就如同“夜幕初啟，東方發白”一樣。４月７日，松岡訪問德、意之後返回莫斯科。為分析松岡是否負有特殊使命，輿論界紛紛猜測他在莫斯科的逗留時間。有的說三天，有的說四天，也有的說“松岡因有極重要之公務，已決定提前返國。”最後，還是松岡自己揭開了謎底：“本人原計劃於十日離此，但如展緩離此可有裨益，擬稍緩返國。”

事情到了這種地步，雙方的司馬昭之心，已經是路人皆知了，然而《大公報》還是在４月９日社評中說：松岡此行的目的，是企圖爭取蘇聯在遠東地區保持中立。根據常識判斷，蘇聯是不可能否滿足其欲望的。第一，如果蘇聯滿足松岡的要求，就會使日本暫無北顧之憂，將力量用到對付中國和英美的戰略上來，這不僅對德、意、日有利，也對蘇聯構成了更大威脅。何況三國同盟就是反共聯盟，蘇聯絕不會做這種損人不利己的事情。第二，中蘇兩國是唇齒相依的友好鄰邦，“凡足以減弱中國抵抗力量或便利日本對華進攻的日本任何要求。蘇聯一定不會允諾。”基於以上判斷，該報認為“聰明老練”的蘇聯當局，只有“發揮巧妙的手腕，使松岡到底猜不透”自己的真正意圖，才能在外交上取得成功。

這顯然是書生之見，因為在斯大林的外交辭典里，是找不到“友好鄰邦”等詞彙的。相比之下，倒是林語堂的分析較為透闢。他說：松岡此行的目標，雖然是想“借德方之力，謀解決蘇聯問題”，但由於蘇聯玩的是“放狗相咬”的手段，所以主動權仍然是握在斯大林手裡。他強調，蘇聯的外並政策是先誘導德國進攻英國，再唆使日本占領中國並攻打美國，以便自己從中漁利。（林語堂：《美國通信》，《大公報》４月１４日）

在莫斯科，松岡與莫洛托夫進行了兩天的談判後，突然宣布要去列寧格勒訪問。據說，松岡曾經在那裡擔任過外交官，這一次不過是舊地重遊。但實際上很可能是等待蘇聯當局的最後決策。４月１０日，也就是松同在列寧格勒訪問的時候，有消息說他的行程將延長到本月１３日。第二天，松而返回莫斯科後與莫洛托夫繼續舉行會談。當天日本首相近衛還對新聞界發表談話，但沒有透露日蘇會談的具體內容。４月１２日，松岡和莫洛托夫在第四輪會談後拜會了斯大林。這說明雙方已取得滿意的結果。

松岡的行動自然引起外交界的關注。４月１２日，我國駐法大使顧維鈞“急欲了解松岡二次訪問莫斯科有何用意”，會見了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顧在回憶錄中寫道：“鮑格莫洛夫說，此次會涉及到的只是對蘇聯和日本有關的問題，屬於商業或者經濟方面，諸如貿易和漁業等。他認為不會締結政治協議，同時第三方的利益也不會受到影響。他向我擔保蘇聯和中國的關係依然極其良好。他解釋說，兩國的邊界線很長，彼此間的關係極端重要。蘇聯政府希望看到中國依然是以民治為基礎的獨立的民主國家。日本外相在蘇聯逗留時間之所以延長，是因為他想多參觀一些地方。松岡剛剛訪問了他青年時代曾居住過一段時間的列寧格勒。如果正在進行政治會談，松岡似乎是不會離開莫斯科去作這次旅行的。”（《顧維鈞回憶錄》第四卷第七章第十節、第十一節）

鮑格莫洛夫話音未落，《蘇日中立條約》簽字儀式於４月１３日在莫斯科舉行。４月１５日，《大公報》披露《蘇日中立條約》內容。該條約共四個條款，其第二條規定：“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即應始終遵守中立。”這顯然是對日本侵略的默許和縱容。與此同時，該報還刊登了兩國《共同宣言》的全文：“遵照蘇日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是締結之中立條約的精神，蘇日雙方政府為保證兩國和平與友好邦交起見，茲特着重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於是，在這場狼狽為奸的交易中，蒙古和東北竟成了相互饋贈的供品。難怪斯大體夸松岡是他所見過的 “最直率的人”，松岡也信誓旦旦表示要信守協定。所以林語堂在另一封《美國通信》中極為悲憤地說：《蘇日多約》“用意深長，蓋本蘇聯自己不打勸人相打之八字金言，雖稱之為含惡意之‘友誼條約’亦無不可。”（《大公報》１９４１年５月９日）

《蘇日中立文約》和《共同宣言》使中國朝野極為震動。外交部長王寵惠發表聲明說：“查東北四省及外蒙……為中華民國之領土，……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第三國間所為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任何約定，決不能承認……蘇日兩國公布之共同宣言，對於中國絕對無效。 ”《大公報》也發表了題為《蘇日中立條約》的社評，指出其三大危害：第一，蘇聯所謂中立，有利於日本侵略中國並向英美開戰，這與蘇聯過去的立場是背道而馳的。第二，這個條約既損害了中國的利益，也破壞了１９２４年簽署的“中蘇協定”。根據這個協定，中國拒絕了日本倡導的防共同盟，這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主要原因。第三，蘇聯無視中國主權，公然承認偽滿漩國的存在，也是對１９３７年《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背叛。在論及蘇日妥協的影響時，該社評認為蘇聯背信棄義地與日本簽訂所謂中立條約，既“便利了暴日之侵華 ”，又“便利了暴日的南進”。這就要求國人必須肩負起抗戰到底的職責，也要求英美等友好國家“要積極布防，準備截擊太平洋上的海盜！”

４月１６日，《大公報》又刊登《松岡離莫斯科光景》的通訊，說斯大林為了取媚於日本，一反深居簡出的習慣，專門到車站為松岡送行。斯大林在車站見到松岡後，不僅親切握手，拍肩談笑，合影留念，還依依不捨地登上列車又談了十來分鐘，國際列車因此未能正點發出。這種“向所未有之事”，至今讀來令人作嘔。

相比之下，美國方面的立場和表現卻讓人難忘。４月１４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在接近記者時說，美國政府的政策不但不會改變，還將密切注視遠東局勢的發展，並繼續援助中國。第二天，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偕宋子文暨美財長摩根韜晉謁羅斯福，會商軍火徂借問題”（《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一七一八頁），羅斯福當即表示，中國所需要的軍火，已依照前不久的軍火租借法案予以考慮。此外，他已批准將美國現有的若干軍火轉讓中國，並命令製造商趕造新軍火供中國使用。為此，《大公報》於４月７日發表了題為《美國精神》的社評。認為在這機詐相尚、信義凋零、狂濤泛濫、精神墮落的時代，美國始終堅守信約，隨時發出正義的吼聲，對於浴血抗戰的中國人民是最有力的支持。

４月底，有消息說松岡即將訪問美國，美國務卿赫爾表示不知此事；有關人士說松岡即便要來，也是最不受歡迎的人。５月初，松岡又厚顏無恥地發出信息，表示願邀請羅斯福訪日。但是赫爾表示，美國並沒有收到日方約請，即使收到，也將予以拒絕。５月２３日，赫爾約見胡適時指出：“日美交涉沒有達成任何一項協議；同時更保證‘關於美日和平的任何問題，在沒有事先充分和中國方面商討以前，不會作結論性的交涉。’後來，美國一直恪守這個諾言，而到了最後，中國的意見乃產生了使美國堅持不對日妥協的效果。”（《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一七一九至一七二０頁）

《蘇日中立條約》和《共同宣言》發表後，中國知識界反應十分強烈。尤其是曾經把蘇聯視為“最好友邦”的救國會“七君子”們，更覺得“這個協定實在對中國是一個‘打擊’，大家認為有公開表示的必要。”於是他們推舉王造時“擬了一個致斯大林元帥的公開信，表示該項協定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是很大的遺憾。”（王造時遺稿：《關於致斯大體大元帥的信》，見《王造時：我的當場答覆》，中國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這封信經張申府修改後，由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張申府、劉清揚、胡子嬰和王造時共同簽名，分別遞交蘇聯駐華大使館和國民黨宣傳部長王世傑。儘管該信的措詞較為溫和，但還是有人從中作梗，竭力阻止其面世。

據王造時回憶，當時張友漁也在場。張既是中共地下黨員，又是救國會的核心成員，但不知為什麼他在《張友漁回憶錄》沒有談及此事。查《王世傑日記》，王也只是在４月９日記了一筆：“沈鈞儒王造時張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親蘇著名。今日致一函於蘇聯大使潘又新，詢問日蘇協定之意義，意存質問。”至於公開信如何處理，從日記中看不出來。值得一提的是，王造時起草那封信本來是出於愛國熱情，卻被扣上了“反蘇反共”的帽子。如果說當年的那些謠言，諸如王造時拿了國民黨的錢之類，在事實面前還可以不攻自破的話；那麼到五六十年代以後，這頂帽子便象達摩在利斯劍似的，成了王造時悲劇命運的一大禍根。

《王世傑日記》中還有些關於日蘇條約的內幕。譬如４月１３日晚１０時許，王世粟得知日蘇雙方簽署條約的消息後，“當即以電話報告蔣（介石）先生，並對通訊社及檢查局有所指示。”第二天，他在“中央常會席上，報日蘇簽約之消息。會中討論三小時。多數意見仍主我方應避免以刺激性之言論刺激蘇聯，惟對滿矇事不能不從法理上作一聲明。”４月１５日，他又召開有關方面和新聞單位負責人會議，要求“各方言論務極慎重，以免造成反蘇之印象。到會者頗有不以為然者，但予堅囑必須如此。”在當天的日記中，他還寫下這樣一段文字：據中國駐蘇聯大使邵力子報告，日本代表團離開莫斯科時，斯大林“親往車站送松岡行，並與之行蘇聯‘親頰’禮。另據日方同盟社電，松岡在蘇聯政府公署簽約後，曾題字紀念，所題者為‘言而有信’四字。”這些細節對於上述新聞也是很好的印證。

從《王世傑日記》中，還可以看出各方面對蘇日條約的反應，以及該條約所起的作用。4月2 O日，蔣介石曾“約中央常委商談對蘇日協定之態度”。于右任認為，如今日軍已無北顧之憂，勢必要抽調東北駐軍加強對我進攻；馮玉祥則主張應“再派大員赴蘇”，以便弄清底細。然而蔣介石卻笑着說，不論派什麼人，恐怕也“見不着蘇聯政府當局！”第二天，從日本方面傳來消息說：“蘇聯已開始將西伯利亞駐兵西撤，以示信賴日蘇協定之意。”與此同時，日軍對我國襄樊地區、東南沿海以及中條山一帶發動大規模進攻。王在４月２３的日記中寫道：“敵軍連日以教師級之眾閃擊浙閩海岸，寧波台州溫州相繼被敵占領後，福州亦淪陷。敵人用意或系作南進之準備。……延安共產黨發表關於日蘇協定之意見，謂蘇聯將繼續援華但以蘇之接濟不致用於攻擊共產黨為條件。又謂日蘇關於蒙古及偽滿之共同聲明者為當然之舉，利於蘇亦於中國有利。”到了５月１２日，王又在日記中說:“敵軍自本月七日起，大舉進中條山一帶，兵力甚厚（約四五師團），且已發現滿洲駐軍之符號。似乎敵軍有大舉西犯之意。”從此，中國人民的抗戰進入了最艱苦最困難的時代。

最後，有兩點並非題外的話需要交待：第一，我在學生時代，曾經從教科書中得知，在蘇聯的無私援助下，中國抗日戰爭才取得最後勝利。如今翻檢史料，才明白一些事實真象。這是我撰寫此文的主要原因。第二，任何國家的外交政策都是以本國利益為前提的，美國也不例外。然而，美蘇兩國之所以在對日問題上迥然異趣，恐怕主要是兩國的體制、即民主與極權專制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