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無意中看到了《宿命中的決戰：毛澤東的崛起》（[愛你一~~萬~~年~~~]轉載 2002-1 0-06, 10:20:46 ）一文，其中很有意思地把井岡山反圍剿與圍剿的毛澤東和蔣介石作了一個對比。

其中說到，毛澤東給了農民最想要的東西：“土地和同多年來壓迫他們的地主們算帳的機會。”

而蔣介石則興致勃勃地發動了一場“新生活運動”。蔣介石為什麼要發動“新生活運動”呢，因為他認為“中國人很弱，他們自私，不守紀律，不講道德。”當然，老夫認為，從這些評論看，從骨子裡面，蔣介石是看不起中國的百姓的，是有一種厭惡之情的。

上述關於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兩點，讓俺很感興趣，因為，強壇論壇近期一再爭論的一些社會現象，就多少帶有一種“新生活運動”的色彩，雖然名稱不再是這個“新生活運動”，而以 “現代化大都市”之類的辭藻來取而代之。

比如，某些城市就認為市民穿着睡衣上街，實在是給“國際大都市”的光輝形象丟人。

某些東東則為維護“國際大都市”的形象而驅逐一些下崗工人開的小攤小點，把三輪車搶去，大概這些官老爺們覺得這實在跟“現代化”、“國際化”等概念格格不入。

看來，某些人對“形象工程”實在太在意了，為什麼那麼在意？從骨子裡面，他們是厭惡這些給“現代化”、“國際化”丟人現眼的那幫刁民的。

毛澤東對農民什麼態度呢？解放戰爭的時候，毛曾對農民中的一些迷信思想作過評論，說，這是農民思想中的敵人，必須消滅它們（指迷信思想），農民才能得到思想上的解放。從這段評論，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從農民自身的利益出發來考慮農民的這些缺點的，從本質來說，毛澤東是站在農民立場上來考慮問題的，並不是厭惡他們，而是懷着一種深厚的感情來考慮問題的。

正因為毛澤東對人民懷有深厚的感情，所以，他在考慮問題的時候，不是考慮自己的好惡，不是考慮自己的面子，不是為贏得“洋人”那種低廉的讚賞來考慮問題的，不是為“形象工程”來考慮問題。毛澤東是從人民的根本利益來考慮問題的，所以，毛澤東能夠感覺農民最需要的東西－－土地！！！也正因為這樣，毛澤東抓住了中國社會的最主要矛盾。當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努力解決了這些矛盾的時候，紅色的中國誕生了，而蔣介石則蝸居台島。事實上，早在30年代，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就已經虎頭蛇尾，草草收場了。

回過頭來看，現在的某些決策者，在大搞特稿形象工程的時候，是站在誰的立場上考慮問題的呢？是否考慮到了那些廣大“弱勢群體”的利益呢？當你們把那些三輪車一輛一輛從車夫手中搶走以維護“國際大都市”形象的時候，是否考慮他的一家老小，都靠這輛“又蠢又笨 ”的三輪車來糊口、治病和繳納那“教育產業化”導致的高昂學費呢？

適當關注市容，以維護日常交通與生活是應該的，但也應該考慮“弱勢群體”的難處，設身處地為他們想像，以導為主，給他們指引、提供一條活路。

事實上，過分強調“形象工程”，還可能適得其反，正所謂偷雞不成蝕把米！

《參考消息》刊登過一些文章，其中談到中國威脅論，說為什麼一些來華人士有這種感覺呢？因為他們來了，中國的政府總是帶他們去看那些所謂的“窗口”－－呀，都這麼發達了，中國怎麼還會是貧窮國家呢？不能給日元貸款了！不能給低息貸款了！中國入世必須以發達國家的身份而不是發展中國家！中國13億人口，都這麼發達了，這可是大大的威脅啊。

一句話，國計民生重要呢，還是“形象工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