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為院士遮羞 （也說學術界的腐敗現象） 最近讀了有關浙江大學院士課題組學術剽竊造假，以及浙江大學領導為剽竊造假院士遮羞粉飾的報道，引起了我對往事的許多回憶，更激起了我對這種卑劣行為的憤慨和鄙視。 院士，作為學術界最高的頭銜，向來只授予少數造詣精深，知識淵博，人品正派的學術精英。無論中外，概莫例外。 而能成為院士者，他（她）一定通曉某個領域國際-國內的研究現狀和總體水平，熟悉某個領域國際-國內的最新成果。尤其在我們中國，院士還一定操縱着某個研究領域的學術導向，掌握着某個研究領域學術專著或重要論文能否發表的“生-殺大權”。更不用說院士們在推薦人才，提攜後進，審批基金等方面有着“一言九鼎”的絕對權威。 說實在的，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代院士，無論是人品，學術水平和學術道德，都堪稱楷模。我認識好幾位這樣的老院士，他們德高望重但平易近人，治學嚴謹但和藹可親，有的甚至成了我的“望年之交”┉┉他們雖然早已故去，但卻令人永遠懷念！ 應該說，文革（1980）後提拔的院士中，絕大多數是我國學術界真正的優秀人才。他們為我國的科技發展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超越前人的巨大貢獻。我國今天在許多領域（尤其是航天，軍工，超導，化工等領域）所取得的國際一流水平的研究成果，都是由這批院士、或是在這批院士的帶領下努力攻克的。然而，也就是在這批80後院士中，混進了少數的學術敗類 。這是不足為奇的。 一、學術腐敗與官場腐敗的共性 這些年來，國人對於屢禁不止的官場腐敗可謂“深惡痛絕”，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學術界的黑暗更勝於官場呢？ 人們總以為“殺人一定要見血”，而在學術界，那些沒有“操守”的院士們，“殺起人來”是從來都不見血的。 除了官場的腐敗，百姓們最恨的就是“惡霸”和某些地方黑勢力。而在學術界，知識份子們最恨的就是那些有着“院士”頭銜的“學霸”，他們操縱輿論（學術出版權），掌握生死（提職提薪），比“惡霸”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了這些以“院士”作幌子的“學霸”們，也就有了滋生學術腐敗的溫床。 除了“學術剽竊”和“學術造假”以外，學術腐敗至少還有以下幾種與官場共同的特徵。 1）妒賢嫉能，任人唯親。我不了解國內高校是如何提拔年輕人的。但在中國科學院，有相當數量的所級領導，都是學霸們的“的裔”或親信。古人雖有“薦才不避親”的佳傳，但最起碼的要求是：所薦或所用的人必須“德才兼備”。而現在“學霸”們所薦或所用的人，則大多是無德無能，或者缺德自私。 由此衍生的另一種狀態是：由“學霸”們操縱的研究所或研究室，大多出現人才培養“近親繁殖”的畸形現象。稍微懂得“遺傳學”和“優生學”原理的人，用大拇指想，都知道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後果。 由於這方面的實例太多，在此不作鰲述。 2）排斥異己，巧立名目，瞞天過海，弄虛作假。以我的親身經歷為例。1995年夏，我滿懷着“報效祖國”的一腔熱血，結束了在北美的攻博和博士後研究，回到了我原來的研究所，並很快在國家科技部申請了專題立項。一年後（1996年初秋），所人教處通知我參加“正研究員”的提職報告。 按慣例，中科院提拔正研究員的評委通常由九人組成，而我的評委居然由18人組成，且大多是從北京大學，中國地質大學，及中國科學院其他兄弟所請來的一級教授和高級研究員，其中有四位院士。 我對此深感不解，便問人教處的領導，為什麼我的評委“隊伍如此龐大”？那位領導告訴我：這是按某個院士的建議而為；且該院士特別強調：我是從國外回去的，提正研究員的標準必須高於國內的同仁。 好一個“內外有別”的雙重標準，聽起來“官面堂皇”，其實是在玩《三十六計》中的“借刀殺人”！！！當時，我馬上意識到：我的正研究員答辯將面臨一場空前的人為刁難。 面對這“人為設置”的雙重標準，我不得不從最壞處考慮，並作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我暗暗發誓：憑自己的真才實學，一定要讓我的答辯順利通過；並且要讓整個答辯會場變成精彩的“演講廳”。同時我相信，絕大多數的評委是公正無私的。 出國以前，我在研究所里有非常好的人緣。答辯那天，所會議室里座無虛席，連過道上都擠滿了人。用他們的話說：就是想親眼目睹該研究所歷史上“最精彩的正研究員提職報告”。 不管別人怎樣待我，“有禮有節”一向是我的處事原則。那位院士並不知道，我在中學時代就已練就了一手“掌握會場”的本領，即：在最關鍵的提問時段內，讓提問者的思路隨着我的思路走。這一本領，在這次正研提職報告中派上了用處。 感謝上蒼對我的倦顧，在經過三個小時的精彩答辯後，我的正研究員提職報告最終以絕對的壓倒多數獲得通過！ 事情到此本該可以了結了。然而，在上報給中科院的名單上，除了我以外，還有另外兩個人。這兩個人根本就沒有參加正研究員的答辯報告，就輕易地獲得了“正研究員”的任職資格。而其中之一，便是某院士的“的裔”學生（據說他正在試圖爭取院士的資格）。這又是一個“雙重標準”！ 上述兩個“雙重標準”，創下了中國科學院提拔正研究員的評委由18(十八)人組成的最高歷史記錄；亦開創了中國科學院“不參加正研究員的提職報告，也能成為正研究員”的惡劣先例！（以此類推：只要是院士的“的裔或親信”，博士生可以不參加博士論文的答辯，同樣可以被授予博士學位。如此一來，我們共和國的“學位制”和“學銜制”不就要亂套了？） 學術界這種“巧立名目，瞞天過海，弄須作假”的行為，與官場的“違法亂紀”又有什麼兩樣？ 3）拉幫結派，互為提攜，結黨營私，壓制後進。在上世紀80年代後混入院士隊伍中的某些“學霸”們，大多具有江湖上“拉幫結派，互相吹捧，互為提攜，結黨營私，壓制後進”的江湖惡習。尤其是在“排斥異己，壓制人才，封殺科研基金申請，干擾正常的晉級提薪”等方面，這些人更是“暗箱操作”的高手。當直接當事者不便“出面”時，“同黨”中一定會有另一個人出來“唱紅臉”，直至達到他們的目的為止！請看以下的實例。 1995年，我同中國科學院某研究所的第一付所長聯名申請了某研究所開放實驗室的研究基金，我本人還申請了當年“國家基金委”的“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就因為國際同行為我寫給中國科學院，國家基金委和國家教委的推薦信中，有將我的學術水平評價為“國際級權威(World Class Authority)”或“被認為是本領域內國際領先的科學家之一（……i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Scientists of the field）”的形容詞，以及我的課題設計報告中有“最終成果有望達到（或接近）國際一流水平”的詞語，前一個基金被上海同濟大學某位曾經留學蘇聯的“院士”封殺了；後一個基金則以我“沒有按時回國（其實只晚了兩個星期）”的所謂“理由”而轉批給了其他的年輕人。 不久，高層知情人士向我透露：我上述兩個基金申請的“流產”，實際都與中國科學院的“某一、兩位院士”的“背後小動作”有關。隨後，我更進一步了解到：在怎樣阻止我回國工作的問題上，這裡所指的“某一、兩位院士”做了許多“近乎違法的勾當”。而我回國後工作上所遇到的許多刁難、阻力和障礙，也都與中國科學院這“某一、兩位院士”有關。 中國科學院的這“某一、兩位院士”，與上述同濟大學那位“留蘇院士”之間的關係，就是一種“江湖幫派”的關係。而他們的最終目的，說得輕一點，就是要把我搞成“空懷一腔熱血”，以至“懷才不遇，報國無門”的境地！說得重一點，就是要將我“置於死地”而後夸┉┉！！！！！！ 至於我的研究成果或論文，大都發表在包括《林奈動物學報》（Zo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aean Society）在內的國際一級刊物上。重要的，帶有總結性的成果則被搜集在諸如“美國科學出版社”（Academic Press, U.S.A）出版的專著里。我敢斷定，本文所提及的“某幾位院士”們（尤其是上海同濟大學的那位“留蘇院士”），從來就沒有仔細讀過我的論文，而他們對我的評價，自然也就談不上什麼“公正”了。 在了解了事實真相後，我心中的憤懣和不平，達到了“難以用文字表達”的程度。1995年底回老家探親時，我到我父母親的墳上大哭了一場。隨後，我以一種對付地痞流氓的方式，將我堂弟和表弟家養的三條狗宰了，以渲泄我心中的憤懣和不平。 4）推薦用人，僅憑個人惡好；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些有着“院士”頭銜的學霸們，做事是從來都不講原則的。凡順他們心意的，不管其人多麼無能，多麼缺德，均扶之。凡逆他們心意的，不管多麼有才有德，一概貶之，斥之。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學霸們亦開始崇尚“阿諛逢承”的民間陋習了。不分人品優劣，不管德才有無，只要是能向他們拍馬屁，說好話，恭維貼金的，學霸們都會在提職提薪時給予特殊的照顧。 因為有“院士”的頭銜作幌子，國內的用人單位（包括北京大學在內）還特別信懶他們。 中國科學院下屬的研究所里，曾經流行着一句隱喻“學霸院士”的“順口溜”：說你行，就是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 據我所知，北京大學的在職教員中，有一位G先生，碩士論文答辯了兩次，還差點沒通過；博士學位讀了七年多，論文最後通過前還要作大的修改。且不說他是否真正掌握本領域的新理論和新方法？也不管其人品如何？前兩條就足以反映其學術水平了。 這位G先生就是“會做人”，且“運氣好”，得到了某位“院士”的青睞和推薦，被北京大學聘去了。於是乎，G先生的太太逢人便吹：我們G先生得到了×××院士的推薦，去了北京大學當“教授”；北京大學以“夾道歡迎”的形式歡迎我們G先生┉┉聽起來是多麼的“榮耀”。 如果我說：這位G先生是靠“貶低別人，抬高自己”的一系列見不得人的小動作，踩着別人的肩膀而獲得那位院士的推薦的話，人們恐怕不一定相信。 然而，這至少包含了一種信息，即：北京大學在引進人才時，過分地相信“院士的推薦”，而忽略了人才的真正水平，人品和人才的綜合素質；其結果，有可能讓許多真正有才能的學術英才“望北大而止步”，從而最終斷了北大的“才路”。 這也難怪，進入新世紀後，國際國內的學術界會有那麼多關於“北京大學的教授素質呈總體下降”的負面評論。 國人有句俗語，叫做“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科院學術界存在的腐敗現象，其實由來已久。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中科院研究生院攻讀時，老院長周光召曾經教導我們這批年輕人：要做好學問，首先要做好人。我想，周院長在當時一定是有所指的！ 二、李連達與浙大“院士課題組剽竊造假”毫無關係之說，在理論上不能成立 浙江大學的領導就“院士課題組剽竊造假”一事為李連達遮羞粉飾，李連達本人還公開聲明其課題組剽竊造假與他無關，論文作者有他的名字是別人盜用所至，他自己並不知曉┉┉稍有學術常識的人，一看就知道李連達在撒謊，在推卸責任。 如果賀海波不是李連達的博士後研究生，再假設剽竊造假數據僅僅出現在他們連署的一篇論文裡，李連達的推委可被理解。問題的關鍵是：剽竊造假數據出現在他們連署的多篇論文裡，李連達的推委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小人之舉了！ 本人曾做過某領域國際一級刊物的論文評審工作，因而知道：凡在國際一級刊物上刊登文章，有多名作者連署發表的論文，姓名的排序都是作者們提前協商好的。此外，凡是在國際專業雜誌上發表的論文，都必須是某個特定領域的最新科研成果。這兩點最起碼的常識，我相信，有着“院士”頭銜的李連達不會不知道。 試問，一個院士如果連自己課題組發表什麼論文（尤其是在國際專業雜誌上發表論文）、其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有什麼最新成果、以及該領域之國際國內的研究動態都不知道，他（他）還配被稱之為院士嗎？ 退一步說，如果浙大院士課題組之剽竊造假的真相真如浙大領導和李連達本人所說，李連達壓根就不具備當院士的資格！！！理由是：他對自己所從事的研究領域的國際國內最新動態一無所知；也因為他對本領域國際雜誌發表的最新科研成果一無所知。 就此而言，李連達本人宣稱完全不知曉其課題組發表的論文有“剽竊造假”行為，在理論上不能成立。 很顯然，浙江大學在事發後對賀海波的處理是一種“丟卒保車”的行為。這對賀海波很不公平！！！ 就事件的性質而言，李連達本人及其課題組至少要負50%的責任。 殊不知，在事情的真相“沒有真正調查清楚”之前，浙江大學的領導親自出面為李連達遮羞，並急着處理賀海波，正好說明李連達與其課題組“剽竊造假”的行為有直接的關係。否則，他們又何必如此急急忙忙地開除了賀海波呢？？？？？？？ 須知，破這種案子是需要“逆向思維的”。 事實也將最後證明，浙江大學的領導為李連達遮羞之舉，無異於一種“小丑”行為。更糟糕的是：浙大領導無意中把自己跟李連達課題組的“剽竊造假”行為綁在了一起。而事情的真相，其實只有李連達本人最清楚！！！尤其是他們對賀海波的匆忙處理，從“良心”上講，浙大領導與李連達都將受到“公眾”和“公正”輿論的譴責！！！！！！ 我尊敬師長，尤其尊敬那些為我國的科技發展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學術造詣精深，且人格高尚的院士們! 願祖國神聖的學術殿堂，永遠聖潔，一塵不染！ 東方傲龍 生物學博士，魚類學家 E-Mail: AoLongLi@gmail.com 2009年二月七日 於 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