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陸敗逃到台灣的蔣介石，面對台灣及澎湖、金門等僅剩的幾個小島嶼，最感頭痛的還是海防問題。在海峽對岸，人民解放軍已集結了重兵，正在日夜不停地進行渡海作戰演練，解放台灣對解放軍來說只是個時間問題。而台灣島上的國民黨軍隊由於失去了美國的軍事援助，不但兵力不足，武器彈藥也很欠缺，海島防務漏洞百出。儘管蔣介石剛剛確定了三軍主帥，但從大陸倉皇敗逃回來的軍隊，戰鬥意志低落，群情惶惑不安，很難抵擋得住解放軍的凌厲攻勢。美國人曾預測台灣將在1950年陷落，看來並非無稽之談。

　　自從被美國人拋棄後，蔣介石在軍事上已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之中，對於如何才能防守住台灣，他拿不出起死回生的良策，甚至沒有制定出一個完整的台灣防禦計劃。除了用一些空洞的口號來麻痹台灣島上的軍民外，蔣介石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對內進行大規模的“整肅”，企圖通過穩定內部作最後的垂死掙扎。

　　正當蔣介石惶惶不可終日之際，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在出兵侵略朝鮮的同時，出於其反動政策需要，對華政策又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決定繼續扶植蔣介石，並悍然派遣美國海軍第7艦隊入侵我國台灣，為蔣介石撐腰壯膽。台灣局勢因朝鮮戰爭的爆發稍有好轉，蔣介石終於鬆了一口氣。一位資深的政治家評論說：“朝鮮戰爭的爆發，把已經患了癌症的國民黨政權，從病榻上救了起來，使其起死回生。”

　　此後，在蔣介石的一再請求下，美國不僅恢復了對國民黨軍隊的軍事援助，還與蔣介石簽訂了一個“美蔣共同防禦條約”，與美國的關係進入所謂的“蜜月”時期。蔣介石又重新振作起來，整頓軍隊，擴充軍備，高唱“反攻大陸”的濫調，並不斷派遣小股部隊對大陸東南沿海一帶進行武裝襲擾。

　　蔣介石在台灣島上過了幾年相對平靜的日子，正當美援大量湧入台灣，台灣經濟開始復甦，台灣海峽緊張對峙的形勢有所緩和之際，1955年6月，突然發生了一起震撼台灣島內外的大事——前國民黨陸軍總司令、現任“總統”府參軍長孫立人策劃發動“兵變”。更為聳人聽聞的是，參與策劃這場兵變的孫立人的幾個部下，還制定了一個利用混亂時機刺殺蔣介石、推翻國民黨政權的計劃。

　　孫立人身邊的“匪諜”

　　孫立人自從屏東閱兵之後，就再也沒有收到任何公務活動的通知，他只好待在家中。外界關於“兵變”的風言風語，孫立人也聽到了一些，他壓根就弄不明白自己何以會被牽扯到這一事件中去。在經過近二個月的煎熬等待之後，7月31日，孫立人接到“副總統”陳誠約他前去談話的電話。孫立人放下電話，就急不可耐地帶着隨從參謀陳良塤乘車前往台北市信義路陳誠的官邸。孫立人暗暗思忖，這次談話也許可以揭開近2個月外界傳聞的謎底。

　　陳誠把孫立人迎進客廳後，命令副官和隨從參謀們都退到廳外等候，他要與孫立人單獨談話。果不出孫立人所料，陳誠向他交了底，把所謂郭廷亮“匪諜”案的情況向孫立人作了通報。

　　郭廷亮，雲南河西人，時年34歲。他於1939年考入稅警總團訓練所，畢業後留所任教育班長、副區隊長、區隊長等職，與當時任稅警總團長的孫立人建立起上下級關係。此後，郭廷亮隨孫立人參加了中國遠征軍，赴緬甸作戰。抗戰勝利後，郭廷亮在新1軍任榴彈炮營少校連長，隨軍到東北參加內戰。1948年1月，駐守瀋陽期間，郭廷亮的連部設在瀋陽市鐵西區二道街的義和米棧內，與店主白經武日漸熟悉，來往密切。經自經武介紹，郭廷亮與1個叫李玉竹的姑娘結婚。

　　據陳誠向孫立人介紹，在此期間，白經武經常以“匪黨”言論鼓惑煽動郭廷亮。解放軍攻占瀋陽後，郭廷亮找到白經武，請求幫助他逃出城去，白經武就介紹郭廷亮與自己的哥哥白經文見面。白經文當時擔任解放軍東北鐵路護路軍聯絡科科長。白經文答應給郭廷亮出城的路條，但要他到台灣長期潛伏，從事兵運工作，完成兩項任務：一是製造國民黨軍隊大規模之叛亂；二是等解放軍進攻台灣時進行接應。郭廷亮表示同意，並與白經文約好了聯絡方式。

　　然後，他拿着自經文給的10兩黃金和路條，與妻子一道離開了瀋陽，先到達天津，後又經上海與原屬新1軍的潰散官兵一道跑到了台灣。

　　郭廷亮到台灣後，自然要投奔老長官孫立人。在孫立人的提攜下，郭廷亮先後擔任陸軍軍訓練司令部儲訓班第4隊副隊長、第4軍官訓練班人伍生總隊少校營長、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營營長、陸軍總司令部搜索組大隊長、陸軍步兵學校少校教官等職。

　　據陳誠講，在1954年8月之前，“郭廷亮並無顯著或積極之匪諜活動”，直到9月間某天晚上，一個年約三十七八歲、身穿白色襯衫、操東北口音的人突然到家中造訪郭廷亮。來人告訴郭廷亮是“白先生要我來看你”，這是郭廷亮在瀋陽與對方約好的聯絡暗號。來人自稱姓李，他對郭廷亮說：“白先生要你積極進行，不久他會到台灣來。”郭廷亮則對來人說：“請白先生放心好了。”

　　此後，郭廷亮便積極進行“匪諜”活動。恰在此時，孫立人卸任陸軍總司令職務，改任“總統府”參軍長。他在卸任前，曾令陸軍總司令部第5署督訓組中校組長江雲錦利用到各部隊督訓的機會，在每一團中指定第4軍官訓練班畢業的軍銜最高的同學作為聯絡人，與其他同學進行聯絡。孫立人認為江雲錦沒有把這件事辦好，在他卸任總司令職務後，又指定郭廷亮擔負聯絡工作。

　　稀離糊塗的“當事人”

　　郭廷亮對於孫立人交代的任務“極感興趣”，他認為正好可以利用這一機會來完成“匪諜”任務。於是，郭廷亮在田祥鴻、劉凱英等人的協助下，與第4軍官訓練班畢業的同學100多人建立了聯繫，登記造冊，並在各部隊中形成組織。在得知蔣介石要在屏東機場閱兵的消息後，郭廷亮認為時機成熟了，想藉助第4軍官訓練班同學對孫立人沒能當上參謀總長產生的不滿情緒，發動“兵諫”，並進而激發“兵變”，製造一場大混亂，伺機刺殺蔣介石，顛覆政府。據郭廷亮被捕後交待，他曾於5月15日到台北晉見孫立人，報告聯絡工作進展情況，以及第4軍官訓練班同學準備發動“兵諫”的事情，孫立人要郭廷亮轉告其他同學不要輕舉妄動，如有意見可等他到了屏東以後再說。但郭廷亮卻在事後轉告聯絡好的同學說，孫立人已經同意他們採取“兵諫”行動，讓大家做好準備，而郭廷亮本人更是在暗中準備利用這一機會刺殺蔣介石。但是，郭廷亮“陰謀叛亂”的事情卻被他所聯絡的同學告發。5月25日，郭廷亮被捕，“兵變”和暗殺計劃遂告破產。隨後，涉及這一案件的其他成員江雲錦、王善從、田祥鴻、劉凱英等人也相繼被抓。

　　據郭廷亮供稱：“他(指孫立人)有他的意圖，就是利用我聯絡部隊學生，造成一股勢力，作為他兵諫的本錢；我有我的意圖，就是利用他的關係，達成我兵運工作和刺蔣的任務。”

　　這就是陳誠向孫立人通報的“郭廷亮匪諜案”的大致情形。

　　孫立人這時才明白，自己糊裡糊塗已成為這一‘演變”事件的核心人物。陳誠與孫立人的談話進行了2個多小時，致使他們兩人最後都未能參加當天舉行的一年一度的“擴大軍事會議”。也正是在這一天的軍事會議上，台灣當局向與會的高級將領們正式宣布了孫立人“兵變”案件。

　　第2天，孫立人的隨從參謀陳良塤就接到憲兵隊的正式通知，沒有命令參軍長不得隨意出門，孫立人被軟禁在家中。接着，國防部又派人把江雲錦等人的供詞送來給孫立人閱看。至此，孫立人深知自己在劫難逃，遂於8月3日向蔣介石遞交了辭呈。

　　孫立人辭職究竟是自願，還是被逼無奈？其中的隱情外人是無法知曉的。孫立人的辭職書遞交上去後一直未見答覆。半個月後，蔣介石突然於8月20日發布“總統令”：

　　總統府參軍長陸軍二級上將孫立人，因匪諜郭廷亮案引咎辭職，並請查處，應予照准，着即免職。關於本案詳情，另組調查委員會秉公徹查，候報核辦。此令。

　　派陳誠、王寵惠、許世英、張群、何應欽、吳忠信、王雲五、黃少谷、俞大維組織調查委員會，以陳誠為主任委員，就匪諜郭廷亮案有關詳情，徹查具報。此令。

　　1956年9月29日，國防部軍法局判處郭廷亮死刑，判決書如下：

　　郭廷亮，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着手實行，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

　　隨後，“國防部”又以新聞採訪的方式發布了一紙蔣介石的特赦令，稱：“該郭廷亮犯罪情節重大，原判死刑應予照准；但念該犯尚能自知俊梅，並自白不諱，特依赦免法改處無期徒刑，以示寬大。其餘各犯均照原判辦理。”

　　“孫立人兵變案”就這樣草草了結，孫立人在當局“不殺、不審、不問、不判、不抓、不關、不放”的“七不政策”之下，以軟禁代替刑罪，以“察考”限制自由，開始了長達33年的幽居生活。

　　禍起蕭牆

　　台灣當局在“孫立人兵變案”中的種種言行，更使人相信，這一案件的背景複雜，內幕極深。熟知台灣政壇內幕的人士則一致認為，這一案件的核心問題乃是一個“權”字。蔣介石之所以要治罪孫立人，無非是為了要解除他手中的兵權。孫立人為什麼會從蔣介石昔日的愛將一下子變成了他的仇敵？蔣介石為什麼非要置孫立人於死地呢？細細分析起來，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蔣介石忌恨孫立人與美國人打得火熱，並清算當初美國人企圖抬孫抑蔣的舊賬。1949年1月，蔣介石被迫下野後，國民黨政權的垮台只是個時間問題了。曾經是國民黨政權最主要支持者的美國十分失望，準備徹底地拋棄蔣介石，並在台灣扶植一個親美政權，另擇代理人，以保持對台灣的控制。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喬治·坎南曾提出一個處理台灣問題的方案，其核心內容是使台灣在政治上與國民黨政府分離，成立一個新政權，並邀請孫立人參加這個新政權，矚望孫立人能夠成為台灣的新統治者。

　　美國人之所以會選中孫立人來代替蔣介石，是因為孫立人是當時國民黨軍隊中唯—一位在美國留過學的高級將領，而且他在抗戰期間與美國軍界在緬甸和印度有過良好的合作關係。抗戰末期，他到歐洲戰場考察時，又受到過艾森豪威爾和巴頓等美軍高級將領的禮遇。最主要的是，孫立人當時擔任台灣防衛司令，手握兵權，美國人選中他也在情理之中。但孫立人對蔣介石卻忠貞不貳，更沒有取而代之的想法。美國人對此缺乏認識，拉攏孫立人的計劃顯然帶有一廂情願的味道。

　　l949年4月，麥克阿瑟曾親自出面拉攏孫立人。他邀請孫立人訪問日本，在會談中告訴孫立人，蔣介石政權必垮，美國對其已不抱什麼希望，但美國不能讓台灣落人共產黨手中，所以有意請孫立人負起保衛台灣的責任。美國將全力以赴地予以支持，要錢給錢，要槍給槍。孫立人拒絕了美國人的這番“好意”，明確告訴麥克阿瑟，他在政治上是忠於蔣介石的。

　　孫立人明知美國人有意拉攏、扶植他，卻不知道迴避。他認為自己對蔣介石沒有二心，依舊我行我素。美國軍事顧問團進駐台灣後，孫立人與顧問團團長蔡斯來往密切，除公事以外，私下還有不少交誼活動，在許多問題上兩人常持一致的觀點。

　　蔣介石是個多疑的人，表面上不露聲色，卻在暗中留心觀察，對孫立人的一舉一動都瞭如指掌，戒心日重。尤其是看到他與美國人來來往往，不禁有芒刺在背的感覺，很不舒服。朝鮮戰爭爆發後，台灣海峽的危機解除，孫立人這塊“招牌”也就失去了作用，終於被蔣介石一腳踢開。

　　二是孫立人忽略了國民黨軍方主流派在政治上的實力，尤其是在他得勢之時，與黃埔系將領疏遠與產生矛盾使他腹背受敵，遭到排擠和中傷。在國民黨軍事系統內，以將領的出身而論，可以分成畢業於黃埔軍校的黃埔系、留學日本的士官系，還有保定軍官學校出來的保定系；以某些統率軍隊的將領為核心組成的軍事集團或派系又可分成中央軍、西北軍、東北軍、桂軍、粵軍、滇軍、黔軍、川軍等。總之是派系林立，山頭眾多。其中以黃埔系、中央軍為國民黨軍隊中的主流，其他統統被蔣介石稱為“雜牌軍”。以黃埔系骨幹形成的中央軍是蔣介石起家的本錢，也是他維護權勢和統治的得力工具。

　　經過多年的內戰消耗，特別是國民黨軍隊敗退到台灣後，其他派系的軍事力量基本消耗殆盡，那些“雜牌軍”將領也大都歸於沉寂，退出了軍界。此時，就是“天子門生”黃埔系的將領們。在這一背景下，1950年3月，孫立人被蔣介石委任為陸軍總司令，成為非黃埔系將領擔任此職的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個人。香港的《世界晚報》為此曾刊出一篇署名皇甫光的人寫的文章，題目是《台灣的王牌——孫立人》，不用看內容，光是標題就夠耐人尋味。

　　“王牌”與“諸侯”

　　孫立人真的是台灣的一張“王牌”嗎？在黃埔系將領們眼中，雖然孫立人當年統率中央軍在緬甸戰場上打過不少漂亮仗，但出身美國西點軍校的孫立人仍是“非我族類”的雜牌。再加上孫立人為人清高傲慢，性格直率，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使他上任後不久就備嘗遭受嫉妒和傾軋之苦。

　　據一位跟隨孫立人多年的老部下說：“孫立人是個非常優秀的帶兵官，但是位很壞的領袖。講人際關係，同輩中幾乎沒有人可以和他合得來。在任陸軍總司令期間，每周的軍事匯報，孫立人從未準時出席過，其理由非常可笑，就是他不願意向周至柔總長敬禮，遲到則能避免，因為，總統已在場。”

　　在國民黨軍界中本來就鶴立雞群的孫立人，卻不知道如何收斂自己鋒芒畢露的性格，他與黃埔系將領們的磨擦和矛盾，很快就使自己陷人形單影隻、孤立無援的困境中。

　　三是已四面楚歌、腹背受敵的孫立人又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與蔣經國為敵，利用陸軍總司令的職權抵制蔣經國在軍隊中推行政工制度。有一件事最能說明孫立人與蔣經國之間的衝突，1950年12月底，孫立人別出心裁地在陸軍中召開了一個“新年第一次年終擴大良心會”，目的是為了“讓許多高級長官來聽取士兵們的良心話”。孫立人在會上致辭說：“現在社會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騙人，說話也騙人，所以社會動盪不安，就是彼此不能開誠相見，埋沒了良心之故。”

　　孫立人是個體恤下情的將領，他創辦“良心會”的用意也許並不壞，但卻忽視了蔣經國的存在和權限。作為總政治部主任的蔣經國認為，孫立人手伸得太長，做起了本該是政治部做的事情。於是，蔣經國馬上進行反擊，在軍中推行“慶生會”，以抵制孫立人的“良心會”。

　　孫立人如果有政治警覺，應該就此剎車止步，甚至“幡然悔悟”。他不但執迷不悟，還進一步提出要取消軍中的政工制度。

　　偏偏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蔡斯也來湊熱鬧，支持孫立人的觀點，主張軍隊國家化，要蔣介石取消政治部。蔣經國疑神疑鬼，懷疑孫立人是假手美國人來欺壓自己。蔣介石對此更是大為惱火，傳位於子是他的既定方針，恢復政工制度和設立政治部則是他為兒子搭起的一座攫取軍權、駕馭軍隊的橋梁。蔣介石自然不能容忍孫立人對蔣經國的“無視和挑戰”。為此，蔣介石曾旁敲側擊地向孫立人發出過嚴重警告。

　　可惜，孫立人完全沒有理解出蔣介石話中的意思。時隔不久，他就翻了被廢黜的命運。

　　一位旅居美國、熟知蔣介石的秉性和歷史的國民黨元老，在得知孫立人的悽慘遭遇後，不無感慨地說：“這是蔣介石慣用的手法，當年他以有人要綁架暗殺他為名，製造了‘中山艦事件’，把共產黨從國民黨軍隊中排擠了出去，並藉機剝奪了汪精衛的權力；現在他又以有人製造兵變和企圖刺殺他為由，解除了孫立人的兵權。這兩件事雖然相隔近30年，但手法和效果卻如出一轍，都深深地打着‘蔣記’的烙印。”

　　自1955年8月起，孫立人就被幽禁在台中市向上路一段18號的家中，湮沒無聞地過了33年囚徒般的生活。斗轉星移，物是人非，在此期間，蔣介石、蔣經國相繼離開人世。

　　蔣家天下的穩固

　　與“孫立人兵變案”相關的一些人，諸如郭廷亮等也一個個地陸續死去。就在這一事件漸漸被人們遺忘之際，台灣島卻在80年代末突然颳起一般“翻案風”，從“江南案”到“張學良案”，一波接一波。孫立人的子女、親屬及老部下們也乘機向台灣當局提出為孫立人平反的要求。1988年3月20日，“國防部”部長鄭為元親自來到孫立人家中，向孫立人宣布，從即日起“恢復一切行動、言論的自由”。當有記者採訪孫立人對“平反”一事有何感想時，孫立人反問道：“從未‘反’過，何‘平’之有？”

　　孫立人恢復自由後，曾向台灣當局提出重新複查當年的“兵變”案，“還我清白”。然而，當事人大都已經過世，所存檔案資料也殘破不全，複查工作可以說是無法着手進行了。1990年11月19日，孫立人在台中市的家中抱着終生的遺憾撒手人世。“孫立人兵變案”就這樣帶着諸多的歷史謎團被塵封起來，留待後人去破解。

　　在解除了孫立人兵權之後，蔣介石進一步加緊進行傳位給兒子蔣經國的布置。那些跟隨蔣介石逃到台灣的國民黨元老，有的被廢黜，有的遭放逐，一切都是為了能使“太子”蔣經國順利接班。

　　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蔣經國接班的體系基本建立起來，蔣介石這時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這一時期，蔣氏父子對台灣的統治日益嚴密。敗逃到台灣島後，蔣介石經過多次整肅，不僅逐一排除了國民黨內的反對派，而且還通過整頓軍隊，徹底解決了在大陸時期令他頭痛不已的所謂“雜牌軍”，使整個台灣島的軍隊都變成其嫡系部隊。過去國民黨內和軍隊裡派系林立的現象已不復存在，國民黨變成了“蔣家黨”，軍隊變成了“蔣家軍”。除此之外，蔣經國還掌握、控制着台灣的警察、憲兵和情報特務機構。可以說，台灣島成為蔣氏父子的一統天下。

　　雖然台灣已變成了蔣家的天下，但蔣介石每次出行依然是興師動眾，要出動大批軍警為其“保駕”。蔣介石每次外出，經常有同一類型的小汽車四五輛組成的車隊同行，以防不測。從蔣介石住的士林官邸到他辦公的“總統府”，沿途要經過圓山、中山橋、中此路一、二段、中山南路、介壽路等地段，全程約4公里。為了保證蔣介石的安全與路上暢行無阻，在車隊未出發前，沿線布置便衣崗哨，車隊經過的各道路口所有紅綠燈裝置，一律開放綠燈。但在中山路北段，有一處通往基隆、宜蘭、蘇澳的鐵路公路平交道，每天火車來往頻繁，在經過這段平交道時，就要停車等候，對蔣介石的安全構成威脅，而且影響辦公時間。有善拍馬屁者向時任台灣省主席的嚴家淦建議，希望能由台灣省鐵路局會同台北市政府，在這一地段修建一座公路天橋。嚴家徐深悟官運之道，當即下令建橋。橋建好後命名為“復興橋”。很多人認為橋下可設攤營業，但也有人認為設攤營業會影響蔣介石的安全。嚴家淦認為興建“復興橋”的目的，原就是顧慮“總統”的安全問題，於是下令不准在橋下設置攤位。

　　蔣介石對嚴家塗此舉大表讚賞，說：“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嚴主席深謀遠慮，殊堪嘉獎。”

　　突如其來的車禍

　　然而，即使有如此嚴密的保衛措施，蔣介石還是難逃厄運，1969年7月發生的一起曾被懷疑為蓄意謀殺的意外車禍，險些要了蔣介石的老命。

　　1969年7月初，進人夏季以後，蔣介石和夫人宋美齡按照往年的慣例，準備從台北的士林宮邸搬到陽明山官邸避暑。接到蔣介石要出行的通知後，侍衛長孔令晟立即通知有關部門在沿途布置了周密的警戒。

　　從台北的士林宮邸可以沿着仰德大道直達陽明山，實際上，這條仰德大道可以說是專為蔣介石修建的。為了蔣介石避暑方便，台北市政府和陽明山管理局撥專款修建了這條高等級的公路。據說，仰德大道除了山勢陡峭這一自然因素是無法改變的之外，堪稱是當時台灣島上最高級的一條公路了。

　　這天下午，由幾輛豪華轎車組成的車隊離開了士林宮邸，駛上了仰德大道，往陽明山官邸方向開去，這是送蔣介石夫婦前去避暑的車隊。行駛在最前面的是一輛前導車，緊跟在前導車後面的是蔣氏夫婦乘坐的高級防彈轎車，再後面是2輛警衛車。由於路上車輛稀少，這支小型車隊的速度很快，風馳電掣般離開了台北市區。

　　當車隊快速經過仰德大道嶺頭附近的一處彎道時，前導車司機發現前面有一部要下山的公路局的班車，停靠在前面的站牌下讓乘客下車。前導車因為剛轉彎，沒有來得及觀察到這輛公路班車後面的情況，就在這時，從這輛公路班車的後面猛然衝出1輛吉普車，以發瘋般的速度直向着車隊沖了過來。前導車發現情況緊急，惟恐這輛吉普車會衝撞蔣介石的座車，也來不及通知後面的車隊，前導車司機當即緊急剎車，準備攔截這輛吉普車。

　　就在這關鍵的一剎那間，緊跟在前導車後面的蔣介石專車司機猝不及防，根本來不及剎車，猛力撞在了前導車的車尾。後面2輛警衛車的司機反應還算敏捷，緊急剎車，這才沒有發生追尾連撞。

　　在撞車的一瞬間，衝擊力非常劇烈。毫無防備的蔣介石，當時手拄拐杖端坐在轎車的後排，他只聽到一聲金屬撞擊聲，還沒有明白是怎麼一回事，身體已飛了起來，狠狠地撞到了前排的防彈玻璃隔板上。強大的衝撞力把蔣介石的陰囊都撞腫了，兩排假牙也從嘴裡飛了出去。但蔣介石受傷最嚴重的地方還是胸部，由於胸部受到重撞，使他的心臟受到嚴重傷害。

　　宋美齡坐在蔣介石的左側，她受傷相對較輕，雙腿撞到了玻璃板上，當時痛入骨髓，厲聲慘叫起來。

　　車禍發生後，現場一片混亂。大部分侍衛人員手忙腳亂地把蔣介石和宋美齡從座車上抬下來，小心翼翼地抬到後面的警衛車上，飛速送往台北醫療條件最好的榮民總醫院去救治；另有幾個侍衛人員則去追擊那輛肇事的吉普車。但是，那輛吉普車壓根兒就沒有減速，早就一溜煙地逃之夭夭，跑得無影無蹤了。

　　傷害“最高領袖”的肇事者

　　把蔣介石夫婦送到醫院後，孔令晟急忙去向蔣經國報告。蔣經國立刻到醫院去看望父親，在得知蔣介石和宋美齡沒有生命危險後，蔣經國才放下心來。隨後，他向孔令晟和侍衛人員詳細了解了車禍發生的經過。當蔣經國得知那輛肇事的吉普車片刻未停便逃跑的情況後，立即懷疑這是一起蓄意製造的車禍，目的是想暗害蔣介石。於是，他馬上給台灣島情報單位的警察和特務下達緊急命令：搜捕肇事的吉普車，抓獲駕車的人，查明事情真相！

　　國民黨聯勤指揮部、憲兵司令部和警察局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出動大批警察和特務進行緊急搜查，可是他們忙乎了多日，卻連一點線索也沒有找到。原來，當時侍衛人員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到搶救蔣介石夫婦上去了，10多名侍衛人員誰也沒有看清那輛吉普車的車牌號和駕車人的模樣，只記得那是1輛軍用吉普車。蔣經國十分惱火，他交代專案小組，不管有多困難，就是把台灣島翻個底朝天，也要查個水落石出。

　　情報單位對台灣全島的軍用和民用吉普車進行了一次拉網式的大排查，還是未能找到那輛肇事車。正當他們苦於無法向蔣經國交差時，一位老探員出了個主意；既然是軍用吉普車，在出車時軍方一定會有相應的記錄，只要把那天外出的軍用吉普車逐一登記，進行摸排，也許能夠找到線索。

　　這個辦法還真有效，專案小組很快就找到了那輛肇事的吉普車和車主，原來那是一名陸軍師長的專用吉普車。那天，這位師長參加完軍事會議後，急急忙忙叫司機開車送他回家。國民黨官兵在台灣島上橫行慣了，根本就不把警察放在眼裡，經常在公路上開飛車。警察只要看到是“阿兵哥”開飛車，都躲得遠遠的，誰也不敢招惹他們。活該這位師長倒霉，當他的吉普車在仰德大道上狂奔飛馳時，恰巧與蔣介石的車隊相撞。事情發生後，這位師長雖然不知道被撞車內坐的是何許人，但從轎車的豪華程度和氣派上判斷，車內坐的絕不是一般人，所以他們根本就沒敢停車，急急地逃逸了。

　　後來，當他們聽說被撞的是蔣介石時，更是嚇得魂不附體，想盡一切辦法隱瞞，但最後還是被查了出來。

　　蔣經國在反覆核實這僅僅是一起意外車禍，而不是針對蔣介石的謀殺案後，才放下心來，下令以“傷害最高領袖罪”，給予那位少將師長以撤職查辦處分。

　　蔣介石自從出了車禍後便開始疾病纏身。蔣介石自己有一次也十分惱恨地對前來探望他的一位老部下說：“自從這次陽明山車禍事件之後，我的身體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不但腿不行了，身體也不行了。”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終因車禍後受傷引發的心臟病，導致心臟功能衰竭而病逝於台北。

　　節選自《暗算蔣介石——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軍事科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