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耶魯大學商學院院長卡藤(Jeffrey E. Garten)在他即將由哈佛大學商學院出版的著作中對美國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經濟危險進行了分析。卡藤認為，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將威脅全球經濟的穩定。

卡藤曾經先後在美國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國務卿萬斯(Cyrus Vance)手下工作過，是美國第82空降師和美國特種部隊官員。在1979-1992年間曾經是投資銀行家。在克林頓第一任期中，任聯邦商業部負責國際貿易的副部長。

卡藤在著作中說，不久的將來，美國軍隊可能就要進入伊拉克首都巴格達。雖然伊拉克的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必須被趕下台，但是我們不能對如下事實視而不見：不管對薩達姆的戰爭何時開始，不管戰爭怎麼進行，也不管戰爭將如何結束，對伊拉克戰爭顯示出的美國外交政策已經急劇而大幅偏離了美國過去十年中的外交政策軌道。

這是一個危險的偏離，它是基於對正在重塑這個世界的最重要的力量的錯誤的認識，是基於對如何建設性地影響這些力量的錯誤認識。

在布什政府蔑視通過艱苦努力建設盟友關係嗤之以鼻，直到美國走投無路才改弦更張的過程中，在布什政府提出美國擁有獨自確定是否受到威脅，從而具有以自衛的名義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的權力的布什主義過程中，在布什政府對國際貿易，金融，發展，環境政策，和強化國際機構等等問題上傲慢無禮的過程中，美國已經以犧牲其它很多目的為代價而將美國外交政策軍事化了。

卡藤說，結果，美國擴大了它的當前安全目的和關鍵性的長遠國際合作之

數千人6日在紐約中央公園舉行反戰示威，抗議美國可能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圖中男子背後的布什像上寫著：衰退？沒有人會關注發動戰爭。(路透社)

間的鴻溝。沒有人會認為，美國的國家安全不是至高無上的目的，但是，更迫切的問題是如何界定並追求這一目的，以便美國能夠促進自己範圍廣泛的關鍵利益。

環視美國的政治界，誰能夠有力地提出這些問題？布什內閣的成員不會挑戰布什，也不會挑戰副總統切尼，或者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或者其它強硬派民族主義者；也不要奢望國會的人士提出這些問題--美國國會向來很少以具有全球眼光而知名，更不用說在可能導致議員們喪失選票的原則性問題上希望他們能夠發起挑戰了；對於美國公眾，在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中，在美國應該怎樣在海外行使它的巨大影響力問題上，也不會有任何州或者地方級別的公決。

美國當今唯一具有必須的經驗，知識，眼光和清楚的自我利益等等條件，從而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抵消布什政府以危險的方式揮舞美國軍事力量的影響的群體就只有美國商業界的領袖們。

商業周刊報導，卡藤認為，問題是，現在美國商業界領袖們的聲音無法被公眾聽見，而且他們的聲望地位和可信性又因為公司醜聞而嚴重地被玷污，此外，當今，在公共政策問題上，他們幾乎沒有什麼位置。在包括外交等等美國最關鍵政策問題上，美國商業界領袖們應該發出更強大的聲音。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的外交主要是建立在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的勸告上--美國應該同其它國家發展商業關係，但是不要結盟。在美國立國後的一個多世紀中，美國的外交都是發展政府和商業界的夥伴關係，目的在於讓市場開放。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承擔下防禦自由世界免遭蘇聯的攻擊的責任，經濟和商業上的考慮才因為政治和軍事目的而顯得遜色。但是，即使在冷戰中，美國遏制蘇聯並贏得冷戰的戰略仍然是確保西方國家的社會凝聚和經濟繁榮，而讓跨邊境貿易和投資更加自由正是為達到這一目的所作的努力的主要部分。從馬歇爾計劃，到國際貨幣基金的創建，到世界銀行的創建，再到推動一輪又一輪貿易自由化會談，美國的商業界領導人都曾經同華盛頓密切合作。

在1989年柏林牆被推倒之後，美國外交政策和美國全球經濟商業利益的重疊更加明顯。事實上，當今的國際環境更象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而不是象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在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軍事的，而是同日本和歐洲的商業上的競爭，是拉丁美洲和亞洲的金融危機，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是建立世界貿易組織，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等問題。

當然，克林頓政府在將外交政策傾向美國的商業和經濟利益方面可能走得太遠。例如，正是在美國的鼻子底下，基地得以發展成為一個全球性的恐怖組織，薩達姆蔑視聯合國決議而能夠不受到任何懲罰。在解除金融管制方面，克林頓政府可能也走得太遠。

卡藤說，但是，現在，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又走向了另一極端。如果美國的外交政策不向中間移動，災難性的後果將可能隨著而來。

沒有人能夠肯定地知道全球化將如何發展，但是，有兩種同樣可能發生的可能性。

其一是由於貿易壁壘的繼續減少和全球工業管制的放鬆，全球跨國貿易和投資繼續穩定增長。如果這一可能成為現實，那麼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力量將不會停止。

另一種可能是全球化急劇減慢，而各國的民族主義者大行其道。雖然國際貿易和投資不會停止，但是，在過去20年中國際貿易和投資獲得的強勁發展勢頭將煙消雲散。各國加強對邊境的封鎖，在貨幣流動，移民，交通問題上，各國實施更嚴格的規則和法律。貿易保護主義將因為如下因素而抬頭：美國和歐洲之間在出口補貼，鋼鐵，農業，基因改良食品，和隱私保護問題上的緊張關係不斷強化。越來越多的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的國家，拒絕華盛頓和華爾街為改善它們的經濟金融狀況而開出的處方。全球經濟增長陷入一個長期的停滯狀態。

而此時此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可能是將導致上述後一種可能成為現實的決定性力量。國際經濟已經脆弱不堪，貿易的增長和國際投資已經顯著下降，工業中差不多所有行業的生產能力嚴重過剩，全球各處的股市都在下跌，美國經濟疲軟，日本和德國經濟更是積重難返。

美國當今要做的應該是如何讓全球經濟返回到正常軌道，但是，美國沒有這麼做。

布什政府外交政策中很多最基本的信條同美國的全球經濟和商業利益背道而馳。例如，布什政府的極端單邊主義就是其中之一。布什政府現在可能已經在入侵伊拉克問題上獲得了足夠的國際支持，但是，那正是在除了英國之外，所有其它國家都堅決反對美國單獨行動後美國才獲得的。很難想出在歷史上有這麼多國家，如此堅決反對美國的先例。

卡藤認為，美國商業界的領導人應該弄明白，他們的集體利益是什麼，應該知道如何有效地將他們的立場觀點表達出來。至少，商業界領導人應該抵制美國當今強烈的民族主義，軍事主義，單邊主義和先發制人軍事打擊政策的時尚。

在華盛頓醉心於清除它所不喜歡的事物之際，在華盛頓視軍事力量作為美國在全球施展影響力的關鍵之際，美國商業界的領導人應該清楚地解釋，為什麼單單是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不可能轉化成強大的經濟力量。在在華盛頓看來，美國的國家主權和安全是唯一重要的事物之際，美國商業界領導人應該討論現實世界問題--在這個現實世界中，經濟安全和進步是一個集體努力的行動，而擁有盟友和堅固的國際機構則是必須的。

商業周刊報導，卡藤在著作中指出，這個現實世界同布什政府外交政策反應出來的世界有很多不同。在他們同政府官員的私下會談中，在商業活動的公開報告中，在他們對研究外交政策的智庫和大學的支持中，美國商業界領導人應該做美國布什政府所沒有作的，即代表對當今世界的看法，而這個當今世界是被美國現任國務卿鮑威爾稱為後後冷戰時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