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戰爭難免引起無數死傷，倖存者之不幸就是成為戰俘。關於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1949年8月12日簽訂的日內瓦第三公約），對戰俘的處置有清楚的交代，可是此次阿富汗戰爭中卻出現了美英大規模屠殺戰俘的惡性事件。作者認為，美軍固有其不得已“苦衷”，但一定會留給歐洲公眾極壞影響，更會在外籍戰俘最大來源地巴基斯坦的廣大民眾中，留下了極難彌合的心理傷痕，其長遠效果難以估量。

　　阿富汗反恐戰爭已經進入尾聲，戰俘和“政治俘虜”的處理不得不提上議程。報載美國已經囚禁塔利班和卡伊達組織的政治領袖，同時在長期“租借”的古巴關塔那摩海軍基地建造拘留所，以關押卡伊達和塔利班戰俘。英國情報機構MI6和MI5也派員前往阿富汗調查戰俘中的英籍人士的詳情。

　　坦率講，被俘的卡伊達組織和塔利班中堅成員，絕大部分是冥頑不化的宗教狂熱分子，美英政府對“感化”他們，並不抱什麼希望。

　　另一方面，如果聽之任之，這些極端分子將是對美國和其他遭受回教恐怖極端主義威脅地區的極大後患。因此從一開始，美國軍事行動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儘可能地在肉體上消滅這些極端分子。這不僅是美軍近日不顧平民傷亡在阿富汗恢復轟炸的原因，也導致阿富汗戰爭中出現大規模殺俘現象。

　　這些不甚光彩的事件，“愛國自律”的美國媒體自然不願報道，但是歐洲報刊卻有不少揭露。連保守的倫敦《經濟學家》雜誌，也在12月發表專評，指出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明確表明美國既無意捕捉戰俘，又不願讓塔利班的外族戰士逃掉，幾乎就是直接教唆屠殺戰俘，從而有損西方的道德形象。

古時殺俘動機

　　《經濟學家》的上述抱怨，未免有失迂腐，因為殺俘向來是人類戰爭史的組成部分。古時殺俘，不免有宗教祭祀之用，但是自很早起，殺俘的一個主要動機便是消除後患。

　　周赧王五十五年（公元前260年），秦軍進攻趙國，與老將廉頗相持不下。於是秦用反間之計，誘使趙國以只會紙上談兵的趙括取代廉頗，輕率中計，被絕糧道，“趙軍食絕四十六日”後，趙括出戰被射殺，於是“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這就是著名的長平之戰。

　　對於這四十萬戰俘，秦軍主將武安君白起認為“‘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趙國於是“壯者盡於長平”，從此一蹶不振。《史記》載後人評論白起“越韓、魏而攻疆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盡之於長平之下，……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竟然將白起殺俘之舉，歸為秦併吞天下的重要原因。

殺俘：普世現象

　　東晉孝武帝太元年間，拓跋鮮卑與慕容鮮卑逐鹿華北，太元二十年（公元395年）冬，魏王拓跋王圭在參合陂奔襲慕容寶所率燕軍主力，出奇制勝，“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禽，其遺迸去者不過數千人。”拓跋魏中部大人王建建言：“燕眾強盛，今傾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國空虛，取之為易。”於是“盡坑”燕軍戰俘。

　　《魏書》評曰：“太祖（拓跋王圭）奮風霜於參合，鼓雷電於中山，黃河以北，靡然歸順矣。”次年拓跋王圭便稱尊號，建天子旌旗。元朝歷史學家胡三省於此評曰：“拓跋王圭興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為北所並。”參合陂之役，不僅決定了拓跋與慕容爭雄的結局，也決定了直到隋唐之後的中國歷史。

　　殺俘是世界歷史上的普遍現象。例如歐洲天主教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於1099年占領了聖城耶路撒冷後，便大開殺戒，不管軍人平民，男女老少，將城陷被俘的“異教徒”（主要是回教徒和猶太人）殺得血流成河。

　　歐洲中世紀長期有以戰俘勒贖巨款的習慣，例如曾參加十字軍的英王獅心理查（Richard Coeur de Lion）就被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六世俘贖。如果勒贖不成，有時不免“撕票”，成為殺俘現象中的下三濫者。

　　1415年10月，在英法百年戰爭著名的阿冉庫爾（Agincourt）戰役中，英王亨利五世下令屠殺了一兩千名法國貴族戰俘，再加上戰場死傷，此役的結果猶如長平之戰，法國“一整代貴族盡於阿冉庫爾”，許多貴族世家就此絕嗣。如果不是亨利五世早死，後來法方再出聖女貞德，恐怕也難以挽回戰局。

　　正是有這樣的歷史傳統，在21世紀第一場“文明對抗邪惡”的戰爭中，殺俘現象又方興未艾，不僅是向來有此傳統的阿富汗北方聯盟故伎重施，連美英軍隊也“共襄盛舉”。

　　因為北盟與塔利班都有殺俘惡習，歐洲不少人士事先不斷呼籲美國必須防止在阿富汗再出現這種違反日內瓦公約的戰爭罪行，可是在塔利班防線開始崩潰後，美國支持的北盟的殺俘行為又不斷重現。

動機：“防止後患”

　　在塔利班重鎮昆都士陷落前夕，牛津大學著名戰爭法專家羅伯茲（Adam Roberts ）教授特地在英國《衛報》上撰文警告，必須人道對待塔利班戰俘，防止昆都士投降後再出現大規模殺俘現象。其他國際法專家則警告：北盟如果犯下戰爭罪行，美國和西方負有共同的法律責任。

　　儘管如此，昆都士投降後還是出現了所謂“戰俘暴動”和美國出動軍機幫助大規模屠殺戰俘的惡性事件。事後收屍時，竟然還發現被殺戰俘中有許多雙手被反綁者。在屠殺中倖存者的塔利班戰俘中，發現了一個美籍青年，在有關報道中，透露了中情局特工事先在審問他時，以“你是要死還要活”相脅。英國《獨立報》指出，以死威脅戰俘，不僅直接違反日內瓦公約，也揭示了戰俘後來拼死“暴動”的背後原因。

　　事後，聯合國有關單位和大赦國際等“人權”組織紛紛要求徹查這一屠殺戰俘事件，為美國和英國政府斷然拒絕，事情的真相，看來永無水落石出之日，也引起《經濟學家》的前述批評。

　　其實拉姆斯菲爾德對於塔利班外籍戰士的態度，正是歷史上各種殺俘事件一貫的“防止後患”動機，《明史》載元末朱元璋與陳友諒爭雄時，常遇春殺俘的理由“此勁旅也，不殺為後患”，和拉姆斯菲爾德之語一脈相承。

　　美國對塔利班和卡伊達“勁旅”這種斬草除根的做法，固然有其不得已，但是除了在歐洲公眾中造成很壞的影響，更在外籍戰俘最大來源地巴基斯坦的廣大民眾中留下了極難彌合的心理傷痕，其長遠效果難以估量。另外，美國對被俘的中國“疆獨”戰士的下落閃爍其辭，其中更是大有地緣戰略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