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伊始，世界各國都在進行歷史上最為深刻的戰略調整，調整的深度和廣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從未有過的。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大範圍、深層次的戰略調整？戰略決定全局，決定方向。無論是高技術戰爭還是其它類型的戰爭，較量往往首先在戰略領域發生。在世界戰略格局急劇變化的複雜形勢下，戰略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已經成為理清思路、把握未來、奪取主動的前提。

軍事戰略為國家安全利益服務，並隨安全利益目標的調整而改變。當今世界形勢急劇變化，創新戰略理論是維護國家利益的呼喚

任何理論無不打上時代烙印，戰略理論必須順應時代特徵和發展趨向，適時進行創新。恩格斯指出：“新的軍事科學是新的社會關係的必然產物”。歷史上的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拓展了人類生活和發展空間，而人類生活的空間延伸到哪裡，新的戰場就開闢到哪裡，隨之也必然有新的戰略思想和理論問世。隨着內燃機技術的產生及其在軍事領域的運用，催生了機械化戰爭時代的到來，伴生出“制海權”、“制空權”、“閃擊戰”等戰略理論。美國“曼哈頓”計劃的成功和廣島、長崎上空升起的“蘑菇雲”，不僅加速了二戰結束的步伐，而且“聚變”出“大規模報復”、“核大戰”等軍事戰略和相應的理論。1957年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進入太空後，政治家和軍事家就逐步認識到，太空是維持國家利益的重要領域，因而出現了“制天權”理論。近30年來，世界範圍內軍事戰略由核大戰調整為高技術常規戰爭戰略，由機械化戰爭形態下的軍事戰略向信息化戰爭形態下的軍事戰略轉變，這些無不烙上時代的深深印記。隨着信息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生物技術、海洋開發技術和航天技術在軍事領域的廣泛運用，特別是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的應用，使戰爭的樣式、武器裝備的性能等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國外相繼出現了“軟邊疆戰略”、“滲透性戰略”和“空地一體戰”、“制信息權”理論等。我軍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發展歷程也昭示，軍事戰略理論必須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緊密結合當時實際，創造性地提出了“十大軍事原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持久戰等一系列適應當時時代要求的戰略理論，指引我軍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可見，我軍戰略理論必須適應時代變化，立足國情、軍情，賦予新的時代內涵。

國家利益是軍事戰略的最高目標，戰略理論必須適應國家利益動態性變化的要求，積極進行創新。國家利益是制定戰略的出發點，也是戰略實施的歸宿點。當今世界，安全和發展成為國家利益的主要目標，戰爭仍然是贏得和平、保衛和平，維護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但是經濟、科技等因素的地位明顯上升，戰略理論發展除了依賴於對國際環境變化、戰爭特點規律的科學分析外，還應關注經濟和科學技術等可能提供的條件，更多地考慮維護國家發展的需要。目前，經濟全球化的步伐不斷加快，世界各國無不把發展經濟作為第一要務。科學技術與軍事戰略的聯繫日益緊密，通過軍事戰略對科學技術的發展提出要求，從而促進科學技術向更高水平發展。當今世界，軍事戰略理論越來越塗上濃厚的經濟和科技色彩。海灣戰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冒着種種風險，積極出兵，為的就是石油資源。北約東擴和美英出兵阿富汗，也有看重中亞地區豐富石油資源的一面。我軍所處的環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科技強國、加入世貿組織、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等都有賴於良好的內外環境，但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戰爭的根源並未消除；周邊熱點問題隨着世界戰略格局的調整變得更加複雜；祖國尚未完全統一，海洋權益受到嚴重挑戰；境內外敵對勢力嚴重威脅着社會的穩定與祖國的統一。軍事戰略理論必須着眼於維護國家安全、發展和統一，積極進行創新。

軍隊建設和軍事鬥爭準備需要科學的理論引導，戰略理論必須跟蹤軍隊建設全局的新情況、新問題，主動進行創新。戰略理論是武器裝備發展、編制體制調整、人才培養、作戰方法變革的基本依據，它必須提綱挈領，關照全局，統籌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形成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理論體系。如果哪一方面的理論不夠完善配套或沒有得到很好地貫徹，都會影響軍事戰略整體目標的實現。兩伊戰爭被軍事評論家稱為“用現代化的武器打的一場非現代化的戰爭”，甚至被認為是“外行戰爭”，就是由於兩伊只注重購買新式武器，而沒有先進的軍事訓練、人才培養和作戰理論作支撐。目前，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軍事革命正在全球迅猛興起，對軍隊全面建設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武器裝備向高精度、超遠距、智能化方向發展，部隊編制結構向數字化、小型化、一體化方向發展，戰場也趨於信息化、網絡化，加之非戰爭因素對戰略發展的制約作用不斷增大，這些都使軍隊建設中出現了以前所從未碰到過的局面和情況，戰略理論必須關注這些新問題，大膽創新。

前瞻性是戰略理論的根本要求，適應時代特色的戰略理論，必須與國家發展戰略相適應，與戰略環境相適應，以不斷創新保持生命力

戰略理論不僅要立足現實，更要前瞻未來。一位戰略家曾經說過：戰略思想必須不斷考慮變化的事實，不僅要考慮可預見到的變化，而且要考慮多年以後可能發生的變化。戰略理論的價值就在於對未來發展藍圖的勾畫，以此拉動軍隊和國防建設。我軍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的指引下，國防和軍隊建設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信息時代，軍事變革的節奏越來越快，對戰略理論的前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世界許多國家對軍事戰略的預測已由5-1 0年，延伸到10-20年甚至更長，為的是構想未來的作戰背景、聯合部隊的建設模式、作戰方法等。

戰略理論只有與國家發展戰略相適應，才能促進軍隊和國家建設的協調發展。軍事戰略和政治、經濟、外交、科技發展戰略一樣，都隸屬於國家戰略，它們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依存，協調配合，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國家戰略的內在要求，共同為國家戰略服務。軍事戰略必須與國家發展戰略相適應，與國家的經濟實力、科技發展水平相協調。沒有相應的經濟實力、人才和技術等作支撐，軍事戰略理論必將成為空中樓閣。前蘇聯之所以在冷戰對抗中失敗，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軍事戰略與國家經濟戰略失調。

戰略理論必須時刻關注多變的戰略環境，積極適應戰略環境的改變。戰略環境是產生軍事戰略的客觀基礎，戰略理論必須適應國際戰略格局、安全威脅和衝突樣式的改變，給戰略環境帶來的變化。首先，兩極戰略格局解體後，戰略力量失衡的危險期並沒有很快過去。在“一極多強”向多極化的過渡階段，各種戰略力量的消長極易引發相互之間的磨擦與衝突，從而使國際安全環境在相當長時間內呈現出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和不可預測性。其次，國家安全威脅隨着國際戰略環境、主要國家戰略動向、周邊安全形勢等因素的變化而變化。我國地處大國地緣戰略利益的交匯處，安全環境複雜，未來可能的衝突樣式也在變化，特別是當宗教矛盾、文明衝突、恐怖活動等影響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諸因素中趨於活躍時，可能誘發種種新的衝突形態。軍事戰略理論既要着眼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又要充分考慮如何應對新的衝突樣式。

戰略理論既要隨着軍事實踐而發展，又要保持特色和相對穩定性。戰略理論處於軍事理論的最高層次，指導範圍廣，影響重大而深遠，發展完善和貫徹落實都有一個過程。戰略理論必須根據國情、軍情，繼承傳統的理論的精華，保持其獨有的特色和相對穩定性。如果一味地追求超出自身能力的東西，就會失去自己的特色，甚至拖垮自己。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決定了軍事戰略始終是以維護世界和平和國家安全為目的的防禦性戰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期性，決定了經濟基礎還不夠雄厚，軍事戰略受制於經濟和技術的發展。這是我們創新軍事戰略理論的最大的實際。我國經過幾千年文明的積澱與升華，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傳統智慧和謀略思想。我軍經過70多年的風雨洗禮，形成了適應各個時期不同要求的一整套軍事戰略理論。積極防禦、文攻武備、軍隊建設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武器裝備發展“有所為、有所不為”等，都是獨具我軍特色的戰略理論的生動體現。

科學的理論來源於科學的方法。欲拓展戰略研究的領域，把握正確的研究方向，根本點在於更新思維方法和研究手段

跨入新世紀的門檻，傾聽戰略理論發展的波濤聲，人們往往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戰略理論的新成果上，而忽視了戰略研究方法的創新。實際上，科學方法歷來是新理論的“催生婆”。恩格斯說過，每個在戰爭史上採用新辦法而創造了新紀元的偉大將領，不是新的物質手段的發明者，便是在以正確的方法運用他以前所發明的新手段的第一人。克勞塞維茨正是運用黑格爾的辯證法和牛頓力學方法，分析戰爭現象，創立了《戰爭論》。我軍形成的一系列軍事戰略理論，無不滲透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嶄新科學方法。

思維是理論的“加工廠”，創新軍事戰略理論首先要創新思維。科學的發展，不斷拓展認識論的領域。恩格斯說過，“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種思維就是一種智慧，思維轉變了，思路就更開闊，研究方法也會隨之更新。法國生物學家貝爾納說過，“妨礙人們學習的最大障礙，並不是未知的東西，而是已知的東西。”實踐證明，當我們面臨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開拓創新時，思維定勢往往就會變成“思維枷鎖”。打破慣性思維，要變換思考方向，對一些問題不但順向思考，還可以逆向思考；要善於換位思考，不僅由此及彼，還可以由彼及此；要多角度進行思考，“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角度變了，創新的意識便油然而生；此外，還要不斷解析懷疑點。巴甫洛夫說過：“懷疑是發現問題的設想，是探索的動力，是創新的前提。”哥白尼就是由於對“地球中心說”的舊觀念產生了懷疑，才創立了嶄新的“日心說”……總之，創新研究方法要克服直線式、對應式、淺層次的思維習慣。

現代信息網絡技術為理論創新開闢了新渠道，實驗室已成為戰略理論創新的溫床。驅散戰爭迷霧，有效控制戰場，是歷代軍事家夢寐以求的理想境界。現代信息網絡技術、微電子技術和虛擬技術，把人們的視野擴展到一個全新的領域，也為實現“先勝而後戰”提供了新的手段。人們不僅可以藉助計算機技術，建立作戰實驗室，把對歷史經驗的歸納和對未來的預測融為一體，把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解析計算和過程仿真、計算機自動推理與專家經驗指導結合起來，而且可以合成動態的人工模擬戰場、造就逼真的作戰環境，為戰略理論的研究提供新的渠道和廣闊空間。軍事理論研究首先在實驗室“生產”，再回到實踐中進一步充實和完善。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採用在作戰實驗室對未來戰爭與軍隊建設進行“預實踐”，檢驗和論證作戰預案，得出相關的數據和結論，並以此為依據，確定武器裝備的發展方向，調整軍隊編制，提出新的作戰原則和理論。美軍入侵格林納達、空襲利比亞、發動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等，都是首先在實驗室進行反覆推演，完成模擬評估後才進行的。建立和完善作戰實驗室體系，可以為戰略理論的創新提供新的“平台”。

戰略理論既要吸納蘊藏在歷史中的智慧之光，又要警惕禁錮人們思想的無形枷鎖，在批判地繼承和科學地借鑑中創新。“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鑑，可以知興衰；以人為鑑，可以知得失。”軍事史是創新戰略理論的淵源，新的戰略理論的誕生，離不開戰爭史和傳統戰略思想中蘊藏着的啟迪未來的豐富營養。同時也應看到，歷史可以開闊人的思維，但拘泥於歷史也會使人思想僵化。創新戰略理論要敢於放棄一些老辦法，包括一些曾經創造過輝煌的思想。除舊方能立新，只有大膽地破，才能真正地立，在原有的圈子裡修修補補，是不會有多大名堂的。創新戰略理論還要有“海納百川”的胸懷，博採眾長，注重吸收外軍先進理論的精華。但借鑑不是簡單地拿來和照搬照抄，“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外軍先進的戰略理論，只有紮根於本國國情、軍情的土壤，才能結出理想的果實。

戰略研究並不僅僅是少數人員的事，只有植根於廣大群眾的深厚沃土之中，戰略理論才能不斷創新繁榮。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戰略理論的創新同樣離不開廣大群眾的參與。許多有造詣的戰略專家認為：“戰略是一個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的、引人入勝的、有教育意義的並在智力方面能使人振奮的遊戲”，“不論是理論家還是實際家，是專家還是一般的實際工作者，在這個領域裡都可以大顯身手”，“如果說在某個領域裡，通才比專才更為可取，那麼這個領域就是戰略”……在一些國家，研究戰略問題的民間團體眾多，一些新的戰略理論也常常是民間研究機構或軍中無名之輩提出的。有的國家軍隊，戰略理論不僅是所有軍官的必修課，而且士兵也要學習戰略理論。可見，戰略理論的創新並非只是領率機關、科研部門和高等學府的“專利”。一些在非戰略層次和其它領域工作的人員，由於受傳統制約較少往往可以從新的角度、用新的眼光提出一些更有利於創新的觀點和意見。拓展戰略理論學習研究的群眾基礎，應從基層抓起，加強戰略基礎教育，不斷增強官兵的戰略意識、全局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