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中國副總理鄧小平會面是一次難忘的經歷。1978年11月，這位高齡
74歲，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長者，身穿米色毛裝，
從巴耶利巴機場的一架波音707客機上走下來。他腳步輕快，檢閱了
儀仗隊之後，同我一起乘車到總統府的賓館去。那是我們總統府里的
迎賓別墅。當天下午，我們在內閣會議室進行正式會談。
我看過人民大會堂里擺放着痰盂，所以也安排把一個藍白色的瓷痰盂
擺在鄧小平的座位旁。我讀過資料知道他有使用痰盂的習慣。雖然總
統府里有個規定，冷氣房裡不准抽煙，我還是特地在顯眼的地方為他
擺了個煙灰缸。這都是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人物而準備的。我也
確保內閣會議室里的排氣風扇都開着。
我在1976年到北京訪問時，他沒法跟我會面，當時他遭受排擠，得“
靠邊站”。他先是被四人幫所挫敗，但最終反而是他們被打倒。他花
了兩個半小時談蘇聯對世界構成的威脅。他說，所有反對戰爭的國家
和人民必須組織聯合陣線，同聲反抗戰爭販子。他引述毛澤東的話說，
我們必須團結起來對付那個“王八蛋”（字面上是“烏龜蛋”的意思，
他的通譯員譯成“S.O.B”，也就是“畜生”）。
他全盤分析了蘇聯在歐洲、中東、非洲、南亞和中南半島的行動策略。
蘇聯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風。有些人不明白中國和越南的關係為什麼這
麼糟，中國又為什麼必須採取行動切斷對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
爭取過來，反而把它推向蘇聯。但是關鍵問題在於，越南怎麼會在絲
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況下，還要完全傾向蘇聯。這是因為越南“多
年來有個成立中南半島聯邦的美夢”。
就連胡志明也有過這種想法。中國向來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國視為實
現中南半島聯邦的最大障礙。中國的結論是，越南非但不會改變立場
，而且會變本加厲地反中國，把大批越南華裔驅逐出境，就是最好的
證明。中國是經過慎重考慮，才決定停止對越南的援助的。
鄧小平說，中國總共為越南提供了100多億美元，現值200億美元的經
濟援助。一旦中國撤回對越南的經濟援助，蘇聯就必須獨自挑起這副
擔子，但是他們又無法滿足越南的需求，只好讓越南加入經濟互助委
員會（相當於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東歐共產集團經濟共同體），把擔子
推給東歐國家。他說，今後十年，中國會考慮再把越南從蘇聯手中拉
過來。我暗想，鄧小平是從長計議，跟美國領導人的思維方式完全不
同。
他說，真正緊迫的問題是，越南可能大舉進攻柬埔寨。中國應該
怎麼做？他反問。接着又自問自答：中國要怎麼做，就得看越南這一
步走得多遠。他一再重複這一點，不直接表明會對越南進行反擊。他
說，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個中南半島，許多亞洲國家將失去掩蔽。中
南半島聯邦會逐漸擴大影響力，成為蘇聯南下進軍印度洋的環球戰略
的一步棋。
他說完的時候，已經是日落西山。我問他可要我立時發表意見，或者
先休會到第二天再繼續，以便他有時間更衣用晚餐，也給我自己一個
機會思考他的話。他表示別讓飯菜涼了。
晚宴上他很友善親切，情緒卻沒有放鬆，腦子裡老是想着越南入侵柬
埔寨的事。我追問道，既然如今泰國首相剋良薩將軍已經表明會站在
中國這一邊，並在曼谷熱情地接待了他，以實際的行動做出承諾，中
國接下來會怎麼做？他再度喃喃地說，這就要看越南的行動有多嚴重
了。我的印象是，越南的行動要是止於湄公河，情況也許不至於那麼
危險。反之，攻勢一過了湄公河，中國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動。
鄧小平邀請我再到中國訪問。我說，等中國從文化大革命中恢復過來
我就去。他說，那需要很長的時間。我不同意。我認為他們真要追上
來，甚至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會有問題；怎麼說我們都不過
只是福建、廣東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後裔，他們有的卻
儘是留守中原的達官顯宦、文人學士的後代。他聽後沉默不語。
聯手孤立“北極熊”
中國要東南亞國家同它聯手孤立“北極熊”；事實上，我們的鄰國要
的卻是團結東南亞各國以孤立“中國龍”。東南亞沒有所謂的“海外
蘇聯人”在蘇聯政府支持下發動共產主義叛亂，有的卻是受到中共和
中國政府鼓勵和支持的“海外華人”，在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
以及較低程度上在印尼，構成威脅。更何況中國公開宣稱它同海外華
人因為有血緣關係，甚至逾越“海外華人”歸屬國家的政府，直接號
召他們，喚起他們對中國的愛國意識，慫恿他們返回中國實行“四個
現代化”。
幾個星期前，10月間越南總理范文同到新加坡訪問時，就坐在鄧小平
現在所坐的位子上。我問范文同，越南怎麼會面對海外華人的問題，
他不客氣地說，我身為華人，應該清楚知道華人在任何時刻都會心向
中國，就像越南人無論身在何處總會支持越南一樣。范文同怎麼想我
倒不很在乎，令人擔心的卻是他也對馬來西亞領導人說出這一番話之
後，可能引起的衝擊。
我追述另一事件。越南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曾經對四個亞細安常任代表
說過，越南平等對待越南的華裔，這些華裔卻忘恩負義，16萬人從河
內越過邊境逃到中國去，或者紛紛乘船大舉逃出南越，這全都是華裔
忘恩負義的結果。印尼的常任代表也不顧另外三名來自菲律賓、泰國
和新加坡的常任代表都是華裔，口口聲聲說越南人對待國內的華裔過
於仁慈善良，說越南應該向印尼看齊。我要讓鄧小平徹底明白，新加
坡面對的是鄰近國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
我補充說，范文同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國家英雄紀念碑前獻花圈，鄧
小平卻拒絕這麼做。范文同也答應不支持顛覆活動，鄧小平沒有做出
承諾。馬來西亞人一定對鄧小平存有懷疑。馬來西亞的馬來回教徒同
華人之間，以及印尼人同印尼華人之間，一直心懷猜忌和敵意。正因
為中國不斷向東南亞輸出革命，致使我的亞細安鄰國都希望新加坡能
夠跟他們站在同一陣線上，不為抵抗蘇聯，而是同中國對抗。
中國的電台廣播直接向亞細安國家的華人發出號召，在亞細安各國政
府看來，是一種非常危險的顛覆行為。鄧小平靜靜地聽着，也許他從
來沒有這麼看：中國怎麼仗着世界強國的姿態，逾越區域內的各國政
府，顛覆它們的公民。我說，要亞細安國家對他的建議做出積極的回
應，組成聯合陣線合力對付蘇聯和越南，這個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建
議彼此就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交換意見，之後我稍微停頓一下。
鄧小平的表情和身勢語言都顯出他的錯愕。他知道我所說句句屬實。
他突然問道：“你要我怎麼做？”我吃了一驚。我從未遇見過任何一
位共產黨領袖，在現實面前會願意放棄一己之見，甚至還問我要他怎
麼做。我本來以為鄧小平的態度多半跟1976年華國鋒在北京同我會談
時沒兩樣，不會理會我的看法。當時我追問華國鋒，中國怎麼如此自
相矛盾，支持馬共在新加坡而非馬來西亞搞革命。華國鋒氣勢洶洶地
回答說：“詳情我不清楚，但是共產黨無論在什麼地方進行鬥爭，都
必勝無疑。”
鄧小平卻不是這樣。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視這個問題。要
告訴這位身經百戰，久經風霜的革命老將他應該怎麼做嗎？我不免心
存猶豫。不過他既然問了，我也就直說：“停止那些電台廣播，停止
發出號召。中國要是能不強調同亞細安華人的血緣關係，不訴諸種族
情懷，對亞細安華人來說反而更好。其實無論中國是不是強調血緣關
系，亞細安各國原住民對華人的猜忌都難以消除。只是中國越是這麼
毫無顧忌地訴諸中華民族的血緣情結，就益發加深了原住民的疑慮。
中國必須停止馬來亞共產黨和印尼共產黨在華南所進行的電台廣播。”
鄧小平只說他需要時間考慮我所說的話，不過補充說他自己絕不會仿
效范文同。鄧小平也曾受邀到吉隆坡國家英雄紀念碑獻花圈，這座紀
念碑是為紀念殲滅馬共的英雄而立的。但是身為共產黨人，他不可能
這麼做。他說，范文同之所以有這一舉動，是因為范文同屬於“另類
共產黨員”，他“出賣了自己的靈魂”。
鄧小平強調，中國心口如一。中國人從不隱瞞自己的看法，說一句是
一句。韓戰期間，中國發表聲明說，一旦美國逼近鴨綠江，中國就不
能坐視不理。美國人卻不加理會。在外交政策上，中國人怎麼想就怎
麼說。至於共產黨那方面，通譯員說，鄧小平沒什麼要補充的。其實
鄧小平用華語說的是，他已經“沒興趣再重複了”。
他說，中國之所以重申它的華僑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華
行動；第二、基於中國內部的考量，這關繫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
的貽害。海外華僑留在內地的親戚被折磨得很慘，遭迫害或監禁的例
子不計其數。鄧小平要重新確立中國對海外華裔的立場，聲明中國贊
同和鼓勵他們接受居留國的公民權，並呼籲那些希望保留中國國籍的
華僑遵守僑居國的法律，同時表明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
在柬埔寨問題上，他向我保證，中國的處理方法不會因為蘇越簽訂友
好合作條約而受影響。即使越南要求蘇聯聯手威脅中國，中國也不會
被嚇倒，更何況蘇聯也不敢明目張胆地招惹中國。他一臉嚴肅地說，
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國必會懲罰越南。中國勢必要他們為此付出
代價，蘇聯也終會發現，支持越南是個不勝負荷的沉重負擔。
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儘管他只有
五英尺高，卻是人中之傑。雖已年屆74歲，在面對不愉快的現實時，
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兩年後，中國同馬來西亞和泰國兩地的
共產黨分別做了其他安排，果然從此終止了電台的廣播。
晚餐時，我請他儘管抽煙，他指着夫人說，醫生要她讓他把煙戒掉。
他正在設法少抽。整個晚上他沒抽煙，也不用痰盂。他看過報道，知
道我對香煙敏感。
他離開以前，我再到總統府別墅會見他，談了整20分鐘。他很高興能
在相隔58年之後舊地重遊。新加坡的改變實在太大了，他向我祝賀。
他說，他一直希望能在去會見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國走一趟。
新加坡，因為在島國仍是個殖民地時，他跟它有過一面之緣，他在第
一次世界大戰後前往法國馬賽念書和工作途中路經這裡。美國，則因
為中國和美國必須對話。我一直要到越南侵占柬埔寨之後，才明白他
為什麼這麼渴望到美國去。
前往機場途中，我直截了當地問他，萬一越南真的進攻柬埔寨，他
打算怎麼做。他可會任由泰國脆弱無助地自生自滅，冷眼看他們受盡
威脅恫嚇，然後向蘇聯靠攏？他撅起嘴唇，眯着眼睛喃喃地說：“那
得看他們這一步走得多遠。”我說，泰國首相如此公開而全心全意地
在曼谷接待他，他得有所行動才行，克良薩將軍還得靠中國來維持某
種勢力均衡。鄧小平看來非常困擾，他再喃喃地說：“那得看他們做
到什麼地步了。”
幾個星期後，有人把北京《人民日報》刊登的有關新加坡的文章拿給
我看。報道的路線改變了，紛紛把新加坡形容為一個花園城市，說這
里的綠化、公共住房和旅遊業都值得考察研究。我們不再是“美國帝
國主義的走狗”。他們對新加坡的觀感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
10月，再進一步改變。當時，鄧小平在一次演講中說：“我到新加坡
去考察他們怎麼利用外資。新加坡從外國人所設的工廠中獲益。首先、
外國企業根據淨利所交的35%稅額歸國家所有；第二、勞動收入都歸
工人；第三、外國投資帶動了服務業。這些都是（國家的）收入。”
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為中國人要爭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
了一個參考標準。
1979年1月底，鄧小平訪問美國，並在美國沒有承諾摒棄台灣的情況
下，同卡特總統恢復中美邦交。他要確保中國如果採取行動攻擊和“
懲罰”越南時，美國不會同蘇聯站在同一陣線。這正是他急着要訪問
美國的原因。我當時正在香港粉嶺總督府賓館度假，打高爾夫球，在
那兒遇上一位曾經任職於《泰晤士報》的中國問題專家大衛·博納維
亞。他認為鄧小平的警告不過是空口唬人，因為蘇聯海軍已駛入南中
國海。我說我剛在三個月前跟鄧小平見過面，他絕對是個說話謹慎的
人。兩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6日，中國軍隊攻入越南北部邊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