惲仁祥：還廬山會議真面貌 　　關於廬山會議實際上包括三個會議，即：1959年7月2日至31日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1至2日上午政治局常委會議；8月2日下午至16日八屆八中全會。現已統稱為廬山會議，其實內容完全不同，擴大會是反浮誇風和“共產風”即“兩風”的，其中夾了一些對彭德懷的信的爭議；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全會是專門解決彭德懷的問題。首先摘引一些有關材料。 　　1、 劉少奇關於廬山會議對彭的問題後來解釋說：“這裡要附帶說明一個問題。彭德懷同志在1959年廬山會議中間，寫過一封信給毛主席。我們在廬山會議上進行了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鬥爭。書面報告中說到，這場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展開這場鬥爭是不是只是因為彭德懷同志寫了這封信呢？不是的。僅僅從彭德懷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問題不是彭德懷同志這封信寫錯了。問題不在這裡。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在反對高、饒集團的時候，沒有把他提出來。他是高、饒集團的餘孽，(毛澤東、周恩來插話：是主要成員)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所以，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說：到底高、饒聯盟呢，還是高、彭聯盟呢？恐怕應當是彭、高聯盟 (毛澤東插話：彭和高，實際上的領袖是彭) 。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同志除了在廬山寫了那封信以外，還有很多其它的背後活動。他在黨中央進行派別活動，他陰謀篡黨。所以，在廬山會議進行反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鬥爭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確的。我們把隱藏在黨內幾十年的隱患揭發出來，把它清除，從長遠講，對於我們黨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 彭德懷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責的一些事情，是黨中央早就講過的，而彭德懷同志在廬山會議以前，卻一直不講。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他都是參加的他都不講。甚至廬山會議的初期，他也不講。到廬山會議中間，他才把那封信拿出來，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討論如何繼續鄭州會議的工作。進一步糾正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在彭德懷同志看來，如果那個時候再不講，以後就沒有機會講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來，企圖利用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向党進攻，以便達到他個人和他的小集團的篡黨的目的。 彭德懷同志想篡黨，這就是廬山會議要展開那場鬥爭的根本原因。必須在這裡把這一點說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懷同志區別開來。有些同志也講過一些同彭德懷講過差不多的話，例如什麼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呀，什麼食堂不好、供給制不好呀，人民公社辦早了呀，等等。但是這些同志和彭德懷不一樣，他們可以講這些話，因為他們沒有組織反黨集團，沒有要篡黨(毛澤東插話：沒有國際背景)。彭德懷同志帶領我國軍事代表團在國外走了幾個月，回來以後就急急忙忙寫了那封信，是有陰謀的。當然，不了解情況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廬山會議的時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們。 ” [劉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於國內形勢問題”一節中第二個問題。選自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共和國風雲五十年》一書 ]。 　　2、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回到住處，…，本來是讓衛士們準備下山了，一些首長反映意見，據說是提議召開中央全會解決問題，結果不下山了，當天晚上就聽說要召開中央全會，要討論解決路線問題”、“( 毛澤東)把彭德懷提的意見說成是‘有目的、有準備、有組織的活動’，這與某些人不正確的匯報也是有直接關係的”。[見山嵐着，2006年3月延邊人民出版社出版《紅牆內的秘書們》李銀橋，270、271頁]。 　　 3、在兩天政治局常委會上毛主席說：“彭德懷他們是要瓦解黨，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從右面向正確路線進攻。上次(即7月23日在擴大會上講話) 說的不正確，說是無計劃、無準備、無組織，跑到右派旁邊”。又說：“彭德懷出身勞動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對群眾有感情。問題是經驗主義”。[見《毛澤東傳》995頁]。 　　 4、“廬山會上批彭總的會，毛主席一般不參加。但少奇、周總理他們是第一線工作的，不能不參加，還要主持。有時會場亂得開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總，被少奇同志喝住。”[見《書刊報(參考)》2006年第10期，標題是“廬山會議期間不為人知—毛主席邀請王光美游泳的往事”]。 　　5、彭德懷同志說毛主席批判他那封信“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綱領；是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有目的的。並且指出我犯了軍閥主義、大國主義和幾次路線上的錯誤。”[見《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276頁]。 　　彭德懷講到批鬥他的會議情況說：“我採取要什麼給什麼的態度，只要不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些不合事實的誇大檢討。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問題，我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於這個問題，在廬山會議期間，就有追逼現象，特別以後(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這種現象尤為嚴重。”[見《彭德懷自述》278頁]。 　　6、毛主席同彭談時談起往事“(反)立三路線……，反對張國濤分裂…，也是堅定的。解放戰爭…成績也是肯定的。…打敗胡宗南…。這件事使我經常想起來。在我的選集上還保留你的名字。為什麼一個人犯了錯誤，一定要否定一切呢？…”、“請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北區有關同志開一次會，把問題講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註：指彭去負責建三線的工作)，要他來找我談。”並留彭共進午歺。臨別時毛澤東突然問：“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對我說過要斗劉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參加‘髙繞反黨聯盟’吧？” [見《書刊報(參考)》2006年第7期，標題是“下廬山‘閒’了六年後的彭德懷 ”]。 　　7、1970年，彭德懷 “專案組”負責人黃永勝“三次上報了《關於反黨頭目、裡通外國罪行的審查報告》，將‘裡通外國’、‘ 篡黨篡國’和‘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等罪名強加在彭德懷頭上、並提出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藉，判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的處理決定”、 “毛澤東、周總理看後都未作任何表示”。[見《書刊報(參考)》2006年第8期，標題是“彭德懷給毛澤東寫最後一封信前後”]。 　　 8、毛主席在1961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一反右，就造成一種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範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搞到連隊，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又說：“ 1960年春看出‘共產風’又來了。” [以上見《毛澤東文集》第八卷，1961年6月12日“總結經驗，教育幹部”一文，273頁]。 　　從上述材料可見按照劉少奇講的，彭德懷的案子該不該平反，就成了問題。現仍按後來的中央作為冤案平反為前提進行探討：1)、原定政治局擴大會議，儘管有批彭和辯論的問題，毛主席看了會議材料、文件也講了話，批評了彭“ 右”了。但會議沒有對彭作任何文字的處理決定，會議就結束了，並準備下山了，這就否定了毛主席容不得彭提的意見而把會議由反“左”而轉向反右之說；2)、其它領導人堅持要召開全會解決彭的問題，另有一些報導說有人表示不解決不散會，看來毛主席服從了政治局或常委多數人或是有相當影響的領導人的意見，而同意開全會，毛主席在常委會上發表了前後自相矛盾的講話，即上述第三條，表現了他當時的矛盾心態；他沒有參加批彭的會議，這證實了他偏聽偏信是事實；3)、批鬥會上把個性那麼堅強的彭老總，搞到了“要什麼、給什麼”的招供，會議亂到了開不下去，有人要打彭，證明存在嚴重的逼、供、信，其招供材料同某些人向毛主席匯報的內容、以及會議記錄，三者顯然會很吻合，這種三對證的材料，誤導性很大。但毛主席當時以至他去世都不會知道有嚴重逼供信的問題，他也不會想到在如此高層會發生嚴重逼供信，因此，毛主席輕信了逼供信招供和匯報材料，對彭老總的問題作出錯誤的判斷，情有可願，因為他既不會想到那麼高層人物會搞逼供信，也不會想到那麼堅強的彭老總會“屈打成招”，該受到指責的是搞逼供信和匯報假情況的人，應按律受到處分；4)、廬山會議後，某些地方包括部分軍隊(如國防科委)，尤其是刮浮誇風和“共產風”，即“兩風”嚴重的單位和地區，確實不反“左”而大反“右傾機會主義”，搞了不少“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 造成這個嚴重後果，不是毛主席主觀意圖造成的，而是關於蘆山會議對彭等的處理材料等傳達的面寬了造成的，一經發現，毛主席立即糾正，進行平反，並自我批評。問題是文件下發的面寬了，那個書記處該負什麼責任？又有誰作了檢討？更不能容忍的是還把責任推給毛主席。事實恰恰相反，廬山會議後，毛主席不僅沒有放鬆狠剎“兩風”，而是抓得更緊、措施更有力。事實上60至62年七千人大會之間，針對剎“兩風”，毛主席召集了不少會議、講了不少話、作了不少批示、批發了不少文件，《毛澤東文集》均有詳細介紹。有充分證據說明，稱毛主席在廬山會議後反右不反“左”，純屬謊言，是對毛主席的誣陷。5)、劉少奇的講話解釋了彭德懷的主要問題是“參與了高、饒反黨集團”，而不是他給毛主席的信，眾所周知，高、饒的主要問題是反劉少奇。可見彭德懷得罪的不是毛主席，而是劉少奇，大量史實也證明：浮誇風和“共產風”是劉、鄧刮起來的，這是任何人靠權勢抹不掉的事實。 　　還應說明，在廬山會上，是毛主席不贊同一些人要開除彭的黨籍，而堅持了保留黨藉和政治局委員的意見。聯想到文革期間，毛主席批評中南海工作人員批鬥劉少奇和不同意把《我的一張大字報》向下印發 [註：某些人製造的對劉少奇的病“沒有認真治療，而進行迫害”之說，由中央醫療組的同志作了闢謠，在此略]；對鄧小平是有批評有表揚；對林彪做到了仁至義盡。體現了他一貫主張的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並一再強調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留得人在，搞錯了還可平反；還尖銳指出“文革中的專案材料基本不可信”…[註：《毛澤東傳》有記載]。 　　順便提一下，國防科委那位被歌頌為林副主席最親密的戰友的老帥親自寫信又轉送材料給康生，誣告彭德懷等是“蘇修特務”，得到了康生在這位老帥的信上親筆“批示”後，一大批同志遭迫害，胡鬧到了天翻地復，可見對迫害彭德懷等是立了“大功”的 (具體內容略)。 　　因此，彭案的正確結論應該是：由於彭德懷參於了高饒反劉集團、而又寫萬言書揭露劉鄧刮“兩風”造成的種種困難，劉、鄧容不得彭的意見，並親自主持給彭作了錯誤結論；毛主席堅持保留了彭的黨藉和政治局委員，並決定讓他負責建設三線的工作；文革中和周總理頂住了林彪集團對彭的殘酷迫害。 　　從上述材料看，彭德懷的案子是真或假，都是那幾個人鬧的，說是真是為了需要、說假也是需要。這就難怪一些電視劇借古諷今：“說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各地廣為流傳。彭德懷同志就成了犧牲品。證明當今確實是讀書難、難讀書，書上有多少是事實？嚴重困擾着讀書人；也貶損了書本本的信譽，也是對某些史學“精英”的諷刺。看來追逐效益和收視率而見風使舵、投機取竅、牆上草隨風倒、奉迎拍馬的胡編濫造的“史學精英”，不僅嚴重損害黨的聲譽，同時坑了自己墮落為遺臭萬年的文痞。害黨、害人、又害己。 惲仁祥 2007年1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