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批評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 原載《國外理論動態》2001年·第12期 張文海編寫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經濟顧問團主席。他編著的新版《經濟學》推翻了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並形成自己的框架，被譽為第四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西方經濟學教材。在他於2001年10月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後，他的意見和分析將贏得更多的關注。為此本刊特介紹2001年4月英國《觀察家》雜誌刊登的格雷·帕拉斯特介紹斯蒂格利茨觀點的文章,批判性地描述了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的四個步驟。

斯蒂格利茨認為，實際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這三個組織都是單一統治秩序下的可互相調換使用的面具。許多規則是由他們共同制定的。

他抨擊世界銀行的官僚作風。舉個例子，世界銀行幾乎對每個窮國都有援助計劃。據世界銀行表示，這些計劃都是在對這個國家進行深入細緻的考察研究後作出的。但作為一個內幕知情者，斯蒂格利茨說世行的考察研究主要依據於對該國的五星級賓館的考察。它包括會見一些乞討般的、熱情的、手持草擬的結構調整計劃的財政部長。接着，世行會在每個國家身上實施它的“四步曲”。

第一步就是私有化，更準確地說，就是腐敗化。當地領導人往往用世行的要求去壓制對他們的批評以推行私有化。削價出售國有資產的回扣率會達到10%，而這些資產動輒價值數億美元。最令斯氏痛心的是，受美國支持的寡頭控制的俄羅斯政府的腐敗計劃剝奪了俄羅斯的工業財富。俄羅斯的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近一半，帶來了蕭條和飢餓。

私有化之後，第二步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行的“拯救經濟計劃”———資本市場自由化。理論上講，就是對資本市場解除管制，即允許資本自由流進流出。

不幸的是，有時(比如印度尼西亞和巴西)錢只是單方向地不斷流出。斯氏把這叫做“熱錢”(HotMoney，指為獲取高額利潤或保值而由一國轉移至另一國的流動資金)循環。現金以不動產或貨幣形式流入某國進行投機，一有風吹草動就跑。一個國家的儲備在幾小時、幾天內就流幹了。

而當這種情況發生時，為了吸引資金以恢復這個國家的金融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會要求這些國家把利率提至30%、50%，甚至80%。結果可想而知：如此高的利率扭曲了資本的價值，打擊了工業生產並耗光了國家財富。

在這關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這些國家拖入第三步：價格市場化———一個糧食、水、燃氣價格飛漲的時期。這又可預見地走到了第三步半：斯氏稱之為騷亂。

像1998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削減對窮人的食品和燃料補貼後，印度尼西亞爆發了騷亂。玻利維亞去年發生的水價的騷亂、今年二月厄瓜多爾水、燃氣價格的騷亂則是由世界銀行引起的。不管怎樣，你都能得到這樣的印象，騷亂是計劃好了的。讓我們看一下對厄瓜多爾的“轉軌型國家援助計劃”。在秘密報告裡，世界銀行說他們希望他們的計劃能激起“社會的不安定”。這並不奇怪。秘密報告顯示：計劃已經使厄瓜多爾51%的人口陷入了貧困。而世行只呼籲勇敢、堅定地直面國內的動盪，用“政治決心”來忍受高昂的物價。這些騷亂和動盪又引起了新的資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潰。當然，這種經濟“縱火案”也有它光明的一面：對外國公司來說，他們可以以“跳樓價”買到那些價值連城的東西，比如礦山開採權或港口。

斯蒂格利茨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都不是市場經濟的循規蹈矩的鐵面無私的追隨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要求印度尼西亞停止對窮人的食品補貼的同時，籌措了數百億美元去挽救印尼的銀行家，實際上也就是挽救向印尼銀行家貸款的美國和歐洲的銀行。

把這些圖景綜合起來，我們發現：在這個體系中有無數的人利益受到損害，而明確無誤的贏家只有一個———西方發達國家的銀行業和美國的財政部。

斯氏講述了他在世界銀行期間跟埃塞俄比亞的第一任民選總統的一次不愉快的會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命令埃塞俄比亞把援助資金存入在美國的儲備帳戶中，利率只有可憐的4%。而同時，這個國家不得不以12%的高息借來美元為他的人民購買糧食。這位新總統乞求斯氏讓他用這筆援助款來重建國家。但是這筆錢直接被“搶奪”進了美國財政部的保險柜。

現在就輪到第四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把這一步叫做“消滅貧困計劃”：自由貿易。這是在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統治下的自由貿易。作為一個內幕參與者，斯氏把這種自由貿易比作鴉片戰爭。“那也是關於開放市場的，”他說：“與19世紀一樣，歐洲人和美國人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處衝破壁壘打開市場，卻阻礙第三世界的農產品進入他們的市場。鴉片戰爭中，西方用戰爭來推行他們的不平等貿易。今天，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組織使用的金融和財政手段幾乎一樣有效。”

斯氏認為世界銀行最大的癥結在於它的計劃的秘密化和教條化，從不向公眾和持異議者公開。西方在第三世界到處推行“民主選舉”，世界銀行所謂的“消滅貧困計劃”本身就破壞了“民主”。

黑非洲的生產力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性援助”的指導下已經走進了地獄般的困境。有沒有哪個國家避免了這種命運呢？“有，”斯蒂格利茨說：“博茨瓦納。他們有什麼妙招嗎？對！———他們乾脆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打包走人。”

自然地，這“四步曲”會失敗，會引起危機。“可一旦他們(IMF)的市場自由化計劃失敗，他們就會要求更多的自由化政策。”

當問及他既然作為首席經濟學家，世界銀行為什麼不遵照他的意見行事時，他說：“你要挑戰地主所有制？這首先要求統治者大換血。”

對於第三世界國家，斯氏建議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以直擊“地主所有制”的心臟。世界範圍內，佃農受到的剝削超過50%。

最讓斯氏耿耿於懷的是世貿組織中的知識產權協定。這位經濟學家說這一新的全球規則是致人於死地的。“他們並不理會人們的死活。”他這樣評價他曾共事過的公司和銀行的董事經理們。

“這有點像中世紀，”斯蒂格利茨說“當一個病人死了，他們會說，‘唉，他死的太快了，他的血還沒全榨出來呢’。”

最後，斯蒂格利茨說：“解決這個世界的貧困和危機的辦法很簡單：消滅剝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