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進中的活劇--遭遇中國偽民主
當人們僅僅是對民主與自由充滿了美好向往時，這種思維結構尚且還算是一種渴望。但是當這種願望在人們中長期相互傳染，以至很多和民主自由完全不沾邊的東西都被引申了出來。這種渴望便馬上變做了一種疾病，一種並發性的多元疾病，至今無藥可醫，且有日漸擴大樂此不疲的趨勢。
最典型病例之一，血性。
（布景一）
幾個並不十分忙碌的人湊在四十二街路邊，A君首先開講中國需要民主，於是B君呻吟中國完全沒有民主，於是C君痛斥中國諸多不合理現象，於是D君將這些不合理現象總結為沒有民主制度，於是E君哀號中國人身上存在劣根因此不可能有民主，於是F君怒罵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於是G君高喊中國早該亡國滅種，於是H君悲泣不該誕生在中國，於是I君號啕皮膚有點發黃......於是......再於是......如此種種。
（白）
假若哪位朋友說魯迅先生身具血性，老笨無疑會想到魯迅先生是如何硬挺。但是假如哪位朋友講日本右翼諸君帶有血性，那麼老笨肯定會將他與殘暴聯繫到一起。因此我們不難看出，所謂的血性一次帶有了多重的涵義，而老笨見的最多的一種，既不是硬挺，也不是殘暴，而是純純粹粹的自我虐待，完完全全的“實證主義”。
有些人渴望換掉自己的血，因此他們就兼帶了一種另類的血性。將一切遭遇歸結為品種的先天不足，將一切不平歸結為爹娘把自己生錯了地方，將一切不合理現象歸結為所謂的劣根，並將這種劣根總結為中華民族的獨有。因此產生對自身血液的唾棄，以及對異種血液的渴求。對皮肉包裝的訴求始終是某些民主鬥士津津樂道的話題。假如真有一天有科學表明屎殼郎的表皮比人類更顯得民主，這些鬥士們也一定毫不猶豫的去換上屎殼郎的殼翅。洋人的電影中有個很著名的吸血伯爵，想來一定是這些民主鬥士的先驅。而在聊齋志異中則早已對他們進行了敘述：鬼魅畫皮。
因此老笨覺得現代科技實在不符合民主鬥士們的需要，因為在這些人眼裡的，人的血液必須可以拆洗，人的膚色必須可以更替，實際上，這是一種淺薄的盲從主義。
即便中國真的如此不堪，恐怕老笨也無法認同這種歇斯底里的自我拆洗。更何況幾乎沒有洋人來做這種鼓吹死亡的宣傳，倒真是一些同胞有這類自虐的傾向。若果說客觀的批評還能算為了改良而伸張，那亡國滅種死絕換皮之說實在不知為何。如果說民主自由便是國家消亡民族死絕，那麼老笨寧可不要這樣的民主自由。如果說民主自由便是換張人皮那麼簡單，卻不見鬧了幾百年民主的洋人有誰換過皮來。如果說民主自由真的換個地方出生就可以實現，也不見哪個民主領袖生出來過兩次。以他們自己的無恥證明國家的無恥，以他們自己的無能證明民族的無能，以他們自己的無知證明人類的無知，這種實證主義確實可觀，卻也確實值得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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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病例之二，反對
（外景）
J君站在自留地里看奶牛吃草，於是挖苦母牛不思進取原地不動，奶牛急忙向後退了兩步，J君挖苦母牛始終後退不肯去耕地，於是母牛急忙又向前走了兩步，於是J君諷刺母牛急行冒進偃苗助長，於是母牛迫於言論攻勢向左走了幾步，於是J君開始說母牛左傾機會，於是母牛痛下決心向右行進，於是J君既而說母牛右傾逃跑，終於母牛苦思冥想不知該往何處去，J君一旁大笑，原來是頭傻牛，一點主見都沒有。“我是奶牛，不是耕牛！”母牛憤然大哞一聲向J君頂去，於是J君丟掉手中寫有“言論自由”四字的木牌子奪路狂奔，口中痛罵母牛沒有紳士風度，簡直是在用“粗鄙的民族主義情緒”剝奪自己的言論自由。
（白）
反對一詞本是一個動詞，而老笨此時不得不將其作為一個形容詞，但是卻發現極易於通常所說的“反對”一詞相混淆，因此請務必搞清楚，這裡所說的的反對完全照搬其字面解釋，“反--對”，當然！只要反了，就一定對。
老笨依稀還記得一些被遺忘的老人，比如最終餓死的陳獨秀先生，死前依然抱有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比如嚴家琪先生，不拿美國台灣乃至中共的一分錢，至今仍然在紐約送外賣為生。比如司馬路老人年餘八旬，依然本着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將自己珍藏的文史資料向中共黨史研究室市價出售。比如張學良老人被軟禁多年，依然為發動西安事變的必需不曾動搖。這些人未必是轟轟烈烈的英雄，卻是諸位足以敬仰的榜樣。他們並未因觀點而放棄理智，也並未因憤怒而埋沒良知。
最可笑的便是這樣一群所謂的民主鬥士，不惜一切的將反對的工作擴大化。最可悲的同樣是這樣一群民主的鬥士，不惜一切的將反對的工作白熱化。不惜去聯合二十世紀最大騙子達賴喇嘛，完全忽略了他對青藏川陝甘新雲貴的自治訴求。不惜去聯合朝三暮四的登輝先生，將中國的主權逐寸七塊化。不惜在完全虛構的民運大會上勾心鬥角的封官許願。不惜聯合意圖攻擊美國使館的東突恐怖份子屠殺平民。不惜為欺侮中國文化的高行健獲獎而褒揚，不惜將曾經珍惜祖國或回到祖國的一切海外人氏統統歸納為投共。
（註：司馬路先生所存大批中共文史檔案已成世間孤本，據說後因某種原因中共黨史研究室未曾購買。這裡所說高先生獲獎種種，並非完全否定高先生的才華及反共決心，僅為諾貝爾獎確實存在政治色彩而惋惜），
無論這些人反的究竟是什麼，總之他們認為反了才對，不反則一定不對，再如何“反錯”也依然還對，即便別人不同他們一起反錯，也決心要將這些不同流合污的人一起反掉。至於是否應該反對，自己所反對的正確與否，完全的不加思索，下定決心將狗急跳牆的反對工作進行到底。這種類似偏執狂的病變不僅沒有傳染的嫌疑，甚至有了自閉的色彩。或許是中國人經歷了文革思維的洗禮，恍惚間很難從兩個凡是的胡同里鑽出來，從道不同不相為謀，到謀不同不相為道。這裡的反對，絕對不符合中華民族的利益，有些甚至連美利堅的利益也順道出賣，完全變做了為了自私而反對，為了反對而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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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病例之三，快樂
（記實採集）
K君在紐約一處聯歡會上正在品味着一塊蛋糕，這時走來一位L女士，L女士對K君拋個媚眼之後逐漸走遠。K君憤然，口中大罵共匪萬惡。於是舉室歡呼英雄萬歲，眾人紛紛將K君重星捧月般擁起。這時那L女士又走轉回來，以疑問的眼光問K君，究竟是什麼引發了他對共匪的憤恨，於是K君逐漸回憶起自己的憤恨完全來源於這位美女的離去，K君不好意思的講起事情的經過，眾人便如沒發生過什麼一樣散開了，L女士嫣然一笑，仿佛用譏諷的眼光挑釁着K君，K君忍無可忍，舉起一把條凳用力向L女士砸去，狠狠的吐了口吐沫說“有辱斯文的共匪”，於是眾人一起其樂融融，不斷聚集在一起怒罵共匪之野蠻。
（白）
毫無疑問，以上的快樂委實是一種情緒化的東西，而其最終並不是通常所說的快樂。我們根據字面意思來進行剖析，快樂者，一種樂的過程很快、很短暫，經不起任何推敲、任何論證。
老笨說到這裡不禁想起，劉賓雁先生在八九之後，大講中共不超過四十八小時就會被推翻。更有人在東歐及蘇聯崩潰後大喊中國必然隨之垮台。
阮明先生也曾講過：“毛澤東最初《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曾經有過‘我們要把中國建設成為羅斯福總統、林肯總統時期那樣的政府’，但是在之後的數十年的版本中逐漸刪節了這段講話”，以此證明毛共的欺騙性，講話之後旁邊還有位先生為阮明先生的大才傾倒。但是別人將前後幾十年三十多個版本的《論聯合政府》全部找了出來，證明毛澤東在任何時候都沒講過這個話。
東南亞金融危機時組織討論人民幣是否會貶值，與會人氏大多高喊並怒罵中共一定會將人民幣進行貶值，更有甚者陶然自樂了起來。偶爾一個理智分析的講話發表，台下便紛紛高喊為匪張目。時至今日大家不難知道，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人民幣始終保持堅挺，這些快樂的陶然先生並不知中共為配合入世，早在1995年時便將人民幣一次性徹底貶值。
誠然，劉賓雁先生、阮明先生、以及參與人民幣研討會的諸位先生，始終都是快樂無比的，但是他們好象從來不想知道，中共在八九過去十幾年後依然沒有土崩瓦解，蘇聯解體後中國依然力求統一，毛澤東沒有講過那樣的昏話，人民幣在東南亞經濟危機後並沒有貶值。即便他們明明知道，也會當做沒事人一樣繼續他們的快樂錯誤。
正如很多海外著名的反共志士這樣，有些人從來沒對中國判斷正確過一次、沒有對中國熱愛過一次、沒有對自身的不理性認識到一次，即便如此他們仍然怒罵了、快樂了，樂的過程是很快的，但卻是無法令人羨慕的。他們因絲毫不重實證的漫罵而成名，也因絲毫不重理性的發泄而獲利。而這樣短暫的拍腦門似的快樂，能帶給我們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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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
老笨站在田裡，手捧着蛋糕，看奶牛步履紮實的走在田邊，雖然這奶牛看上去無比的醜惡，老笨卻實在無法忘記蛋糕里的奶油從何而來，更無法忘記大家吃不到蛋糕便很有可能餓死。
遠處依然傳來A-L十二星君的哭罵聲。
實在引人遐想，有朝一日中國哪怕確立了類似西方的民主制度，甚至是照搬了西方的民主制度，這些病患們依然會置若罔聞的繼續批判中國。從血液批到皮肉，從地球批到宇宙。哭罵的諸君根本不是在為了民主自由化而進行批判，他們根本提不出任何符合實際情況的具體主張。他們的血性、反對、快樂，完全是在為了洩慾而ing着，他們的批判精神已由最初為達到目的而批判、為實現訴求而嘶吼，逐漸病變為為了批判而批判、為了自虐而呻吟，一日不批則渾身發癢，一事不罵則滿臉生瘡。綜合這二十年的事情來看，中國的很多民主精英已經從不加懷疑的擁護一切，轉向不問理由的反對一切，既而轉向無條件的擁護幫閒反對者。從被動剝奪了客觀思考的權利，到主動放棄了客觀思考的權利。這是何等奇妙的中國特色，
老笨
壬午年八月中秋
觀北美《商業周刊》之《中國三年內必然分裂》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