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韋弦（北京）

　　隨着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再次訪美，台灣問題又成為令人矚目的焦點。雖然伊拉克、朝鮮半島等問題都會成為此次中美峰會的重要話題，但作為中美之間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難以打開的心結，台灣問題依然難以迴避。

　　美國是台灣問題的始作俑者，也是中國走向統一進程中的最大外在阻力。從歷史上看，它是兩國關係的晴雨表，也是兩國關係的決定性因素；從現實來看，台灣是美國的一張牌，在其對華戰略中有着異乎尋常的價值。

難以更改的地緣價值

　　國際關係中有許多因素是可變的，易變的，但地理位置是無法改變的，一個地區的基本地緣環境也是難以改變的。而台灣的最大價值恐怕就在於其無法改變的地緣位置。

　　一言以蔽之，台灣的重要地緣意義體現在它扼西太平洋南北航線之要衝，既是亞歐大陸東入太平洋的橋頭堡，也是從海洋西進歐亞大陸的跳板與基地。異常重要的國際戰略地位，使台灣歷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

　　對於美國來講，冷戰時期，台灣是美國在西太平洋“不沉的航空母艦”，是其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方基地。冷戰後，台灣則是美國遏制中國的前沿陣地，是其為遏制中國而設置的環太平洋戰略鏈的中間一環，也是最重要的一環。

　　二戰結束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台灣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如果共產黨占領台灣，那將對美國的戰略地位十分不利；大陸被共產黨控制，美國將不可能在戰爭期間長期獲得中國大陸沿海的港口、空軍基地和鐵路；所以台灣作為停泊軍隊、控制海空作戰能力的軍事價值，變得尤為重要；而一個不友好的政府控制台灣海峽的周圍海域，也將會對美國在日本、琉球群島、馬來西亞、菲律賓的利益構成威脅。

　　為此，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如果可能，美國應利用外交和經濟手段防止共產黨對台灣的控制，而一個非共產黨的政權對美國的軍事安全利益是極具價值的。用麥克阿瑟的著名詞句來說，“台灣是美國遠東防線不可分割的部分，如被共產黨掌握，它就像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和潛艇供應站，其位置對蘇聯完成其進攻極為理想”。

　　進入冷戰時期，台灣更成為美國遏制蘇聯和中國的橋頭堡，美國認為“只要共產黨仍與台灣對抗，他們就不會向南部擴張”。因此，冷戰時期，台灣對於美國的戰略價值大大提高。

　　冷戰以後，隨着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台灣在美國戰略中的地緣地位不但沒有降低，反而在實際上有所提高。許多美國人甚至因此主張重新武裝台灣。他們宣揚“台灣對美國具有長久的地緣戰略價值，因為它地處台灣海峽和巴士海峽之間，這兩個海峽是連接東北、東南亞和中東的兩條關鍵海上交通要道。一個強大的友好的台灣政府若幫助這些通道的暢通將符合美國利益。在失去了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和蘇比克灣海軍基地之後，台灣作為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潛在的作戰基地，是美國軍事計劃制定者所不應丟棄的戰略資產”。

難捨的經濟糾葛

　　今日天下，經貿為先。經濟實力成為一國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經濟交往也已日益滲透到國際關係當中，充當黏合劑的角色。經過二戰後幾十年的發展，台灣從戰爭廢墟變成世界新興市場的重要一分子。儘管台灣經濟目前處於發展的瓶頸，甚至面臨衰退的風險，但其在東亞區域經濟中的分量依然不容小覷。

　　考諸歷史，在台灣經濟發展進程中，美國是“功不可沒”的。二戰後初期，正是在美國的大量“軍援”和“經援”之下，台灣島內的經濟才得以起步，也正是因為有了美國這個大市場，台灣經濟才得以起飛。

　　同樣，台灣經濟的發展也給美國帶來了許多好處，台灣在美國對外經濟關係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成為美國重要的投資場所和商品銷售市場。

　　冷戰結束後，台灣的經濟自由化和整體經濟實力依然在快速發展，美台之間的經濟關係更是異常密切，雙方經濟滲透甚深，經濟聯繫日益正規化，美國在台灣的經濟利益更加難以割捨。以軍售為例，台灣自1990年以來一直是美國武器的最大買主之一。根據《時代》周刊報道，多年來，台灣穩居美國武器買主的第二位。正是由於台灣這個大買家的惠顧，美國軍火生意在冷戰後世界武器市場一度萎縮的情況下，反而購銷兩旺。對美國來說，來自台灣的大宗軍火訂單，意味着利潤、開工率和就業人口的增加。

　　此外，台灣還把大部分外匯儲備存放在美國。在台灣上世紀90年代進行的耗資2200億美元的六年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中，有許多項目都承包給了美國公司。多年來，台灣還穩居美國貿易夥伴的前十名行列，美國在台灣的累計投資已過50億美元，占台灣所有外國投資的四分之一。

　　與此同時，美國許多政客在台灣也有經濟利益。誰都知道美國是一個金元政治的國家，每一個政客身後都有數以千萬美元計的支撐。他們當中有很多人都在台灣擁有自己的公司、業務和投資。事實上，那些反華陣營中的強硬分子往往就是美國在台企業的後台老板。

　　另外，台灣在美國多年來展開了聲勢強大的遊說活動，許多政客都受到過台灣說客的惠顧，台灣當局支付他們的國際旅費，有時甚至為他們提供政治捐款。這些經濟利益也是許多美國反華政客所不便明言但又割捨不下的。

“自由中國牌”

　　冷戰的結束，並不意味着“歷史的終結”，更不意味着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結束。中美之間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上的對立是毋庸諱言的。正是在這種對立中，台灣的價值才得以進一步凸顯。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鬥爭、共處、競爭、合作是20世紀最驚心動魄的歷史場景，而台灣在這個場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冷戰結束後，兩極格局已瓦解，中美聯手遏制蘇聯擴張的戰略基礎不復存在，中國的崛起和濃厚的“共產主義色彩”使之成為美國西化、分化、弱化的主要對象。一些美國人認為：作為反對蘇聯的中國牌不再需要了，現在是拿出一張新牌來打的時候了，那就是“自由中國牌”。

　　進入上世紀90年代，美國人認為台灣的意識形態和美國一致,人權記錄也比大陸好；台灣自80年代後期開放“黨禁”和“報禁”以來,“政治民主化成績很大”，加強與台灣的政治合作符合美國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標準。美國人還認為,台灣所發生的“奇蹟般”變化使得“台灣經驗光芒照人”，對中國具有特殊重要意義。美國人希望台灣經驗能證明一黨制的儒教社會可以轉變為多黨民主。美國也希望通過台灣來影響中國，他們認為“台灣最有機會影響中國的現代化，使之沿着符合美國利益的軌道發展”，“如果大陸人民意識到存在有一個繁榮、更開放…的中國人社會，民眾就可能會最終對他們的政府施壓，以向同一方向演進”。

　　從這個角度講，台灣已成為美國對付中國的最大一筆戰略資產。近幾年來，台灣當局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十分強調以“民主”為統一的前提條件，強調與大陸分享“台灣經驗”，陳水扁上台後更強調人權、民主、人道主義，可謂與美國不謀而合，不能不說是煞費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