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大元帥中，林彪資歷最淺，卻排名第三。以“紅軍之父”著稱的朱德是總司令，彭德懷是副總司令，曾經代總司令，這種歷史造就的原因，林彪是不可能用戰功超越的。若僅以資歷而論，林彪是黃埔第四期學生，聶榮臻、葉劍英是他的老師，徐向前屬黃埔一期也是他的學長；南昌起義時林彪是連長，而劉伯承、賀龍分別是參謀團團長和軍長、起義總指揮，陳毅在南昌起義部隊和紅四軍中則當過林彪的直接上級；退一步說，即使副主席高崗不死，他在軍內的排名也必在林彪之後，林彪的淺歷也就比羅榮桓稍許強點。然而，無論是黃埔軍校時任他的教官，還是南昌起義時任他的總指揮，還是上井岡山時任他的軍長、黨代表，統統被他超越，這已足以說明林彪是憑着赫赫戰功，才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但是，林彪成為元帥第三，與其他九位不同是：他年紀最輕、戰功最大，在黨內、軍內取得的地位最高，妻、子因他而死，自己和夫人屍首分離，是死後唯一沒進八寶山的開國元帥。

　　作為一名２４歲就當軍長的年輕將軍來說，沒有一點希奇、神秘可言。想當年漢武帝的驃騎將軍霍去病，１６歲統兵塞外，６伐匈奴，死時才２４歲；南宋抗金名將岳飛在相州李固渡（今河南安陽），率３００游勇散兵大破十倍於己的金國正規軍，斬主將完顏赫首級於馬下，時年也是２４歲。但是林彪的軍事生涯是不能與歷史上的這兩位英雄簡單地相比的，他從見習排長干起，一生除了副統帥外從未當過副職，僅此一點，先人們也無法去和林彪相比擬，即使在世界史上有林彪這一經歷的也不多見。

　　縱觀林彪一生，是人時被萬眾擁戴，成鬼後遭神州共討，其獲得的榮譽和地位簡直是天堂與地獄般的大起大落。他從一個普通的見習排長，一躍成為共和國第二號神級人物；他一度紅得發紫，又落得紫得發黑；他從權力傾國的接班人，又迅間跨進十惡不赫的罪人行列。林彪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前後反差如此之大，在歷史上恐怕算得上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第一奇人。

　　“９．１３”事件至今已經過去３１年，關於林彪的死，中共官方早以大量的人證物證定成一個讓後人永遠翻不了的鐵案。可事情往往就是事與願違，面對證據如山的鐵案，世面上反而流傳出很多不同於官方的說法，有國內的傳說，也有海外的版本，如“西山鎮壓說”、“綁架說”、“導彈擊落說”、“隱替身說”等等，這些說法真是眾說霏雲，幾乎達到魚目混珠的程度。就各種說法的來源來看，有的是以神密人物自居，有的是以當事人現身，有的是林家未亡人的陳述，有的是根據自己掌握的線索來假設論證……其實，有如此多的各種說法，只能反應出一個實質性問題，就是反對官方定下的結論，這也說明了林彪在“９．１３”事件里死得離奇，死得不明不白，死得無法讓好多人信服。

　　但是歷史就是歷史，歷史不是個人意志的產物。林彪死亡真相別無其他，只能有一個，事實究竟如何，真相只有一個，對歷史負責的人不僅要留給後人一個真相，更要交代這個真相的過程和形成的由來，因為有結果必有原因。本人高中學歷，既不是歷史學家，也沒有寫作經驗，是在紅旗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後人，屬於無黨派人士，跟林彪事件更無任何瓜葛牽連，懷着探索的目的去了解事件真相也不到２年的時間。在此，我只是想就自己掌握的資料，來談點個人的分析和看法，如有不妥，望大家能批評指正。

　　　　　　　“林瘌痢（武漢方言，“痢”音同：堤）

　　　　　　　坐飛機

　　　　　　　摔下來（“摔”音同：達）

　　　　　　　屁股只冒氣”

　　這是在“９．１３”事件發生之後廣泛流傳的一首兒歌，它足以說明林彪犯下了深重的罪孽，實在是不得人心，其滔天罪行在神州大地造成了極壞的社會影響。我就是唱着這首歌長大的，現在還清楚記得有好多兒歌，如：“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壞東西。嘴上講仁義，肚裡藏詭計。鼓吹‘克己復禮’，一心想復辟……”，當時在學校的宣傳欄或黑板報上，各種類型的批判文章，配上形形色色的諷刺漫畫，伴隨着鏗鏘激昂的童音，隨處可見。

　　小時候，本人讀書還算認真，見課本上講紅軍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對此我是深信不疑。長大後感到有點奇怪：為什麼北上抗日要西渡金沙江，而不直接去東北？後來我就更覺奇怪了：長征怎麼在１９３６年到達陝北時就結束了，可“七七事變”是一年後才發生的事情呀，難道當年北上的紅軍真具有先知先覺的洞察力，能在日寇行動之前，就搶得先機，而站住主動？

　　直到進入網絡信息化的時代，才聽到了不同的聲音，才看到了不同的言論，才徹底地覺醒，才真正搞清楚“北上抗日”的確實含義，這一切的感觸就如同在塔利班領導下的阿富汗人民能看一眼電視、收聽一下電台廣播一樣，遭麻痹和禁錮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在思想被解放的同時，隨之而來的就是發現一本輝煌燦爛的中共黨史里，竟然沒有幾條真實的內容值得閱讀。看看“開國大典”吧，究竟有哪些人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大聲喊着：“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可又有哪些人從站着的畫面里消失得無影無蹤？看看在毛澤東去世後，在為其守靈的宏大場景里，究竟有沒有站着個曾經與他血肉與共的至愛夫人？看看在鄧小平與英國前首相、與葡萄牙前總督分別舉行收回香港、澳門的簽字儀式時，怎麼看不到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６年任中國政府的總書記，怎麼也見不到同時期的總理，究竟有沒有這兩項職務，存在過這兩個人嗎？我們天天在標榜自己的“實事求是”，天天在教育人們去信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天天在宣傳歷史唯物主義，可這麼幾個簡單的歷史場面，竟然被肆意篡改，被任意地歪曲，可想而知我不得不懷疑一本中共黨史能有多少真實可言。在今天的市場經濟領域，因為肆意造假，真實被玷污，法律被踐踏，使水貨泛濫成災，虛假在繁華昌盛的外表包裝下掩蓋住了一切。真是不敢想象，如果長此以往，再過個２０年、３０年，我們的後代會怎樣去面對一個“客觀”、“真實”的過去，這樣的未來不僅僅只是簡單的繼承和發展，而是嚴重關繫到一個民族的道德品質問題和生存問題。

　　正是因為本人的醒悟，才發覺自己有一段被欺騙、愚弄的經歷；正是因為受良知的驅使，才促使自己去了解被包裝、粉飾的過去。“９．１３”作為發生在中共黨史里的一項特大事件，這裡面能有多少真實性可言，相信大家心裡有桿秤。有結果必有原因，“９．１３”事件發生後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罪孽得以昭示天下，本人就以中共官方在歷史上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一系列定性罪名，先談點個人看法。

　　　　　　　　　　　　二　罪行的疑惑

　　“９．１３”事件發生後，林彪和他生前的四員大將被大量的“鐵證”定為反革命集團，被舉國唾罵了整整３１年。這幾員大將被鎖定為林彪死黨的骨幹分子，史稱“四大金剛”，即：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因他們未隨主子一塊外逃叛國而得以苟且殘生，直到今天在國內的老百姓只要一提到“林彪”這兩個字，總會有人罵到“叛徒”、“賣國賊”、“反革命”等極具詆毀的貶義詞。那麼林彪這個反革命集團到底犯有什麼罪，先看看中共官方在歷史上的一系列定性：

　　　　　　　　　中共中央發出林彪叛逃通知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第一份關於林彪叛逃事件的文件。文件正式通知：“林彪於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並宣稱：“對於林彪叛黨叛國事件，中央正在審查。”文件說，現有的種種人證物證業已證明：“林彪出逃的罪惡目的，是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並說：“根據確實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飛機已於蒙古境內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林彪、葉群、林立果等全部燒死，成為死有餘辜的叛徒賣國賊。”文件說，中央對于堅決同林彪劃清界線的同志，不論他過去是否受過林彪的影響，是否犯過錯誤，都是同樣愛護而不會輕易懷疑的。各級黨委應當深入揭發和嚴格批判林彪的錯誤和罪行。這個文件根據內外有別，有步驟傳達的原則，第一步只傳達到省、市、自治區黨委以上的黨組織。然後傳達到地、師以上幹部，再傳達到全國。１２月１１日、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３日、７月２日，中共中央陸續下發了《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材料之三，大規模的批林整風運動在全國展開。

　　　　　　　林彪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個偉大勝利

　　１９７２年５月１日至６月２３日，批林整風匯報會在北京召開。中央各部門和各省、市負責人共３１２人參加。為說明與林彪集團的鬥爭過程，為進一步深入徹底批判林彪等人，周恩來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講話，並着重介紹會議文件。這場會議的最主要文件是毛澤東寫給江青一封信，政治局９人分到各組去解釋這封信。江青個人的解釋刊登在會議簡報上，她說毛澤東早在１９６２年就看出林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在６月２３日的會上作了《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衊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批林整風匯報會把粉碎“以林彪為頭子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作為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個偉大勝利。

　　　　　　　　　　　　批林要批極右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８日中聯部、外交部在《關於召開辦事會議的請示報告》中提出“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兩天后，周恩來批示：“擬同意。”到了１２月２日江青卻批示：“我個人認為應該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批他在某些問題上形左實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時也應着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５日王若水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表示擁護周恩來關於批判極左的意見，反映了張春橋、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極左的問題。１７日毛澤東與張春橋、姚文元談話，認為王若水的看法不對，極左思潮要少批一點，批林要批極右。在毛澤東的意見傳達後，全國開始批判林彪的極右實質，不再批極左。

　　　　　　　　　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開始展開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毛澤東在一次重要談話中涉及到如何處理老幹部的問題。他說：“看來賀龍同志的案子假了！怎麼打倒了那麼多幹部？我也無意把他們都打倒嘛！我主要是想教育他們。”周恩來隨即提出建議：“看來有一個落實幹部政策的問題。”毛澤東同意：“對這個問題就由你組織落實吧！”於是落實幹部政策、解放老幹部的兩個辦法出台，中央由中組部負責落實副部長以上幹部政策；軍隊有總政治部負責落實正軍級以上幹部政策。於是數以百計的高級幹部、將領被落實了政策，但彭德懷、劉少奇等人不在此列。

　　　　　　　　中央批准關於林彪反黨集團的審查報告

　　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０日中共中央一致通過並批准中央專案組《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審查報告》說，“林彪是長期隱藏在黨內的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林彪集團是一個叛黨叛國的反革命陰謀集團”，並說中央專案組根據大量人證物證查明，“早在九大前後，林彪就招降納叛，結黨營私，夥同他的老婆葉群，勾結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結成以林彪為頭子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審查報告》還說，“林彪反黨集團的出現，是國內外激烈階級鬥爭的尖銳表現”。粉碎林彪反黨集團，是“黨的第十次路線鬥爭的偉大勝利”，“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鑑於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行，中央專案組建議中央：一、永遠開除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林彪的黨籍。二、永遠開除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的黨籍，撤消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三、永遠開除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特務、叛徒、賣國賊葉群的黨籍。四、永遠開除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雪峰的黨籍，撤消他們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五、由有關部門負責審查參與林彪反革命政變的其他骨幹分子，按照黨的政策，提出處理意見，報中央審批。

　　　　　　　　　　　　批判克己復禮

　　１９７３年７月毛澤東在對王洪文、張春橋的談話中指出：林彪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８日毛澤東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黨中央轉發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批林批孔”運動遂在全國開展起來。這個運動從１９７４年年初至同年６月，歷時半年左右。６月１４日江青在北京主持召開“戰士批林批孔匯報會”，張春橋說：批林批孔“圍繞一個克己復禮，牽涉到現實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的許多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公審林彪集團

　　１９８０年全國人大特別法庭根據大量的人證物證，依法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進行審判。圖門是中央軍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長，林彪反革命集團審理辦公室負責人之一，特別法庭公訴，遵照鄧小平、彭真、伍修權、黃火青、史進前等人“弄清出處，用事實回擊，總結經驗和規律，教育群眾，警示後人”的指示，對審判找出了更多更有力的細節佐證。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審判林彪一案的方針之一是：起訴書、證據都要確鑿，站得住腳，傳到子孫後代也推翻不了……。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０日至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特別法庭開庭４２次，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結束了歷時７７天的公審，對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做出判決。特別法庭庭長江華宣讀特別法院判決書。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分別判處：

　　　　　陳伯達有期徒刑１８年，剝奪政治權利５年；

　　　　　黃永勝有期徒刑１８年，剝奪政治權利５年；

　　　　　吳法憲有期徒刑１７年，剝奪政治權利５年；

　　　　　李作鵬有期徒刑１７年，剝奪政治權利５年；

　　　　　邱會作有期徒刑１６年，剝奪政治權利５年；

　　　　　江騰蛟有期徒刑１８年，剝奪政治權利５年。

　　以上是從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至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同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中共中央對林彪反革命集團案件作了一系列的定性，筆者沒有全部列舉出來，但從這些具有“鐵”性的定性來看，既反覆無常，前後又極端矛盾對立。先看看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的罪名，主要是“叛黨叛國的賣國賊”、“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反黨集團發動反革命政變”。作案動機和案發時間基本在７０年代前後，與“９．１３”事件相距不遠，這說明一貫正確的毛澤東能洞察一切地先發制敵。

　　到了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８日，“洞察一切”的神話再次出現，江青的信件不僅證明毛澤東早在１９６２年就看出林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林彪是反對文革運動的一件極其重要的物證。根據該信證明的內容，使林彪反文革的罪惡行徑發生實質性轉變，使當時的路線鬥爭由批“極左”迅間變成變成了批“極右”。這個從左到右，一個相互極端對立、極端矛盾的突發轉變，就輕易使林彪作案的動機迅速提前到６０年代初期，與１９５９年林彪在廬山會議後出任國防部長的時間基本掛上了一點鈎！

　　到了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０日，“洞察一切”的毛澤東又得出了最新的結論，林彪的性質變成“長期隱藏在黨內的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為了能證實這個神話般的結論，竟然“掘墓鞭屍”春秋時期的孔子，因為這個“長期隱藏”的高度概括，再次將林彪的作案時間大步提前，使林彪在戰爭年代就玩弄兩面派、搞陰謀復辟的罪名在想象中成立。同時，還把粉碎林彪反黨集團發動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歸功於兩勝：“黨的第十次路線鬥爭的偉大勝利”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兩勝”的得主自然是毛澤東本人，前一個說明林彪在黨的前九次路線鬥爭中是假擁護，真反對；後一個說明林彪在耍兩面派，是表面上擁護文化大革命，實質是惡毒攻擊，蓄意反對。從而進一步證實了林彪領導的中央軍委辦事組的反文革罪行跟中央文革小組毫無瓜葛，不存在任何聯繫，林彪就是全國公認的反文革大陰謀家，其罪惡行徑是罄竹難書，罪證也是鐵證如山。

　　事隔７年外加３個月，到了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林彪的罪行又發生本質性的徹底轉變。罪行不僅含有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的性質－－發動反革命政變，而且還和江青反革命集團綁到了一起，兩個集團曾經相互勾結、密不可分，將毛澤東幾次洞察出一切的神話徹底推翻，連那封寫給江青的信也不知道弄到那裡去了，可能是毛澤東親筆書寫的“鐵證”也有過期的時候，反正又湧現出了大量的人證物證，竟然輕而易舉地推翻了林彪原本徹頭徹尾反文革的過期“鐵證”，進而否認原本反革命“兩面派”的本性，成為既是反革命的“兩面派”，又是擁護文革的“一面派”。

　　如此翻來覆去地給林彪舉證定性，這俗話還真不知道是怎麼說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林彪的本性就這麼一下子“移”了幾次，而且還移過了頭！反正林彪已死，不可能為自己辯護，而且他還是個善於玩弄權術的陰謀家，因此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想怎麼定就怎麼定性，當權者就不好好考慮考慮，如此搬弄是非、顛倒黑白，難道歷史如同小兒遊戲一般：想怎麼着就怎麼着，而且還要變化到多久！林彪案件就這麼被當局推翻了過來，又肯定了過去，林彪反而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堅定策劃發動者和執行者，而且還是個反對毛澤東大耍兩面派的陰謀家，因此從這個大前提出發，就不難得出下述結論：

　　毛澤東發動文革是被逼的無辜者，是上當受騙的受害者，是中了林彪的詭計，上了江青的當，所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據此對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正式量刑定罪。

　　　　　　　　　　林彪究竟有什麼罪？

　　“９．１３”事件發生後林彪已死，不可復生，他究竟有什麼罪好像是件永遠無法說得清的事情。因此在這其後的１０年間，中共官方反手為雲，覆手為雨，對林彪反革命集團定下了一系列前後極端矛盾的結論，而且都有大量人證物證的確鑿鐵證，可結果仍是一改再變，這不禁使本人對林彪所有指控的罪名和對這些所有的鐵證全部產生質疑，這恐怕就是造成世面上流傳多種“說法”的主要原因。

　　中共官方對林彪罪行的最後確認，以“實事求是”著稱的鄧小平已否認了一大半：“林彪歷史上沒有問題，他的主要罪行是發動反革命政變，妄圖謀害毛主席。”根據鄧小平的這個結論，指控林彪的罪行就只剩下了一條：發動反革命政變，妄圖謀害毛主席。如果對這個指控去量刑定罪，若依法辦事就是毫無根據的信口開河。法律是以事實為依據，沒有事實就不能定罪，這是法律的基本常識。即使只有犯罪企圖，但最終沒有形成犯罪事實就不能定罪，在“９．１３”事件中毛澤東沒有受到一處傷害，林彪也沒有當上國家主席，這兩條都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毛澤東、鄧小平是根據什麼事實來給林彪定罪？而且還能據此分別叛處“四大金剛”將近２０年的重刑！

　　用同樣的道理，林彪雖然到了蒙古，但事實上沒有到達蘇聯，“企圖叛逃蘇聯”是憑空假設出來的，毫無任何事實根據，用虛假的事實來量刑定罪是不合法的。很顯然，以“野心家、陰謀家、叛徒、賣國賊”的罪名來處置林彪集團，是沒有法律依據的，是永遠都不可能令人信服的。

　　另外，最值得質疑的就是對和林彪一起叛逃的四位２５６號機組人員：潘景寅、李平、張延奎、邰起良，不知道依據什麼證據，就否認他們是幫助林彪叛逃的幫凶，分別頒發了《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由此可見，官方以假設的證據去分析定案，都經不起推敲，是站不住腳的。下面就是給潘景寅家屬的《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其他機組三人同）：

　　潘景寅同志於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在蒙古溫都爾汗隨飛機墜毀死亡，特向各位親屬表示親切的慰問。望化悲痛為力量，為建設祖國和保衛祖國而努力奮鬥。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３日

　　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量刑定罪，官方舉證的疑點實在太多，前後矛盾極端對立。但是，歷史就是歷史，歷史不是個人意志的產物，林彪死亡的真相只有一個而別無其他。因此，筆者作為一個中國老百姓，借鑑中共官方和世面上流傳的各種“說法”，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罪惡行徑，斗膽地談點不同於官方的個人看法。

　　　　　　　　　　　有結果必有原因

　　“９．１３”事件是正、副兩個統帥之間的鬥爭結果，一個慘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另一個大權在握而穩坐北京；一個從此身敗名裂，另一個又一次贏得了偉大的勝利。這個結果果真是如此嗎？其實這劫中定數都局限在一個簡單的表面上，因此筆者認為：如果不去分析鬥爭的起因，不了解二人的關係演變史，不掌握當時千變萬化的國內、國際政治局勢，僅憑空猜測，是無法透過表象看到問題的實質的。為了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我想應該從起因談起，這首先就要了解在歷史上毛林二人是怎麼走到一起的？又是怎麼變成最親密的戰友？在這期間他們二人都在想些什麼、做了些什麼事情？只有弄清了這些問題，才能說明他們為什麼會反目為敵的真實起因，才能得出一個真實的“９．１３”結論。

　　對毛澤東一生的豐功偉績，由於被中共官方宣傳了幾十年，已經達到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程度，所以本人就以林彪的一生為主線，結合二人關係的演變史，先回顧一下難忘的多災多難的那幾年歷史－－難忘的歲月（１９６８－１９７２年）

　　　　　　　　　　三　難忘的歲月（１９６８－１９７２年）

　　毛澤東和林彪可不是兩個一般的普通人。他們雙雙出現在中共政壇的顛峰，領導着占世界１／４的人口，主宰着９６０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他們的一舉一動，對國內局勢，乃至國際政壇，都會產生出極大的影響。在“九大”以後的兩年間，他倆的關係由親密戰友演變成不共戴天的政治仇敵。因此回顧一下這幾年的歷史，研究一下這期間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才能從這些事件中摸索出一些值得研討的東西，才能將一些斷斷續續的線索連貫起來，才能將雜亂無章的頭緒整理清楚，這對弄清事件的真相是不可缺少的一步。

　　從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７２年，筆者根據這５年發生的一系列的人和事，分別按“中共國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蘇關係方面”、“中美關係方面”和“中日關係方面”五個方面作了簡單的歸類，希望通過列舉出來的這些歷史事實，結合當時的國際背景，來深入了解“９．１３”事件的真實起因。

(一)、中共國內方面

　　１９６８年９月１日隨着新疆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全國（除台灣省外）２９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了革委會，隨着“全國山河一片紅”的高潮出現，文革運動迅速轉入消退期。９月１２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評論員文章《關於知識分子再教育問題》，使在文革中能倖存下來的大批“知識分子”，以要同工農兵相結合、為工農兵服務的名義，分別被安排到了農村、工廠，去接受再教育。同期，為了實現機關革命化、幹部革命化，廣大幹部為了能有重新學習的機會，文革里的領導骨幹們被兼學別樣地安置到專門準備來批判資產階級的“五．七幹校”。１２月２２日毛澤東說了一句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使曾經鬧得天翻地覆的紅衛兵和廣大待就業青年，去積極響應上山下鄉的號召，基本全被農村消化完畢。此時，以批判資產階級為主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由轟轟烈烈的“武鬥造反”轉變成安安靜靜“吃憶苦飯、讀紅寶書”的“文斗”方式，中華大地再次出現政治形勢穩定的社會局面。

　　１０月１３－３１日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就“文化大革命”問題講了話。他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全會批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１９６９年２月１６日－３月２４日新成立的國家計委在北京籌備召開了“全國計劃座談會”，會上《１９６９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草案）》出台，其中規定了５項主要任務：１、高質量地全力保證毛澤東著作的出版，要求年內出版《毛澤東選集》１－４卷２０００萬部；大力發展廣播事業，動員４０９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２、大力發展農業，加強工業對農業的支援。３、大力加強國防工業、基礎工業和內地工業的建設。４、安排好輕工市場；繼續提倡晚婚和計劃生育。５、繼續狠抓交通運輸工作。對這個計劃綱要的實施，是中共政局從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轉入經濟建設的一個明顯信號。

　　３月，為迎接中共九大的勝利召開，先由林彪、陳伯達起草題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報告。該報告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不是階級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的矛盾，要求全黨應集中精力發展生產，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篇報告在毛澤東審定時被推倒重來，其後改由張春橋、姚文元、康生起草了正式的政治報告。４月１－２４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林彪在會上作了張春橋等人起草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政治報告，大會確立把“階級鬥爭必須懩昴杲病⒃略陸病⑻焯旖矑”作為黨的基本路線，並以此規定了“斗、批、改”的任務。同時，林彪作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中共黨章。

　　６月９日，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賀龍元帥在北京去世。１１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河南開封去世。１１月３０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陶鑄在合肥去世。

　　１０月１７日林彪在蘇州發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即：“林副統帥第一號令”。

　　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出身論》作者遇羅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宣判死刑，立即執行，時年２７歲。

　　４月２４日，中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衛星重１７３公斤，運行軌道距地球２３８４公里，衛星用２０００９兆周的頻率播放《東方紅》樂曲。

　　８月２３日－９月６日，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舉行，林彪、周恩來、康生、陳毅、汪東興、許世友、錢學森、郭沫若等幾乎所有的代表都贊同設立國家主席。２５日毛澤東緊急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指出陳伯達有野心，責令收回華北組第２號簡報。會後，陳伯達受到徹底地批判。林彪曾於４月１１日提出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次日毛澤東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議不妥”。

　　９月２３日，毛澤東號召“農業學大寨”，在全國推廣既抓階級鬥爭，又抓農田生產的大寨經驗。

　　１１月１６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中共中央由上而下的“批陳整風”運動全面開展。

　　１２月，北京軍區改組。這是根據毛澤東指示，周恩來主持召開華北會議，在揭發批判陳伯達的同時宣布的中央決定。

　　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發出《反黨分子陳伯達的罪行材料》。２月２１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擴大傳達反黨分子陳伯達問題的通知》，自此“批陳整風”運動在中共各級機關逐步傳達。

　　４月，毛澤東指派李先念參加由林彪負責的中央軍委辦事組。４月１５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批陳整風”匯報會上，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和邱會作等人作出書面檢討。２９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把批陳整風運動推向縱深發展的通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匯報會上作總結講話，指出黃、吳、葉、李、邱等人在政治上犯了方向性嚴重錯誤，在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錯誤。

　　５月１日國際勞動節，林彪沒有按慣例緊跟毛澤東登上天安門，第一次反常地遲到，並提前離開慶祝會場。

　　６月９日江青到毛家灣，親自為林彪拍攝了一張學習毛澤東選集的照片，分別刊登在７月９日出版的《人民畫報》、《解放軍畫報》上。

　　７月１日中共黨誕生５０周年紀念日，８月１日是中共建軍節，毛澤東和林彪都未在隆重慶祝的公眾場合露面，這兩大重要節日都在沒有毛澤東或林彪的畫面中度過。

　　８月１４日－９月１２日毛澤東南巡，沿途同各地黨政軍負責人談話，對談話內容要求小範圍傳達，嚴禁外傳。毛澤東指出：“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

　　９月，林彪住進由８３４１部隊負責安全保衛的北戴河度假地。９月６日陪同金日成訪華的李作鵬回到北京。９月１０日中國發射成功第一枚洲際火箭。

　　９月１２日下午２點，毛澤東南巡的專列到達豐臺站，召見了北京軍區和北京市的負責人：李德生、紀鄧奎、吳德、吳忠等人，指示李德生調一個師的部隊去南口。當晚１０：３０，總參謀長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等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周恩來主持的會議，討論《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

　　９月１３日凌晨，林彪和夫人葉群、兒子林立果、劉沛豐、潘景寅等九人乘飛機墜毀於蒙古溫都爾汗，隨機人員全部死亡。

　　９月１８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第一份關於林彪叛逃事件的文件。文件正式通知：“林彪於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

　　１０月１日中共建國慶祝日，天安門廣場破例取消大型的遊行慶祝活動。１０月２５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原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

　　１１月底－１９７２年１月初，毛澤東因肺心病引起嚴重缺氧，出現休克症狀，幾次出現呼吸停止的重症，經多日搶救，轉危為安，休養兩個月。

　　１２月１１日、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３日、７月２日，中共中央陸續下發了《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材料之三，大規模批林整風運動在全國展開。中共負責調查林彪一案的工作小組，發現以陰謀策劃發動武裝政變、殺害毛澤東、奪取全國政權的《“５７１工程”紀要》，作為材料之一在全國範圍傳達。

　　１９７２年１月６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在北京逝世。在１月１０日舉行的追悼會上，毛澤東帶病參加，周恩來致悼詞。２月１２日毛澤東再度休克，心臟曾經停止跳動，經醫護人員緊急搶救，病情再次好轉。

(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方面

　　１９６８年１月３－５日捷共中央繼續舉行全會，解除了諾沃提尼黨中央第一書記職務，選舉亞·杜布切克為第一書記。

　　３月８日波蘭發生“三月事件”，波政府禁演《先人祭》話劇，理由是，該劇帶有“反蘇性質”，波作家協會華沙分會對此提出抗議，華沙大學生也舉行遊行示威，要求公演此劇。遊行隊伍中還出現反對哥穆爾卡和反對與蘇合作的標語口號。

　　８月２０日華沙條約成員國蘇、波、保、匈和民主德國出兵侵捷，次日下午，杜布切克、斯姆爾科夫斯基和切爾尼克等捷黨政主要領導人被蘇軍挾持前往莫斯科。蘇方與捷總統斯沃博達談判，要斯沃博達出面組織新政府，結果被拒絕。

　　１９６９年１月８日布拉格１８歲的大學生揚·帕拉赫在瓦茨拉夫廣場自焚，以抗議５國侵捷。２５日，數１０萬人參加其葬禮。３月２８日捷全國各地數萬群眾自發慶祝捷冰球隊在世界冰球錦標賽上戰勝蘇聯隊，慶祝活動很快變成大規模的反蘇示威。

　　３月１１－１５日，南共聯盟召開第九次代表大會。大會強調，必須在各民族平等和社會政治共同體非國家主義化的基礎上，發展民族間聯繫的新形式。大會要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清算大國一元主義傾向及民族本位主義、孤立主義和分裂主義。鐵托當選為共盟主席團主席。

　　６月５日－１７日，羅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７５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在會上反對國際會議對中共等党進行的譴責。８月６日－１２日羅共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齊奧塞斯庫當選為中央總書記。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０日－１１日捷共中央舉行全會，通過《捷共十三大以來黨內和社會危機局勢發展中應吸取的教訓》。文件重申，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社會所有制和國民經濟計劃管理，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１２月１３－１９日波蘭發生“十二月事件”。１２月１３日，波政府宣布提高４０多種生活消費品的零售價格，提價幅度從３．６－９２．１％。１４日格但斯克造船廠工人舉行罷工遊行，抗議提價，罷工工人組織了罷工委員會，由它領導罷工並同政府交涉。１８日晚政府派治安部隊和軍隊進行武力鎮壓，與罷工遊行者發生衝突，在衝突中造成４４人死亡（其中２名警察和１名士兵），１１６４人受傷（其中６００人是治安人員）。１９日事件被平息。

　　１９７１年６月４日鐵托在薩格勒布會見克羅地亞領導人時說，克羅地亞民族主義惡性膨脹已成了全國性的關鍵問題，批評克羅地亞領導人未積極開展工作，要求其採取堅決行動，制止民族主義的蔓延。６月１２－１３日克共盟召開第四次代表會議，決定把民族主義分子開除出共盟。

　　６月１５－１９日統一社會黨在柏林召開第八次代表大會。昂納克當選為黨中央第一書記，烏布利希當選為黨的主席。

　　１２月１－２日南共聯盟主席團舉行會議，討論克羅地亞的形勢。鐵托在會上指出，在克形成了民族主義運動，其策源地是“文化協會”，大學生罷課是“反革命活動”。會議決定，開展最廣泛的社會活動來反對反自治、反社會主義的力量。１２月１２－１３日克羅地亞共盟中央召開會議，通過反民族主義的行動綱領和決議，號召盟員清除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根源。

　　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６日昂納克在《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第一期上發表文章，指責中國領導人奉行反蘇、反社會主義各國、反國際共運的大國沙文主義、霸權主義的政策。

(三)、中蘇關係方面

　　１９６８年１月蘇軍侵入烏蘇里江中國七里沁島，製造嚴重的流血事件。

　　１９６９年３月蘇聯軍隊兩次侵入珍寶島地區，打死打傷多名中國邊防人員，製造嚴重流血事件。中方邊防部隊進行了還擊，其後雙方政府互相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６月５－１７日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在莫斯科舉行。參加會議的有７０多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古巴共產黨和瑞典左翼黨（共產黨人）的代表團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了大會，中國共產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南共聯盟等１７黨未派代表參加。勃列日涅夫在會上作了報告。報告說，帝國主義仍是主要敵人，帝國主義的戰略重心正在發生某種轉移，新的世界大戰是“最現實的事實”，要對侵略者“組織集團回擊”。他還強調，世界社會主義體系是“反帝運動的支柱”，應加強社會主義國家的威力、協調它們的力量和加強它們的合作。報告再一次對中共党進行了指責，會議還通過了《給越南以獨立、自由與和平》呼籲書、《聲援海地共產黨人鬥爭的聲明》、《保衛和平呼籲書》等文件和關於召開世界反帝大會的決定。

　　６月１３日，蘇聯政府就蘇中邊界問題發表聲明，提出在最近兩三月內在莫斯科舉行蘇中會談。聲明說“蘇中實際不存在任何領土問題”，指責中國“覬覦１５０萬平方公里歷來屬於蘇的領土”，“妄想得到中國征服者過去曾去過或準備去的地方”，聲稱中國北方應“以長城為界”；西部“不超出甘肅和四川”，烏蘇里江“無論如何也不曾是一條內河”。

　　８月１３日蘇軍入侵中國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製造了鐵列克提流血事件。中國一支３０多人的邊防巡邏隊，遭到越界蘇軍３００餘人、配備２架直升機和數十輛裝甲車的突然襲擊，人員全部犧牲。

　　９月１１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訪問越南，在回國途中趕到北京，同中國總理周恩來進行會晤。雙方就中蘇關係問題闡明了各自的立場。

　　１０月２０日中蘇邊界談判在北京舉行。

　　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０日－４月９日蘇共舉行第二十四次代表大會。在對外政策方面，勃列日涅夫強調要加強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和合作，支持民族解放運動，捍衛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原則，反擊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使人類免於新的世界大戰，為此提出了爭取和平合作的６點“和平綱領”，主張改善和緩和同西方的關係。

　　７月２５日《真理報》發表Ｈ·亞歷山大洛夫題為《關於北京與華盛頓的接觸》的文章，認為尼克松訪問中國的目的之一是使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反蘇主義是中美接近的背景因素，等等。

　　９月２２－２５日勃列日涅夫訪問南斯拉夫。雙方發表的聯合聲明稱，蘇南目前擁有進一步發展兩國合作的良好基礎，各國應根據自己的特點來運用和發展馬列主義，不應把反映各國經驗和特點的那些社會主義建設方法彼此對立起來。雙方表示贊成把巴爾幹地區宣布為無核地區，主張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認為召開５大核國家會議是“有益的”。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