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上強加在粟裕頭上種種莫須有的罪名，其中最關鍵、最重要的一大罪狀是說粟裕是“野心家”、“向黨要權’、“向國防部要權”、“爭奪軍隊領導權”。原因是“與陳毅、聶榮臻和彭德懷三位領導都搞不好”。 陳毅與粟裕之間，確實有過分歧。那是在解放戰爭初，研究在何處殲敵的問題，充其量是工作分歧。當陳毅知道黨中央、毛澤東已經批准了粟裕關於“在內線先打幾個勝仗後再行西進”的意見後，便改變了態度，與張鼎丞、鄧子恢一樣，全力支持粟裕，從而取得了“蘇中戰役”（七戰七捷）這個極其輝煌的偉大勝利。粟裕與聶榮臻共事時間甚短，帷一出現的一次誤會，是發生在聶任代總長期間。當時聶榮臻擔心毛澤東事情太多、太忙，認為不必事無巨細都直接報主席那裡去，因此要求軍隊方面的報告，都要經他批閱後，再根據情況看是否有必要上報。過去一向按毛澤東提出的要求每半個月報告一次的粟裕，自然也按照聶代總長的意見辦理。沒想到毛澤東時軍隊系統的報告減少格外關注，在1952年夏提出了批評。為此聶榮臻寫報告向毛澤東做了檢討。粟裕認為自己也有責任，因此也向毛澤東做了書面檢討。毛澤東在他的檢討上做了批示，表示“檢討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聶榮臻的工作做了對比，肯定了粟裕半年來的工作，同時對聶榮臻又做了批評。他還特地把這個批示交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聶榮臻等傳閱，這就引起了聶榮臻的很大誤會。 彭德懷從朝鮮戰場下來以後，周恩來即提名彭接替他主持軍委工作，1952年7月得到政治局會議的批准，彭德懷很快走馬上任。1954年10月粟裕任總參謀長。 成立國防部後，各總部仍直接受中央軍委的領導，但彭任國防部長後，為了體現國防部的領導，許多原來由中央軍委和總部頒發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國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國防部的名義發布，哪些不用，又沒有明確的規定。於是，總參為中央軍委起草的和總參本身下發的命令、文電，就常因署名問題而受到指責。鑑於這種情況，粟裕要求明確國防部與總參謀部的職責，以便今後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軍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見，責成總參起草國防部與總參職介條例。但總參一連五易其稿，均未能獲得通過。 粟裕的第二大罪狀就是，1957年11月，粟裕作為彭德懷率領的中國軍事代表團的成員，根據原定的日程對口拜會了蘇軍總參謀長。粟裕從借鑑蘇軍經驗的角度，向蘇軍總參謀長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請對方提供一份蘇軍“關於國防部和總參謀部工作職責的書面材料”，以便參考。這件極其正常的事，卻被軍委擴大會組織者認為粟裕“告洋狀”，後上升為“裡通外國”。 軍委擴大會於1958年7月22日結束。對粟裕近兩個月的日批夜斗也告一段落了。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解除粟裕總參謀長職務”的決定，並決定將他的“錯誤”口頭傳達到軍隊團一級，地方地委一級。隨即，有領導找粟裕談話，調他去軍事科學院任職，可以搞點科研，但不要接觸部隊。 從此，粟裕開始了既不能接觸部隊，又必須搞好軍事科研的歲月。一次，在冰雪北疆進行一項重要課題調研，粟裕不敢住在部隊，而住在牡丹江地委招待所。凡涉及重大問題，不是地委書記胡立教在場，就由牡丹江市委書記李友林陪同。其處境之艱難，由此可見一斑。 歷史有時也會給人們開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在1958年軍委擴大會上，主持會議的彭德懷元帥，在正好一年之後的廬山會議上，坐上了被批鬥的位子，被定為“反黨集團的首腦”。粟裕也出席了廬山會議。一些老戰友一再建議粟裕借這個機會，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你不便說，由我們來說。”粟裕回答：“我不願在彭德懷受批判的時候提自己的問題。我決不利用黨內政治風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幾十年的革命實踐足夠證明自己。”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開始着手處理歷史遺留下來的冤假錯案。鄧小平明確講：要了結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這樁公案，但直到粟裕蒙冤26年後離開人世，仍沒能等到組織上為他的正式平反。 粟裕的申訴報告---- 華主席，葉、鄧、李、陳副主席：（為中共中央華國鋒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副主席。） 在黨的三中全會方針鼓舞下，我對1958年彭德懷同志利用軍委擴大會議對我進行批判提出申訴。 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是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關懷下召開的。會議的任務是檢查總結建國以來的軍事工作。全國解放和抗美援朝勝利後，我軍面臨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由戰爭時期到和平時期這兩個歷史性的轉變，軍事工作出現了一系列的新情況，大家缺乏經驗，工作中存在不少問題，各方面意見較多。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研究總結八年來的軍事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會議上，毛主席對軍隊建設形勢作了正確的估價，指出："同志們大多數都說，八年來基本上搞的好，有些缺點、錯誤。""基本方針是沒有錯的，但工作有很大缺點。"毛主席還為我們承擔了領導責任。但是，彭德懷同志背離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當時的實際情況，把工作上的某些缺點和錯誤，以及正確的東西，上綱為"建軍新階段中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把肖克同志打成這條軍事路線的代表人物，實際上是批了劉伯承同志；同時又把我做為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拿來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壞七大以來黨內民主和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把會議引向了歧路，在軍內開了很壞的先例。 在這次會議上，彭德懷同志對我搞突然襲擊，實際上把我一棍子打死。在總參工作期間，彭德懷同志對我專橫跋扈、訓斥謾罵，使我實在難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也有一些爭論。他抓住我在工作上和處理問題上的某些缺點和我性格上的弱點，牽強聯繫，混淆是非，給我扣上"反黨反領導"、"向黨爭權"、"陰險卑鄙"、"告洋狀"等等莫須有的罪名，企圖把我打成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份子而置於死地。為了把我的問題搞到外部去，還組織地方幹部參觀大字報。在當時的形勢下，我無法為自己做實事求是的申明。而且，為了不致被打成敵我矛盾，只得違心地做檢討。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檢討，（粟裕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突然遭到猛烈批判深感意外，對被強加的種種罪名困惑莫名，在家中連續七天閉門反省，百思不得其解。高度緊張的思慮，引發血壓升高頭昏腦脹，無奈中由楚青代寫了這份檢討。）完全是違心的，不符實際的，把強加給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來，把自己說得簡直不成樣子。就是這樣，彭德懷同志還不放我過關，以後他竟在中央說我"裡通外國"。 我向中央申訴：我在總參工作期間，由於我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又沒有在首腦機關工作的經驗，工作沒有搞好，對我進行批評是應該的。但是，彭德懷同志發動對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錯誤的；強加給我的罪名是莫須有的，目的是要把我打下去。我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包括我在總參工作期間，儘管在工作上、思想上有過這樣那樣的缺點甚至錯誤，但是我對黨對人民一直是忠誠的，任何時候沒有反黨反領導，，沒有向黨爭權，沒有在背後搞過任何同志的鬼，沒有任何兩面行為。我深信，我參加革命五十多年的實踐是足以證明自己的，（註：1959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先後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粟裕出席了8月2日至16日的八屆八中全會。會後他回到北京家裡已是深夜，我正熟睡。往常他見我睡熟總是輕輕進來以免影響我，這次卻推醒我，"快醒醒!快醒醒!"廬山出了大事了，彭德懷挨批了。""有個下午，少奇同志對我說，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說說嘛。還有位老戰友也建議我乘此機會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我沒有發言。我不願在彭德懷受批判的時候提自己的問題。我決不利用黨內政治風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幾十年的革命實踐足夠說明自己。也是經得起組織上審查的。 在這裡，我還要向中央報告，聽說現在還有人說，1943年饒漱石趕走陳毅同志，我是支持饒漱石的。這完全是莫須有的。我想這是1958年對我的批判所造成的惡劣影響。1943年華中抗日根據地還處於被敵人分割和多層封鎖的狀態，軍部在淮南地區盱胎縣黃花塘，一師師部活動於蘇中海安、東台地區。當時我們對軍部的情況很不了解。對饒漱石製造的"黃花塘事件"我們根本不知道，事後也沒有聽到傳達。我是後來才從長期在黃花塘軍部養病的一師政委劉炎同志(已故)處聽到一些傳聞。解放戰爭期間，我經常在前方，幾乎全部精力集中於打仗。我對於饒漱石的陰謀活動完全不知道，這一點即使在1958年的高壓下，我也是堅持了的。我對陳毅同志一貫是尊敬的，而且認為華東部隊必須由陳毅同志來統率。1947年，軍委要我帶六縱(王必成縱)到魯西南，同已在魯西南的陳(士榘)、唐(亮)部隊會合，統一指揮這六個縱隊。我當即請求，這六個縱隊是華東的主力，必須由陳毅同志親臨指揮。中央同意了我的請求，我是隨陳毅同志一起去的魯西南。1948年5月初我隨朱德同志（註：這是筆誤。粟裕同陳毅於1948年4月25日從濮陽出發前往西柏坡，5月中旬朱德總司令在陳毅、粟裕陪同下親臨華野指揮機關和部隊駐地濮陽。）、陳毅同志一起到西柏坡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作戰方案。匯報結束後，毛主席對我說，以後華野就由你來搞，陳毅同志要到中原去。我立即請求說，陳毅同志無論如何不能離開華野，毛主席說，那邊必須陳毅同志去。我又請求說，如：果陳毅同志必須去中原，華野也仍然要由陳毅同志兼。當時毛主席同意了我的請求。如果我有排斥陳毅同志的思想，那不正是機會嗎?這些歷史事實是有案可查的。 我記得1958年批判我，硬說我一貫反領導，我曾說了這件事。我還舉了另一件事來說明：1946年，中央任命我為華中軍區司令，張鼎丞同志為副司令。我認為張鼎丞同志是黨內很有資望的老同志，新四軍二支隊時他是司令，我是副司令，華中軍區司令應該由他任才好，我壓下了這個任命，向中央做了報告。後來，中央同意了我的報告，下達了新的任命。但是，當我講了這些情況以後，彭德懷同志竟然說，"這正說明你陰險"，壓我對此做出檢查。僅此一例就足以說明當時對我的批判是如何不實事求是。 1958年對我的批判，雖未形成正式決定，但曾經傳達到團一級，我還看到一個中央文件上把我做為軍內的壞人點了名，影響及於全黨全軍。而且那些不符事實的發言、簡報，我的違心的檢討等等，均已做為歷史文件存檔。二十多年來，它已成為壓在我身上的沉重負擔，使我內心深為痛苦。但是，由於近二十多年來，黨內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沒有提過申訴。現在，我們黨已經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幫"的偉大勝利。在黨的三中全會方針指引下，歷史上許多冤假錯案已經陸續糾正。中央對彭德懷同志的功過是非也已做出評價。我迫切懇求中央能將彭德懷同志對我製造的冤案予以甄別，撤銷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我的錯誤批判。請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訴，使我在今後有限的餘年終於能放下這個沉重的包袱，更好地為革命貢獻全部力量。 此致 敬禮 粟裕 1979年10月9日 一直到文革結束後，軍隊的冤案都已平反。但唯獨５８年錯批粟裕長期不能平反。為何？批判粟裕的中央小組負責人是鄧小平。直到９０年代初，張震等粟裕原先的老部下主持軍委後，而鄧小平此時已淡出政界，聶榮臻，黃克城，譚政都已離世，蒙冤多年的粟裕才得到最終平反。此時粟裕已離開人世１０年了。粟裕沒能看到這一天。直至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同時發表了劉華清、張震共同署名的文章《追憶粟裕》，明確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錯誤的批判，並長期受到不公正的時待。這是歷史上的一個失誤。這個看法，也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