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聯合國——薩達姆的救命稻草 |
送交者: 嘻嘻哈哈 2002年10月21日16:50:11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
在9·11慘案周年祭的第二天,美國總統布什在聯合國就伊拉克問題發表講話,他呼籲聯合國以果斷的決定來履行其權威和責任——為體現對人類尊嚴的承諾,為建立一個走向正義的世界,為使戰爭和恐懼不再重演,為人權、自由與和平不被任何人的意志和邪惡所斷送。然而,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和常任理事國俄、中、法,並沒有做出相應的果斷決定,反而在伊拉克突然轉變態度之後,要求美國耐心等待着新一輪武器核查的結果。除此之外,對薩達姆再無其他要求。這與布什講話中提出的要求差之千里。有人會說:這是美國的單邊主義的失敗和聯合國的多邊主義的勝利。然而,在我看來,在聯合國中發生這類令人沮喪的事例,並非偶爾為之,這個最權威的國際組織經常被邪惡勢力所利用,變成處於危機之中的獨裁者們的救命稻草。 儘管自安南上任以來,在美國的不斷壓力下,聯合國進行了某些改革,但是,改革的實際成效並不明顯。冷戰後的聯合國,越來越變成了臃腫低效和開支巨大的官僚機構,這也是美國拖延交納聯合國會費的主要原因。更可悲的是,在某種程度上,聯合國還變成了國際清談館和獨裁者的避難所,不斷地容忍着獨裁者們的罪行,上演着一幕幕顛倒常識的荒誕劇:那些專制國家的獨裁者們,在本國內,始終是政治民主化的堅決反對者,也是社會多元化的最大阻力;而一到聯合國,他們卻個個爭當國際民主主義者,爭相高倡新國際秩序的多邊主義。同時,在自己的國家,他們最怕還政於民,實行一人一票的全民大選,不惜動用一切殘忍的手段鎮壓人民的民主要求;而在聯合國,他們卻最善於利用自由國家為聯合國制定的一國一票的民主規則,而要達到的卻是赤裸裸的反民主目的:抗拒國際社會的批評和維護自身的獨裁政權,進而結成獨裁的難兄難弟之間的聯盟,依靠數量上的優勢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國家。類似世界人權大會上的蘇丹當選而美國落選的鬧劇,西方國家提出的譴責中國人權現狀的議案連續被擱置十次的醜劇,更有十多年來薩達姆對聯合國決議的隨意違反……民主程序可悲地變成了肆意踐踏人權的保護傘,多邊主義滑稽地變成了泯滅起碼的是非善惡之底線的多變主義。這,不僅是對《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以及國際人權公約的褻瀆,簡直就是對聯合國所代表的國際權威的蔑視,是聯合國的奇恥大辱。現在,薩達姆又開始玩弄陽奉陰違的伎倆,意欲藉助聯合國阻止美國的“先發制人”戰略的實施。 從布什政府針對“邪惡軸心”提出“先發制人”的戰略後,反對美國倒薩的國家都在全力呼籲:國際社會應該抵制美國的單邊主義,而在聯合國的框架內用“民主方式”來解決諸如伊拉克等問題。每當此時,那些獨裁國家無疑是最賣力氣的聯合國派和國際民主派,因為在實際上,他們一直在利用可以利用的任何方式來抵制國際上真正的自由解放力量。何況,在倒薩問題上,與美國有歧見的國家不只是獨裁國家或阿拉伯世界,還有西方聯盟中的自由國家(比如德國、法國、加拿大等),這就讓獨裁國家反對“單邊主義”霸權的理由和底氣更為充足。而最願意看到這種局面的,無疑是美國決心剷除的邪惡之最——薩達姆政權。 為了爭取更多國家的支持,也為了表示對聯合國權威的尊重,布什總統在聯合國大會上就倒薩問題發表講話,儘管布什的倒薩姿態依然強硬,他發言的主旨絕非放棄武力倒薩,而是推動聯合國儘快做出倒薩的決議。但是,那些反對倒薩的國家的立場開始鬆動,因為他們又看到了自己在伊拉克問題上對美國的抵制初見成效。而已經被美、英逼到窮途末路的薩達姆,似乎又看到可以躲過覆滅性命運的微茫希望。儘管薩達姆仍然牢記十年前聯合國授權美國發動海灣戰爭之仇,也決不會忘記聯合國對伊拉克長達十年的制裁和英美設立禁飛區的屈辱,但在此命運攸關的時刻,薩達姆最不喜歡的局面顯然是單獨面對美國,而最後的希望則是通過聯合國來緩解緊張,至少可以拖延挨打的時間。 薩達姆既是殘忍好戰的獨裁者,也是不擇手段的政治無賴。他唯一看重的是自己的絕對權力,唯一崇拜的手段是暴力征服,唯一屈服的時刻是碰上比自己更強大的武力,唯一熟悉的外交手腕是大耍流氓。十年前,他狂妄得目中無人,以為自己的力量可以戰勝一切,所以他才會拒絕國際社會進行的所有政治的外交的斡旋,執意侵略主權國家科威特和堅持不撤兵,還用綁架多名西方人質來要挾國際社會。而他的軍隊一旦在與以美國為主的多國部隊的較量中不堪一擊,他就馬上倉皇逃竄,並無條件地答應聯合國的一切要求。這之後,老布什一時糊塗,放過了戰爭惡棍,沒有乘勝追擊地推翻薩達姆政權,沒有像後來美國及北約對付米洛舍維奇一樣,把薩達姆作為戰犯送上國際法庭接受審判,而僅僅對之進行了制裁、武器核查和設置禁飛區。正是聯合國的這些決議,給了薩達姆一根救命稻草!也等於放縱他變本加厲地殘酷壓榨本國人民、威脅國際和平與玩弄聯合國權威。老布什真是糊塗,國際社會也真是姑息養奸,二戰後設立的國際法庭,居然那麼輕易地會放過薩達姆,這個敢冒天下之大不諱而公然入侵主權國家的戰爭罪犯! 海灣戰爭後,薩達姆已經積累了十二年與聯合國扯皮的經驗,他之所以膽敢蔑視聯合國的權威,屢屢違反聯合國的十六項決議,就在於他深知:只要美國不出面採取堅決的行動,聯合國的低效和清談對他無能為力。阻撓並趕走聯合國的武器核查人員又能怎樣?濫用石油換食品的資金又能怎樣?支持和獎勵恐怖分子又能怎樣?偷偷研製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又能怎樣?殘酷壓榨本國人民又能怎樣?9·11後公開聲言美國是“罪有應得”又能怎樣?不就是延長制裁嗎?他薩達姆才不在乎。因為聯合國的制裁再嚴厲,深受其苦的只能是伊拉克老百姓,無論如何也苦不到薩達姆的頭上,他反而更要把極為有限的資金用於豪華宮殿的建設、保安措施的加強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研發。而且,薩達姆還可以利用老百姓的悲慘處境做悲情宣傳,贏得國際社會的同情,煽起應該早日解除制裁的世界輿論。 現在,美國再一次大兵壓境之時,薩達姆便再次大耍流氓,把聯合國作為自保的殺手鐧。而布什在聯合國發表講話,使薩達姆正好可以利用聯合國來反制正在遊說聯合國的美國。於是,薩達姆突然宣布接受安理會的決議,讓被趕出四年之久的武器核查人員無條件重返伊拉克。這類腦筋急轉彎,只有薩達姆這樣的政治無賴能夠毫無羞澀地做出來。他一貫出爾反爾地玩弄聯合國,安南秘書長和法、俄、中以及阿拉伯諸國都歡迎薩達姆的轉變,而只有美、英表示了明確的懷疑態度,正如只有美、英意欲堅決倒薩一樣。 其實,以薩達姆在國際舞台上的醜陋表演,那些歡迎薩達姆改變態度的政要們,怎麼可能發自內心地相信薩達姆!他們既不會相信薩達姆的合作姿態是出於誠意,也不會相信武器核查能有真正的成果,而主要是出於:想維護住聯合國和各大國的面子,就要抑止美國的單獨行動。所以,他們仍然要在表面上裝作相信薩達姆的樣子。而且,無論是安南秘書長還是反對武力倒薩的所有國家,他們的心中都知道:薩達姆的態度之所以陡然轉變,絕非聯合國的作用或其他國家的斡旋,而主要應該歸功於美國的強硬壓力。正如十年前的海灣戰爭之所以取得勢如破竹的勝利,最關鍵的力量絕非聯合國的授權和組建多國部隊,而是美國的領導以及強大軍力。如果美國不出面承擔領導責任,也就不會有聯合國的授權,薩達姆更不會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被趕出科威特。但是,綏靖主義者和多邊主義者仍然要口是心非,一定要做足表面文章,把薩達姆的轉變硬說成是聯合國權威和多邊主義的勝利,從而達到保全面子和貶低美國的用心。 歷史告訴我們,無論是二戰時期,還是在9·11之前反恐怖主義時期,綏靖主義無異於對恐怖主義等邪惡勢力的變相縱容。雖然“後發制人”也能取得了勝利,但這樣的勝利再輝煌(如美國參加二戰和發動阿富汗反恐戰爭),也只能是對已經造成的大災難的亡羊補牢,世界為這種後發制人已經付出了全方位的巨大代價,而這種代價的綜合負面效應之巨大,甚至是後來的勝利無法彌補的。 9·11徹底粉碎了美國人的綏靖主義,布什總統確定了先發制人的戰略,無疑是基於慘痛的歷史教訓的正確選擇。因為,只有選擇先發制人的主動攻擊,才能把巨大邪惡勢力之威脅消滅於未形成現實災難之時。好在,美國此次的態度非常果決:無論大多數歐盟國家和聯合國是否支持,即便單獨行動也在所不惜;也無論這種單獨行動所要冒的風險多麼巨大,不行動的風險將更為巨大。儘管薩達姆的轉變贏得了一些國家的認可,但是起碼從當前的態勢看,美、英兩國的政治領袖倒薩的態度依然堅決,決不會跟着薩達姆的指揮棒旋轉,也不會陷於聯合國久拖不決的綏靖延宕中。針對如何對待薩達姆的轉變,儘管美、英和俄、中之間分歧不小,但美國國務卿和英國外相正在為安理會起草劃出嚴格時限的議案,布什在不斷敦促國會授權總統發動倒薩之戰的同時,也在敦促聯合國通過更加嚴厲的決議:除非薩達姆在壓力之下主動放棄政權而流亡國外,否則的話,倒薩之戰便無法避免。所以,就美、英目前的態度而言,避免倒薩之戰的唯一可能,就是薩達姆主動交出政權。儘管這種可能性很小,但絕非毫無希望。有美、英兩國強大軍力的威懾作後盾,只要聯合國和主流國際社會要求薩達姆下台的態度堅定明確,只要聲名狼藉和四面楚歌的薩達姆本人基於最低理智而主動放棄權力,由戰爭的一觸即發轉向和平的政治解決,不是全無可能。關鍵在於:美國及其盟國和聯合國的實際作為,不能再給薩達姆任何繼續無賴下去的藉口和機會! 但願,小布什不會重犯老布什的錯誤,不會重蹈克林頓時代對恐怖主義等邪惡勢力的綏靖政策;但願,此次美國政府的倒薩之戰,不是雷聲大而雨點小,而是決心乘阿富汗反恐戰爭的勝利之勢,一鼓作氣地將薩達姆要趕下台,決不讓薩達姆再次幸運地逃過十年前就應該受到的國際懲罰。 否則,國際社會的多邊主義就將變成毫無是非底線的多變主義,聯合國也將再一次由伸張正義的國際仲裁機構可悲地變成惡棍的避難所。如此下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同盟在應對未來的國際危機之時,也只能越來越傾向於繞過聯合國的單邊主義。由此,二戰後人類意欲在普世價值基礎上建立世界政府的希望將更加渺茫,已經做出的努力也將變得徒勞。 2002年9月20日於北京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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