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中國人民解放軍接管上海國民黨中央銀行時，中央銀行的黃金、白銀、美鈔蕩然無存。這些錢運到哪裡去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一部分被蔣介石分存國外；大部分已運到了台灣。到底有多少？對台灣經濟發展有多大影響，至今仍是一個謎。

1．黃金大轉移

1948年冬，“徐蚌會戰”（淮海戰役）打響，蔣介石國民黨政權深知此次會戰事關“黨國存亡”，因此，調集精銳兵團約70萬人與解放軍決一死戰，以期能守住“首都”南京的北大門。但是，隨着戰局的發展，“國軍”被一一吃掉，蔣介石心知大勢已去。東北已經丟了，華北遲早要丟，華東眼看沒了，華中靠不住，西南至多掙扎一段時間。惟一的退路只能是與大陸隔海相望的台灣島可權作“死有葬身”之地。

後來的形勢“不幸”被蔣介石猜中了。經過大陸、海南島及沿大陸海岸諸島的丟失，蔣介石只得帶着殘兵敗將近150萬人湧進孤島。15O 多萬吃“皇糧”的人口突然湧入，對於當時只有600多萬人口的台灣無疑增加了繁重的經濟負擔。那時的台灣經濟在日本占據時代“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政策引導下呈畸形發展，大陸內戰時期，國民黨在台統治惡劣、腐敗，台灣的經濟並沒有得到恢復，相反地，主要經濟指數還呈下降趨勢，如1949年台灣的大米產量僅為125．1萬噸，食糖僅為64．7萬噸。

人口的激增使得財政赤字擴大，通貨膨脹嚴重，批發物價在1949~1950年一年間陡漲4倍，外匯枯竭，而且還負有1050 萬美元的外債，……然而，在這種經濟背景下，蔣介石政權居然挺過來了，而且還使台灣創造出令世人公認的經濟增長“奇蹟”，在1975 年蔣介石去世時，台灣的外匯儲備就達到了450億美元，全省“國民總產值”達510億美元，這一切其實都有着較深的基礎和背景。

首先是發展基金問題。“徐蚌會戰”尚未結束，華北局勢已經吃緊，的勢力咄咄逼人，桂系巨頭互唱互和，大演“逼宮”雙簧戲，美國人已開始謀劃以李代蔣的“換馬”政策，……一切都對蔣介石不利。蔣介石以其“精明”之道，在退守台灣前，玩起了“一箭三雕”的計謀，將國庫中的黃金、美鈔、銀元偷偷地運到台灣，來個釜底抽薪，使李宗仁的代總統“總而不統”，無法控制國民政權的局面，而且沒有與“ 和談”的本錢；丟給將來的毛澤東、政權一個爛攤子，使其難以維持大局；並給美國人一點顏色看看，使他們知道，中國非有蔣介石不可。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布“下野”，按照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的慣例，失敗者可以以“出國考察、休養”的名義出去避避風頭。當李宗仁把這個想法告訴蔣介石時，遭到了蔣介石“追隨總理革命多年 ”，“現在仍為國民黨總裁”，“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一類的 “嚴辭”拒絕。李宗仁只得同意蔣介石回浙江溪口老家休養。蔣介石回到故里後，並沒有放棄對國民黨軍、政、財等大權的控制，在住所設立了7座電台，隨意指揮，操縱黨國各類事務，常常令李宗仁哭笑不得。

1949年2月上旬的一天，曾任上海市市長、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總裁、時已去職在香港逗留的蔣介石的親信俞鴻鈞，突然接到蔣介石從溪口拍來的電報，要他想方設法將國庫中的黃金提出來秘密送到台灣，並叮囑再三，“千萬要守秘密！”俞鴻鈞接到蔣介石的密電之後，迅速與時任台灣省主席的蔣介石心腹陳誠取得聯繫，密商運送黃金事宜。經過蔣介石的秘密布置和調度，轉移國庫財產的工作開始。

2月14日下午，一架由香港飛來的飛機在虹橋機場降落，此時上海進入臨戰狀態，機場四周，憲兵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對往來旅客悉數搜查。當頭戴一頂黑色禮帽，身穿一襲黑色風衣，鼻梁上架着副金絲眼鏡的俞鴻鈞一出飛機弦梯口時，立即引起了憲兵們的警惕，他們把俞鴻鈞引至候機室，進行了審問。俞鴻鈞和顏悅色地介紹了自己的身份，但卻拿不出任何證件和證明作說明，甚至身上連張名片都沒有帶，憲兵們哪裡肯信，有的聽了他的自我介紹，甚至在心裡懷疑他是的“探子”。百般無奈之下，他只好向憲兵提出給時任上海警備司令的湯恩伯聯繫一下，在電話機旁守候了多時，終於和湯恩伯接上了話。湯恩伯立即派車到機場迎接。這時，憲兵們才知道他不是冒牌貨，而是位大“長官”，立即向他道歉，請他海涵。俞鴻鈞擺出長者風度，與憲兵們一一握手道別，嘉許了他們格盡職守的精神。

俞鴻鈞在湯恩伯的幫助下，撇開了當時的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劉泗業，直接與自己原來的舊屬取得了聯繫，轉達了蔣介石轉運黃金的旨意。這批舊屬獲知老長官的來頭和來意之後，立即採取各種方案，將藏在中央銀行的黃金、外幣、銀元做了明細賬，告知了俞鴻鈞，並協商了安全、可靠的運出方法。安排妥當後，俞鴻鈞立即找到湯恩伯，告知蔣介石一切安排停當，只等行動。蔣介石得到消息後，立即致電曾是自己機要秘書、時任聯勤總部財務署長的中將吳嵩慶，讓他在上海秘密組織運送工作。並指令：所有這些硬通貨，全部交由蔣介石掌握，吳嵩慶只對蔣個人負責，在上海運送過程中，不得有誤。吳嵩慶接到命令後，立即與湯恩伯、俞鴻鈞接洽，布置外運。吳嵩慶的私人秘書詹特芳負責向蔣介石報告外運的國庫財產數目和外運詳情。

2月18日黃昏，一艘外表破舊的海軍軍艦接到海軍司令桂永清的密令後，停泊到了上海外灘中央銀行附近的碼頭旁邊。中央銀行附近的街道，憲兵隊奉湯恩伯的命令，臨時戒嚴，過往的行人、車輛必須繞道而行。是日午夜，在一片細雨濛濛中，一群由海軍士兵化裝而成的民工進人中央銀行，不聲不響地將一箱箱黃金運上了軍艦。凌晨4時許，裝運完畢，這艘軍艦駛出吳淞口，以最快的速度向東南方向駛去。20日中午，這批黃金運抵台灣基隆港，台灣省主席陳誠親自布置人馬負責卸運、清點，將它貯藏在台灣銀行的保險庫里。這日晚上，俞鴻鈞接到陳誠從台灣打來的電報：貨已收到。俞鴻鈞放心地舒了口氣，隨即電告蔣介石。隨後幾天，還是這條軍艦將中央銀行的美鈔、銀元從上海運到了廈門，有的放置幾天后才運到了基隆。在廈門，這批硬通貨由蔣介石的親信負責看管，最後一批銀元運往台灣時，海軍司令桂永清親自押運。庫存黃金運到台灣後，蔣介石看着清單，突然想起還有一箱珠寶存放在中央信託局，當即命令侍奉在自己身邊的蔣經國迅速辦理此事，將它運抵台灣。這箱珠寶多半系日軍侵華期間，漢奸走狗們非法搜刮而來的，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返都南京，對漢奸們進行了逮捕、收審，沒收其財產，珠寶落入蔣介石政權手中。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時，知道它的藏處，所以蔣介石讓自己的兒子去辦理這事感到放心、安全。蔣經國領命後，迅速潛入上海，然而很快其行蹤和目的就讓李宗仁的手下偵察得知了。

李宗仁立刻下令中央信託局妥善保存，沒有他的手諭，任何人都不得動用，並將保管這箱珠寶的人調到香港。蔣經國無功而返，就勸說蔣介石：“據所知道的情形，這一箱珠寶已經用了不少，剩餘的東西，僅值二三十萬美金，我們何必為此區區之物，同人家傷和氣”。蔣介石聽了，非常生氣，指責蔣經國道：“ 你懂什麼，到了台灣，當軍隊糧切發不出的時候，就是一塊美金也是好的！”蔣經國被斥責得面紅耳赤，無言以對，只得再作努力，但最終還是沒有把珠寶取出來，蔣介石為此很不高興。“無糧不聚兵”，蔣介石儘管已經“下野”，但卻操縱着國民黨的兵財大權。隨着南京被人民解放軍占領，戰火燃至江南，此時國民黨四分五裂，人心惶惶。沒有硬通貨壓陣，金融秩序更加混亂，李宗仁只得拋灑金圓券抵擋，但無濟於事，反而抱薪救火，加劇了通貨膨脹。

4月22日，也就是蔣介石偷運黃金到台灣的兩個月之後，李宗仁飛到桂林，準備到廣州找孫科協商政務，孫科致電給他，要李宗仁拿出錢來才能好辦事。李宗仁苦笑之後，只得與蔣介石聯繫，索取運到台灣的國庫黃金，並再次要蔣介石不要過問國事，早日出國。蔣介石對李宗仁的建議厭惡之至，致函何應欽，請他代轉李宗仁，其中對黃金一事作這樣的說明交待：“前在職時，為使國家財富免於之劫持，曾下令將國庫所存金銀轉移至安全地點；引退之後，未嘗再行與問。一切出納收支皆作常規進行，財政部及中央銀行簿冊俱在，盡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無理干涉，妄支分文。”李宗仁在蔣介石那裡碰了軟釘子，仍不罷休，萬般無奈之下，只得直接致電陳誠，命令他與財政部配合，將運去的黃金送到廣州，由政府支配。陳誠依蔣介石的指示，對此陽奉陰違。一會兒說風大浪高，航運不便，一會兒說即使運到大陸也不安全，敷衍了事。李宗仁催急了，陳誠乾脆充耳不聞，置之不理。

蔣介石退到台灣之前從大陸帶去了多少美元、黃金、銀元？據有關資料顯示：“外幣約合8000萬美元，黃金92萬兩（其中屬蔣介石私人貯藏的有2萬餘兩），銀元約3000萬元。此外，此時的宋孔兩大家族也偷偷地把他們在大陸搜刮的財富近20億美金（80年代的價格）存入美國的花旗、大眾銀行。”

蔣介石這些運往台灣的財富是從哪裡來的？“人民的血汗” ，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1948年8月，國民黨政府推行所謂的“幣制改革”，勒令國民交出私藏的黃金、美金、銀元兌換成“金圓券”，不惜採取軍事和特務手段強行索取、沒收，不交的甚至被抓去坐牢、殺頭。不少老百姓辛苦了一輩子、甚至是幾輩子攢下的硬通貨一夜之間變成了印有蔣介石頭像的面值為50萬、100萬不等的紙幣。而隨着戰局的緊張、銀根的收縮，這些“金圓券”一夕之間狂跌幾倍、幾十倍，甚至千倍，老百姓欲哭無淚，這也是國民黨政權不得人心，最終垮台的原因之一。蔣介石運往台灣的這筆錢財，在今天看來興許不算大數目，但對當時台灣的750萬人口，對當時的金、銀、美鈔的實際購買水平而言，卻是一筆巨額財富。正是靠着它，蔣介石才穩定了台灣的金融，控制了物價的上漲，支付了150萬文武職員的工資、軍餉，一句話，穩了當時的軍心、民心。當然，蔣介石把它的作用看得更大，認為這是“反攻復國”的資本。

2．美元與僑資

在20世紀中葉，台灣的經濟能夠迅速的恢復和發展，除了蔣介石從大陸帶去的巨額財富外，還有另外兩大重要來源，即美援和華僑捐款。

1950年6月，美國發動了侵朝戰爭。6月29日，美國第七艦隊的6艘驅逐艦，2艘巡洋艦駛人台灣，開始巡弋台灣海峽。美國政府視台灣為其全球戰略，特別是太平洋戰略體系中的“不沉的航空母艦”。美軍在朝鮮戰場失敗後，為了封鎖和遏制中國大陸，建立起馬尼拉——台北——東京——漢城的所謂“太平洋防禦體系”。1965年到lpo3年，美國捲入了越南戰爭，台灣對美軍的地位顯得格外重要。從1950年到 1973年的20多年時間裡，美國提供給台灣的各種經濟援助達20多億美元。1951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共同安全法案”，向台灣當局提供大量“援助”，總稱為“一般經濟援助”，包括“軍協援助”、“防衛支援”和“技術合作”，其目的在於幫助蔣介石和台灣當局穩定當時的台灣社會狀況，因為此時的台灣“人口激增、生產凋敝、物資蕢乏、物價飛漲”。由於當時蔣介石的台灣政權無力償還，此種“援助” 實為贈送。兩年後，台灣經濟在“美援”的幫助下，趨於穩定，轉入恢復發展時期，“美援”的目的轉向支持台灣經濟自給自足，彌補財政赤字。美國國會修正了1951年的“共同安全法案”，規定，以剩餘農產品售往台灣，收取台幣，並將售得款項贈與台灣使用；撥款的一部分由台灣採購美國剩餘農產品，在台銷售後收取台幣，再將它贈給或貸給台灣當局；美國向台灣提供剩餘農產品，台灣可用台幣購買，所得款項貸給或贈予台灣，依照美國政府指定的用途予以使用，不得另作他用。

1957年開始，由於台灣的經濟和貨幣的運行情況呈良性態勢，“美援”轉而扶植台灣經濟發展，美國政府在“共同安全法案修正案”中增設“開發貸款基金”項目，把原用於防衛的援助轉為發展各項工礦建設，並改為貸款方式處理，這種“開發貸款”一是為台灣經濟由“進口”向“出口”作準備；二是為美國的私人資本進入台灣市場打下基礎。這種貸款由於利率較低，償還期較長，並沒有給台灣的財政造成負擔。1961年，美國對台援助由“一般經援”向“開發援助”轉變，美國向台灣的貸款其條件、利率逐步按國際金融市場的規則進行運轉。lop年5月，美國政府聲明將在1965年6月終止對台灣的經濟援助計劃，實質上，美國對台經援直到1968年才完全停止。“美援”加入到台灣經濟運行過程中，穩定了50年代的台灣經濟、社會秩序，1951年台灣的通貨膨脹率由1950年的400％降至66％，1952年降至23％，1953年降至8．8％，1954年降至2．4％。“美援”促進了台灣經濟的發展，還平衡了台灣的外匯收支。

蔣介石退守台灣島後，打着“總理信徒”、“三民主義”、“中華民國”等旗號，加上當時許多海外華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了解、誤解，所以不少人出於各種目的向蔣介石和台灣當局捐款獻金，這筆數目在當時達近10億美元。 1958年到1962年間，台灣當局對原來的“進口替代”政策進行了調整、改革，先後頒布了“改進外匯貿易方案”、“外匯貿易管理辦法” 、“獎勵投資條例”、“技術合作條例”等政策、法規，吸引華僑投資，外資企業進口自用機械設備、原料、半成品等可一律予以免稅；合資企業開業後5年內可免除營業稅、商品稅及企業所得稅，5年後的企業所得稅僅征18％。1964年到1973年，又進行了進一步的政策性調整，僅僅10年間，就吸收僑資10．25億美元。華僑的捐款及投資對台灣在蔣介石時代的經濟穩定和初步發展過程中的作用，起着非常重要的影響。